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

作者：余品华来源：余品华 2018-10-15 729

余品华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始终卷不离手。他担任党的领导人后曾组织过几次集体读书，其中两次尤为重要：一次是1935年到延安后读苏联哲学教科书及其他哲学著作；另一次是1959年底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两次读书在党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同印记。

一、毛泽东两次集体读书活动的比较

毛泽东第一次读苏联教科书是1936年到1937年8月，读的是《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和《新哲学大纲》三本哲学教科书，共写下1.5万字的批语。在读书的基础上他写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作为他在抗大讲授哲学的讲稿，后来在此基础上改写为《实践论》和《矛盾论》。他不仅读苏联哲学教科书，还读当时在延安能找到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著作，也读古希腊哲学家和西方哲学家康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还读李达、艾思奇的哲学著作，共写下8本书的批注，计两万余字和近千字的《读书日记》。从1936年11月到1941年秋的近5年，他刻苦钻研哲学，不仅在抗大、陕北公学讲授哲学，还在1937年底到1939年上半年组织了一个6人哲学小组，重点讨论哲学问题，并建议成立了延安“新哲学会”，组织党政军干部学哲学。

第二次先是1958年11月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与到会同志一起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接着1959年底到1960年初在杭州组织几人和他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历时两个月。这次他没有写书，而是形成了由邓力群后来整理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以下简称《批注和谈话》)。

这两次集体读书的共同点如下：第一，都是在革命或建设的关键时刻，第一次是在第三次“左”倾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被迫长征到达延安之后；第二次是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出现“浮夸风”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刮起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共产风”之后。第二，都是为了反对照抄照搬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第三，都组织了读书小组。第四，都主要是读苏联的教科书和斯大林著作。第五，都是为了探索中国的革命或建设道路。不同之处在于：第一，在延安，毛泽东主要读苏联哲学教科书及马克思、恩格斯哲学著作，1959年在杭州则主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著作。前者目的主要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解决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问题，从而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问题；后者则主要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建设规律问题。第二，在延安读书时毛泽东写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笔记，并在此基础上整理出版了《实践论》与《矛盾论》。这两部著作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代表作；而1959年这次读书，毛泽东没有写书，只留下约10万字的谈话记录和大量批注，其中包含大量的珍贵思想信息。第三，延安读书的结果是直接产生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可以说这次读书极为成功。杭州读书则未形成系统、成熟的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经济理论体系(虽然其中不乏闪光的思想)。第四，第二次读书不成功的原因在于：一是所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本身就存在根本问题。苏联模式存在根本弊端，而教科书写法也有很大弊端，因此不可能使读书获得多少正面启示和效益。二是历史的局限性，这也是根本的原因。从1949年到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10年，真正从社会主义革命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从1956年算起才不过3年，实践时间太短，经验太少，根本无法真正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当时毛泽东虽已看出苏联模式的一些弊端，想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总的参照系仍囿于苏联经验，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经验及其理论，未作为另一种参照系予以一定关注。三是当时读书小组成员陈伯达、胡绳、田家英、邓力群等人均非经济学方面权威或经济部门直接领导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不足或遗憾。

二、毛泽东50年代末读书的《批注和谈话》的重大历史意义

虽然毛泽东此次集体读书不如延安那次那样成功，但仍有重大意义。他当时所作的批注和谈话，是20世纪50—60年代，即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到发动“文化大革命”前其思想发展的中间一环，上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接《十年总结》一文，下承60年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思考与论断，因此这篇《批注和谈话》对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历程，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对了解毛泽东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者、探索者所经历的心路和思路历程有很大裨益；对了解毛泽东晚年思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总之，这次读书活动是在庐山会议之后展开的，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他的一些“左”的观点，但又因为有了“大跃进”之后纠“左”的经历，所以同发动“大跃进”时又有所不同。这篇著作虽然未能解决如何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但其核心主题是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在探索中的初衷和艰辛、成就和失误都是我党的宝贵财富，这从读书几个月后他写下的《十年总结》一文也可得到印证。

195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年份。经过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一方面，群众发动起来了，取得了农村7000多万人上阵根治水患等重大成就，另一方面又出现了“共产风”“浮夸风”。1960年6月，毛泽东写下《十年总结》一文，他说：“我试图做出一个十年经验的总结……我企图从历史来说明问题，使我们盲目性少一点，自觉性多一点，被动少一点，主动多一点，不要丧失主动权。”他在文中一开始就指出：“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风斗争，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了客观规律，而前者则是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一九五八年五月党大会制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总路线(注：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思想。这就开始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是年八月发现人民公社是可行的……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此后，他通过郑州会议等一系列会议来纠正错误，他认为主要是解决了“集体和国营两种所有制的界限问题以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线问题……但还未认识公社内部的三级所有制问题”。对钢铁生产高指标“大跃进”问题也直到1960年7月才彻底纠正。在《十年总结》中，毛泽东认为：“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对中国如此，对整个世界也应当如此。”这篇《十年总结》因而也可视为毛泽东这次读苏联教科书的目的和缘由、成就与收获、缺陷与不足、意义与作用的某种总写照。

三、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探索的一些重要启示

(一)关于矛盾学说的思想

《批注和谈话》对矛盾学说，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大量论述，直接来自他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的核心思想和最大理论贡献，也是对苏联教科书和苏联模式的最根本批评。这一理论贡献贯彻至今，鲜明地体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分析之中。

毛泽东认为，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他指出，教科书上“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这个说法不妥当。矛盾才是动力，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对教科书中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事情不会弄到发生经济危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这类冲突的地步”的说法，他表示：“这个说法不合乎辩证法。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哪里有什么可以调和的矛盾?只能说有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矛盾，不能说有不可以调和的矛盾和可以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是没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没落的，所以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是前进道路上的矛盾，这点教科书是说得对的。”他评价斯大林说“搞得不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发展到冲突的程度；搞得好，就可以不致发生冲突。斯大林的这些话，讲得好。教科书比斯大林退了一步”。“教科书在这里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的存在，也讲要克服这个矛盾，但是不承认矛盾是动力”。他还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的。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矛盾、斗争、分解是绝对的，统一、一致、团结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有了这样的观点，就能够正确认识我们的社会和其他事物；没有这样的观点，认识就会停滞、僵化。”因此，他提出“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如何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并未找到正确的方法。他从主张用“整风”的方式发展到用“大字报”、会上斗争等方式，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采用“大民主”方式、不重视法治埋下了伏笔。

(二)关于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可以跃进的思考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工业化、工业革命可以搞得更快些，不仅可以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甚至超过苏联的工业化进程，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工业化伊始就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1958年“大跃进”的不成功似乎否定了毛泽东这种设想。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30年总体取得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以人类历史上空前的速度发展，取得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骄人成绩，表明毛泽东当年的判断和设想并没有错，对“大跃进”可能性的分析总体也没有错，“多快好省”的提法总体也不能说错，只是在探索工业化道路和具体方法上有历史局限性，未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较快发展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当时认为，“苏联在一九二一年产钢四百多万吨，一九四〇年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二十年中增加了一千四百万吨。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提出了多快好省，提出了‘促进委员会’，要当社会主义的促进派，不当促退派，还搞了一个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此外没提其他的具体措施”。他还提出要思想解放，破除各种各样的迷信，其中包括对苏联建设经验的迷信。

毛泽东还研究了当时美国、法国等对中国的评论，如美国康伦公司关于“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工业革命最迅速的国家之一”的报告和1959年《纽约时报》关于中国工业化条件比苏联优越的论述。他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196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第三，实行技术革命，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在这段话后毛泽东加了一段：“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推翻了帝国主义等三座大山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亚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21章“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毛泽东说，“我国工业化速度也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原来的工业越落后，速度问题也越尖锐，不但国与国之间比较起来是这样，就是一个国家内部，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比较起来也是这样”。他还对“大跃进”时期“土法炼钢”的群众运动、钢产量定为3000万吨以及农业产量“放卫星”等进行了反思，认为经过一系列会议反掉了当时的“左”倾，指标已经逐步落实了。当然，当时纠“左”是不彻底的，特别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等之后，从反“左”又转为反右。但是当时对“大跃进”的“浮夸风”、高指标等确已有所纠正。此外，毛泽东还对中国富起来后也会出问题作了预测。

(三)关于所有制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

在读书过程中，毛泽东非常重视管理问题，多次谈到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强调这是生产关系中与所有制和产品分配并列的三大关系之一。

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包括劳动生产中人与人关系的变革。不同所有制、不同生产关系中人与人的关系应有所不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人与人处于平等、同等地位，不同于资本主义所有制中资本家与工人的雇佣劳动关系，而是一种管理关系。管理就是一种生产秩序或治理秩序问题。

毛泽东认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管理的中心思想是人民参加管理。国有企业当时提倡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他说：“关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苏联教科书只有一句空洞的话，即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关系’。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没有展开，没有分析，没有接触到实质问题。”毛泽东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建立后还要有变化和发展，但无论全民还是集体所有制在一定时期内其性质又是相对稳定的，可是在一定时期内，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是不断变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0年间，“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他强调，所有制方面的变革、革命，“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底的……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总要不断地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可以设想，将来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还会有无穷的变化，但是所有制方面不会有多大变化”。这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管理、治理问题即便到共产主义社会也会存在，只是方式有所不同。

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共产党如何治国理政，如何搞好社会治理，如何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和发展，实现治国理政体系和治国理政能力的现代化，这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党的十八大之后提出的新任务。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中国即将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过渡，随着中华民族的崛起和中国已走到世界的中心位置，中国在社会生产关系中人与人的管理问题已与全球治理、人类治理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管理、治理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的突出问题。治理赤字已与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并列为世界三大赤字。毛泽东当年这方面的论述，今天仍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四)毛泽东关于怎样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一些思考

习近平于2015年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目前已成为理论界一大热点。关于如何撰写，毛泽东读苏联教科书时的一些谈话，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毛泽东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究竟怎样写才好?从什么地方开始写起?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他认为应当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从生产关系的所有制入手，但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就是“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这本书提到了国家，但没有加以研究，这是这本书的缺点之一。当然，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他认为，苏联教科书的整个结构是从所有制变革开始，我们写“也可以从所有制出发。先写生产资料私有制变革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再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矛盾，以及这个矛盾发展的趋势和解决的办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主要应写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共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矛盾和解决之道，值得研究。

二是写书应从分析现实入手，而不应从概念或规律入手。毛泽东在分析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这本书的另一个缺点，是先下定义，不讲道理。”毛泽东指出：“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他的这些真知灼见对当下编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有重要指导意义。

三是认为写书的经济学家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经济问题的内行，懂经济实践，同时，写书要展开对错误观点的一定批判，这样书才有生气。毛泽东说：“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他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他还认为，写书要有批评对象，这样才会有生气。

四是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必须具有哲学家头脑。毛泽东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他强调，“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正因此，毛泽东在读这本教科书时发表了大量关于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论述，特别是对人们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社会规律，从认识论、唯物辩证法方面谈了很多。他还指出，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认真进行研究，这样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客观规律。

毛泽东对这本苏联教科书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论，认为“不能说这本书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能说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看来，这本书没有系统，还没有形成体系。这也是有客观原因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身还没有成熟，还在发展中”。他关于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意见在今天仍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经济学的逻辑和历史起点、突破口、核心及架构，随着时代的变化，已非毛泽东当年可以想象。毛泽东当年认为写出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条件还不成熟，而今天十月革命已过1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近70周年，改革开放也已40周年。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已产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括出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中国话语体系，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