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永久和平而战：毛泽东战争观的精髓

在“9·18”事变87周年当天晚上，夜深人静之际，笔者重温了毛泽东的军事名著《论持久战》，文中的一个题目引起了我的高度关注和深深思考，这就是：“为永久和平而战”。经过仔细分析和反复思考，终于悟出了其中的真谛，突然意识到这个论断才是毛泽东战争观中最核心、最本质的东西。我们理所应当地把它称之为精髓。

毛泽东从抗日战争的持久性讲起，引出了“为永久和平而战”这一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命题。他指出：

【“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同争取中国和世界的永久和平是不能分离的。没有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像今天一样，战争是接近永久和平的。”】

他认为，战争越持久，人类所遭受的损失和伤害就越大，所受到的痛苦就越多，留下的记忆就越刻骨铭心，对和平的渴望和追求就越迫切，战争与和平这对矛盾实现转化的条件就越充分，离永久和平就越近。正如1937年8月，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指出的：

【“大家知道，战争与和平是互相转化的。战争转化为和平，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转化为战后的和平，中国的内战现在也停止了，出现了国内的和平。和平转化为战争，例如一九二七年的国共合作转化为战争，现在的世界和平局面也可能转化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这里，他把战争与和平的辨证关系理解得非常透彻、阐述得非常清晰。

那么，毛泽东是如何论证“为永久和平而战”这一重大命题的呢？我们又应该怎样理解这一重大命题和毛泽东的论述，并从中获得重要启示和教益的呢？我们可以把这两个方面的问题结合起来进行探讨。

永久和平：最高军事统帅的终身夙愿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最高统帅，参与组织和指挥了红军、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志愿军数百次战役和战斗行动；还对中国古代战争和外国战争作过深入细致地研究。对各种类型的战争都有清晰的了解和透彻的理解，由此，形成了毛泽东对战争的总体认识，我们把它称之为战争观。

毛泽东的战争观体现在他的多部军事著作中、体现在他筹划指挥军事行动的往来文电中。在这里不可能全面展开，只就《论持久战》及其相关著作中涉及到的战争与和平关系的论述展开探讨。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对战争与和平问题都有哪些独到见解呢？

第一、危机叠加酿战争。人类为什么要发动战争？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容易爆发战争？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清晰地回答了这两个问题，并揭示了战争发生的根源。毛泽东用了两个关键词，就把战争的根源揭示得清清楚楚、发生战争的条件说得明明白白了。

第一个关键词，就是“阶级的出现”。毛泽东用这个关键词就清晰地揭示了战争的普遍性根源。他指出：“由于阶级的出现，几千年来人类的生活中充满了战争，每一个民族都不知打了几多仗，或在民族集团之内打，或在民族集团之间打。”众所周知，“ 阶级的出现”，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社会格局。在经济上，出现了利益分配严重不公的状况；在政治上，出现了占有者集团掌握权力实施严酷统治的局面；在社会上，出现了族群对立对抗的分裂状态。正是这三个方面的矛盾叠加，成为战争不可避免的必要条件。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战争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世长存的。战争是同生产力发展程度紧密相连的。在原始社会，人类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没有剩余的物质资料为极少数人所独占，大家都过着“抱团取暖”的艰苦日子，是不可能有战争的。而到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类的生产力获得了高度发展，社会财富达到了充分涌流的程度。与此同时，人类的思想觉悟程度空前提高，达到了忘我的最高境界，“私有独享意识”已经被彻底铲除，“公有共享文化”已经覆盖全社会、融入全人类。人们已经没有必要通过战争来争夺利益和财富了。而在原始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社会生产力虽然有很大发展但还不充分不平衡；社会财富虽然有很多积累但还没有达到按需分配的程度；人类的思想觉悟虽然有所提高但还处于参差不齐的状况。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争夺利益和财富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用经济、政治手段无法解决时，就只有用军事手段、通过战争途径来加以解决。

同人类数百万年的漫长发展演变历程相比，战争的产生只有数千年时间。就是这数千年时间，战争一直伴随着人类，不可避免地给人类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和人身伤害。据统计，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到20世纪70年代，人类共发生战争15731次，死亡人数36.4亿人。期间仅有320年是和平的。战争的损失，用黄金可以制成一条宽150公里，厚10米，绕地球一周的金带。由此可见，战争的杀伤力和破坏力之巨大，是无法估量的；给人类造成的伤害之深，是无法探测的。

第二个关键词，就是“总危机”。毛泽东用这个关键词就清晰地揭示了资本主义时代战争的特殊性根源。他认为，世界资本主义的“总危机，逼使各资本主义国家走入新的战争，首先逼使各法西斯国家从事于新战争的冒险。”所谓总危机，就是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叠加，形成综合性危机。在一国范围内，这种危机一旦爆发，就会出现“人民群众生活不下去了；统治阶级也统治不下去了”的双重危险状态。人民群众生活不下去了，必然要反抗斗争；统治阶级统治不下去了，必然要疯狂镇压。在这种条件下，就会不可避免地爆发内战；在世界范围内，这种危机一旦爆发，就会出现争夺利益和财富的白热化。争夺利益和财富的一方必然蛮不讲理、集结军队、结成联盟、大打出手；保卫利益和财富的一方必然据理力争、整军备战、联合盟友、共同御敌。在这种条件下，就会不可避免地爆发世界性战争。

毛泽东指出：“二十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过去历史上是空前的，但还不是绝后的战争。”这次世界性战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集团内部因分赃不均而大打出手的。19世纪后期，欧洲大多数强国都卷入了关税战和对海外市场的争夺。意大利与法国之间、俄国与德国之间、奥地利与塞尔维亚之间，都曾爆发了关税战。在经济贸易领域，展开了激烈竞争。与此同时，大量剩余资本和剩余产品急需寻找新的出路，由此驱使欧洲列强开始了新一轮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激烈争夺。对殖民地的争夺，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形成了两大敌对的联盟体系，恰逢欧洲新军事技术正在经历巨大飞跃，新式武器装备不断涌现。在这样的条件和背景下，战争一触即发。萨拉热窝刺杀事件，作为导火索，即刻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历经4年零3个月的惨烈厮杀，这场战争有30个国家参与，推翻了4个帝国，新建了7个国家。造成了1850万军民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805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1516亿美元。当年毛泽东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情况，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战争“打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帝国主义时期，仗就打得特别广大和特别残酷。”

20世纪20年代后期，欧洲各国正在逐步医治战争的创伤，偿还战争债务，大量资金源源不断流入美国的腰包，引起国际经济贸易出现严重的失衡状况。正是这种失衡状况，导致了世界范围的经济大萧条。1929年秋，美国股市遭遇了崩溃，银行业出现了挤兑风潮，随后出现了大规模的失业潮。到1933年3月，美国失业人数高达1400多万人，英国失业人数也达到将近300万人，相当于两国全部劳动力的四分之一。欧洲大多数国家也都陷入了经济大萧条，失业潮不断蔓延。大规模的失业，降低了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造成了贫困和苦难的普遍化，引发了大规模的社会混乱，滋生了法西斯主义思潮，形成了日益猖獗的法西斯势力，并使墨索里尼、希特勒等法西斯首领乘乱局陆续登上了政治舞台。这就是说，20世纪末30年代初，爆发了历史上空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并导致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同时发生。由于没有办法摆脱危机，只好诉诸战争来加以解决，致使仅仅20年时间又爆发了规模更大、惨烈空前的世界性战争。

1938年5月，在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时，二战时的欧洲战场还刚刚拉开架势。最早的法西斯国家意大利在墨索里尼的野心作用下剑指非洲，侵占了埃塞俄比亚。又回师欧洲，同西班牙开战。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意大利同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打了之后，接着意大利同西班牙打。法西斯德国在希特勒更大的野心驱动下，并吞了奥地利，蓬勃的野心又把侵略的下一个目标对准了捷克斯洛伐克。二战时的亚洲战场也只有日本同中国打，而且刚刚打了10个月。当年毛泽东了解到的二战规模，就是“参加战争的这些国家共有差不多六万万人口，几乎占了全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就是说，当时的战争规模还只能算是二战的前奏。从1939年9月1日，德国希特勒闪击波兰，英法两国随即对德宣战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才算全面爆发。其标志就是毛泽东所预测的：“希特勒同各大国打。”

毛泽东已经预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重后果。他指出：

【“这次战争，将比二十年前的战争更大，更残酷，一切民族将无可避免地卷入进去，战争时间将拖得很长，人类将遭受很大的痛苦。”】

毛泽东不愧为伟大的战略家和军事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的分析预测具有无可比拟的超前性和准确性，已经被战争的结果完全证实。战后的统计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战争最残酷、损失最严重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战争。有61个国家和地区参战，在40多个国家的领土上打仗，结成两大联盟进行对决。有20多亿人口卷入战争，战火遍布全球六大洲，造成9000多万人死亡，钱财经济损失高达4万亿美元，物质损失更是难以计算。

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之所以频繁发动规模空前的战争，就是为了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掠夺世界各国的社会财富和战略资源。由此，毛泽东得出结论：在现代社会，“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由于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特殊变种。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就是战争”、“帝国主义就是战争”。

第二、战争性质定分晓。世间万物都有是非曲直，因此都可以从性质上去分析判断。古往今来，人类发生的战争千奇百怪、形态各异。怎样概括战争性质、划分战争类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针对战争性质的认知和战争类型的划分，毛泽东有其自己的独到见解。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首次作出科学判断：“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第二次作出清晰表达：“历史上的一切战争，依其性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战争，一类是非正义的战争。”在《论持久战》中，第三次作出肯定结论：“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的一年半时间里，毛泽东三次阐述这一观点，可见他对战争性质的认知、对战争类型的划分的思想已经相当成熟。当然，在其后的著作中，还有一些重要论述，丰富和充实了毛泽东关于战争性质的思想观点。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把古今中外的战争概括为两种性质、划分为两大类型，是难能可贵的。因为这种概括是非清晰、性质明确，堪称典范。对当时启发人们对战争性质的正确认识，澄清一些模糊观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概括战争性质、划分战争类型的标准，就是“进步与倒退”、“非掠夺与掠夺”。他在《论持久战》中明确指出：“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 他在《关于国际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中明确指出：“世界上只有非掠夺性的谋解放的战争，才是正义的战争。”他在《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中，讲到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时指出：“战争的性质，无论在德国或英法方面，都是非正义的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

按照“进步与倒退”、“非掠夺与掠夺”的标准衡量，毛泽东把当时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归结为正义战争。他明确指出：“我们的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是进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 因为和平的国内外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必要条件。他在《关于国际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中明确指出：“共产党决不赞助任何掠夺战争。共产党对于一切正义的非掠夺的谋解放的战争，则将挺身而出赞助，并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凡是正义战争都是相互援助的。而“中国是大国，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其国际地位将益处于多助。”他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归结为非正义战争。其原因就是：参与战争的“双方都是为着帝国主义利益而战”。他在《关于国际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中指出：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都是掠夺性的战争。因为“双方的目的都是帝国主义的目的，都是为了争夺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统治权，都是掠夺性的战争。”这类战争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只有坏处而没有好处，只能促使人类社会出现倒退而非进步，都是极端的损人利己，理所当然地属于非正义战争。

第三、战争尽头是和平。人世间任何事情总有了断之时，即便英法战争长达百年也有结束之日。战争走到了尽头，自然就会迎来和平的曙光。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要把战争延长到无尽期，我们则要把战争在一个不很久远的将来给以结束。”很显然，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泾渭分明的态度。“世界公敌”想无限期延长战争，就是为了占有更多的领土、拥有更大的势力范围、掠夺更多的资源和财富；而毛泽东则希望战争尽快结束，争取永久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便让人民建设美好家园，过上和平稳定、富足幸福的生活。

毛泽东指挥人民军队参与了多场战争，打了多年仗，但这并不能表明他喜欢战争、愿意打仗，而是敌人逼迫的结果，是不得已而为之。其实，毛泽东的终身夙愿和宏伟抱负，就是希望中国和世界都能实现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

【“我们从事战争的信念，便建立在这个争取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中国和新世界的上面。”】

他还说：

【“人类一经消灭了资本主义，便到达永久和平的时代，那时候便再也不要战争了。那时将不要军队，也不要兵船，不要军用飞机，也不要毒气。从此以后，人类将亿万斯年看不见战争。”】

其实，这就是毛泽东所期待的、并为之奋斗终身的大同世界。1935年10月，毛泽东在《念奴娇·昆仑》中，用诗词的语言，描绘了他所期望的大同世界。“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意思是说，抽出倚天长剑，把昆仑山劈为三段。一段赠与欧洲，一段送给美洲，一段还给东方各国。从而建立起一个没有侵略、没有掠夺、没有战争、没有杀戮、永久和平、永久光明的新世界，使整个地球都呈现出温暖祥和、春意盎然的美好景象。

为永久和平而战：最高军事统帅的使命担当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最高统帅，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行径、面对国内反动军队的疯狂进攻、面对和平时期外敌的骚扰破坏，始终具有不畏强暴、不惧强敌、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使命担当。

毛泽东在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说：

【“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坚决地反对那一次战争。反对的方法，在战争未爆发前，极力阻止其爆发；即爆发后，只要有可能，就用战争反对战争，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

在这里，他既指明了对非正义战争所应采取的正确态度，又提出了应对非正义战争的科学方法。

第一、在非正义战争爆发前极力阻止其爆发。那么，怎样才能阻止非正义战争爆发呢？有哪些制约性力量能够阻止其爆发呢？我们从毛泽东的军事著作中，可以找到六种制约性力量能够阻止非正义战争爆发的观点：

一是“为永久和平而战”的战略思想。渴望和追求永久和平，是所有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愿望。这也是“为永久和平而战”的民意基础和终极目的。建立在“为永久和平而战”之上的全球战略，才是造福人类、光明世界的最伟大的战略。这个战略的实施必将产生极大的爆发力，成为阻止非正义战争爆发的重要力量。

二是“兵民是胜利之本”的国防体制。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非烧死不可。”又说：“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毛泽东后来用诗一样的语言表述了这种作用：“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毛泽东当年所说的“军民结合”，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所搞的“军民融合”。只要我们建立起军民融合的国防体制，就会形成“无敌于天下”的伟大力量，成为阻止非正义战争爆发的重要条件。

三是用科学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毛泽东指出：“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毛泽东还说：“什么是政治动员呢？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 他强调全国总动员的重要作用：“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困难的前提。”在这里，毛泽东所强调的就是强有力地思想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战胜敌人的根本保证。通过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使我们的官兵明确战争的目的是什么，明确他们是在为谁打仗。正是凭着我们党的政治动员力度和强有力地思想政治工作机制，我们的军队和人民“为永久和平而战”，赢得了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援越抗美战争、对印自卫反击战的胜利。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美帝国主义领教过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厉害，他们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不怕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就怕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化。” 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人民军队，就会因敌人惧怕其顽强的战斗意志而不敢贸然发动侵略战争，是阻止非正义战争爆发的根本性制约力量。

四是威慑力巨大的武器装备。恩格斯曾经从军事技术发展的角度讲过阻止战争爆发的情况。他说：“第一，军事技术空前迅速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每一种新发明的武器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在一支军队中使用，就被另外的新发明所超过；第二，绝对没有可能预料胜负，完全不知道究竟谁将在这场大战中获得最后的胜利。”事实证明，威慑力巨大的武器装备，在某些特定条件下，确实能够成为阻止非正义战争爆发的重要利器。

对于这一条，毛泽东没有讲到。为什么没有讲呢？是他没有想到吗？以毛泽东对战争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他应该心知肚明，但在当时又难以强调这一点。据笔者的分析，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时，航空母舰、各类作战舰艇、潜水艇、轰炸机、战斗机、坦克、装甲车、远射程炮等先进的武器装备已经在战争中得到广泛运用。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当时条件下，很难拥有这些先进的武器装备。国民党军队有一些美国援助的比较先进的武器装备，但数量也很有限。在敌人的武器装备精良，而我们的武器装备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强调先进武器装备的作用，容易长敌人的威风，灭自己的士气，产生不适当的误解。因而，毛泽东反复强调人的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就是要弥补我军武器装备不足且很差的状况。他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事实表明，我们确实用“小米加步枪”战胜了敌人的“飞机加坦克”。正如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所说：“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

在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时，原子弹还没有研制出来，顶尖武器的威慑力还没有展现出来。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很快就决定着手研制原子弹，就是基于核武器具有制约非正义战争爆发的利器作用。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俄罗斯、中国、朝鲜、伊朗等国掌握了核武器研制技术，并拥有了一定数量的核武器，美国及其盟友就很难贸然发动针对这些国家的非正义战争，更难以发动新的世界性战争。

五是“得道多助”的统一战线。中国古人曾经总结出一条带有规律性的深刻道理：叫作“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毛泽东指出：“日本是小国，其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其国际地位将益处于孤立；中国是大国，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其国际地位将益处于多助。”又说：“日本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却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这后一种将逐渐地增长，终究不但将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并将施压于日本自身。这是失道寡助的规律，是从日本战争的本性中产生出来的。”中国得道多助，日本失道寡助。由此形成了反法西斯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

早在1936年7月，距卢沟桥事变还有一年、距西安事变还有5个月的时候，毛泽东在回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提问时，就明确提出中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三个必要条件：“第一个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个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这段论述说明毛泽东早就清醒地认识到建立国内和国际抗日统一战线，对于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极端重要性。1937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了完全征服中国的政策，就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产生了矛盾，并且扩大了矛盾的裂口。“因此，便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毛泽东主张，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以抗日为目的，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对于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在世界范围内聚集起反法西斯主义的磅礴力量。

六是不失时机的外交斡旋。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还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层面的外交工作。但在国内已经有了通过“斡旋”的方式，使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的经验。面对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采取兵谏的方式，扣押蒋介石，逼其放弃不抵抗政策，举全国之力一致对外、奋起抗日。他们的举动，骤然引起中国政坛的高度紧张，形成了“打与和”两种截然相反的解决方案，新的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面对这场内战危机，毛泽东果断采取措施，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作为调停人从中斡旋，取得了成功，改变了国民党统治集团过去十年“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走上了全面抗战的道路。毛泽东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中，清晰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不可或缺的作用：“蒋氏应当记忆，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由此可见，外交斡旋对于化解战争危机，争取和平的到来，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还十分关注外交谈判在抑制战争、争取和平问题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1939年8月，苏德两国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两国之所以签署这个条约，各有自己的小算盘。斯大林是为了确保苏联的势力范围不致受损；希特勒是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客观上看，它至少赢得了暂时的和平。对苏联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协定，毛泽东在《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中发表了肯定的意见。他说：“苏德互不侵犯协定是苏联社会主义力量增长和苏联政府坚持和平政策的结果。这个协定打破了张伯伦、达拉第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团对于苏联的包围，巩固了苏德两国间的和平，保障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在东方，则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增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中国的投降派。在这一切上面，就安置了援助全世界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基础。这就是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全部政治意义。”这个协定是在苏联同英法谈判破裂后，利用英法同德国之间的矛盾，不失时机地同德国进行艰苦谈判的结果。正如毛泽东所讲：“在这个期间，德国愿意停止反苏，愿意放弃所谓〈防共协定〉，承认了苏联边疆的不可侵犯，苏德互不侵犯协定就订立了。” 在将近两年以后的1941年6月，德国希特勒政府背信弃义，公然撕毁了这个协定，对苏联发动了大规模的、闪电式的全线进攻，拉开了苏德战争的序幕。我们从中清晰地看到了战争与和平相互转化的演变过程：外交谈判赢得了短暂的和平，而协议的撕毁则使和平迅速转化为战争。

“为永久和平而战”的战略思想，是阻止非正义战争的精神力量；“兵民是胜利之本”的国防体制，是阻止非正义战争的制度力量；用科学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是阻止非正义战争的武装力量；威慑力巨大的武器装备，是阻止非正义战争的吓阻力量；“得道多助”的统一战线，是阻止非正义战争的组织力量；不失时机的外交斡旋，是阻止非正义战争的协商力量。只要我们将这六种力量组合起来，就会形成扭转乾坤的巨大力量，成功阻止非正义战争的爆发。

第二、在非正义战争爆发后用战争反对战争。克劳塞维茨说过：“你想和平吗？那么你就准备战争吧！”毛泽东也说过：你想消灭战争吗？“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所谓用战争反对战争，就是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用反侵略战争反对侵略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比较复杂。在反法西斯同盟中，既有帝国主义国家，也有社会主义国家，还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这些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结成联盟，反对共同的敌人--法西斯主义。从性质上说，显然是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一些国家，遭受法西斯侵略和蹂躏而奋起反抗斗争。从性质上说，就是在用反侵略战争反对侵略战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领导人民反对法西斯主义及其帮凶--本国的反动统治阶级。从性质上说，就是在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

一是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以二战为例，参与正义战争的有美国、英国、法国等帝国主义国家；有苏联这个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中国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这些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结成同盟，共同致力于反抗法西斯主义联盟的疯狂进攻。毫无疑问，反法西斯同盟所进行的战争是争取世界和平、推动人类进步的正义战争；法西斯联盟所进行的战争是把世界推向毁灭、阻碍人类进步的非正义战争。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对后一类战争，我们共产党人不但不反对，而且积极参加。”二战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反法西斯同盟正是用正义战争战胜了法西斯联盟的非正义战争。

二是用反侵略战争反对侵略战争。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战争，都是侵略战争。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反抗侵略者的战争，都是反侵略战争。二战期间，苏联政府和人民、中国政府和人民，反抗德日法西斯势力的侵略战争，理所当然地是反侵略战争。毛泽东指出：“日本的战争是阻碍进步的非正义战争，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内，都应该反对，也正在反对。我们中国，则从人民到政府，从共产党到国民党，一律举起了义旗，进行了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中苏军民同仇敌忾，同德日法西斯势力展开了殊死战斗，苏联以牺牲2680万人、受伤3300万人；中国以牺牲1800万人、受伤1700万人的代价，赢得了这场空前惨烈的反侵略战争。

三是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在那个历史时代，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处于反动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和奴役之下，先后出现了严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人民群众过着民不聊生、极为艰辛的日子。一旦有风吹草动，就会燃起革命的熊熊烈火。1940年7月，毛泽东在《团结到底》中指出：“目前的国际形势，是帝国主义战争正向世界范围内扩大，由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极端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将必然引起许多国家革命的爆发。”毛泽东还指出：“这次战争中无疑将出现伟大的革命战争，用以反对一切反革命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欧亚多国引发了革命战争，并使这些国家和人民在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之下，用革命战争战胜了反革命战争，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早已为活生生的历史事实所证实。

重要启示：继续为永久和平而战

毛泽东“为中国和世界永久和平而战”的终身夙愿和宏伟抱负，从提出到现在，已经过去了80年时间，但还没有完全实现。因为非正义战争的根源并没有彻底铲除。它需要一代又一代的接续奋斗，直到社会生产力达到高度发展，社会财富达到充分涌流的程度，才能完全而彻底地实现中国和世界的“永久和平”。

第一、中国人民要继续为中国的永久和平而战。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时，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正处于战略防御阶段。其主要任务是进行战争的总动员。毛泽东指出：“四亿五千万的中国人占了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如果能够一齐努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创造了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对于争取全世界永久和平的贡献，无疑地是非常伟大的。”毛泽东号召中国人民：“欲达此目的，便须决一死战，便须准备着一切牺牲，坚持到底，不达目的，决不停止。牺牲虽大，时间虽长，但是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世界，已经鲜明地摆在我们的面前。”

应该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饱经战乱的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英勇战斗，以牺牲数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换来了中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为中国实现永久和平的目标，建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世界的永久和平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战斗正未有穷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现代战争的根源并没有被彻底根除的情况下，和平就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在70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的和平安全环境，多次受到战争威胁。今后也不可避免地还要受到国际反华势力的破坏捣乱。因此，和平与安全是需要持续维护的。

况且当代的战争已经同传统的战争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有了质的变化。从广度上说，当代战争已经不仅体现在军事领域，它已经扩大到经济贸易领域，出现了贸易战；扩大到金融领域，出现了货币战；扩大到网略领域，出现了网略战；扩大到意识形态领域，出现舆论战。从深度上说，以武力对抗为特征的军事战争，实现了军事与高科技的深度融合，先进武器装备不断涌现；战争样式不断更新，战争组织体系不断变革，战争成本费用不断飙升，所有这些新的战争要素，都迫使中国必须向世界一流军队挺进。

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上述说到的哪一个领域的战争，都可以摧毁中国的和平安全环境。毛泽东终其一生为之奋斗的“永久和平”，只能说是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并没有完全实现。因此，还需要中国人民一代接一代地持续战斗，经过数百年，也许上千年，才能真正实现。对来之不易的和平安全，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自觉地珍惜。记得我母亲总跟我们讲，旧社会持续战乱中老百姓那种担惊受怕、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她说，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忽然听到枪声，就得抱着小孩子、拉着大孩子赶紧爬起来逃难。沿途经常看到残垣断壁和被打死的军人、饿死的老百姓，真是惨不忍睹啊！她有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地印象，就是“战争可不是好玩的，没有经过战乱的人是无法理解战争的”。意在警示我们“远离战争，珍爱和平”。看看当今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因为战争遭受的随处可见的残垣断壁等毁灭性破坏；看看这些国家在战争中数百万人的巨大伤亡；再看看因躲避战乱而背井离乡的数千万难民的艰难处境。我们当代的中国人实在是太幸运了！我们没有理由不继续“为永久和平而战”。

习近平深刻指出：

【“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

为中国的永久和平而战，就必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打造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有血性、敢担当，能打仗、打胜仗，熟练掌握制敌于死命的高端利器的武装力量，时刻准备痛击来犯之敌，保卫海外的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

为中国的永久和平而战，就必须建立雄厚的经济基础，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没有雄厚的财力支持，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就一句空话；没有充分的物质基础，同美国的贸易战、金融战、货币战、网略战，就难以取胜。因此，我们要有“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战略定力，心无旁述、凝神聚力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使中国已经获得的和平与安全局面得以延续。

第二、中国人民要继续为世界永久和平而战。中国人民不但要为中国的永久和平而战，而且要为世界的永久和平而战。习近平把毛泽东的“永久和平”称之为“持久和平”。习近平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目标，就是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在这里，习近平把“持久和平”放在首位，可见和平对于全人类发展进步的极端重要性。

那么，我们中国怎样“为世界永久和平而战”呢？笔者认为，中国作为世界民族之林中的重要成员，要从这样三个方面担负起争取和捍卫世界和平的庄严使命和责任：

一是尽最大努力发展壮大世界和平力量。和平力量与战争力量是相互转化的。当和平力量大于战争力量的时候，战争就难以发生；当战争力量大于和平力量的时候，战争就不可避免。这个道理告诉我们，要阻止战争的发生，归根结底是要持续发展壮大和平力量，使之呈现出压倒性态势。习近平每一次在国际场合讲话，无一不在讲和平、发展、进步、合作、共赢的道理，就是在为发展壮大和平力量鼓与呼。他明确地指出：“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不是人类和平之计。和平而不是战争，合作而不是对抗，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永恒主题。”秉持这一理念，践行这一主题，习近平用“一带一路”这个伟大倡议和实践平台，把越来越多的国家引导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人间正道”上来，就是在做发展壮大和平力量的实际工作，就是在打造浩浩荡荡、无坚不摧的和平稳定大军、发展进步大军。

二是尽一切可能阻止非正义战争发生。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战乱，都有美国人的影子。这充分说明了美国的霸权主义和霸凌主义是当代战争的根源。人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美国才是当今世界货真价实的战争策源地。当我们用毛泽东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导致战争的论断，分析当今美帝国主义的所作所为时，就会看到美国的一系列错误政策促使“总危机”正在迅速积聚，特朗普总统的任性和疯狂，加剧了“总危机”的到来。这种局面一旦失控，就会逼迫特朗普走上利用发动战争转移国内危机的传统老路。至于局势如何发展演变，对谁先下手开战，全世界都将拭目以待。它所挑起的一切战乱，都是非正义的、掠夺性的、侵略性的战争，都是阻碍世界发展进步的、违背各国人民意愿的恶劣行为。必然遭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坚决抵制和持续反对。中国理所应当地顺应时代潮流起引领作用。习近平正在带领中国发挥这种引领作用。

阻止非正义战争的发生，大国发挥着举足重轻的作用。中国与俄罗斯具有传统友谊，又是山水相连的近邻，具有遭受过法西斯国家侵略的共同经历。中国有较为强大的经济实力，俄罗斯有较为强大的军事实力。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两军建立了相互支援的友军关系，就完全可以联手阻止某些非正义战争的发生。

阻止非正义战争的发生，外交斡旋也会在特定条件下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最典型的案例就发生在今年：2018年6月12日之前，朝美两国之间还处于剑拔弩张的敌对状态，美国集结重兵赶赴朝鲜半岛周边待命，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经过中国政府多次进行外交斡旋，设置了朝鲜半岛“不能生乱、不能生战”的底线，加之两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与金正恩在会晤中的深入沟通交流。于2018年6月12日之后，就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特朗普与金正恩在新加坡进行了历史性会晤，朝鲜半岛即刻出现了缓和的局面，促使朝美关系、朝韩关系均朝着正常化方向迈进。应该说，中国的调解斡旋，对成功化解朝美双方即将爆发的冲突，有效阻止了战争的发生，功不可没。

三是尽其所能帮助战乱国家摆脱战争。中国饱受过战乱的痛苦，对当今世界上仍然处于战乱国家的人民感同身受，因而首先就要从道义上予以谴责战争的始作俑者，支持内战国家的人民反对战争的发动者，尽快求得民族和解；支持遭受侵略国家的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尽快把侵略者赶出去，使他们早日摆脱战争的困扰，争取和平的到来。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地对已经发生战争的国家和人民给予无私地援助。对正在进行的反侵略的正义战争的国家给予战略物资和武器装备的援助、对战乱国家派出维和部队进行维稳行动，都是中国帮助战乱国家摆脱战争、争取和平的重要形式。

我们重温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意义，不在于欣赏战争、推崇战争、羡慕战争，而在于赞颂和平、追求和平、实现和平。重温这部军事名著，意在重新理解“战与和”的深刻内涵。

中国汉字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对事物表达的准确性，是任何其他文字都无可比拟的。所谓战，是由一个“占”字和一个“戈”字组成，“占”是占有；“戈”是兵器，意思是为了占有的私欲，而大动干戈。它深刻揭示了战争的本质和严重危害性。战争是私有制的产物，本不符合人类“抱团取暖”的生存法则；战争是人类自相残杀的怪胎，本不应出生面世；战争造成了大量军民伤亡，本不应发生；战争消耗了人类社会的巨额钱财和巨量资源，本应用于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坏东西。人类世界理应联合起来消灭战争，彻底铲除战争的根源，把战争送进历史的博物馆，实现毛泽东当年所期盼的“人类将亿万斯年看不见战争”。

所谓和，是一个“禾”字和一个“口”字组成，“禾”是粮食，“口”是人口，意思是食物是人类生存的保障。和平是人类的生存之道，本是人类共需；和平是人类的发展之道，本应人类共走；和平是人类的收获之途，本应人类共享。从这个意义上讲，和平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好东西。人类世界理应联合起来共同坚守和平，建立起和平的保障机制，把和平的阳光洒遍地球家园的每一个角落，创造人类衣食无忧的生存境界，实现毛泽东当年所描述的“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美妙景象。

但是，人类世界总有那么一些国家、那么一些群体，违背人类绝大多数的意愿，违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肆意挑起战争、公然破坏和平，成为人类世界的公敌。人类世界的唯一选择，就是消灭它们，并彻底铲除其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在当今世界上，从毛泽东到习近平，都是在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同一切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各国人民一道，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为中国和世界永久和平而战”。其结果必然是：“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这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发出的强烈呐喊和胜利呼唤，也是和平力量战胜战争力量的最终结局。

（此文写于2018年9月20日～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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