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小庆：毛泽东的民主教育思想

作者：谢小庆来源：乌有之乡 2018-04-10 1832

毛泽东的民主教育思想

谢小庆

今日中国，上上下下谈论最多的话题莫过于“转变经济结构”。雾霾消散，蓝天再现，河水变清，全要寄望于“转变经济结构”。没有人才，“转变经济结构”就是一句空话。所谓“钱学森之问”，是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为了“转变经济结构”，需要在教育上下力气。今天，重新审视毛泽东的民主教育思想，可以为我们的教育改革带来启发。

一、影响毛泽东民主教育思想的因素

影响毛泽东民主教育思想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美国民主教育思想的开山人杜威及其学生胡适，一个是中国的书院传统。

根据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的记载，毛泽东在延安回忆自己的经历的时候曾经对斯诺讲：“我非常敬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显然，他曾经深受胡适的影响。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曾多次旁听当时在北大任教的胡适的课。经过他的岳父、北大教授杨怀中的推荐，他曾专程拜访过胡适，向胡适请教与新思潮有关的各种问题，并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的名义，请胡适作过报告，解答问题。后来，毛泽东也曾自称是胡适的学生。[1]

从1920年3月14日毛给周世钊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在准备了大半年之后最终决定放弃赴法勤工俭学也与胡适的影响有关。[2]

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也曾得到胡适的支持。1919年他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杂志，在该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胡适在自己主持的《每周评论》(1919年8月24日出版的第36号)杂志的“新书评介”一栏中撰文说：“《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实是现今一篇重要文字。……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胡适的推介促成〈民众的大联合〉先后被《新青年》、《星期日》、《晨报》、《新潮》、《时事新报》、《星期评论》等多种报刊推荐转载。可以想像，当时胡适的赞扬曾经给初露身手的毛泽东以很大的鼓励。

胡适支持毛泽东回湖南办自修大学的想法。“自修大学”的名字是出于胡适。根据胡适《日记》的记载和毛泽东给周世钊的信中的记载，1920年1月15日毛曾经专门就创立自修大学一事登门向胡适求教，并留下学校章程的草稿。几天后，又再次登门取回了胡适修改的《湖南自修大学章程》。[3]

胡适则是杜威先生的学生。杜威是美国现代民主教育的开山人。所谓民主教育，就是尊重学生的教育。在民主教育中，学生被视为有尊严的人，而不是经过精心训练就可以形成一些条件反射的马戏团中的动物。胡适之外，杜威先生的学生还包括陶行知、张伯苓(南开大学创建人、西南联大创建人之一)、蒋梦麟(曾任民国教育部长)、郭秉文(曾任东南大学校长)、郑晓沧(曾代理浙江大学校长)、陈鹤琴(曾任南京师范学院院长)、李建勋(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等。

通过胡适，毛泽东也曾经间接地受到杜威的影响。毛泽东曾在湖南长沙组织过一个“问题研究会”，并亲自为这个研究会拟定首批亟待研究的“问题”。其中，就包括“杜威教育学说如何实施问题”。毛泽东在长沙所创办的“文化书社”所经销的图书中，包括多种杜威的著作，如《杜威五大讲演》、《实验主义》、《现代教育的趋势》、《美国政治的发展》等。[4]

1964年7月5日，在与毛远新谈话时，毛讲到：“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5]

影响毛泽东民主教育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古代的书院传统。毛泽东曾经在私塾中接受过中国传统教育。在长沙读书的时候，岳麓书院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曾几次短期借住在岳麓书院。在毛泽东撰写的《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他在批评现代学校的三个“坏处”的同时，也列举了传统书院的长处，认为“故从研究的一点说，书院比学校实在优胜很多。”[6]

二、尊重学生的人格

毛泽东民主教育思想最突出的特点是强调尊重学生的人格。毛曾经尖锐地批评所谓“现代学校”：“学校的第二种坏处是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人的资性各有不同，高材低能，悟解迥别，学校则全不管究这些，只晓得用一种同样的东西去灌给你吃。人类为尊重性格，不应该说谁‘管理’谁，学校乃袭专制皇帝的余威，藐视学生的人格，公然将学生‘管理’起来。自有划一的教授，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性。自有机械的管理，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格。这是学校的最大缺点，为办新教育的人所万不能忽视的。”同时，毛肯定了传统书院“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的学习方式。[7]

毛认为，师生应该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他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讲：“自古以来，创新学派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而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的。”[8] 他1958年5月1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年青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举这么多例子，目的就是要说明年轻人要胜过老年人的，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不要被大学问家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这种束手束脚的现象不好，要从这种现象里解放出来。”[9] 他在1965年说：“学校的校长、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学生为校长、教员服务的。”[10]

三、平民教育

毛泽东民主教育思想的另一突出特点是强调平民主义教育。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明确声明“自修大学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书院和官式大学将学术看得太神秘了，认为只有少数特殊人可以来学，多数平民则为天然的不能参与，从此学术为少数‘学阀’所专，与平民社会隔离愈远，酿成一种知识阶级奴使平民阶级的怪剧……书院非赤贫的人所能入。官式大学更非阔家不行，欲在官式大学里毕一个业，非千余元乃至两千元不可，无钱的人之于大学，乃真‘野猫子想吃天鹅肉’了。……自修大学力矫这些弊病……看学问如粗茶淡饭，肚子饿了，拿来就吃，打破学术秘密，务使公开，每人都可取得一份……固不能使所谓‘无产阶级’的人，人人都有机会得到一份高深学问，但心里则务必使他趋向‘不须多钱可以求学的路上去’”。[11] 自修大学“并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12]

四、自学为主

毛泽东民主教育思想的再一特点是倡导“自学”。早在创立湖南自修大学时，毛就批评当时的学校“重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以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13]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开始倡导“启发式(废止注入式)”，提出“干部班要用讨论式”。[14]

他1964年6月8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要自学，靠自己学……现在大学不发讲义，教员念，叫学生死抄。为什么不发讲义？……应该印出来叫学生看、研究。你应该少讲几句!主要是学生看材料，把材料给人家。材料不只发一方面的，两方面的(正反面)都要发。……写了就不要讲了，书发给你们，让你们自己看。”[15]

几天以后，7月5日，在与毛远新谈话时，他又讲到这个问题：“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上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回答50%，其它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的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16]

五、理论联系实际

毛泽东一贯主张教育要理论联系实际。延安时期他曾经批评当时的教育：“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17] 他1965年在杭州会议上说：“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20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18]

毛泽东说：“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学是不成的，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农民学习，在学校则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19]

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他甚至有过一些偏激的言论。他曾说：“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20]

六、体脑并重，倡导参加劳动

在毛泽东撰写的《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中，专设“劳动”一章(第七章)：“本大学学友为破除文弱之习惯，图脑力与体力之平均发展，并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应注意劳动。本大学为达劳动之目的，应有相当之设备，如园艺、印刷、铁工等”。[21] 1958年，毛泽东提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22] 他具体提出“农村里的中、小学都要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合同，参加农、副业生产劳动。农村学生还应当利用假期、假日或者课余时间回到本村参加生产。大学和城市里的中等学校，在可能条件下，可以由几个学校联合设立附属工厂或者作坊，也可以同工厂、工地或者服务行业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一切有土地的大、中、小学，应当设立附属农场；没有土地而邻近郊区的学校，可以到农业合作社参加劳动。”[23] 1964年，他进一步提出：“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24]

七、反对以学生为敌的考试

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的“成绩表示”一章中写道：“本大学学友成绩之表示，分为下列三种：甲、平时所作之记录及论文；乙、每学期届满时所作之论文；丙、每一科目修习完毕时所作之论文。”[25]

毛泽东在1964年2月13日的座谈会上说：“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20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100分；20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50分、60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26]

八、结语

毛泽东曾强烈批评的现代学校不尊重学生、不鼓励学生自动自发的学习和研究。这种灌输式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并不是中国本土的东西，而是20世纪从欧美和前苏联先后引进的。毛泽东曾经列举传统书院胜于现代学校的三个长处：“一来，师生感情甚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27] 这确实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民主教育传统。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28] 在他所说的“三人”中，包含着自己的学生们。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29] 他所“患”者，包含对学生人格之忽视。正是由于受到中国古代民主教育传统的影响，毛泽东与倡导民主教育的杜威一拍即合，成为杜威最早的“中国知音”之一。

作为民主教育的倡导者，杜威与这种陈旧的、僵化的教育方式战斗了一生。在杜威于1952年去世以后，他的民主教育思想才逐渐在欧美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才逐渐被校长和教师们所接受。

发展能力比传授特定知识更重要，教育的意义在于点燃“思想之火”而不是灌满“知识之桶”。在今天的欧美教育领域，人们对此已经形成了高度的共识。

教育应该“以学生为中心”而不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是一个有尊严的人，而不是一个经过训练就可以形成一系列条件反射的“巴甫洛夫的狗”。在今天的欧美教育领域，人们对此正在逐渐形成共识。

不幸的是，在今天中国的学校中，还有许多校长和教师热衷于传授知识而不是发展学生的能力，还有许多校长和教师将学生视为“管理”的对象，尚未能学会尊重学生的人格。

今天，重温毛泽东关于教育的这些言论，我们感到，他确实属于杜威最早的一批“知音”。关于教育问题，毛泽东确实有过人的洞见。今天，教育改革正在逐渐步入“深水区”，教育改革中一些长期被“绕道走”的难题已经很难回避。这时，重温毛泽东这些关于教育的洞见，可以给致力于教育改革的人们一些鼓舞和启发。

（此文曾发表于《参阅文稿》，2014年第38期,出版于2014年8月18日）

[1] 赵映林：〈青年毛泽东与胡适〉，《文史杂志》2007年第4期。

[2] 赵映林：〈青年毛泽东与胡适〉，《文史杂志》2007年第4期。

[3] 赵映林：〈青年毛泽东与胡适〉，《文史杂志》2007年第4期。

[4] 赵映林：〈青年毛泽东与胡适〉，《文史杂志》2007年第4期。

[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96页。

[6] 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世纪历程》，党建读物出版社2013年，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