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深思

毛泽东晚年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深思

杨明伟

摘要：战争与和平，是阶级社会产生以来人类始终面对的一对相互矛盾又相互统一的概念，两者之间的关系充满了辩证法。作为党的第一代成熟的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在处理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过程中，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源泉和丰富的思想积淀。他重点阐发了“坚持和平反对战争“”我们的态度：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准备好了敌人可能不来，准备不好敌人就可能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共同对敌”“备战、备荒、为人民”“战争与和平是互相转化的”等观点。这些对战争和和平问题的思考，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也体现了唯物辩证法，还是与党、国家和民族发展命运攸关的战略决断，至今仍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作用和方法论意义，是我们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所要汲取的精神源泉和智慧方法。

战争与和平，是阶级社会产生以来人类始终面对的一对相互矛盾又相互统一的概念，两者之间的关系充满了辩证法。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在领导人民进行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在处理和平与战争问题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哲学理论思考和斗争实践经验，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源泉和丰富的思想积淀。作为党的第一代成熟的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重要思考，尤其值得我们借鉴。

一、毛泽东反复思考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缘由

自战争与和平这对概念存在以来，人类就始终面临着巨大的困扰，正义的力量就始终在为争取和平、避免战争而奋斗，世界上善良的人们也在不断地表达希望和平、反对战争的良好愿望。最具代表性的表达就是位于联合国大楼前面的著名雕塑《打结的手枪》，寓意是停止杀戮、不要战争、走向和平，形象地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向往和平、反对战争的强烈愿望。

在位于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前的石碑上，也有这样的表达，它用多种语言镌刻着这样一句话：“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就是在这里发表了重要讲话，有针对性地指出：“只要世界人民在心灵中坚定了和平理念、扬起了和平风帆，就能形成防止和反对战争的强大力量。人们希望通过文明交流、平等教育、普及科学，消除隔阂、偏见仇视，播撒和平理念的种。”他还说：“面对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惨烈后果，人类又一次反思战争与和平的真谛。千百年来，人类都梦想着持久和平，但战争始终像一个幽灵一样伴随着人类发展历程。”

可见，战争的阴霾始终挥之不去，和平的愿望往往事与愿违。这就迫使各国领导人不得不面对战争与和平这对具有复杂矛盾的概念，应对战争爆发的各种可能性。这也就是毛泽东不断思考这个问题的逻辑前提。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毛泽东晚年深思战争与和平问题，其出发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必须从政治高度关注战争与和平问题。

毛泽东思考战争与和平问题，首先是基于政治的考虑。早在1936年12月，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时，毛泽东就给战争下了一个科学而明确的定义：“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他揭示了战争与私有财产及阶级、民族、国家、政治集团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了战争与政治斗争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毛泽东进一步表述了战争与政治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他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这就是说，在战争所处的矛盾体中，其最本质的联系是政治；战争绝不是单纯的军事行为，而是一定时期内由种种复杂的社会政治关系和政治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发生突变所引发的，战争是带有强烈政治性质的人类极端行为。鉴于此，毛泽东还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毛泽东关于战争与政治关系的深刻阐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问题的基本认识。

从政治高度出发，是一个大党、大国领导人应有的远见。正因如此，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特别强调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是马克思主义战争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筹划和指导战争，必须深刻认识战争的政治属性，坚持军事服从政治、战略服从政略，从政治高度思考战争问题。”

第二，在战争没有消亡的前提下，要善于深入研究战争规律。

毛泽东思考战争与和平问题，是基于规律性的考虑。毛泽东曾经预言过战争将来会消亡，他说：“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要把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但是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当然，这一预言是针对局部战争和某一战争状态而言的，因此他也断言，只有“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的时候，才会真正消灭战争，进入“人类的永久和平的时代”。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不断研究历史上一切战争的规律。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美国等国的核威胁，毛泽东进一步提醒人们要深入研究原子弹时代的核战争规律，他始终认为，原子弹的威力固然可怕，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因此，他自信地说“：把问题这样想透了，就不害怕了。”进入晚年，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外实践经验进一步作出判断：只要帝国主义和强权政治存在，他们就始终会对人类和平构成威胁，战争的阴云仍然存在。他说：“这种制度也就酝酿着战争。不是你们要打世界战争，我们要打，第三世界要打世界战争，也不是这些富国的人民想要打世界大战，这种东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就是说，由于帝国主义制度和霸权主义逻辑的存在，就会潜伏着战争危险，这是不以爱好和平的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毛泽东不断提醒人们：要研究战争规律，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战争的规律。研究战争规律，是为了消灭战争。也只有把握住了战争发展的规律，才能有信心解决战争引发的问题。

第三，随着西方敌对势力由战争威胁转向和平演变，对中国采取了两手政策，我们也要加强“两手”准备。

毛泽东思考战争与和平问题，是基于“两手”对“两手”的考虑。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了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的包围、遏制甚至军事对抗等一系列敌视政策，这些政策不仅没有达到压垮中国的目的，反而更加增强了中国人民之间的团结，也强化了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坛一些人开始另辟蹊径，又增加了一手对付中国的政策——“和平演变”。巧合的是，在毛泽东70周岁生日这天(1963年12月26日)，外交部编印了一份内部材料说：美国对华有了新政策——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提出，从长远看，中国存在和平演变的可能；美国应采取促进中国和平演变的长期政策。毛泽东仔细研究了这份材料，认为“这篇分析很好”。他还专门批转给刘少奇、邓小平和外交部及中央外办的有关同志，要求他们“认真研究”。

毛泽东在晚年越来越敏锐地看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图谋，认为他们在采取“核讹诈政策”的同时，又采取了“‘和平演变’政策”，而且这些政策在一些国家已经发生作用。同时，和平演变的危险在国内也存在。因此，为了防止有些地区“有的领导权被那些和平演变过去的人掌握”，也为了“从根本上遏止和杜绝农村的‘和平演变’”，毛泽东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以革命的“两手”应对反革命的“两手”。

第四，天下并不太平，我们思想上始终不能麻痹大意，总要有一根弦。

毛泽东思考战争与和平问题，是基于提高警惕的考虑。新中国成立后，战争的阴霾并没有随着和平的到来而散尽，局部战争依然存在。20世纪50年代的抗美援朝战争，1962年的中印自卫反击战，1969年中苏之间的珍宝岛事件，一系列国际间的军事斗争形势以及国内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迫使毛泽东深入思考和平建设时期的军事斗争准备问题。毛泽东不断提醒人们，不要因为我们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就淡化了思想上的敌情观念，就滋生出和平麻痹和轻敌思想。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后，他就提醒人们说：“不要以为天下太平、四方无事。”“只搞文，不搞武，那个危险。”“各大区的同志，省委的同志，中央的同志，你们要准备打仗。”中苏边境珍宝岛冲突发生后，毛泽东又提议中共中央向我国边疆各省、区军民专门发出一道命令，其中第一条就说：为粉碎美国、苏联方面的武装挑衅，防止它们的突然袭击，“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高度地树立敌情观念，克服和平麻痹和轻敌思想，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毛泽东不断提醒人们高度重视战争因素，就是想告诉热爱和平和享受和平的人们，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在反对派依然存在、敌对势力依然亡我之心不死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对潜在的战争危险丧失警惕，甚至天真地以为天下太平，那是非常危险的。麻痹轻敌的思想，是国之大忌；麻痹到一定程度，必定要亡党亡国。

二、毛泽东晚年有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主要观点

毛泽东一生对战争与和平问题所作的论述涉及面广、内容丰富，用一两篇文章很难囊括，这里我们主要选取20世纪60年代以后特别是毛泽东70周岁后到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段，作些粗浅的考察。这一时期，面对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复杂而深刻变化，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研判和应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可以说极为审慎、反复思索，展现了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多重视角。综合梳理毛泽东晚年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一些谈话，有以下一些观点鲜明而突出。

(一)“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的态度：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

面对战争与和平问题，毛泽东的认识始终是清醒的。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后，毛泽东回答“世界各国的人们都在谈论着会不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问题时，他表达的基本态度是：“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要害怕。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毛泽东所说的“反对”，讲的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基本态度；他所说的“不怕”，讲的就是以正压邪，以正义反对非正义，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

自20世纪50年代起，毛泽东不断表达这种基本态度或观点：“我们要求和平，但是如果国际侵略集团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的话，我们也并不惧怕战争。”他在回答美国客人有关“为什么中国人不那么害怕战争”的问题时，坦然地说：“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你害怕有什么用呢?你怕也好，不怕也好，战争反正到来。你越是害怕，战争也许还会来得早一些。因此，我们有两条：第一条，坚决反对战争；第二条，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打仗，我们就同它打。”毛泽东还特别补充说：“当然，我说不害怕的意思，并不是说可以睡大觉，而是说要斗争。”

毛泽东对待战争的这种“一反对，二不怕”的基本态度，既来自于对战争规律的深刻把握，也来自于中国人民反抗压迫、反抗侵略的长期艰苦斗争的实践经验。这一基本态度，在毛泽东的一系列著作和谈话中，特别是在他与外宾的谈话中，有着鲜明而深刻的表述；晚年对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行反复思考时，毛泽东说得更明确，想得也更为长远。

(二)“准备好了敌人可能不来，准备不好敌人就可能来。”

在表达了“一反对，二不怕”的基本态度后，毛泽东紧接着表达了要有所准备的基本观点。越是进入晚年，他对“准备”的问题强调得越多、抓得也越紧。就在毛泽东即将迎来70周岁的时候，1963年9月，他在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加写了一大段话，分析了中国从19世纪40年代起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的历史，剖析了我们“挨打”的社会根源，深刻指出，在我们基本解决了社会制度问题后，“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为此，他特别提出“：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这些话的基点和核心，就是要做好准备。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遏制帝国主义霸权、防止中国再度被外敌侵略的深谋远虑。

为了使全国上下、方方面面都有所准备，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了全面决策和部署。以制订第三个五年计划为例，1964年，毛泽东在研究“三五”计划设想时强调指出：农业和国防工业是“两个拳头”，而基础工业则是“一个屁股”，要着重抓好一些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基地建设。他还专门交待：一些重要战略基地“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在谈到军事战略问题时，他特别提出：“准备好了敌人可能不来，准备不好敌人就可能来……把一切都准备好，准备好了，敌人要来也好办。”毛泽东思虑的是，在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中国仍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之下，只有立足于打，才能有备无患、争取主动；做好了准备，最后有可能战争并没有来；但是如果战争真的来了，而我们却没有做准备，那就“后悔无及”了。这一时期，毛泽东不断提醒人们：没有准备不行，敌人打来了怎么办?要有备无患；即使仗打不起来，也要搞个保险系数；不论任何工作，我们都要从最坏的可能性来想、来部署，都先准备好了就不怕了。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形势出现新一轮动荡，美国对越南北方的战争逐步扩大，我国周边形势逐渐紧张，中苏关系也日趋紧张，核威胁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把备战问题摆到了重要日程上来。提出和实施三线建设，就是应对复杂局面、加强备战的一个重要战略举措。当然，毛泽东所说的“准备好了”，是全方位的，既有必要的战略布局、基地建设、设施储备等物质准备，也有加强队伍建设、政治动员、人员训练等组织思想准备。

(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句话，是毛泽东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提出来的，针对的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民党军队和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不断制造摩擦甚至对共产党和解放区军民采取军事进攻。毛泽东当时用这句话高度概括了我党的自卫原则。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把这一原则扩展到国际关系上。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与外宾谈到战争的危险和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时，毛泽东就表达了自卫的原则，他说：“我们有两条：第一，我们不要战争；第二，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我们对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就是这样进行教育的。”他多次从自卫角度谈到无产阶级政党对待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态度，明确指出：“我们认为，无论哪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要有两条：第一条，和平；第二条，战争。”在解释第二条时，他明确阐明了自卫态度：“你要打，你打了第一枪，我只好打。”这就是说，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首先是讲和平的，绝不先开第一枪。但只要你敢动手，那我们就奉陪到底。他还特别风趣地说补充说：“无产阶级政党一般地还是要有两条：君子动口不动手，第一条；第二条，小人要动手，老子也动手。”

越到晚年，毛泽东在面对敌对势力特别是外部军事力量挑衅时越坚定、果断，他说：如果敌人打了第一枪，“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只能是“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它们消灭掉”。1969年3月初，在中苏之间发生珍宝岛事件后，面对苏方挑起的边境武装冲突，毛泽东一方面领导中国党和政府采取必要的措施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另一方面再次以自卫原则明确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应对冲突的主张。当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珍宝岛事件发表声明，声明稿明确指出：珍宝岛是中国的领土，虽然珍宝岛事件是苏联政府蓄意挑起的，但中国政府主张和平谈判，反对诉诸武力。毛泽东在修改声明稿时，将原稿“如果苏联政府认为中国政府的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态度是软弱可欺，可以用核讹诈政策吓倒中国人民，用战争实现对中国的领土要求，那就完全打错了算盘……七亿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一段中的“不是好惹的”几个字，改为“是不好欺负的”，并且加上了那句斩钉截铁的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再次重申这四句话，就是想告诉世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首先是爱好和平的，我们解决这类矛盾的首要原则是自卫。但是，中国人民绝不是好惹的，更是不好欺负的。

(四)“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共同对敌。”

在处理战争与和平问题时，毛泽东特别强调以人民的团结来反对侵略者的战争。这种团结，既包括在国内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也包括在国际上团结各国人民。

讲到国内人民之间的团结，毛泽东始终认为，要想战胜强敌，全体人民必须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早在全面抗战初期，毛泽东在写作《论持久战》时就提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的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这种军民一致、军民一体的思想，贯穿在毛泽东的整个政治生涯中，进入晚年，他依然不断强调并有所发展。就在70周岁这年的八一建军节期间，为了赞美驻守上海南京路的解放军某部八连，毛泽东专门写了一首杂言诗，其中特别把诗的意蕴落在军民之间的“团结力”上，并以“军民团结如一人，试天下谁能敌”结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内外压力和战争威胁的局势下，毛泽东思考问题的一个根本立脚点。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战争威胁最严重的时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特别发出命令，其中专门提出“：大敌当前，全体军民要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共同对敌。”

除了反复强调国内“全体军民要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以外，毛泽东还进一步在国际上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主张我们“同一切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国家代表一道，为维护国际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而共同努力”。他确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只要一切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80岁以后，他依然号召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并以玩笑的口吻对外宾说：“第三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人怕蚊子，大国怕小国呢。”毛泽东坚定地认为，不要害怕发生世界性的战争灾难，只要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就可以凝聚成战胜帝国主义和侵略者的磅礴力量。

(五)“备战、备荒、为人民”，“一切为了人民”。

作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在思考战争与和平问题时，始终坚守唯物史观，一切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出发，一切为了人民和依靠人民。20世纪60年代编制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尽管基点是“把加强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但毛泽东同时强调“：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搞那么多就会脱离老百姓。”在国务院讨论规划问题时，周恩来把毛泽东提出的“注意战争，注意灾荒，注意一切为人民”三句话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并且阐述了“为人民”的重要性“：备战、备荒、落实到为人民，要依靠人民，首先要为人民，为人民是最基本观念，任何事情要想到为人民，人民是力量的源泉。”“一切靠人民、为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这是最可靠的。”

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群众观，在毛泽东的思想深处和根本思想取向上是根深蒂固的。“一切为了人民”，是毛泽东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他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从事着具有“伟大意义的社会主义事业”，要“一切为了人民利益”。他特别反对在“为人民”的问题上出现“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在对外宾解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从人民出发来看待战争与和平问题时，道出了根本原因：“我们是共产党，是要帮助人民的。如果不帮助人民，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

(六)帝国主义和强权政治“制度不改变，战争不可避免”，但“战争与和平是互相转化的”。

作为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一生对资本主义特别是垄断资本主义分析得很透。由于帝国主义的垄断性、殖民性和扩张性不会改变，尽管新帝国主义者与老牌帝国主义者相比，其殖民扩张方式发生了变化，但对落后国家的侵略和掠夺从来没有停止过，帝国主义者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始终存在。20世纪70年代后，毛泽东依然不断提醒人们注意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带来的潜在战争危险。他分析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超级大国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不那么巩固”，“骨子里头还是争夺为主”，“争夺的结果最后可能会武力解决”，“这个社会制度不改变，战争不可避免，不是相互之间的战争，就是人民起来革命”。他在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时候，就清晰地指出：帝国主义制度酝酿着战争，帝国主义者也习惯通过战争解决问题，这种结果“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对国际上有关“持久和平”的期待，毛泽东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只要帝国主义的制度不改变，其霸权逻辑和殖民扩张的本性还在，它们就会“在世界上闹事”，真正的和平或永久的和平就不会存在。他劝告人们：“和平是暂时的”，“大概一段时间可以，太长了不行，因为社会制度没改变。”

当然，毛泽东也清醒地看到，战争与和平具有同一性，两者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早在写作《矛盾论》时，他就深刻指出：“战争与和平是互相转化的”，“在阶级社会中战争与和平这样矛盾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具备着同一性。”毛泽东准确地把握了战争与和平这对矛盾双方相互转化的规律，看到了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运动趋势。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帝国主义者的战争威胁，毛泽东仍坚持战争与和平之间相互转化的观点，说“：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同时直言不讳地批评那种认为“战争就是战争，和平就是和平，两个东西只是互相排斥，毫无联系，战争不能转化到和平，和平不能转化到战争”的错误观点。他还说“：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溃。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直到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又向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阐述了战争与和平之间具有同一性的道理，说“：在阶级存在的时代，战争是两个和平之间的现象。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就是说是和平的继续。和平就是政治。”

毛泽东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深刻认识，既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娴熟运用，也凝聚了他对长期斗争实践经验的高度总结。在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复杂性面前，毛泽东始终坚持和平主张，不断表达中国人民愿意与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起来，与一切国家和平共处的愿望；同时认为，是否存在无条件的和平、和平的局面能维持多少，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面对复杂的斗争局面，毛泽东始终头脑清醒、深谋远虑，以立足于打仗来部署我们的工作，以我之“两手”应对敌之“两手”，从不被一些假象所迷惑，更不会对潜在的战争因素丧失应有的警惕。

三、怎么看待毛泽东的这些思考

不可否认，毛泽东晚年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考，在一些重要结论上继承并进一步阐发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思想。改革开放后，有人曾经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并否定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发展阶段和基本特征的判断。

对这个问题，老一辈革命家陈云曾经作过明确的回答。在20世纪80年代末，针对“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点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是不是过时了”的疑问，陈云明确回答：“我看，没有过时。”他从中外历史的宏观进程入手，深刻指出：“从历史事实看，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并用，现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突出起来，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的‘和平演变’。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陈云认为，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特别是如何认清一些西方敌对势力采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文”的侵略、渗透，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陈云的这一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毛泽东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考。

(一)“忘战必危”——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上来观察和分析问题

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其客观规律性，是不以个人或某些政治集团的意志为转移的。战争是人类政治的继续，是社会矛盾之间最高的斗争方式，在产生这种特殊政治和尖锐矛盾的社会制度及其客观社会基础没有根本改变的前提下，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始终是存在的。只有认清了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谈到坚持和平、避免战争。毛泽东对于当代世界复杂的社会制度下存在战争的可能性，始终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提醒人们：“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既然有两种可能，就不能不做好一切周密的准备。正是这种清醒的头脑、细致的工作和充分的准备，让新中国有了几十年的和平环境，也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深厚的思想基础和重要的政治前提。毛泽东在这方面的思考和部署，生动而具体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因此，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们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就不能心存侥幸。说到底就是不能忘战!如果忘战，以为天下太平而麻痹大意，就必然要犯历史性的错误，就有可能挨打。对这一点，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着头脑的清醒。正如习近平特别强调指出的：“忘战必危!总认为我们这一代军人处在和平年代，仗一时打不起来，如果有这种思想，就不配做一名军人，更不配做一名军队的指挥员。”

(二)“能战方能止战”——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上来考虑和解决问题

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矛盾双方由于存在同一性，就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发生转化，关键是把握转化的条件。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包含着丰富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无论是讲到国内外以团结一致的方式来反对战争，还是讲到以做好一切战争准备的方式来避免战争，或是讲到战争与和平之间的互相转化等，都反映了他对战争与和平之间辩证关系的深刻理解。在一定意义上说，把握这种辩证关系的核心和实质，就是要明白“能战方能止战”的道理。正如毛泽东谈到过的，做好了战争准备，敌人反而不敢轻易发动战争。这就是说，不惧怕战争，做好了打赢战争的一切准备，反而能够避免战争；若以妥协退让来乞求所谓和平，反而不能避免战争。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观察和处理这一问题，进一步提出了新时代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这就是习近平所指出的：“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习近平还结合人民军队的光荣历史深刻地指出：“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我军素以能征善战著称于世，创造过许多辉煌的战绩。同时，我们必须看到，能打胜仗的能力标准是随着战争实践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以前能打胜仗不等于现在能打胜仗。我军打现代化战争能力不够，各级干部指挥现代化战争能力不够，这两个问题依然很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扭住能打仗、打胜仗这个强军之要，强化官兵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兵打仗思想，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按照打仗的要求搞建设、抓准备，确保部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三)“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站在党、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前途命运上来观察和思考问题

既然战争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是一种政治性质的社会极端行动，那么思考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就离不开党、国家和民族这些最根本的政治元素。毛泽东对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考，都是紧紧围绕根本性的政治元素、站在最高政治层面上展开的，是一种登高望远的战略性思考。他不仅以“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视角考虑问题，而且也从“和平就是政治”视角考虑问题。他的思考充满了政治家和战略家的高度、深度和广度，说到底，就是站在党、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立场上考虑问题，是从国家和人民的核心利益上去作分析、判断和决策的；许多时候，他也是从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上去研究和处理问题的。作为一个大国大党领袖，毛泽东考虑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绝不是从一时一事一人出发，他始终关注着世界大格局，关注着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关注着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和整个人类的前途命运。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领袖之间的一脉相承。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战略思考和宏观决策问题上一以贯之地坚定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核心利益。正如习近平多次强调的：“我们渴望和平，但决不会因此而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会拿国家的核心

利益做交易。”“中国不觊觎他国权益，不嫉妒他国发展，但决不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中国人民不信邪也不怕邪，不惹事也不怕事，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

习近平在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之初，曾发出过“三个能不能”的“深沉之问”，他说：“我想的最多的就是，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我们这支军队能不能始终坚持住党的绝对领导，能不能拉得上去、打胜仗，各级指挥员能不能带兵打仗、指挥打仗。”这三个“能不能”的振聋发聩之问，出发点是“党和人民需要”，这恰恰是从党、国家和民族的高度上，从新时代新战略上，从历史和现实的深层忧患和强烈的使命担当上发出的拷问。从这样的政治高度和战略角度思考问题，体现了一个伟大的党、一个有远见的政治领袖的战略眼光。

综上所述，毛泽东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考，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一些内容与客观情况存在一定的偏离，在一定程度上也高估了战争“迫在眉睫”的紧迫性；尽管他提出的一些思想观点有一定的时代和环境局限，但从总体上看，特别是结合当今国际斗争的复杂性来看，毛泽东这些分析、研究和决断的认识成果，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也提醒和教育了中国人民，还启迪了当今中国和世界政治领域的战略判断。今天我们面临着各种各样、各个领域的战争或争斗形态(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以及近期发生的“中美贸易战”等)，毛泽东这些思考的精髓，至今仍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作用和方法论意义，是我们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所要汲取的精神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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