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三位科学家的故事

        竺可桢、苏步青和谈家桢是浙江大学的三位名人，也都是享誉世界的科学家。竺可桢于1918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从1936年到1949年担任浙江大学校长。苏步青于1931年获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到浙大任数学教授并于1933年出任数学系主任。1952年10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到复旦大学数学系任教授、系主任，直至担任校长。他被学界誉为“数学之王”。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于1936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哲学博士。1937年应竺可桢校长的邀请就任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他在复旦大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遗传学专业，创建了第一个遗传学研究所，组建了第一个生命科学学院。这三位从浙大走出的名人，都为新中国的科教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在他们各自的职业生涯中，都受到了毛泽东的关注与深刻影响。

　　竺可桢：毛泽东称他的“文章管了天”

　　竺可桢任浙大校长期间，被诱迫加入国民党，后又被列名为中央委员。临近解放，竺可桢拒绝了蒋介石去台湾的邀请，他潜居上海。上海解放第三天，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解放军之来，人民如久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化。科学对于建设极为重要，希望共产党能重视之。”

　　随后的现实没有让竺可桢失望。刚解放，他就被推上了当时被认为全国科学事业最高机关--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岗位上，担任了负责自然科学的副院长。

　　1949年09月，竺可桢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以后，此后又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和宴请。1961年01月21日下午，包括竺可桢在内的中科院四位科学家受邀，到中南海怀仁堂给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作科学方面的报告。竺可桢主讲生物学、地学和农学方面的问题。四位科学家共讲四个半小时。毛泽东提议今后每月可组织两次这样的科学报告，“对大家都有好处”。

　　1963年8月，在青岛休养期间，竺可桢写就《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一文。毛泽东在国家科委编印的内部刊物《科学研究动态》274期上读到此文，立即引起兴趣。他决定请竺可桢来谈谈这个问题。

　　翌年02月06日，毛泽东请竺可桢，还有李四光和钱学森前往中南海菊香书屋谈话。对于这次谈话，李四光后来曾回忆：“主席知识渊博，通晓古今中外许多科学的情况，对冰川、气候等科学问题，了解得透彻入微。在他的卧室里，甚至在他的床上，摆满了许多经典著作和科学书籍，谈到哪儿就随手翻到哪儿。谈的范围很广，天南海北，海阔天空。”

　　竺可桢《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生产的关系》一文，分析了 光、温度、降雨对粮食的影响，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许多设想。毛泽东谈到此文时对竺可桢说：“你的文章写得好啊!我们有个农业八字宪法，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弥补了八字宪法的不足。”

　　竺可桢在次日的日记中谈到这次谈话：“毛主席以为‘水、肥、土、密、保、种、工、管’八字宪法在农业方面照顾尚有缺点，应加‘光和气’(日光和气候)。”谈话中毛泽东对气候变化情况的详细询问以及对未来气候发展趋势的关注，使竺可桢收到鼓舞，此后几年潜心于历史气候变迁的研究。他决意要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汇集资料，集以往三四十年的深思，进一步深入研究我国历史气候变迁问题。1972年04月17日，竺可桢对《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作了最后修改，交《考古学报》发表。在此后几个月里，在校稿过程中又进行了一些修改。1972年09月1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晚间又重复改了气候变迁文稿，为最后一次，可称为毕生之作。”嗣后该文共刊印了11种版本，除中文的几种版本外，尚有英、德、法、日、阿拉伯和世界语文种。这篇无论在思想上还是方法上都具有创新的科学论文一经发表，便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晚年的竺可桢对毛泽东愈加崇敬。而与科学终生结缘的他，更是强烈地感受到了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取得的辉煌成就。他深深感受到了新中国取得的巨大进步，认为这种成就的取得要归功于毛泽东的领导。他在 1968年02月09日的日记中写道：“十八年中，毛主席的英明领导，科学技术进步之速，前所未有，大不同于解放以前，现在我们能够自己制造所需要的仪器，能够培养高级科技人才，能够有信心解决一切疑难问题，科学真正在我国落地生根，这是解放以前所梦想不到的，而在十八年内统统做到了”。

　　1970年03月07日是竺可桢的80岁生日，亲身经历过新旧两个中国的他在日记中提到了，他兄弟姊妹六人，有四人在旧社会不到40岁就去世了，他和一个姊姊活到了80岁，“这是毛主席和共产党卫生政策‘防重于治’之赐。国内鼠疫、伤寒、天花等病几乎绝迹，这不可不为是世界一个大事。”

　　毛泽东握着苏步青的手说“我们欢迎数学”

　　1954年，苏步青在第二届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上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当时，全场响起“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毛泽东则高呼：“同志们万岁!”这种热烈场面使苏步青感到无比激动。他想：我这个在旧社会教了近20年的教书匠，今天也能在大会上聆听毛主席的讲话，简直是不敢想象的啊!

　　翌年底，苏步青等一行九人组成的中国科学代表团访问日本。回国时，他和另一位成员是乘船回到上海的。此前，毛泽东在杭州接见了先回国的七位代表团成员。

　　1月10日，毛泽东由杭州抵达上海，下午六时，同上海各界人士及党内高级干部共七十多人座谈并共进晚餐。此前毛泽东提出要补行接见苏步青等两人，苏步青因此参加了座谈会，并由老市长陈毅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握住苏步青的手说：“我们欢迎数学，社会主义需要数学。”苏步青后来回忆：“那天毛主席和大家在一起，谈笑风生，毫无拘束，这对我的教育意义实在太大了。”

　　毛泽东的接见，给了他巨大的鼓励，觉得有用不完的劲。1956年，他获得了新中国第一次颁发的国家科学奖。1959年3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1年五一节前夕，苏步青和周谷城、谈家桢、周信芳等人在上海见到了毛泽东。在这次会见中，他讲得少，听得多，而且听的是与他自己专业无关的话题。但他同样感到收获很大。苏步青后来回忆：“这次接见，使我进一步了解到毛主席胸怀宽广，善于发表自己的见解，特别是把学术研究和政治问题分开来对待，这就有力地支持了学术讨论的开展。”

　　1974年，他重登讲坛。当时的工农兵学员，水平参差不齐。为了给他们打下良好的基础，苏步青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当有学生问“听说您见过毛主席”时，他立即利用这样的机会教育学生：“是毛主席接见我，接见过四次。主席对数学十分关心，要我们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赶先进，首先要打好基础。你们的基础实在太差了!毛主席说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你们应该努力学习，国家需要大量的知识青年。”

　　1978年他出任复旦大学校长后，迅速使复旦走上正轨，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很大成绩。1982年，他退居二线，并于1988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谈家桢：毛主席给了我巨大的力量和勇气

　　新中国成立后，在当时的中国遗传学领域，有一段时间独尊苏联的李森科为社会主义学派，指责美国的摩尔根为资本主义学派。

　　1956年0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针对当时在学术界一些领域乱贴政治标签的现象说道：“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

　　谈家桢和他的老师李汝祺都是都先后从师摩尔根，是坚定的摩尔根学派。1948年，谈家桢代表中国遗传学界出席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八届国际遗传学会议。当时，许多人劝谈家桢不要回国。谈家桢却坚定地选择了回国。他认为，共产党总比国民党好，中国共产党不一定会学李森科那一套。

　　谈家桢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1956年08月10日，遗传学座谈会在中科院青岛疗养院召开。在此前几年饱受压抑的中国的摩尔根学派的学者们，迎来了一个畅所欲言的好机会。谈家桢和李汝祺都参加了会议。后来李汝祺写了《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的文章，毛泽东看后非常赞赏，建议《人民日报》转载，并把标题改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将原来的标题作为副标题，还亲自为之写了按语。

　　1957年 03月13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科学工作者座谈会，谈家桢应邀参加。毛泽东亲切地对他说：“哦!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先生啊!”座谈会开始后，毛泽东还专门把身子转向谈家桢与他亲切交谈。毛泽东说：“你们青岛会议开得很好嘛!要坚持真理，不要怕，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搞起来。”

　　1958年01月05日晨零时三十分，谈家桢和周谷城、赵构超应邀从上海到达杭州刘庄见毛泽东。他们的谈话进行了两个半小时，话题广及工业、农业、历史、哲学、新闻、遗传等各个方面。谈天说地间，毛泽东亲切地问谈家桢：“谈先生，把遗传学研究搞上去，你觉得还有什么障碍和困难吗?”谈家桢后来回忆：“在这位比自己年长十多岁的领袖关切的的询问下，我十分感动，积郁心头已久的心里话，汩汩地涌了出来。毛泽东仔细地倾听完我的话后，再一次表了态，他的语气显得很坚决：‘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

　　在毛泽东的鼓励下，1961年年底，复旦大学的遗传学教研室升格为遗传学研究所，成为了国内高等院校的第一家遗传学研究所。担任所长的谈家桢应用摩尔根的治学方法，培养了一大批有为的遗传学工作者。

　　1974年冬，毛泽东已经病重，还让王震给谈家桢带去了口信：“毛主席很关心你，他在病中没有忘记你。这次让我带口信给你，问这几年为什么没有见到你发表文章。有什么话还可以说嘛!”

　　谈家桢后来回忆道：“我凝视着坐在自己面前和蔼可亲的王震将军，百感交集，一时如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只向老将军说了这么一句话：‘谢谢他老人家，我是要把遗传学搞上去啊!’“毛主席的关心和希望，给了我巨大的力量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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