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屏：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看毛泽东

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看毛泽东

韩东屏

一、毛泽东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伟大领袖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为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00周年，我应邀到纽约的汉特大学演讲，题目是“我心中的毛泽东：一个中国农民的儿子看毛泽东”。演讲结束后，纽约大学人类学系的一位教授，问我怎样解释毛泽东搞的个人崇拜。我回答说，历经苦难与压迫的中国人民对毛泽东的爱戴和崇拜，完全是出于他们对领导自己翻身解放的伟大领袖的由衷敬仰。说毛泽东搞个人崇拜，是一种无端的污蔑。美国人崇拜他们的开国领袖华盛顿，小学课本里有少年华盛顿的斧头和樱桃树的故事，说华盛顿用父亲给他的小斧头，砍掉了父亲心爱的、当地稀有的一棵樱桃树，父亲追问他的时候，他诚实地承认了自己犯的过错，受到了父亲的原谅和赞扬。这样一件孩提时的平常事，被拿来宣扬领袖的品质，这是为什么？华盛顿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陆军总司令，但他曾两次威胁说，如果不及时给他发军饷，他将罢战回家。其实，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主要是富兰克林通过外交斡旋，使法军卷入英、美之间的战争，英军获胜无望，才被迫让美国独立的。而美国人将这一切都归功于华盛顿，这叫什么？美国人还崇拜林肯，把他看作是解放黑奴的总统，但林肯没有给美国黑人可以安身立命的土地，只是给了他们名义上的自由。林肯在一封信中说，养猪有不同的方法。一种方法是给猪盖猪舍，提供食物，另一种方法是让猪自己找食物，如果猪冻死，饿死，正好烤着吃。信中暗喻的对象是谁？体现了对黑人最起码的尊重了吗？美国黑人被“解放”后，仍旧流离失所，逃不脱被奴役的命运。林肯真正值得受美国人（尤其是美国黑人）崇拜吗？美国人崇拜肯尼迪，但肯尼迪为美国人民做了什么呢？他的一句话：同胞们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是你能为你们的国家做些什么，就让美国人对他崇拜不已！如果说个人崇拜，美国才是淋漓尽致、登峰造极。

一九八八年，我去新加坡国立大学学习。当时国内学术界的知识精英们正在搞一场丑化毛泽东的运动。他们骂毛泽东搞个人崇拜，骂毛泽东是秦始皇。许多新加坡的老华侨对此很反感，他们对毛泽东创立的新中国非常热爱。冷战时期的新加坡政府是美国反共政策的急先锋，数次欲关闭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但每次都没能得逞。新加坡的老华侨为了支持新中国，排队到中国银行去存款。他们没有多少钱，三元、五元，连续数日，银行不得不加班加点营业。新加坡政府看到新中国是人心所向，不得不收回关闭中国银行的成命。一位新加坡中国银行的高级官员不无感慨地对我说，是新加坡老百姓对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的挚爱和支持，才保住了新中行。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主席去世。当时新加坡政府跟中国没有外交关系。新加坡中国银行的职员，为了让新加坡人和路过新加坡的各国海员有一个向毛泽东主席致哀的场所，自发地在新中行营业大厅搭建了一个灵堂，原计划开放三天。但热爱毛泽东主席的新加坡老华侨和路过新加坡的各国海员成群结队、络绎不绝地来到新中行，向毛泽东主席遗像致哀，三天时间根本不够。新中行的员工不得不二十四小时开放毛泽东主席的灵堂，并将开放时间延长至十天。许多白发苍苍的老华侨哭倒在毛泽东主席的灵前，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海员，打着用各种语言写的，意思为 “毛泽东主席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伟大领袖”的横幅，到新中行临时搭建的毛主席灵堂，向其遗像致哀。新加坡中国银行前副助总经理蔡剑秋先生手里仍保留着几百副当年拍下的照片。那时，他只是新加坡中国银行的一名低级别员工。在海外看到这些珍贵的历史照片，让我深深地感到，那些谩骂毛泽东搞个人崇拜的人实在是无知与肤浅。毛泽东一生的奋斗和他所制定的各项政策，从根本上讲，代表的是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他得到中国和全世界受压迫人民热爱与崇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如果说毛泽东生前，人民热爱崇敬他，可能跟政府的宣传有关系，或许还可以说得过去。但毛泽东去世后，有势力动用了他们所掌握的舆论机器，使用各种各样的卑鄙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地诋毁毛泽东的形象。在这样的社会大气候下，再把受压迫者对毛泽东由衷的，执着的爱，说成是毛泽东搞的个人崇拜，就不合逻辑，荒谬绝伦了。

本人在美国参与了揭露蓝登公司出版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之内幕的活动，了解到许多美国政客为诋毁毛泽东主席所做的无耻勾当。蓝登公司出资五十万美元，买下了李志绥的版权，然后又重新组织写作班子，炮制出一部漏洞百出的破烂货。李志绥用中文写的书，结果封皮上居然出现中文翻译的名字。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黎安友,参与了李志绥回忆录的炮制，并亲自为“李志绥的书”作序。毛泽东去世后以中、英文出版的诋毁毛泽东的书不计其数。湖南人梁恒与其美国妻子夏竹丽（Judith Shapiro）合著的《革命之子》、高原出版的《自来红》、张戎的《野天鹅》等等，都把新中国说得一团漆黑，但这些都像狂犬吠日一样，丝毫无损毛泽东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形象。

一九九0年代，正当精英们大肆诋毁毛泽东的时候，民间却盛行着毛泽东热。美国纽约时报多次发文讨论这种现象。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美国一个叫李非根的学者要求采访我，说要出一部关于毛泽东热的电影。李非根看上去还像一个比较客观的学者，曾在他的书中引用我书中的话语、观点十余次，我便答应了他的请求。到采访那天，他先付给了我一美元，然后递给我一份合同，上面写着，为了这一美元，我同意接受李非根的采访，为了这一美元，我同意李非根编辑我的话语，断章取义我的话语，歪曲我的话语，糟蹋我的话语。 我理所当然地拒绝签署这样的合同。但李非根说这不是他的发明，美国的许多出版社、电视台都用类似的合同来保护自己。同时，他又拿出几份别人已经签过的同样的合同让我看。我想既然这是惯例，也就把合同签了。他采访了我两个小时，但后来电影发行时，简直让我看不下去。 由此可见，歪曲事实、断章取义、改头换面，是美国一些不良出版商的惯常做法。

二、毛泽东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

毛泽东所处的时代，中国面临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中国人民被奴役、被欺凌。毛泽东以“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为己任，与他的同志们艰苦奋斗二十八年，于一九四九年，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把西方侵略势力彻底赶出中国。为了维护国家主权，毛泽东力排众议，毅然出兵朝鲜，把逼近中国边境的以美军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赶回“三八线”以南。毛泽东以战止战，彻底结束了列强在中国领土上为所欲为、杀戮抢劫的历史。

毛泽东创建和领导的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轨迹，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大大鼓励、支持了被压迫、被剥削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众。于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主旋律风靡上世纪五十、六十和七十年代，在此期间，大批前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也开始走下坡路。法国殖民统治者被越南人民赶出印度支那，又被驱逐出阿尔及里亚。英国被迫放弃其殖民地王国地位，美国继在朝鲜失败以后，又在越南惨败。美帝国主义陷入一个毛泽东主席给他们圈定的尴尬境地：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世界历史的发展轨迹被彻底改变。

二零零零年，美国生活杂志聘请二十四位世界著名学者，挑选在一千年中对世界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一百位历史人物和一百件重大事件，毛泽东主席就是其中的一位，毛泽东主席领导的长征也被选为一千年中的大事件之一。

我在美国的一个女学生，毕业后到中国教英文多年，爱上了中国文化和一个中国男人，并与之结婚生子。二零一三年夏天，我到她教书的地方，呼和浩特市，去看她。她告诉我，她不能明白为什么她，一个美国人，都能看到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军队在朝鲜打败美国和美国领导的所谓联合国军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她的中国同事和学生却看不到。其实，大多数中国人当年看到了，特别是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中国人都看到了毛泽东创立的新中国与被列强欺凌的旧中国的不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也极大地鼓舞了许多海外华人。当年，钱学森等老一代科学家毅然放弃海外的优越生活条件，回国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跟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大气候是有很大关系的。五十年代兴起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也是跟中国在朝鲜的胜利分不开的。今天，许多中国人看不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被领取美国政府津贴的“中国精英公知”蒙蔽了，洗脑了。

三、毛泽东实行的才是真正的民主

毛泽东主席去世后，中国大陆冒出了许多不良文人说新中国不民主，因为没有所谓的普选，所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到美国来以前，我也曾认同过这种说法。在美国生活二十多年后，研究了美国和西方的政治制度，我才明白毛泽东主席实行的才是真正的民主。因为由工人、农民和军人组成的政府，能够真正代表广大工、农、兵以及其他基层民众利益。美国和西方的所谓民主选举，选出来的大多是钱多势大的人，真正出身工、农的政客是凤毛麟角。在美国和西方参加选举需要大量金钱，没有金钱开路，真正的工、农要进入政界十分艰难。所以，西方的所谓选举，基本上是精英阶层的一场游戏。美国虽分共和党和民主党，互相有所牵制，但在维护精英阶级的利益上，他们总是一致的。二零零零年和二零零四年的美国大选中，美国民主党候选人奥尔高和约翰凯利明知共和党做弊，也不愿与共和党苦争，以便把船弄翻，因为只要船不翻，双方可以继续高高在上，过精英生活。这边的损失，可以在那边得到补偿。

正是因为美国的政治是由精英阶级把持着的，作为世界上最富有国家之一的美国，竟有七分之一的人（约四千五百万人）在饿肚子，没有医疗保险。在许多人眼里，美国是民主自由的典范，但只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五的美国，却关押着占世界百分之二十五的监狱人口。每九个年轻美国黑人就有一个在监狱服刑。百分之七十的美国黑人一生中至少坐过一次监狱。在美国的纽约州，每年有60多万美国人，大部分是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人，被警察拦住并搜身，其中有近百分之二十的人因为不配合，被以拒捕的名义逮捕。一个人仅仅因为自己的肤色，就被警察叫停搜身，还得配合警察，如不配合，就要被逮捕，这是多么荒唐的民主制度！但美国所谓的自由媒体从来就不讨论这个问题。 这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除此之外，美国的各地拘留所里, 每年还关着一千万等待审判的罪犯，许多只是犯了小罪，但交不起保释金的穷人。

在新中国，许多工人、农民进入了各级政府和人民代表大会。五十年代建国伊始，倪志福、郝建秀、石传祥等一批工人进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农民出身的陈永贵进入中央政治局，成为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陈永贵书读的不多，但他有丰富的农业知识，了解农村、了解农民，是领导农业的好人选。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正是在新中国极大的改变了面貌，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农村，改善了中国的农业基础设施，使中国的农村水利条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的粮食产量上了好几个台阶，解决了吃饭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新中国中国的人均寿命能从1952年的35岁增加到1976年的69岁，超出条件跟中国差不多的印度20岁，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内几乎翻了一番的原因之一。

新中国选拔工、农、兵干部，让真正的工人、农民和军人直接参加国家管理，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一个全新的民主政治制度。与西方的精英民主相比，这个政治制度能更广泛地代表人民的意愿，更能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更能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使得中国的民主制度有了最广泛的群众基础，中国的政治制度有了最广泛的民意基础。新中国的干部、知识分子参加劳动的制度，是世界上最有政治创意的民主制度，是新中国中国政治清廉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美国是许多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赞许的民主国家，但是，美国大选时，勉强只有一半的人参加投票，大部分美国穷人对选举无动于衷。地方选举投票的人更是少得可怜，我所在的城市选举市长和市议会以及其他政府机构的官员时，投票的比例只有百分之十多一点。而政府为筹划选举花了很多钱，平均在一张选票上耗费将近一百多美元。当地的报纸采访我，问我这样的选举值不值得。我只好说值得，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选出政府领导人。

新中国先进的民主制度也充分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成了独立自主的工业、农业和国防工业体系，独立自主地造出了原子弹、氢弹和导弹，并且让卫星上天，核潜艇下水，造出了自己的大飞机“运十”（后来因故被迫下马），这些方面大大领先跟我们条件差不多的印度。中国许多反毛的知识精英，说毛泽东主席不懂经济。从人类历史的高度来看，少有人能跟毛泽东主席相比，在经济上取得那样丰硕的成果：让人们有事干、有饭吃，让社会上没有娼妓、没有毒品，把犯罪率降到最低。让中国的人均寿命在短短不到三十年时间翻了近一番，领先同样条件的印度近二十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看上去很高，但他们从来没有解决困扰贫民的无家可归的问题、失业问题、毒品泛滥的问题、娼妓的问题和穷人看不起病的问题。从历史的高度上看，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毛泽东管理国家和经济的能力，是前无古人的。

因为我们先进的民主制度，新中国在国际上一直占有道义制高点。新中国敢于理直气壮地支持亚、非、拉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大张旗鼓地支持美国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正义斗争。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眼里，新中国，代表着正义、民主、平等和人权。那个时代的中国，消灭了娼妓、消灭了毒品、消灭了性病，极大的消除了贪污腐败，犯罪率被降的很低，推行教育和全民医保，尽可能让人人有事做，人人有饭吃。在全世界都面临着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时，中国的农村欣欣向荣，粮食产量逐年增长，农、林、牧、副、渔五业兴旺，全面发展，农民的收入不断增加，农民的生活不断改善。回顾新中国农村通过让农民自己管理自己所取得伟大成就，不能不让人感慨万千。

四、毛泽东创立了一只崭新的人民军队

在国外常常听到美国大兵在日本、在韩国、在所有有美国驻军的地方强奸妇女以其他方式伤害民众的事。想到解放前的中国，兵匪一家，祸害老百姓的历史，就不能不感谢毛泽东主席为中国人民缔造的人民子弟兵。毛泽东创建和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类历史上从没有过的新型军队，是人民眼里的正义之师、仁义之师。恰如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所说，“……是革命的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正因为这样，毛泽东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形成了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在战争年代，人民群众给解放军送情报、带路、送军粮、做衣服和鞋袜，还有的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子弟兵，有的人为此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能以少胜多，打败装备比自己优越、人数比自己众多的敌人，并获得最后胜利，靠的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理想以及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爱民的模范，其中涌现了一大批雷锋式的典型人物。雷锋的英雄事迹，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人民军队中，还有欧阳海、安业民、麦贤德、王杰、刘英俊、门合等可歌可泣的英雄，感动和激励了全国人民。 毛泽东主席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因此，大量的平民英雄人物从各行各业不断产生，使新中国成为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每当发生重大自然灾害，人民解放军总是抗灾救灾的主力军，哪里有苦难，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人民子弟兵，这已经是从新中国过来的中国人民的共识与慰藉。

二零零五年八月，台风克瑞那袭击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被淹。美国总统小布什非常罕见地派出美国军队去救灾。美国陆军开着装甲车、坦克，全副武装地开进新奥尔良市去执行任务。可是，他们能做的只是维护地方治安秩序，防止断水、断粮的灾民骚乱或抢劫。美国军队从根本上讲就是训练有素的杀人机器，不知道如何做政治工作，不知道怎样做群众工作，不知道什么叫抗灾救灾，他们就是单一的战斗队。而毛泽东缔造的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既能打仗，又能生产，还能做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由人民子弟组成的，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军队。

五、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前无古人

二零一三年夏，我带领一组美国大学生到中国游学。在山东省聊城大学，中国的大学生和美国的大学生交流各自的学习生活经历和人生理想。当美国大学生告诉他们的中国同学，他们除了上课外，每天平均要干三个小时的工作，还要做够一百个小时的义工才能毕业的时候，中国学生听了感到很意外。我任教的大学是美国国会支持的七所工读大学之一，学生每周要工作十五个小时，学校里的一百二十多种不同的工作都是由学生来完成的，由专门的员工教学生工作。学生毕业的时候，他们在学校的工作经验，被统计在他们的学历里。不管你什么家庭背景，你只要选择去我们的学校，就必须参加学校的工作。《纽约时报》曾在头版介绍我们学校一个一年级学生，寒假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家的保姆做了一个蛋糕，感谢她多年给他们家打扫卫生。这个以前在家里养尊处优的学生，到了我们学校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做清洁工，包括打扫厕所。正是这份工作让她意识到普通劳动者的艰辛及其重要性。其实，美国的大学生很少有不工作的。我在其他美国大学教书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有兼职，有的甚至身兼数职，每周工作三十多个小时。美国的学生高中时就开始利用周末和假期打工，一方面给自己赚些零用钱，同时也积累一点人生阅历，写在自己的履历上，证明自己的阅历丰富。在美国，光有读书经历，而没有工作经历的人，是很难找到工作的。

而现在中国的学生从小学开始，就得天天应付考试。家长为了让孩子在学校考好分数，不让孩子做家务，以便让孩子全心全意的念书。真正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让许多中国年轻人成了名副其实的书呆子。尽管分数与一个人的真正能力没有直接的关系，甚至与一个人真正智力也没有必然联系，它却被用来决定一个人进什么学校，能否进学校这样的大事。而且学生的分数也被用来衡量老师的好坏和学校的优劣。为了学校的名次和老师的奖金，学校加班加点给学生补习，往往连周末都不放过。 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进好学校，家长还额外给孩子找补习老师，寒、暑假还要送孩子进补习学校。完全不给孩子玩耍和思考的时间。而孩子在学校翻来覆去所学的就是课本上那点东西，比起像海洋一样广阔无涯的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课堂上学的那一点连沧海一粟都算不上。

二零一二年夏天，我家乡的一所学校请我去给老师和家长上一次课。我对家长和老师们说，教育要符合孩子的天性。孩子需要时间玩，需要跟其他小朋友一起交际互动，需要时间去看各种各样的课外书。 我说，如果家长真想孩子成才，就应该鼓励孩子去玩，去与其他小朋友娱乐嬉戏， 让他们在玩乐中学习动脑子。家长还应该鼓励孩子做家务，让孩子在家务劳动中学会承担责任，培养观察问题、发现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座的家长和老师从理论上都能接受我的观点，但他们无法抗拒社会的大气候，他们不敢拿孩子的前途做赌注。其实，这正是目前我们中国教育的悲哀。明明知道死记硬背，以分数决定优劣的教育制度有问题，却没有能力来改变这种误国误民的教育制度。

在与聊城大学的学生交流时，他们让我谈谈个人对中、美教育的对比。 当我告诉中国学生，美国和西方注重实践的教育模式，是从中国学去的时候，他们大为吃惊。 我告诉他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就几乎没有考试，而且学校里有校办工厂、校办农场，学生除了在课堂上听课外，有很多动手的机会，每星期有两天到生产队劳动， 寒、暑假几乎全部到生产队务工，学到了很多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高中毕业的时候，除了课堂上学的书本知识之外，我知道如何种菜，如何培植各种各样样的庄稼，知道怎样干各种各样的农活、家务活，甚至知道如何育种、怎样开车床、怎样翻砂铸模。这些都是毛泽东主席倡导的教育路线赋予我的能力。新中国的高中毕业生，个个都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

就在中国把毛泽东主席倡导的“不重分数，重社会实践，重动手能力”的教育理念和实践当洗脚水泼掉时，美国和西方却把这种创新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引进到他们的教育制度中去了。被西方学去的，还有中国当时的工人和农民管理学校的制度。现在，在美国制定教育政策的不是教育工作者，而是社区选出的非专业人员，类似我们当时的工人和农民代表参与管理学校。

就连我们当时实行的“学雷锋做好人好事”的活动也被美国和西方借鉴了去，演变成美国和西方的服务型学习（service-learning），让学生在做义务劳动，为社区服务中学习，在西方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我任教的华伦威尔逊学院，设有服务学习处（Service-learning Department），专门负责给学生安排到社区做义工的机会，为他们出去做义工提供方便，并记录他们所做的各种各样的义工项目。 学校还要求教授们尽可能在他们的课程里加进“service-learning”的成分，让学生有机会走出课堂，去了解社会，去帮助社区解决他们的困难，让学生在这个过程学到他们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我现在教的一门环保课，其中就有一个社区服务项目：学生们组成五、六个人的小组，就近找一个社区，了解这里的情况，设计出一个对该社区的环境保护有益的项目，然后拿出一个星期的时间，去完成这个项目。 学生还要在班上与其他小组交流他们在这个活动中学到了什么。

我刚来的时候发现美国每年选出的二十个总统奖学金的获得者中，总有四、五位华人，其中就有二、三个当年的工农兵大学生。这些在国内无用武之地的人，到了美国成了最优秀的人才。为此，我曾写过一篇短文，讲当年的工农兵大学生作为一个整体是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因为他们了解中国、了解社会，经历过社会实践的磨练，同时具有吃苦耐劳，愿意到基层，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等优秀品质。

前些日子，有报道称每年有近二十万中国学子到美国留学，其中超过百分之七十的人没法适应美国的学校。我不知道这篇报道的学者根据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做了什么样的调查和统计。但从我对在我们学校的中国学生小范围的观察，他的结论我是认同的。来美国读本科的中国学生输在了他们的动手能力太差上，而他们在国内课堂上死记硬背的那点东西参加本国的高考是必不可少的，来美国之后则没有多大用处。到处都用得上的生活技能和社交技能他们没有，好多人还缺乏责任心，有的甚至玩电子游戏上瘾。

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改革我们的教育制度，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考试制度，一味地强调分数，把学生死死地困在课堂上、书本前，不让他们及早的接触社会、了解社会、体验社会，而只是把他们关在教室里去背那些没有多少实用价值的东西，我们的下一代永远不会有创造力。我们就只好跟在别人的后边去追赶，永远不会领导世界潮流。如果我们真想改革我们的教育制度，我们还是应该到我们民族最伟大的思想家毛泽东主席那里吸取经验。美国和西方都愿意不动声色地学些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我们，作为毛泽东的后人，有什么理由拒不继承毛泽东思想中那些宝贵的精神遗产呢？！

结束语

毛泽东主席不是圣人，不是完人，但他引领中华民族走出被西方列强欺负凌辱的悲惨境况。他和无数革命前辈的奋斗不但解放了中国人民，也鼓舞了世界上所有被压迫人民去争取自己的解放。毛泽东主席在革命斗争中积累的智慧和经验，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毛泽东的后人，我们有责任将毛泽东主席的思想发扬光大，让它引领我们走向新的胜利、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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