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毛主席的三起三落，我们怎么好意思叫苦！

看看毛主席的三起三落，我们怎么好意思叫苦！

补壹刀

　　42年前的9月9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与世长辞。

　　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在历史课本以及影视剧中，我们看到的多是对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生动描写。

　　历史课上好好听讲的朋友都知道，毛泽东是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被确立为党的领导者的。但在遵义会议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发展并不如意，甚至可以说倒霉得不得了。

　　三落三起

　　第一落是刚上井冈山时。1928年3月，毛泽东因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被批评为“枪杆子主义”，再加上秋收起义后没有攻下大城市，调转方向上了井冈山，被党中央开除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当时传达中央决定的特派员，只记得要开除，却把开除什么给忘记了，结果误传为“开除党籍”。

　　毛泽东带着队伍上了井冈山后，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打了不少胜仗，把一个团发展为一个师两个团，还在3个县建立工农政权，结果却突遭闷棍。他原本担任的红军前敌委员会书记和党代表，也因此当不成了。由于当时军事干部可以不是党员，他于是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

　　这一落的时间是一个月。郁闷了一个月后，见到中央文件，才知道开除党籍是误传，政治局候补委员丢了，党代表还是能当的。这时(1928年4月)，朱德、陈毅带部队上井冈山会师。会师后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当军长，毛泽东当党代表、红四军军委书记。这一落一起，毛泽东由师长变成了军党代表。

　　第二落是下了井冈山后。1929年5月，毛泽东转战赣南、闽西开辟新的根据地，在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如何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上，与其他人发生分歧。结果，他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还失去了前委书记的职务，被迫离开自己亲手创建的红四军，去地方指导工作。这次打击把毛泽东推向政治生涯的又一个低谷，积郁成疾，病得很重，甚至被共产国际误发了“讣告”。

　　这一落的时间是半年。到11月底，因为没有毛泽东的领导，红四军乱哄哄地打了大败仗，兵力损失近1/3。中央了解情况后做出指示，一定要把毛泽东请回来。毛泽东回来后，组织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通过决议，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并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这一落一起，立了一个党管军队的大规矩，这是我军最根本的领导制度，这个制度不断完善并一直坚持至今。

　　第三落是在开始长征之前。这一落的特点是：时间最长，从1931年底到1935年初的遵义会议，历时3年多;打击最深，毛泽东几乎所有职务都被撤掉;受苦最大，用毛主席后来回忆的话说：我们被孤立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最惊心动魄，过程一波三折，终于在遵义会议扫除一切阻力，万众归心。这一落一起，使毛泽东从中央的边缘领导成为核心领导。

　　连遭重击

　　今天，我们重点讲讲发生在遵义会议前后的这一落一起。毛泽东从井冈山下山后，在赣南闽西一带创建了革命根据地。从1930年冬到1931年秋，以弱小兵力战胜强大敌人，在不到一年时间里，连续打破蒋介石三次“围剿”。

　　当时，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已扩展到28个县，250万人口，总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比现在的台湾省还大。

　　按理，取得如此不可思议的成就，应当给予充分肯定，好好表彰一番。但结果却恰恰相反。

　　那个时候的中央领导权被王明、博古等人掌握。他们大搞教条主义，照搬俄国道路，先夺取中心城市，然后夺取全国政权。而毛泽东主张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而且他还“反对本本主义”，这就注定了他时运不济、“华盖”当头。

　　一免军职。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不久，王明为加强对中央苏区的控制，派中央代表团到瑞金。后者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上，指责毛为“极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的经验主义”。

　　随后在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红一方面军不再设总政委，自然解除了他总政委领导职务，从而体面地剥夺了他对红军的领导权。

　　二免党职。1932年1月，在讨论是否攻打赣州的问题上，毛泽东与大多数领导发生分歧。随后，他又提出日本侵华引起阶级关系变化，这样的论断与分析不符合中央“日本要进攻苏联”的判断，中央局代理书记一职遂被免除。

　　三免工作。毛泽东虽然在周恩来的邀请下，助红军摆脱赣州之险，并出其不意地进入福建境内，一举拿下龙岩、漳州，取得巨大胜利，周还让他重新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但在是否攻打中心城市的问题上，他的反对意见仍很坚决。于是，中央决定再一次罢免毛泽东的总政委，并剥夺一切工作权利。

　　四肃影响。不仅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走毛泽东路线的同志受到批判撤职，而且毛的亲属亦遭到牵累打击。后因共产国际干涉，毛泽东才得以继续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但主要工作是号召植树、检查春耕等“闲差”。

　　五患重病。毛泽东被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后，无实职工作，又患了病，直到长征开始时还只能躺在担架上。

　　抓住转机

　　在由博古、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中央最高“三人团”的指挥下，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到惨败，不得不开始艰难的战略转移。

　　在这个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并没有消极对待，而是通过一系列斗争，最后在遵义成功崛起。

　　首先是争取了两个人物。一个是王稼祥，一个是张闻天。他们两个都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开始都反对毛泽东，但后来都成了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

　　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打赣州失败后开始转变思想。他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和打赣州的教训中，感到毛泽东的指挥是正确的。后来他因伤到后方住院与毛泽东在一起，相互之间越来越近，逐渐成为毛泽东最坚定的拥戴者。

　　张闻天是博古之后排位第二的政治局常委，后被排挤到政府当“总理”，离毛泽东的住处很近。于是，他能够经常与毛泽东接触交流，感到共鸣点越来越多，并逐渐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二是提出了两个要求。一个是在长征开始时要求与王稼祥、张闻天一起行军。他们三个天天在一块儿，讨论红军为什么会遭到如此严重的失败，最后形成完全一致意见，不能再让博古、李德指挥下去了。

　　另一个是在湘江战役后要求讨论失败的原因。湘江是长征突破的第三道封锁线，蒋介石采取“半渡而击”的战法，使红军损失过半，全军上下对博古、李德一腔怒火。毛泽东尖锐地提出：“要讨论失败原因!”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当时蒋介石尾追甚急，许诺稍微安顿后开会。

　　三是斗争了三个回合。第一回合：通道会议，改变了行军方向。到湖南通道后，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会议否定了李德往北与贺龙会合的提议，通过了毛泽东往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的提议。

　　第二回合：黎平会议，改变了战略方针。到贵州黎平后，毛泽东主张在遵义地区建立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都支持毛泽东，并以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形式明确为战略方针。

　　第三回合，否定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李德在贵州瓮安县的猴场，又提出他的老主张。政治局会议再一次否定了他，同时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作战方针“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实际上否定了最高“三人团”的指挥权。

　　这三个回合的准备，为遵义会议毛泽东的崛起，提供了比较坚实的准备和基础。

　　成功崛起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从15日开始在“柏公馆”召开遵义会议。会上围绕总结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情况。

　　毛泽东发言时指出，其他问题暂不争论，要着重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他讲了近两个小时，非常深刻透彻。陈云后来回忆说，毛主席讲得非常有道理，非常系统，他的发言一下子把大家折服了。

　　毛主席讲完后王稼祥接着发言。他除批判博古、李德的错误外，主要讲了三条：一是完全赞同毛泽东的发言;二是红军应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三是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提议把军队指挥权交给毛泽东。

　　张闻天在王稼祥后站出来支持，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刘伯承等发言都很激烈。刘伯承说：“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毛主席是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朱德虽然说话不多，但份量很重：“丢掉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周恩来也全力推举由毛泽东领导红军。

　　当时朱德是军委主席，是中央领导下的军队一号人物，周恩来是政治局常委第三号、“三人团”成员、军委副主席，他们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的表态实际上等于大局已定。

　　会议最后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遵义会议结束时，博古虽然没有交出总负责的权力，但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成为红军的最高指挥者，也成了全党全军的领导核心。

　　我们今天回望这段历史，并不只是为了辩明历史是非，更重要的是为了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和智慧启迪。

　　遵义会议之前，包括之后的一段时间，毛主席在事业人生逆境中，如何正确面对，如何走出逆境，如何从曲折中走向伟大成功，为我们现实的奋斗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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