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群体事件的维稳态度

毛泽东对群体事件的维稳态度

近年来，中国在“维稳”上的投入日趋剧增，其效果却是捉襟见肘。“维护社会稳定”成了各级政府粗暴对待“群体事件”的冠冕堂皇的唯一辩解。更为甚者，有些地方政府借口“维稳”的名义，不作为或者乱作为的现象频发。在广大民众中已经引起了强烈的不满。

一些地方官商勾结搞非法暴力拆迁，动辄就动用警力，竟然也被冠以“维稳”需要。一时各地以“维稳为重”的种种举措层出不穷。“维稳”成了一些地方非法行政的借口。但是，这种行为不但不能维护稳定，相反大大地激化了社会矛盾，此而进一步诱发了社会冲突。

“越维越不稳”的怪圈出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直接是由于政府与官员的“维稳思维”，存在着的误区造成的。其最大误区就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把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甚至，还常常不惜动用警察、武警等专政工具来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以图实现一时的社会稳定与政绩资本。

要从根本上解决“维稳”困境，绝对要回到制度化的层面上来，这才是真正的唯一上策。因为，社会冲突并不会必然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开放性民主政治，社会稳定也必将过度到动态平衡型。相应的，政府与官员的稳定思维也应该随之转变。

在社会冲突的敏感期，不仅需要执政者的智慧，更需要和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相吻合的新的稳定思维。

这一点上，历史上毛泽东在对待群体事件以及处理上的态度，就相当值得现在的执政者借鉴与反思。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深有感触地说：

“毛主席历来在对待群众的各种言论，是非常注意和重视的。同志们总记得，在延安的时候，大生产运动是怎样搞起来的吧。为什么要提倡生产运动呢？原因之一就是当时对边区的老百姓征粮多了，群众有怨言。我们好多共产党员听了心里很不舒服。可是，毛主席的看法却不同，他说：讲得有道理，这才是群众真正的呼声嘛！随及他就在全党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减轻人民的负担。毛主席善于从群众这样的议论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以求改进我们自己的工作。就这一点我们现在的领导干部们，还没有学会，既然没有学会，总要学一下吧。”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尖锐的指出：

“现在我们掌权了，执政了，有些干部开始活得不耐烦  了，搞官僚主义了。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开口除了骂人就是训话。基层和群众有问题，有意见不闻不问，长期不给予解决。那你就一定要被群众打倒。现在，我们党内这种危险不但存在，而且相当严重。”

随后，毛泽东举了一个典型事例：

“前几年，在河南一个地方要修建飞机场，地方政府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向人家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这是什么政府，哪有这样的道理？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鸟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上几声。更何况你强迫搬家的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衣食父母，是广大群众。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把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给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我看这很好！这说明群众的力量是无限的。后来，地方政府吸取了教训。给农民们很好地做了妥善安排，农民就主动搬了家。还帮助一起修建飞机场。这充分说明官僚主义是要害死人的，我们的群众是最好的，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我们共产党的今天。”

当时在广东还发生了一个更突出的例子：广东的麻风病防治委员会，要在乡村修建一所麻风病院，和当地群众商量。群众不同意。而当地政府不顾群众的意见，硬是在当地修建了一所麻风病院。这样就惹恼了群众，有四百多人在合作社主任的带领下，把麻风病院给拆了。结果政府出动了警察，还开了枪。由于当地政府对这件事情没有及时进行妥善处理，导致矛盾不断积累并最终激化，甚至发生到动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地步，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针对这一事件，毛泽东一针见血的指出：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干部，群众反对他们，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群众反对他们。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中国现在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为群众着想。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反对他们。我完全支持广大群众。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群众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主动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唬群众，并且总是不改，群众完全可以把他革掉。”

事实上，从一九五六年七月至一九五七年三月，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发生了大小三十几起罢工、请愿等群体事件。当时，党内的一些干部就认为：“好人不闹事，闹事无好人”、“凡是与政府闹事的就是敌我矛盾”。

对此，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书记会议上发表公开讲话：

“现在我们共产党内有些中高级干部，对待人民内部问题以及群众对我们工作的一些意见的过激行为，动不动就想‘武力解决’。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坚决予以纠正。当然，有些闹事的直接原因，表面看来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但是发生闹事的最重要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而且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是要有上级机关负责的，而不能全怪下面。我个人是不赞成闹事的，有问题，有意见可以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正常途径和手段解决。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国已经没有发生群众闹事的可能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要谨慎地加以注意的是：一，要从根本上消灭闹事的根本原因，切实及时解决群众的问题。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二，如果由于工作的一时疏忽，没有把群众工作做好，发生了闹事。那就应该把闹事的群众引导到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改善我们政府的工作，教育干部和广大群众是一种特殊的手段。通过闹事解决平日所没有及时解决的问题。切切不可把广大群众视为对立面，粗暴武断地以敌我矛盾的手段处理。更不允许采取动用武力的方法解决。”

几十年过去了，毛泽东针对处理“群体事件”的这些讲话，难道不令现在的领导们“振聋发聩”吗？

该到了令我们深刻反思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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