毛泽东对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战略指导

毛泽东对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战略指导

袁德金 张杰锋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场自卫反击作战。毛泽东作为这场战争中方的最高指导者，自始至终参加了战争指导。正如他自己所说：“这一次我就参加了。总理、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军委的同志，我们都参加了，我们是在北京，没有上前线就是了。”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毛泽东从战略全局出发，把政治、军事、外交斗争巧妙地结合起来，导演出一幕令世人叹为观止的战争活剧，体现了高超的战略指导艺术。

一、立足全局，坚持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毛泽东在谈到解决中印边境的争端和冲突时曾说过这样的话：“我有这么一个盘子，就是要和平。”用和平方式解决中印边境争端和冲突，是毛泽东在指导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过程中始终坚持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坚持用和平方式解决中印边境的争端和冲突，是毛泽东立足国际和国内战略全局而得出的科学结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局势依然动荡。美、苏为了实现其称霸世界的野心，加紧了对广大中间地带国家的争夺。中国周边的安全形势较为严峻。面对复杂而严峻的形势，毛泽东作出了正确的战略判断，认为整个国际形势总的看是好的，争取十年至十五年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

基于这一正确判断，毛泽东对国际和国内的政策做出了调整：在国际上，继续团结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广大中间地带国家，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在国内，将发展问题摆在首位，抓紧时间发展经济，加快经济建设步伐，使国家强大起来。

从这一战略全局出发，毛泽东确立了解决中印边境争端和冲突的总方针：坚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边境争端，通过此方式来换取西部边境的安宁，为整个国家建设和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他指出：“我们现在需要几十年的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不愿打仗。”

毛泽东历来认为中印两国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和原则分歧，中印边境的争端和冲突是完全能够用和平方式进行解决的。作为亚洲两个新兴的独立国家，中印两国人民之间有着悠久的历史交往和传统友谊，印度政府又是同新中国最早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两国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有着共同的主张，而且，印度政府也奉行着对华友好的政策。长期以来，两国之间一直奉行的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中国一直把印度视为自己的朋友，并致力于维护中印之间的传统友谊。毛泽东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提出：“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因此，尽管中印两国在边界问题上有争议和分歧，但在毛泽东看来并不需要用武力来解决，用和平方式是完全可以加以解决的。他说：中印“两国的外交是很容易办的，不需要吵架。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歧，有时也吵架，甚至吵到面红耳赤。但是这种吵架，和我们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性质上的不同的”。

为了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中印边境的争端和冲突，毛泽东还推心置腹地向印度政府和领导人交代了中国的战略“底盘”，即中国的战略重点是在东方，而不在西南方。这是因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内，美国一直在想方设法地侵略中国，美帝国主义是中国的主要对手和敌人。1959年5月，毛泽东对印度领导人说；“中国人民的敌人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尽管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参加了旨在对付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我们还是不把这三个国家当作主要敌人对待，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印度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印度不是我们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友人。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这就再清楚不过的向印度政府和领导人表明了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在中印两国关系特别是中印边境争端和冲突上的态度及立场，中国政府和领导人真诚希望中印边境能够和平，对于双方出现的意见和分歧完全能够用和平方式加以解决。

二、克制忍让，坚持不打第一枪

在坚持用和平方式解决中印边境争端和冲突的基础上，面对印度军队不断在中印边境进行武装挑衅、引起武装冲突的行为，毛泽东又采取了克忍让，坚持不打第一枪的指导原则。

1959年3月20比印度总理尼赫鲁在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正式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不仅把已经占领的中印边界东段的中国领土划入印度版图，而且要把从来没有被印度占领过的中印边界西段历来属于中国新疆管辖的阿克赛钦地区划入印度版图。印度政府的这一无理要求当然遭到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

当印度尼赫鲁政府通过外交方式向中国提出领土的要求没有实现后，即决心以武力改变边境现状，并积极推行所谓的“前进政策”，开始了对中国边境进行了一系列蚕食行动，不断挑起武装冲突。

对于印军在中印边境不断挑起的武装冲突，毛泽东一方面告诫中国边防部队，要提高警惕，加强边防，防范印度军队的进攻。另一方面提出中国边防部队应该“先礼后兵”、“退避三舍”，力图避免发生更大的武装冲突。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研究如何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毛泽东提出：“整个边境线，各退或者十公里，或者十五公里，或者二十公里。如果说双方各退或者退二十公里，就是四十公里的距离。或者二十公里，或者三十公里，或者四十公里，中间研究一下，不要武装人员，非武装人员，按照习惯线，各人管理各人的事情。”还指出：“过去这个边界纠纷是不幸的，双方各执一说，你们说中国侵入，我们说你们进入我们的地方。现在为解除这种状况，双方各退若干公里，搞一个无枪地带，只许民政人员照旧管理，以待谈判解决。”

1960年5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西南地区边防守则》中具体规定：“不主动惹事，不挑起争端。不越出国境”，“邻国武装人员向我进行或大或小的越境挑衅，在未超过我国三十公里时我概不开枪”，“停止边防部队在边界线附近巡逻”。同时，中国边防部队还单方面作了后撤，并规定在双方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30公里以内不开枪，不巡逻，不平叛，不打猎；在20公里以内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真正做到了“退避三舍”。

但是，中国方面的克制忍让，不仅没有使印度政府和军队收敛，反倒使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和军队软弱可欺，更加肆无忌惮，有恃无恐。蚕食的胆子越来越大。从196l年特别是1962年4月起，印度当局在中印边境推行更大规模的“前进政策”，步步向中国纵深进逼，挑起一次比一次大的武装冲突，印度政府领导人并公开说：印度政府将“以军事力量”对付中国，要把中国军队从印军侵占的中国领上上全部“清除掉”。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边防部队完全有理由，并且也有能力用武力将印军从中国领土上赶出去。但毛泽东仍然指示中国边防部队继续保持克制忍让的态度，坚持不打第一枪，耐心等待印度政府转变态度和立场。

为了进一步克制忍让，坚持不打第一枪，针对印军对中国领土的进一步蚕食，毛泽东还适时制定了“武装共处，绝不退让”的新的斗争方针。1962年7月中旬，刘少奇、周恩来在书记处会议上汇报了中印边界西段反蚕食斗争的情况后，提出了对加勒万河谷入侵印军处置的两个方案：一是将印军新设的据点拔掉，以武力驱逐被中国边防部队反包围的印军；二是不使用武力想办法逼返印军。毛泽东听了汇报后说：“印度在我境内设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打，但是现在还要克制，不能急于打”为什么呢？就是要进一步暴露尼赫鲁的真面目，现在尼赫鲁得意忘形，认为他的赖皮战术很有办法，前几天印度报纸有个消息说，尼赫鲁、梅农的战术是拿破仑战术。我们现在坚持不打第一枪，我们的方针是八个字：“决不退让，避免流血。”

随后，毛泽东又在八字方针的基础上补充了“武装共处，犬牙交错”两句，形成“十六字方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在毛泽东确定的“十六字方针”的基础上，形成了“二十字方针”，即“绝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所谓“绝不退让”，就是：你不打，我不打；你逼近，我逼近，即印军从这一处向中国哨卡逼近，我可视情从另一处向印军据点逼近；你包围我，我包围你；你切断我，我切断你。所谓“避免流血”，就是：不先开第一枪；保持距离；留有余地；对逃跑入侵之印军，网开一面。

毛泽东提出的“武装共处”的斗争方针，是在敌对势力挑起武装冲突，但尚未发展到战争时，以军事斗争配合政治、外交斗争，防止战争爆发的一种斗争方针。这种方针要求中国政府和军队既不主动惹事，又不示弱，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以遏制和避免扩大武装冲突。

三、争取主动，营造有利的战略态势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战略主动权在我。如何利用战略主动权，营造有利的战略态势，对于正确指导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十分重要。

正确处理战略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的关系，是营造有利战略态势需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历来反对战略上的两线作战。在指导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他首先突出主要战略方向的核心地位，以其他战略方向积极支援和配合主要战略方向，有时甚至暂时牺牲其他战略方向上的某些利益，为解决主要战略方向的问题而创造条件。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看来，美国始终是中国安全问题的心腹大患，中美之间最有可能引发战争的就是台湾问题。这就决定了中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把美国看作是主要对手和敌人，中国的主要战略方向是在东南沿海地区。西部只是次要战略方向。毛泽东指出：“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中国主要注意力只能放在中国的东方，而不能也没有必要放在中国的西南方。”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当中印边境出现争端和冲突后，为了不影响和牵扯主要战略方向的军事斗争准备，毛泽东始终保持了极大的忍让克制。

毛泽东在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主要战略方向的同时，并没有放松对次要战略方向的关注，而是通过次要战略方向问题的解决来带动和促进主要战略方向问题的解决。当中印边境争端和冲突出现不可逆转，甚至可能发生大规模战争的情况下，毛泽东认识到，如果不及时进行解决，就很有可能会使本来属于次要战略方向的西南边境安全问题上升为主要战略方向。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主要战略方向的东南地区也极有可能发生不测之变，到那时，我们就会顾此失彼，陷入两线作战的被动地位，使国家利益受到更大的损失。因此，对中印边境出现的争端和冲突不能掉以轻心。事实证明，及时解决中印边境的争端和冲突，不但成功解决了中国西南边境的安全问题，也有效地震慑了美国和蒋介石反动派，有力地保证了中国东南地区这一主要战略方向的安全。

毛泽东强调，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不仅仅是中印两国的事情，其中还包含对美和对苏的斗争。正确处理好对印同对美、对苏斗争三者的关系，也直接关系到能否营造有利战略态势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和印度斗争，是复杂的国际问题；不仅仅是印度的问题，美帝国主义、苏联等都在支持印度，他们想利用中国存在暂时困难的机会，推我们上阵，整我们一下，但是我们不上他们的圈套。当时，毛泽东认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内，中国的主要对手是美国，对美斗争与对苏和对印斗争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对于前者，这是两种意识形态和两大阵营的较量，是不可调和的，斗争远大于合作。而对于后两者，这只不过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和广大中间地带国家之间正常的争吵，是可以调和的，而且合作要大于斗争。因此，要正确区分对美斗争与对苏和对印斗争的不同性质，以达到团结苏联和印度，共同反对美国的战略目的。

但是，当中印边境战争不可避免时，毛泽东又采取了打印、拉苏、慑美的斗争策略。即以对印斗争为龙头，通过对印斗争支持和配合对苏特别是对美斗争。这样使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既教训了印度政府和领导人，沉重打击了其反动民族主义的嚣张气焰，又拉住了苏联，同时再一次警告了美国。正如马克斯韦尔所说的那样，“对印度进行有效的军事打击，就能在两盘不同的棋局里将对方的军。”

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为营造有利的战略态势创造条件，也是毛泽东指导中印自卫反击作战时始终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长期以来，印度政府和领导人为了掩盖中印边境事实真相，进行了大量的歪曲事实的宣传和报道。为了争取国际社会认清中印边界的是非，毛泽东作了各种形式的努力。1962年7月，他指出：要争取国际上正确认识中印边境斗争的是非问题。争取大多数同情和支持我们，特别是要争取中间派；国际上有些国家对中印边界问题看得不十分清楚，弄不清谁是谁非。中国边防部队一直保持极大的克制忍让，使国际社会看到了中国诚心诚意坚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态度和立场。当中国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作战及边防部队初战告捷后，中国政府又立即发表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三项建议的声明，这又一次使国际社会更加看清了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谋求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决心和诚意，使国际社会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的原则立场，从而扩大了中国的政治影响，争取了国际社会舆论的同情，为顺利进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四、抓住时机，果断反击，打则“打狠打痛”

在指导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毛泽东主张克制忍让，坚持不打第一枪，但克制忍让是有限度的，如果一味的退让，必然会助长印度政府和军队的嚣张气焰。为了教训一下印度政府和军队，使其清醒的认识到中国政府和军队捍卫自己领土主权的坚定决心，毛泽东强调必须抓住时机，果断反击，打则“打狠打痛”，使其感到恐惧和震撼，不能让其感到不痛不痒。

面对印军在中印边境不断挑起的武装冲突，以及中印边境越来越紧张的局势，中国军队到底要不要自卫反击？什么时机进行自卫反击？毛泽东确实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为在打与不打之间做出选择，毛泽东有10多天没有睡好觉，反复斟酌出兵的利弊，并多次召开会议，召集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和总参谋部、外交部及前线部队的领导人听取意见。

从当时双方综合国力特别是军事实力来说，中国占有明显的优势，具备了一战而胜的实力和把握。但这毕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作战地域处于高寒地区，对印军的底细也不太清楚。因此，在1962年10月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对这场自卫反击作战的结果也作了最坏的估计。他说：“也许我们打不赢，那也没有办法，打不赢时，也不怨天怨地，只怨我们自己没有本事。最坏的结局无非是印度军队侵占了中国的领土西藏。但西藏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世人皆知，天经地义，永远不能改变的。总有一天，我们会夺回来。”特别是毛泽东考虑到，中印双方一旦开战，美、苏两国必然会介入。怎么样才能使美国介入的强度降低或是在美国来不及介入的情况下，双方战争就已经结束。同时在战争中，苏联能够履行其在国际上对中国应承担的义务支持中国吗？因此，毛泽东认为必须等待一个有利的自卫反击时机才行。

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爆发，美、苏双方一时剑拔弩张。全世界的注意力都被吸引了过去。美国一时间根本无暇顾及中印边境的事情，而苏联为了能拉住中国共同对付美国，也暂时改变了其在中印边境武装冲突上的态度和立场。毛泽东感到对入侵中国边境的印军进行反击的时机到来了。于是，他决定抓住这一有利的战略时机对印军进行反击。1962年10月17日，毛泽东主持召集会议，决定进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当天中午，中央军委下达了《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毛泽东后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回顾下决心进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过程时说：“开头你们是你们要打的，我是死也不要打的。西边加勒万河那一次，总理、少奇同志、小平同志、罗瑞卿同志，实在要打，说不得了，欺负得我们厉害呀，我说，就让他欺负，无论如何不要打。后来怎么搞的，我也看到不打不行了，打就打嘛。你整了我们三年嘛。你看嘛，一九五九年开始，一九五九年、一九六O年、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四个年头了，我们才还手嘛。”后来，毛泽东在向外宾介绍情况时又说：“他们以为中国人无论如何不会打他们，他们就一步一步地向麦克马洪线以北推进。有时甚至到了我们的后边，随便走来走去。这时候，我们的总理、总参谋长生气了，太欺人了，决定打它一下。”毛泽东还说过：“多年以来我们采取了许多办法想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印度都不干。蓄意挑起武装冲突，且越演越烈，真是欺人太甚。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那我们只有奉陪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俗话说不打不成交，也许我们反击一下，边境才能安定下来，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才有希望实现。”这就是说，中国边防部队的反击是被迫的，反击只是为了向印方表明，中国的克制忍让是有限度的，两国边界的争议只能通过和平方式来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如果想用武力入侵造成既成事实来迫使中国政府承认是办不到的。连印度学者也都认为：“中国使用武力并非不顾后果、毫无节制，而只是在和平手段几乎无效，当他们的地位受到敌人的威胁时，他们才会使用武力。”

既然决定进行自卫反击，毛泽东认为打则必须“打狠打痛”。1962年10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向参战部队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假如印军向我进攻则要狠狠地打他一下，除东线西藏做准备外，西线也要配合。如果他进攻，不仅要打退，还要打狠打痛。”

“打狠打痛”，就是要给印度政府和军队以一定的震慑，使其感到恐惧和害怕，从而改变态度和立场，回到和平方式上来。因此，毛泽东对于这场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是选择大打，还是进行中打和小打进行了慎重的权衡。他认为，如果选择大打，不但会直接导致中印两国进入敌对状态，使在中国西南部树立起一个敌人，而且这与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原则相违背。但是，如果选择小打，就不可能起到震慑印度政府和军队的作用，很可能会使印度方面更加嚣张，同样会使中国陷入被动。因此，毛泽东决定把战略定位点放在中打上，即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惩罚和教训印度侵略者，真正让印度尼赫鲁政府清醒一下，同时又避免打出双方的仇恨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从1962年10月20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东段、西段同时奋起自卫反击。从战斗打响的当天到23日接连几个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在研究作战方案，并做出部署。经过第一阶段的作战，在西段，中国边防部队痛快淋漓地清除了印军在中国境内设立的43个侵略据点；在东段，赶走了侵人克节朗、达旺等地的印军。接着，从11月16日至21日，中国边防部队又先后击退了侵入西山口、邦迪拉、瓦弄、班公洛、里米金地区的印军，并挺进到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靠近传统习惯线地区，将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印军精锐打得一败涂地。印军惨败的消息，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给印度政界和军界的要员们以沉重打击，达到了“打狠打痛”的效果。

五、控制战局，防止战争扩大和升级

在指导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毛泽东一方面要求对入侵的印军打则“打狠打痛”，另一方面又灵活地控制整个战局的进程，防止战争扩大和升级。

首先，确定有限的战略目标。战略目标与战争规模和战争强度有着必然的联系。为防止中印边境反击作战在规模上的扩大和强度上的升级。毛泽东为中印边境反击作战确立了有限的战略目标，即以军事行动惩罚和教训印度当局，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创造条件，使印度政府回到和平谈判的道路上来。这一有限战略目标的确立，表明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并不是要彻底征服对方，更不是要占领其领土，而是要教训一下对方，使之明白中国在边界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一句话，就是告诉对方，中国人是不好惹的，惹急了是要付出代价的。同时，又必须掌握军事行动的火候，不能把印度打急了，防止战争扩大和升级。因为战争一旦扩大和升级，后果将不堪设想。有限战略目标的确定，为防止战争扩大和升级提供了根本保证。

其次，严格限定作战范围。为了能够控制战争的规模和强度，防止战争扩大和升级，毛泽东对中国边防部队的作战范围和参战的兵力、军、兵种等进行了有意识地限定，从而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一是对反击作战的地域作出严格的限制。从战前双方的态势上看，中国完全有能力和把握一举打到传统的国界线上，甚至可以打到印度境内追歼残敌，狠狠地教训一下印度军队。但毛泽东认为，对印边境反击作战并不像在国内战场作战，在力求达到教训对方目的的同时，军事行动一定要注意保持节制，限制在一定的地域内进行，不能无限扩大。因此，自卫反击作战的第一阶段，毛泽东要求参加反击作战的中国边防部队在东线打下达旺、东新桥、瓦弄等地后，停止追击。在西线方向，要求中国边防部队力争肃清巴里加斯以北印军设在中国境内的据点后，不准主动与印军交火。当自卫反击作战进入第二阶段后，毛泽东则要求东、西两线的中国边防部队只能打到传统的国界线上，坚决不准越境追击。二是严格限定参战的兵力和军、兵种。与印度这样一个对手，在中印边境地区打一场规模和强度都有限的战争，应该动用多大的兵力，由哪些部队参战？毛泽东也经过了反复的思考，决定只派新疆和西藏军区的边防部队担任反击作战任务，并以陆军和步兵为主，空军在对方空军不参战的情况下，中方不首先使用，做到“备而不用。”由于严格限制了反击作战的地域和参战兵力及军、兵种，为防止战争扩大和升级创造了积极条件。

第三，科学把握战争进程。毛泽东从作战时间和作战节奏两个方面，科学地把握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进程，有效地驾驭了战局向有利于我方的发展。战争持续时间的长短，是把握战争进程的核心。毛泽东成功地限制了中印自卫反击作战的时间。整个战争仅用了一个月，进程之快，持续时间之短，完全出人意料。毛泽东还注意对作战节奏进行调节和控制，做到张弛有度。反击作战的第一阶段结束后，为观察一下印度方面的态度，毛泽东指示中国边防部队停止追击。当印度政府拒绝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解决中印边界的三项建议，企图扩大战争时，他认为有必要再给印度政府和军队来一次更大的教训。于是，中国边防部队在东线集中了优势兵力，将入侵的印军狠狠地打了一下。这样，不但给印度入侵者以极大的教训，而且使美、苏介入战争的企图落空，达到了以战止战，以小战止大战的效果。

第四，适时主动结束战争。适时主动地结束战争，对于防止战争扩大和升级关系极大。在指导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毛泽东恰当地把握了结束战争的时机和方式。经过两个阶段的自卫反击作战，中国边防部队取得了重大胜利，东段逼到了传统习惯线附近，西段收复了被占领的领土。当时，不仅国内许多人都主张继续打下去。而且，国际社会也普遍认为，中国会乘胜追击。但是，1962年11月19日下午，当毛泽东从当天的《参考资料》上看到，印度总理和总统在18日的讲话中都说希望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境冲突。他当即批示；“突然大谈和平解决。送总理阅。请外交部研究一下，印度领导人过去几天，是否有过十八日这种论调。”他抓住这一契机，毅然做出了一项没有先例的大胆决策：中国边防部队在自卫反击作战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主动实行全线停火，并主动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1月21日零时，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宣布：(一)从本声明发表之次日，即1962年11月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二)从1962年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1959年11月7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三)为了保证中印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护边境的秩序，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本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配备一定数量的民警。

中国政府的这一声明使整个世界感到十分吃惊，一家国外报纸评论说，中国政府的声明使全世界听了大吃一惊，因为在人类的历史上还从来未曾有过一个胜利的国家，在它的军队眼看就要使它的敌人遭到粉碎性的失败的时候，完全出于自己的原则和和平政策而作出这样一种表示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这一决策是正确的，它对防止战争扩大和升级起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结束后，听取前线指挥员汇报时曾指出：“中印边界上打了一仗，可以争取十年的边境安定。”40多年过去了，中印边境一直保持了相对稳定。历史完全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也证明了泽东对这场战争的战略指导是成功的，高明的。今天，重温一下毛毛泽东这场战争的战略指导，对指导未来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无疑是有一定启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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