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殿仁：毛泽东国防建设思想的伟大贡献

作者：李殿仁来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2019-02-06 1285

在20世纪上半叶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战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在这一科学理论指引下，我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最终战胜了强大的反动派，建立起新中国。作为驾驭这场战争的统帅，毛泽东以非凡的军事才华在广大军民中树立起崇高威望。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对军事问题倾注大量心血。他精心指导新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导广大军民进行了一系列保卫祖国的军事斗争，捍卫了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从根本上摆脱了旧中国“有国无防”的历史，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实践中，毛泽东等新中国领导人不断总结经验、探索规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建设思想，找到了一条在经济基础薄弱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国防的成功之路。这既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的伟大贡献。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认真学习领会毛泽东国防建设思想，深刻认识其伟大贡献和时代价值，对于新世纪新阶段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梦，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毛泽东国防建设思想深刻阐述了国防的地位作用，明确提出必须实现国防现代化，为新中国国防建设指明了目标和方向。

近代以来的旧中国积贫积弱，国门洞开，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列强凌辱。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意识到，要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必须建立起强大而巩固的国防。毛泽东对国防的地位作用和国防建设的总体目标进行了深刻阐述，为新中国国防事业描绘出了宏伟蓝图。

（一）“国防不可不有”，必须建立巩固的国防。

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中央、毛泽东就把建立巩固的国防当作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一项重大任务。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出号召：“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强大的海军。”【《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9月30日，他在为这次会议起草的宣言中又明确指出：新的中央人民政府“将加强人民的陆海空军，巩固国防，保卫领土主权完整，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8页。】。面对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局面，党中央、毛泽东明确提出要一手抓经济、一手抓国防。1950年9月，毛泽东在致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祝词中说：“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217页。】把建立强大而巩固的国防作为与经济建设并重的大事，这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还是第一次。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里，毛泽东始终强调“国防不可不有”【《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08页。】，他反复告诫要对战争危险保持高度警惕，必须不断加强国防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国防建设和军事斗争的实践证明，只有建立起与自身地位相称的强大国防，中华民族任人欺辱的历史才不会重演。

（二）以实现国防现代化为国防建设总目标。

在毛泽东的战略构想中，实现国防现代化是新中国国防建设的总目标、总任务。早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就多次提出国防和军队要实现现代化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与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的较量，新中国领导人更深刻地认识到国防现代化的重要意义。1953年8月26日，毛泽东在给军事工程学院的训词中指出：“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171页。】根据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把实现国防现代化规定为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把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同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农业、运输业相提并列，首次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961年9月党中央又对四个现代化作了新的表述，即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文化。党中央、毛泽东在实践中还探索提出了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基本构想：努力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加强后备力量建设，完善国防动员体制；大力发展国防工业，建立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加强军事学术研究，实现军事理论现代化。这些构想，为新中国国防建设指明了方向和实现途径。

（三）以保护人民利益为国防建设的根本出发点。

建立巩固的国防，从根本上讲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毛泽东国防建设思想，自始至终贯穿着保护人民利益这条主线。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明确宣布我国国防建设的基本目的是“巩固国防，保卫我国的沿海和边疆不受帝国主义及其走卒的侵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47页。】。在近30年的国防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反复强调，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他始终把国家安全放在首位，强调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作好充分地战争准备。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思想。他指出：“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37页。】毛泽东的这一思想，鲜明地体现出“一切为了人民”的国防观。

二、毛泽东国防建设思想确立了新中国防御性国防政策，制定实行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为国防建设和军事斗争提供了基本依据。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从国家安全形势的实际出发，对如何抗击外敌入侵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方针和原则，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为指导国防建设和军事斗争提供了基本依据。

（一）确立防御性国防政策。

国防政策是国家政策的组成部分，是指导国防建设的重要依据。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阐明了新中国的国防政策，即“联合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民族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以为自己的盟友，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者挑拨战争的阴谋，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8页。】。这种以反对侵略、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维护世界和平为核心的国防政策，体现了新中国的社会政治性质，成为我国的长期基本国策。同时，新中国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建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张以谈判而不是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我国在与邻国发生边境领土争端时，始终坚持后发制人，不打第一枪。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印度在支持达赖集团发动武装叛乱的同时，向我国提出领土要求，挑起边界武装冲突，蚕食我领土。中国政府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决定实施自卫反击作战。毛泽东后来在总结这一仗的时候解释说：“我也看到不打不行了，打就打嘛，你整了我们三年嘛。”【《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161页。】历史证明，实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不仅是我国自身国情所决定的，也能够在政治上、道义上争取国际社会同情和支持，是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的正确选择。

（二）制定和实行积极防御战略方针。

实行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战略思想。新中国成立后，从防御性国防政策出发，党中央、毛泽东确定了以“积极防御”作为军事战略方针。同时，在战争年代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对“积极防御”的内涵又作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一是以积极防御为基本战略方针。1955年4月底，针对当时苏联开始奉行先发制人的战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强调，中国要坚持积极防御，决不先发制人。在1956年3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代表中央军委向大会作了报告，依据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明确提出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同年4月2日，毛泽东对此报告作了批示：“此件看过，可用。”【《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303页。】“积极防御”就此成为新中国国防建设和军事斗争的指导方针。这一方针强调，在坚持战略上后发制人的同时，对付强敌可能的大规模入侵，必须实行积极防御，反对消极的、分兵把口式的被动式设防，并将战争年代我军的“诱敌深入”作为重要的制胜手段。毛泽东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从来不是好办法，还是诱敌深入才好打。把敌人放进来，无非是让敌人占了我们什么地方，名誉不好。但这不要紧，问题的关键不是名誉，而是最后的胜利。【参见廖国良等：《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446、460页。】

二是对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作了新的发展。针对未来我军可能的作战对象，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作战原则，主要包括：重点设防、重点守备；诱敌深入，顶放结合；以运动战为主，阵地战、游击战相配合。如在诱敌深入的问题上，毛泽东强调，诱敌深入不是不要防御，摊开两手，让敌人长驱直入。我们不能学蒋介石，让日本人很快打到了南京、长沙；不能学斯大林，让希特勒一下就逼到了莫斯科、列宁格勒城下。该顶的地方还是要顶，而且要顶相当一段时间，但顶的目的是为了消耗敌人，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使我们后边有时间做些准备。【参见廖国良等：《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第446—447页。】毛泽东还发展了战略追击的思想。他指出：“要考虑积极防御，也要考虑打垮敌人后的追击问题。”【《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394页。】

三是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军事战略重点。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毛泽东根据对战争威胁的基本判断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对军事战略重点进行过多次调整，其主要着眼点是抵御超级大国可能的进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在外交战略上实行“一边倒”，与苏联结盟，军事上以美军及其支持下的台湾国民党军为主要作战对象，以东南沿海为重点方向。朝鲜战争爆发后，我军被迫停止台湾战役准备，并将军事战略重点移到东北边境。1952年，中央军委研究制定了爆发全面战争时的战略预案，确定陇海铁路以北地区为死守区，华东地区为坚守区，华南地区为机动防御区。这种有“顶”有“放”的思想，此后长期成为准备大规模战争的基本方针。1960年中央军委将基本的作战方针概括为“北顶南放”。中苏关系破裂后，我国的战争准备又着眼于“应付四面八方”，即准备在多个方向抗击可能的入侵。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毛泽东从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实际出发，决定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在外交上实行“一条线”战略，在战争准备上着眼于对苏作战，以“三北”为重点方向。回顾历史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坚持积极防御基本精神的基础上，善于从国家安全形势变化的实际出发，适时调整军事战略重点，充分做好战争准备，实现了在综合国力弱于对手的情况下有效慑止外敌入侵，为国家发展营造了有利的和平环境。

（三）敢于运用战争手段反击外敌入侵，以小战止大战。

新中国长期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实行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但对于严重威胁我国安全或者敢于挑起边境冲突之敌，以及来自海上、空中的入侵行为，我军都予以坚决的自卫还击和打击。正如毛泽东所说的：“第一，我们不要打，而且反对打”；“第二，但是我们不怕打，要打就打”。【《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343页。】更为重要的是，坚决打赢外敌强加于我的战争，能够起到“以小战止大战”的作用。1950年10月，毛泽东和党中央之所以下决心出兵朝鲜，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通过在朝鲜战场打败强敌，使其不敢在其他方向对我轻举妄动，起到“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军历次重大军事斗争的胜利，也充分显示了毛泽东等新中国领导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指导艺术。历史证明，国防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要时敢于“亮剑”是巩固国防的重要手段。

三、毛泽东国防建设思想筹划制定了国防建设的总体部署和具体措施，指导国防力量建设取得显著成就，为国防事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领导人对于建设现代化的强大国防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精心筹划，不仅提出了国防现代化的总目标，而且在实践中逐步提出了加强国防建设的一系列具体措施，指导国防和军队建设在较短时间内取得显著成就，不仅有效维护了国家安全，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战略遗产，为国防事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一）建设强大的国防军。

现代化的国防军，是新中国武装力量的核心，也是国防建设的重中之重。1953年底到1954年初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明确提出军事工作的总方针和总任务是“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对于如何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军，党中央和毛泽东进行了科学统筹和周密部署。

一是大力加强现代化建设。毛泽东认为，国防现代化的重点在军队现代化。1952年7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训词》中指出，我们现在已进到了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到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14页。】我军实现现代化，是由建军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必由之路。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毛泽东在国家各项建设任务极为繁重的情况下，挤出有限的经费来改进部队的武器装备，通过向苏联购买为主、自主研制为辅的方法，使我军的常规武器装备在较短时间内获得较大改善。加快建立和发展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使我军由单一军种发展为包括空军、海军和战略导弹部队等在内的诸军兵种合成军队。针对我军官兵文化素质普遍较低的现状，中央军委决定加强全军科学文化教育。毛泽东在1950年8月指出：“必须提高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的文化科学与技术水平，并从军队中培养大批的从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使军队形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174页。】在加强文化教育的同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大办军事院校。到1953年，全军共创办各类军事院校100余所，不仅培养了大批人才，也极大地促进了军事理论研究。

二是大力开展正规化建设。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克服战争年代我军游击性、非正规化的弱点，我军大力开展正规化建设，中央军委先后制定颁布了内务、纪律、队列等多部条例条令。从1952年起，全军又先后实行了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等重大制度，军队正规化建设取得明显成效。1952年7月10日，毛泽东在对军事学院第一期毕业学员的训词中，又提出了著名的“五统四性”，对我军正规化建设提出新的要求。毛泽东指出，与我军进入到掌握现代技术的“高级阶段”相适应，部队建设必须正规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因此需要从教育训练上来培养“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39页。】毛泽东强调要开展正规训练，迅速提高人民解放军现代作战能力，把军事训练作为推进正规化的重要手段。我军各部队贯彻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的要求，将先进的教学方法同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结合起来，全面提高了部队战斗力。

三是大力推进革命化建设。革命化是我军的优良传统，是战斗力的重要源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于军队的革命化非常重视。1953年11月，他在对彭德怀一份讲话稿的修改中，将原稿中两处“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特意加上“革命”两字，改为“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188页。】毛泽东把加强军队政治工作视为革命化建设的重要手段。1954年4月15日，他在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修改时，恢复了原稿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一句，并重写了被划去的“的生命线”四个字。【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206页。】虽然20世纪60年代后受“左”的思想影响，军队的政治工作一度受到严重干扰，但我军长期革命化建设的显著成效却无可置疑，特别是毛泽东所强调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生命线的思想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大力加强民兵和后备力量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面对复杂、严峻的形势，对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给予了极大关注。他把战争年代人民战争思想运用于和平时期军事斗争，强调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现代化军队必须与强大的民兵有机配合。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1957年6月，在中央军委发出的《关于改进兵役工作的指示》中，正式提出了民兵与预备役合而为一的国防后备力量体制。为了进一步加强民兵建设，1958年毛泽东又提出了“全民皆兵”的思想。他指示：“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把能拿武器的男女公民武装起来，以民兵组织的形式，实行全民皆兵。”【《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463页。】他还发出“大办民兵师”的号召。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再次指出：我们不仅要注意常规军，还要注意民兵。军事也要抓两头，民兵、尖端。【《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72页。】根据贯彻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一系列指示，我国的民兵建设蓬勃发展，到1958年底，全国建立民兵师5175个；到60年代初，全国民兵发展到了1.6亿人以上，武装基干民兵达456万余人，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战略后备军。为了使民兵工作进一步走向制度化，毛泽东又于1962年作出指示，强调“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141页。】。强大的民兵和后备力量，成为新中国有效的战略威慑力量，使超级大国长期不敢对我轻举妄动。

（三）建立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武器装备研制实行尖端与常规并举。

建立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是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1951年6月21日，毛泽东给率领兵工代表团在苏联访问的徐向前的电报中说：“没有现代的装备，要战胜帝国主义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506页。】为此，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逐步提出了建立独立完整的现代化国防工业体系的思想，并制定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实行尖端武器与常规武器并举。1959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关系中若干问题的指示》中指出，我们不但要建立一支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经济体系，而且也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国防工业体系。“一五”计划期间，新中国的国防科学技术和国防工业建设开始起步。在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中，国防工业占了27%。到1959年，建成了一批重点工厂，国防工业初具规模，并陆续仿制了苏式飞机、舰艇、坦克、火炮和各式武器。到1964年11月，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在常规武器发展取得成效的同时，党中央、毛泽东富有远见地提出了发展尖端武器的设想。1955年1月，毛泽东主持会议，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核武器的战略决策。在1958年初，中央军委批准了全军《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十年（1958—1967年）规划纲要》，提出了导弹及核武器研制的设想。在当年6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要研制原子弹。他指出，听说原子弹就是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387页。】。同年，他还提出要搞人造卫星。此后，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国防尖端武器研制全面展开。20世纪60年初期，当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使新中国刚刚起步的核武器研制工作遭受困难时，党中央、毛泽东以极大的魄力，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原子弹搞成功。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100页。】在广大科研人员的艰苦努力下，中国在1964年即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又很快研制成功了中远程导弹、氢弹和人造地球卫星。实践证明，掌握了“两弹一星”技术，不仅大大提高了新中国的战略威慑能力，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而且大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9页。】

（四）大力加强战略后方和战场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防备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党中央、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准备打仗”，努力加强战场建设和物资储备，作出了许多重大战略部署。1952年8月，为加强东南沿海方向战备建设，中央军委作出了建筑国防工事的决定。10月，毛泽东明确指出，在战略要点和重要作战方向，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筑永久性国防工事。从1954年开始，在沿海地区全面展开了国防工程施工。经过广大军民的努力，到50年代末期，沿海地区陆、海、空军的骨干工程大部完成。6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三五”计划的酝酿和制定过程中，针对国家工业集中在沿海地区、布局不尽合理的问题，比较系统地提出了进行“三线”建设、加快战略后方与战场建设的设想。毛泽东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2页。】国家的“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和战场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针对当时有人说“怕敌人不来用不上，不是浪费吗”的顾虑，毛泽东指出：准备好了敌人可能不来，准备不好敌人就可能来。浪费也不可惜，一定要搞。【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243—244页。】1972年12月10日，在《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的批语》中转述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383页。】。当年毛泽东和党中央作出进行“三线”建设决策，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虽然“三线”建设中存在着布局不尽合理、经济效益不高等问题，但毛泽东和党中央居安思危、重视战略后方与战场建设的思想，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作用。

四、毛泽东国防建设思想探索总结出了国防建设的基本指导原则，强调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统筹兼顾，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南。

在创建新中国国防现代化事业的伟大实践中，党中央、毛泽东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探索总结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建设之路，逐步形成了国防建设的一系列基本指导原则。

（一）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必须统筹兼顾、协调发展。

处理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特别是国防建设如何融入整个国家发展大局，是必须综合考虑的重大战略问题。通过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毛泽东等新中国领导人形成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必须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重要思想。

一是首先要加强经济建设。1956年4月，毛泽东在听取第二个五年计划汇报时指出：“除了轻工业与重工业、沿海与内地、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几个关系，还有经济与国防的关系。建设工业就是为了搞国防，减少些国防，多搞些工业，正是为了国防。”【《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306页。】随后，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讲话，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作了更加清晰的阐述。他指出，为了发展飞机、大炮、原子弹，建设强大的国防，“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308—309页。】1959年12月，经毛泽东批准发出的《关于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关系中若干问题的指示》指出，在当前的和平建设时期，经济建设是最中心的任务，但是也必须重视和适当地加强国防建设。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在经济条件许可的范围内，要努力发展国防建设事业。【参见廖国良等：《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第469页。】这就清晰地阐明了经济建设是基础、国防建设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的思想。

二是把国防建设纳入国家建设的整体规划之中，加强统筹兼顾。毛泽东要求中央和地方关心国防现代化建设，经济建设要照顾国防建设的需要。在制定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毛泽东就提出了要统筹考虑国防建设问题。“一五”期间，根据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预想，陇海铁路以北的华北、东北地区为死守区，因此国家的重大工业建设项目主要放在这一地区，而华南地区由于考虑到可能“放”敌人进来，而未安排重大建设项目。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实施“三线”建设，也是综合考虑了国家经济和工业布局与战备的需要。

三是实行军民结合、平战结合。1956年4月21日，毛泽东在听取第二个五年计划汇报时指出，要“学两套本事，在军事工业中练习生产民用产品的本事，在民用工业中练习生产军事产品的本事。这个办法是好的，必须如此做”【《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306页。】。由此提出了军民结合的重要思想。1957年初，党中央和国务院又提出，国防工业要贯彻“两重任务、两套本领、平战结合”的方针。此后国防工业的长期实践表明，只有坚持“军民结合，平战结合”，才能真正实现国防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国防工业和国防经济效益。这一思想为当前和今后国防建设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军民融合之路提供了重要思想指南。

（二）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动员全民办国防。

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新和发展了人民战争思想，最终赢得了战争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毛泽东把人民战争思想的基本原理运用于指导国防建设，确立了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动员和依靠全体人民办国防的基本指导原则。新中国成立前夕制定和颁布的《共同纲领》就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均有保卫祖国，应征兵役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民兵制度，保卫地方秩序，建立国家动员基础，并准备在适当时机实行义务兵役制。这些规定，是党动员、依靠全国人民巩固和建设国防的思想的具体化。它通过法律形式，把加强国防建设同广大人民群众联系起来。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此后历次修订的宪法，都对上述规定以国家大法的形式正式确定。毛泽东关于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动员全民办国防的思想，还反映在他对国家各项建设的宏观指导中。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多次强调，军队必须放在党委的领导和监督之下；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同志要亲自过问和落实国防建设问题；第一书记要亲自抓军事，不能只管抓钱，不管国防；地方的同志要和军队的同志结合起来，共同努力，不断地把国防建设事业推向前进。这些指示，反映了毛泽东关于要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动员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新思考。

（三）国防建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我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成功经验的总结，是我们战胜强敌的重要法宝。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领导国防建设中发扬了战争年代我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优良传统，不仅强调要建立独立自主的国防工业体系，而且强调在武装力量的建设上要“以我为主”，在国防问题上绝不能受制于人。1951年5月，毛泽东在同即将赴苏谈判购买苏联武器装备的徐向前谈话时指出，要学习苏联，把先进技术拿到手，自力更生，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1954年，党中央为国防科技工业制定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指导方针。1958年6月，毛泽东在一项批示中又强调：“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经济战线上如此，军事战线上也完全应当如此。”【《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0页。】1958年，中苏之间发生了“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毛泽东对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进行了坚决抵制，表明了新中国在国防问题上绝不会受制于人的鲜明立场。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恶化，在苏联开始撤走专家、中断技术援助的情况下，毛泽东强调：“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主张，各国尽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69页。】1968年11月10日，他在会见外宾时指出：“一个国家的武器专靠外国是很危险的。”“要树立自力更生的思想。什么都靠外国顾问，什么都要进口，我看不是个办法。”【《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343页。】毛泽东这些论述，今天仍不失为我们国防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

（四）从最坏处着眼，充分作好反侵略战争准备。

作好充分地战争准备，是建设强大国防的重要内容，也是遏制和延缓战争爆发的根本前提。毛泽东等新中国领导人通过科学判断战争与和平的总体形势，及时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立足于最困难、最复杂局面，从思想上和物质上扎扎实实地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战争准备的重要原则。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和党中央根据“从最坏处做准备”这一思想，未雨绸缪，及时作出了组建东北边防军的决定。朝鲜战局恶化后，在充分考虑战争的多种前途、并作好应付最坏可能的准备基础上，最终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在此后指导战备的过程中，毛泽东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应付最坏可能，即准备帝国主义全面侵华和世界大战可能爆发的基础上。他指出：“总要估计到有两种可能性。除了好的可能性，还有一种坏的可能性，就是帝国主义要发疯。”【《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90页。】1955年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告诫说：“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总不吃亏。”【《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4页。】以后，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准备应付帝国主义国家的大规模入侵，准备它们使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60年代，毛泽东鉴于来自美国和苏联的军事压力与战争威胁增大的情况，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准备打仗”，并要求立足于最困难的情况作好战争准备。正是立足于应付最坏的局面，毛泽东提出了发展地方武装、加快建设大三线和防御工程体系、加强战略物质储备等一整套措施。我军在军事斗争准备中，也长期以最强的对手为假想敌进行战备，始终立足于应付最坏的可能，对霸权主义国家形成了强大的威慑力，保卫了国家安全。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国领导人，对于在一个经济基础落后、周边环境异常复杂、遭受西方敌对势力封锁包围的社会主义新生国家，如何建设强大而巩固的国防，进行了艰辛探索，获得了宝贵经验，取得了巨大成就，也有过曲折和教训，这一切都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实践证明，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走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是正确解决我国国防建设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的唯一正确选择。新世纪新阶段，中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形势和严峻挑战，国防建设和军队发展面临着诸多现实难题，需要我们坚持毛泽东国防建设思想的基本原则，借鉴老一辈革命家的高超智慧，并运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根据实际情况发展创新党的军事指导理论，不断增强国防力量和我军防卫作战能力，为维护国家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