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如何让帝国主义“真老虎”变“纸老虎”——战略上藐视一切敌人，战术上重视一切敌人

毛泽东如何让帝国主义“真老虎”变“纸老虎”

——战略上藐视一切敌人，战术上重视一切敌人

李炼石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活动，并参加随后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上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作了乐观的判断，并号召国际社会爱好和平正义、反对侵略压迫的人民加强团结，打击帝国主义的侵略企图。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

【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

毛泽东这句话的思想内涵由来已久。这不仅是他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总结出的一条重要的方法论原则，也是他领导全国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反抗一切敌人的真实写照。

1952年，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出席八一运动会闭幕式

战略是“以一当十”，战术是“以十当一”

“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这句人们耳熟能详的毛泽东名言，与他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好比孪生兄弟，从不同视角阐述了对待敌人的态度和克敌制胜的途径。

在战争问题上，毛泽东学会既从战略上藐视敌人，又从战术上重视敌人，是从大革命时期开始的。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起义进入了创建红军进行革命战争的新时期。这一时期，红军装备很差，物资补给相当困难，并且一开始就处在敌人的虎视眈眈之中，不断遭到敌人的“进剿”“会剿”。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战术就成为革命战争能否坚持、红军能否发展壮大的关键因素。

面对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毛泽东逐渐在井冈山摸索出一条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在红军的战略上，毛泽东提出：对力量比较强的敌人要采取守势，对力量相对较弱的敌人要采取攻势；在统治阶级政权动摇的时候可以比较地冒进，在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的时期则要相对谨慎。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创之时，毛泽东就从战略上明确指出，统治阶级内部早已经是四分五裂，看似强大的敌人实际上困难重重，必然失败，“边界的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同时，他还从具体战术上作好充分的准备，强调，幼小的红军要尽量避免分散兵力“冒进”，要充分借助群众基础较好、熟悉地形等优势弥补我军在装备和训练上的劣势，集中优势兵力打运动战、歼灭战而不是阵地战、击溃战。在战术上，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武装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把红军游击战争的原则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即著名的“十六字诀”。这个战术原则说到底就是在充分重视敌人的实力的基础上避实击虚、趋利避害、灵活机动，尽量“使巧劲”，避免和敌人“硬碰硬”。

对敌我双方形势的清醒判断，对眼前形势和长远趋势的清醒认识，是毛泽东在战略上保持乐观、在战术上保持谨慎的出发点。正是由于坚持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到1930年初，红军在短短三年间从无到有，从若干小游击队发展到拥有10多个军、约7万人的部队，先后创建了井冈山、湘鄂西、赣南、闽西等10多块革命根据地，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左”倾错误逐渐在党的领导集体中蔓延开来，给革命斗争造成了损失。1930年夏，国民党新军阀间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在客观上为红军的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大创造了有利条件。虽然红军和根据地有了相当的规模，但是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还远远没有改变。这时，党内以李立三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面前”，全国范围内的“直接革命的形势”更是“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决议案指责了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要求红军“坚决打击敌人的主力”，重点就是直接在主要城市进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进而实现全国革命。

在“取南昌、攻九江”“切断京汉路”“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错误计划之下，各路红军开始向敌人盘踞的中心城市和重要交通线展开进攻。结果数次攻打长沙均未成功，夺取九江和南昌的计划也不得不推迟，皖西苏区几乎全部失陷敌手，转战桂湘鄂三省的红7军和蕲春、黄梅附近的红15军、浙南的红14军等都屡遭重大伤亡。反倒是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1军团没有贸然进攻大城市，不但避免了损失，还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直至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中央机关得到改组，李立三“左”倾错误才得到了纠正。

血的教训一再提醒党和人民军队，敌强我弱的形势短时间内不会改变，尽管从长远看、从战略看反动派进行的反人民、非正义的战争未来必将遭受失败，但红军若在战术上不够重视敌人，轻敌、盲动、冒进，依然会在现阶段遭受重大损失，革命的任务就很难完成。这是已经被历史一再证明了的真理。

然而，提高党和人民军队在战略和战术问题上的认识，却不是一蹴而就的。自1931年春开始，中共中央“左”的错误再次抬头。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看不到敌强我弱的大形势，再次主张夺取中心城市，面对敌人的进攻主张要“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企图以阵地战配合“短促突击”去赢得战斗的胜利。1932年，在“左”的错误影响之下，中革军委下达了攻取赣州的命令，决心以此争取革命在江西省首先胜利。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反对过早地攻打中心城市，但他们的声音没有引起重视，毛泽东反而被不点名地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在毛泽东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休养后的一个月之中，中央红军在攻城战斗中伤亡达3000多人，赣州城久攻不克，红军处于腹背受敌的窘境，而且丧失了利用当时有利形势发动群众、扩大红军的宝贵机会。中革军委只好紧急电请毛泽东暂停休养，赶赴前线参加决策。

“左”倾错误所导致的失败与此前在毛泽东指挥下红一方面军先后获得胜利的三次反“围剿”形成鲜明对比。历史再次证明，毛泽东所主张的充分准备、诱敌深入、先打弱敌、各个击破的原则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能够变红军的劣势为优势，帮助红军取得战斗的胜利；相反，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战术上执行盲目的“进攻路线”、对敌人不够重视，就必然遭遇失败。由于毛泽东的正确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的影响，在临时中央“左”的错误路线尚未完全渗透到红军中去以前，1933年春的第四次反“围剿”仍然取得了胜利，但随后的第五次反“围剿”就遭到了严重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长征虽然锻炼了革命队伍，但是大量的红军官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36年12月，毛泽东对战略和战术问题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和总结，他说：“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是战略的说法，是对整个战争整个敌我对比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是如此。不是对战役和战术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决不应如此。无论在反攻或进攻，我们总是集结大力打敌一部。……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战略上，我多助而敌寡助、我必胜而敌必败，因而我们应有“以一当十”的乐观精神和革命信心，坚持战略上以少胜多的持久战；但是战术上，我军又必须看到敌强我弱的形势，要有“以十当一”的充分准备和积极稳妥的斗争战术，坚持战役战术上以多胜少的速决战。这实际上已经揭示了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的斗争原则，也是毛泽东在总结国内革命战争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之后对斗争策略作出的深刻总结。

战略加战术——“真老虎”变“纸老虎”

1946年8月，正值美国向日本投下原子弹一周年，这时的中国刚刚从抗日战争的兵燹中走出来，蒋介石集团又点燃了内战的战火。

1974年5月， 毛泽东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

面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国外帝国主义的双重威胁，毛泽东从战略与战术意义上思考起了“纸老虎”与“真老虎”的问题。

8月6日，毛泽东在陕北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说出了那句影响世界的名言：“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他说：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在毛泽东看来，包括帝国主义在内的一切反动势力都是对立统一的整体，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们是反人民的，所以必定经不起历史潮流的风吹雨打，是“泥足巨人”“纸老虎”；另一方面，他们暂时又具有相当强大的军事力量，会大量杀伤革命的军民，因而又是“铁老虎”“真老虎”。

1974年11月6日， 毛泽东在长沙会见来华访问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威廉斯（右三）

毛泽东在这里表达的正是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深刻思想。这既是经过历史检验了的高度抽象化的战争方法论原则，又包含着在战争中的许多具体的、生动的运用。

在毛泽东运用高超的战略战术领导人民军队进行革命斗争的历程中，1947年转战陕北堪称这方面的经典战例。这是一场把“真老虎”变成“纸老虎”的历史活剧。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和平协定，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然而从这年7月开始的半年时间中，国民党军损失了惊人的71万余人，其中大部分都是被解放军俘虏或者不愿打内战、打同胞而主动放下武器的。蒋介石后来回忆说，“我们在后方和交通要点上，不但要处处设防，而且每一处设防必须布置一团以上的兵力，我们的兵力就都被分散，我们的军队都成呆兵，而匪军却时时可以集中主力……将我们各个破击”，结果就是“占地愈多，则兵力愈分”，处处受到牵制，于是处处被动挨打。

从1947年3月起，蒋介石被迫放弃全面进攻，集中94个旅的兵力重点进攻陕北、山东两个解放区。陕北方面，蒋介石集结了34个旅25万人的兵力，企图一举占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胡宗南在山西、陇海铁路沿线以及从西安到兰州的公路附近抽调了大多数部队，蒋介石本人也亲自飞到西安督战，要求对陕北“犁庭扫穴，切实攻占”。

毛泽东早在数月之前就判断蒋介石必将进攻延安，并且意识到一旦蒋介石攻陷延安，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士气将会受到很大影响。延安不能不保，但是又不能死保，因为陕北战场上我军只有不到3万人的兵力，且装备远逊于敌军，与敌人硬碰硬显然是不明智的。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经过研究，决定主动撤离延安，诱敌深入，利用陕北有利的地形条件和良好的群众基础和敌人作长期周旋。

撤离延安的决定传到解放区各界，很多人既失望又迷惑：放弃经营十年的红色首都，革命还怎么继续下去呢？毛泽东这时又从战略和战术两个方面耐心地说服党员干部和解放区军民：

在战略上看，蒋介石企图一举攻破延安，与解放军决战，这丝毫不表明国民党的强力，恰恰说明国民党在军事、政治、经济陷入困境中的“孤注一掷”，“带着慌乱精神”；蒋介石的“阿Q”精神十足，以为占领延安就取得了胜利，而事实恰恰相反，占领延安他就失去了一切，不仅他背信弃义的面目昭然若揭，而且在战略上也会陷于被动，只是加速他的失败而已。

而在战术上看，我们又必须高度重视敌人强大的军事实力，主动放弃延安恰恰是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打击敌人。毛泽东担心同志们不理解，又用通俗的语言解释道：

譬如有一个人，背个很重的包袱，包袱里尽是金银财宝，碰见了个拦路打劫的强盗，要抢他的财宝。这个人该怎么办呢？如果他舍不得暂时扔下包袱，他的手脚很不灵便，跟强盗对打起来，就会打不赢，要是被强盗打死，金银财宝也就丢了。反过来，如果他把包袱一扔，轻装上阵，那就动作灵活，能使出全身武艺跟强盗对拼，不但能把强盗打退，还可能把强盗打死，最后也就保住了金银财宝。我们暂时放弃延安，就是把包袱让给敌人背上，使自己打起仗来更主动，更灵活，这样就能大量消灭敌人，到了一定的时机再举行反攻，延安就会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发起进攻。为了加强攻势，国民党军从上海、徐州调集作战飞机70余架进行轰炸，第一天就投下了近60吨炸弹。彭德怀率领部队担负阻击敌人、掩护干部群众撤离的任务。3月19日，中共中央撤离延安，留给胡宗南的几乎是一座空城。

胡宗南占领延安，蒋介石集团大肆授奖庆功，此时他们不可能想到，毛泽东、周恩来等早已经为他们“量身定做”了一份“大礼”。3月21日，骄横的胡宗南部以5个旅的兵力由延安开始向安塞方向疾进，行军数日寻歼解放军，殊不知正好撞进解放军在狭长险峻的青化砭地区设置的口袋形伏击圈。解放军见时机成熟立即收紧“口袋”，仅仅用时1小时47分就快速结束战斗，全歼敌31旅旅部和92团近3000人，生擒旅长李纪云，取得了撤离延安之后的第一个胜利。

青化砭战斗失利后，遭受当头一棒的胡宗南不甘心失败，继续寻找我军主力。而这时毛泽东却率领队伍钻入延安、子长、清涧、延川一带的山沟里，发挥隐蔽精干、灵活机动的特长，拖着胡宗南的十几万大军在陕北的高坡深沟之间大规模迂回、包抄。离敌人最近的时候，解放军与敌人竟只隔着一道山梁，真正是从敌人的“眼皮底下”灵活机动。国民党军困厄不堪之时，遭到解放军在羊马河地区的痛击：解放军以4个旅的优势兵力在8小时内全歼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第135旅4700余人，打了第二个集中兵力、“以十当一”的漂亮的歼灭战。羞愤不已的胡宗南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指挥的部队简直是在“游行”，携带的给养也即将耗尽，士气颓败。气急败坏的蒋介石命令胡宗南继续北上歼敌。但当他们行军半个月好不容易占领解放军“留给”他们的空城绥德之时，却陡然听说解放军已经声东击西，攻克了国民党军的补给重地蟠龙镇并缴获大量武器和物资，取得了陕北战局的转折性胜利。待胡宗南紧急回防蟠龙之时，解放军早已迅速转入隐蔽休整。

转战陕北堪称解放军以弱胜强的战争佳话，毛泽东指挥人民军队用一个接一个谨慎周密的胜利把反动派这只“铁老虎”打回了“纸老虎”的原形。

毛泽东之所以暂时撤离延安，就是因为坚信解放军必胜，有着“以一当十”藐视敌人的战略，而不钻牛角尖、不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之所以始终灵活机动、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又正是因为解放军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以十当一”，扬长避短，善于把战略与战术巧妙地结合起来。

战略和战术有机结合的辩证法

既“以一当十”又“以十当一”，战略上藐视和战术上重视，这是毛泽东教会解放军指战员的伟大的辩证法。它不仅指导着中国人民取得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且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仍然引领着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

1950年，以美军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掀起战事。这年10月上旬开始，美军向北越过三八线，其空军不顾中国警告袭扰中国边境城市，将战火烧到中国家门口。

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则刚刚从近百年的战乱中走出。1950年，中国的工业产值居世界第26位，还不及西班牙、葡萄牙等西方小国；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钢产量、发电量和原油产量等关键指标与美国差距之大令人咋舌，军事实力差距更是全方位的。毫不夸张地讲，最强大的国家在一个积贫积弱100余年的大国的家门口，用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打一场局部战争，这在世界军事史上也绝无仅有。

面对强敌压境，毛泽东冷静分析了国际形势和战场态势。他认为，如果一味妥协，则美国侵略者将更加猖獗，严重威胁中国安全，国际范围内的革命力量将遭受进一步损失；而参战后若能集中兵力消灭敌军的几个师、团，战场态势就会发生对我方有利的变化。既然一场恶战难以避免，与其消极被动地被拖入战争，不如正面地应对它：

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

毛泽东判断，“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失极大”。1950年10月初，毛泽东命令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他从战略的高度乐观地勉励战士们：“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于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这个命令下达之后不久，年轻的人民军队就雄赳赳、气昂昂地跨出国门，秘密投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志愿军全体指战员发出气壮山河的呼声：美国鬼子也不是什么三头六臂，“纸老虎”当“真老虎”打，打他个人仰马翻！

此时的美军仍然认为刚从战火中走出的中国不敢出兵，他们摸不清虚实，还在快速北进。根据这种情况，毛泽东作出了诱敌深入、打歼灭战的决策。1950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给前线指挥员彭德怀、邓华的电报中说：“速令四十军主力即在温井地区隐蔽集结，以一部控制熙川，不要去云山、宁边与敌过早接触……诱敌深入，利于歼击。”次日，毛泽东又指示部队等待战机，待敌军进入山地、不便发挥其重装备优势时再予以坚决打击。

就这样，志愿军秘密地在朝鲜云山地区一带完成了三面包围。北上的敌军先头部队是南朝鲜的3个师，战斗力相比美军稍弱。毛泽东指示志愿军先打弱敌，于是这3个师先后遭到了志愿军的迎头痛击。他们仓皇撤退后告诫美军不要贸然进攻，但骄横的美军自恃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派出了有百年历史、号称从未打过败仗的第一骑兵师，企图一举击溃志愿军，把战线推向中朝边境。

名叫“骑兵师”是因为这支高度机械化的部队建立之初曾是骑兵，部队标识上高昂的马头在美军中享有极高的知名度。谁知，赫赫有名的美骑一师派出先头部队第8骑兵团刚开始进军，就进入志愿军的打击范围。11月1日傍晚时分，志愿军对这个团发动了打击。被美军将领讽刺为“没有汽车就不会行军”的美国大兵面对志愿军猛烈的近战攻势措手不及，旋即溃败。据参加过这次战斗的美军人员回忆，中国军队发起冲锋的时候，“仿佛从天而降”，顿时漫山遍野都是中国人，仿佛感觉“整座山都在涌动”。赶来救援的第5骑兵团企图掩护友军撤退，结果与志愿军一交手就阵亡400余人，指挥官约翰逊上校也被志愿军的炮弹炸成重伤，不得不退出战斗。美骑一师的指挥官霍巴特·盖伊少将二战期间曾做过威震欧洲的巴顿将军的参谋长，在美军中也堪称一员虎将，这时却发现一切救援都是徒劳的，不得不痛苦地放弃增兵。重重围困中的第8骑兵团多次试图突围均告失败，最终溃不成军，几乎全军覆没。

从未有败绩的美骑一师在云山遭遇当头一棒，极大地震撼了美国国内乃至整个西方世界，而云山大捷的消息传回国内则引起举国振奋。应当说，战略上对敌人的藐视和对胜利前途的坚定信念，战术上的高度重视、周密部署和扬长避短是这次战斗胜利的根本保障。

纵观抗美援朝战争全过程，毛泽东有关战略上藐视敌人和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战略思想和作战原则，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云山大捷仅仅是以此取胜的一个小小的战例。志愿军入朝作战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毛泽东为指导志愿军作战起草的电报、命令和其他文件近200件，有时甚至是一日之内数封电报。从这些电报中可以看出，大到进攻的大方向、政治工作的原则，小到某次具体战斗中的兵力配属乃至作战公报以什么名义发出，毛泽东都作过详尽的研究，与前线指挥员保持了密切的沟通。秘密入朝、出敌不意；先打弱敌、确保首战必胜；充分发挥我军轻装、快速的优势；先诱敌深入再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终于把美军打回了三八线以南，打到了谈判桌前。

在本文开头提到的那次大会上，毛泽东发表讲话，不禁回忆起抗美援朝战争的峥嵘岁月。他说：

【在开始的时候，美国一个师有八百门炮，中国志愿军三个师才有五十多门炮。但是一打就像赶鸭子一样，几个星期就把美国人赶了几百公里，从鸭绿江赶到三八线以南去了。后来双方同意讲和，最早谈判地点在开城，结果美国人每天开会得打着白旗子来，开完会打着白旗子回去。后来，他们感到不好意思，双方改在板门店谈判。美国总是不甘心签字，拖到一九五三年，志愿军在三八线上突破了二十一公里的防线，美国人吓倒了，马上签字。那么厉害、有那么多钢的美国人，也只得如此。】

这段谈话生动地描述了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个经典法则的强大威力。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早已成为并始终是我们党和军队对付一切敌人的伟大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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