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说“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事实令人乍舌

作者：秦明来源：红色江山 2019-02-26 4614

秦明

　　毛主席的两个女儿李敏和李讷都出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敏”与“讷”则出于《论语》中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从给女儿起的名字中，可以体会出毛主席是希望自己的女儿长大要做多干实事、少说空话的人。就是对这两个爱女，毛泽东丝毫不溺爱，总是让她们在各种艰苦的环境中锻炼，过普通人的生活，从不允许搞特殊化。

　　李敏回忆，父亲曾对身边的卫士说，比贡献不要比享受：“她们(李敏和李讷)不如你们有出息，也不如你们有前途。她们比你们吃苦少，能吃苦的人才能有出息……”1965年，毛主席又对李敏她们提到：“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毛主席逝世以后，事情的发展证明毛主席的忧虑是完全正确的。

　　毛时代：“干部子弟不能出国”

　　毛泽东时代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干部子弟不能出国。

　　新中国建立于废墟之上，百废待兴，建设刚刚起步，物质条件还比较匮乏，比起国外一些物质较丰裕的国家来说显然出国能够很大程度提高生活上的舒适与便捷，但为什么偏偏不让干部子弟出国呢?

　　首先，在毛主席眼里，干部子弟都是老革命的后代，而革命的后代理应继承革命意志，在国家的建设事业中身先士卒，这是干部子弟的“特权”——这种“特权”不应是享受的特权，而应当是身先士卒，为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奉献与牺牲的特权。1950年，中央决策出兵朝鲜“抗美援朝”，毛主席首先将自己的儿子毛岸英送上了前线。得知毛岸英牺牲的消息以后，毛主席只说了一句“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正是毛主席的这种表率作用，一大批老革命自觉不自觉地都要向毛主席看齐，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期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一大批高级将领的子弟也走上了前线，这在后来是无法想象的。　　

毛主席说“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事实令人乍舌

　　此外，干部子弟出国后是否会受到不测或意外?是否会被敌视国家或组织绑架或扣押、以人质形式作为谈判的筹码?如此国家安全将陷入被动局面。另外，干部子弟出国后一旦架不住外国间谍的腐蚀利诱怎么办?或许毛主席知道那些干部子弟平日里养尊处优惯了可能抵挡不住诱惑。如此他们会做出不利于国家的事情，比如叛国、卖国都有可能。因为他们很容易得到重要的信息乃至掌握有国家机密，这会带来国家安全的隐患。

　　这条规定只约束干部子弟，并未约束科学家、学者、企业家、商人等等，足见当时毛主席作为一把手对自己领导的班子要求是多么地严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是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标志性的特征。

　　毛泽东担心干部子女成为“汉献帝”

　　有一次，毛主席同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谈起领导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毛主席问梅白：你记得曹操评汉献帝的话吗?梅白答道：记得。有这样两句：“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毛主席称赞说：不错，你读书不少。现在有些高级干部的子女也是“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娇生惯养，吃不得苦，是温室里的花朵，有些是“阿斗”呀。中央、省级机关的托儿所、幼儿园、部队的八一小学，孩子们相互之间比坐的是什么汽车来的，爸爸干什么，看谁的官大。这样不是从小培养一批贵族少爷吗?这使我很担心呀!毛主席还说，现在有些高级干部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不严格。根本问题是要自己带头，要严以律己。他问梅白，你的孩子要坐你的车吗?梅白说，我不给坐。毛主席又问，你是怎么办的?梅白说，三个姑娘老实些，不敢上，两个男孩子上来，我就把他们从车上推下去。毛主席说，这样好，应当推广你的经验。并且指出，有的领导干部让自己的子女跟着去北京、上海开会，这样很不好。他特别指出，高级干部的子女不管好，总有一天要犯罪的。

　　1964年7月，一次毛主席在同侄子毛远新的谈话中说：“你就喜欢舒服，怕艰苦。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你父亲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了多数人服务。要是你，还不是双膝下跪，乞求饶命?我们家许多人，都是被国民党、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吃苦。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个中间派，我就满足了。”毛主席还批评说：“你就喜欢人家捧你。嘴里吃的是蜜糖，耳朵听的是赞歌，这是最危险的。你就喜欢这个。”

　　毛主席担心干部子女成为“汉献帝”，他是把干部子女尤其是高级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提高到关系社会主义事业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的。

　　文革初期的“干部子弟”

　　但是，仅有榜样和制度的约束是远远不够的。

　　毛主席曾经告诫，建立新中国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从西柏坡出发前，毛主席把革命取得政权比作“进京赶考”，他告诫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建国以后一些苗头的出现，让毛主席更加忧心忡忡。从枪毙刘青山、张子善到历次政治运动，毛主席一直在为防止革命政权的蜕变做着各种努力，直到晚年被迫发动那场备受争议的运动。

　　“干部子弟”群体中，许多人都有浓厚的“自来红”思想，因父辈的革命资历和功绩而产生很强的优越感。低调的人，努力向平民百姓子弟看齐;但更多的人喜故显示自己出身高贵，喜欢攀比自已父辈官位的高低，住的什么房子，坐的什么汽车等等。他们消息灵通，见多识广，朋友圈也大多是父辈地位相同或战友、同僚家庭的子女。他们中一些人还看不起那些成绩拔尖、超过他们的平民子弟，特别是那些出身不好、成绩却很好的同学。文革运动开始，他们自然地按自已理解的阶级观念，实际是封建的“血统论”，高调宣传他们的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以天然的革命接班人自居，以家庭出身分敌我，完全偏离毛主席发动文革运动、重点整走资派的斗争大方向，而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地、富、反、坏、右、资”“黒六类”以及他们的子女，制造了1966年8月的“红色恐怖”及其许多骇人听闻的暴行。

　　1967年5月28日，毛主席看了中央文小组办事组1967年5月26日编印的《要事汇报》，这期《要事汇报》说，据云南省公安厅报告，22日晚，十七个自称红卫兵的人抄了云南省副省长王少岩的家，抄走手表、照相机等物和现款、存折，在取款时被抓获。参与者都是中学生，其中有六个是北京学生，其余十一人，除两人外，都是高干子弟。于是，对高干子弟抄家，毛泽东批示说：

　　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

　　毛泽东

　　五月廿八日

　　(见毛泽东手稿)

　　可笑的是，这几年，这群已经成为亿万富翁的干部子弟却纷纷跳出来，上演“替文革”道歉的闹剧，可惜他们的道歉不是在承认和检讨他们自己在文革初期的暴行，而是将矛头指向文革本身——这个威胁他们当年以及现今“特权”的幽灵，其目的正如他们自己所言——“要守住81年决议底线”。

　　朱德的孙子被枪毙

　　毛主席走后，干部子弟没有了毛式“反特权”斗争路线的羁绊，“特权”就开始不断膨胀。

　　1983年“严打”期间，朱老总最小的孙子因触犯法律，在天津被处以极刑。一时间，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

　　康克清曾对跟随她多年的老秘书叶梅娟说:“朱德同志生前有过嘱咐:'如果孩子不争气，犯了错误，出了问题，你也不用生气，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子孙不争气，你可以登报与他们脱离关系。'”对于社会上的种种传说和流言，康克清未予理睬，她说:“当务之急是要做好他母亲的思想工作，使她能认清现实，尊重法律，并从中吸取教训。”

　　就在朱老总的小孙子被执行死刑的次日，康克清外出参加重要活动。行车途中，她平静地对司机刘国和说:“刘师傅，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我的孙子犯了罪，昨天给枪毙了。”“我也听说了，但没敢问您。”稍后，刘国和又谨慎地问:“听专车司机们说，您在判决书上签过字?”康克清略显激动地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还用签字吗?”

　　在此后，康克清有时在饭桌上也会对着孙子们发火:“你们出了问题，不是个人的事，是在折腾你爷爷!爷爷有话在先，你们如果不争气，做了违法的事，要我登报声明，与你们断绝关系!”

毛主席说“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事实令人乍舌

　　朱德的亲孙子当时是天津市人民银行的行长朱国华，权也大，官也大，人也长的不错，又很有地位，很讨女孩子们的喜欢呀，于是他天天晚上换女孩子，就是这样一个罪，跟现在比起来，那根本不算什么的，可在当时这还是一个大罪。当时是否判他死刑的请示报告递到邓小平手里，邓小平没有批，指示把请示文件拿给康克清，一切请她决定，最后康克清批复，同意死刑。

　　康克清这样的老一辈革命者因为革命理想的纯粹，还没有走到“护犊子”那一步，毕竟“告别革命”刚刚起步，时代的风气还会沿着原来的历史惯性继续一段时间。然而，再往后就很不好说了。

　　“不争论”与“护犊子”

　　80年代中后期，很多干部子弟借改革的名义，以权谋私，成为了靠偷偷摸摸地倒买倒卖公有资产攫取不义之财的“官倒”。风波之后，“资产阶级自由化”被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自由化分子顺利出走，这些干部子弟却从地下走到地上，变成了赤裸裸和无所顾忌地吞噬公有制资财的贪官污吏。他们不仅比当年的“官倒”更有过之，而且正在蜕变成“倒公(有制)”、“倒社”及至“倒国”的一伙。也恰好在此蜕变中，“官倒”特别是“最大的官倒”被“不争论”所掩盖。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大家都开始“护犊子”，谁也甭指责谁。

　　无数个农村集体经济被强行解体，能不迅速造就一些万元户、十万元户甚至百万富翁?众多国营企业随着承包、租赁、股份制和抓大放小及贱卖的资改政策的推行，能不很快孳生出一批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替文革道歉”最起劲的秦X、陈XX某均在这个过程发家致富，将他们父辈秉持的共产党人恪守清贫的“好家风”一脚踢开。　　

毛主席说“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事实令人乍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