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黄炎培交往事：体现领袖的虚怀若谷

图：毛泽东给黄炎培的亲笔信

1959年，根据毛泽东本人的请求，并经党中央同意，毛泽东不再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退居二线。这段时间，他与民主人士的往来也多了起来，当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黄炎培就是当时往来较多的一位。笔者在毛主席晚年曾做过他的图书服务员，因而知道一些毛泽东与民主人士交往的故事，现在回忆起来，觉得这些事情很能够体现毛主席作为领袖的虚怀若谷和对朋友的真诚。

黄炎培也很爱好书法，爱好写诗，常常将他的墨迹、诗作送请毛泽东赐教。大概是情趣相同吧，交往过程中，毛泽东得知黄炎培珍藏一本王羲之的真迹，双方约定，借期一个月。

一个月后借期已到，毛泽东自己将王羲之那本真迹用木板小心翼翼夹好，对值班室的同志说：“送还吧，今天必须送到。”

“讲好一个月就是一个月，朋友交往要重信义。”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工作人员将王羲之真迹如期送还给黄炎培。黄老收到真迹后，还很不好意思地说：“主席爱看，就让他多看几天嘛。”送还字帖的同志说道：“主席说，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双方都笑了。

从1949年开始，到1960年底，这11年时间里，毛泽东与黄炎培几乎年年都有书信来往。黄炎培虽然年长毛泽东15岁，但他书信和诗作的开头或结尾都写：“毛主席”、“敬献毛主席”、“敬呈毛主席”、“毛主席赐教”等，毛泽东给黄炎培的信中开头也总是：“任之先生”、“黄任老”。

黄炎培呈献给毛泽东的诗，都是用毛笔书写的，大都是楷书和行书，是诗作，也是黄老的书作。黄老的行书流畅自如，自成风格；楷书功力深厚，笔力遒劲，端庄刚健，尤为擅长。对黄老的书法，毛泽东很爱看。黄炎培的墨迹诗稿大都是50年代送给毛泽东的，毛泽东辞世时，毛泽东的书房里还放有黄炎培敬献的诗稿墨迹册页。

黄炎培经常给毛泽东送诗稿墨迹，毛泽东收到之后除及时复信外，也常有回赠。1956年12月4日，毛泽东在《致黄炎培》的信全文写完之后，特意又加写了这样一句话：“去年和今年各填了一首词，彔陈审正，以答先生历次赠诗的雅意。”毛泽东在信中说的“去年”应为前年，即1954年。这一年他填的一首词是《浪淘沙·北戴河》。毛泽东在信中说的“今年”即1956年填的一首词《水调歌头·长江》，在1957年《诗刊》一月号公开发表时题目改为《水调歌头·游泳》。

毛泽东这两首词，都是1957年《诗刊》一月号公开发表的。黄炎培在得到毛泽东这两首词的墨迹之后，极为珍视，时以展示同好。后来荣宝斋将这两首词的墨迹制成拓片(游泳词的标题为“长江”)，从此广泛流传。黄炎培读了毛泽东抄赠的两首词后，还对游泳一词提出了修改意见。毛泽东很快在2月11日复信，全文如下：

任之先生：惠书盛意可感！那些东西，既已发表，不改也可。游长江两小时飘三十多里才达彼岸，可见水流之急。都是仰游侧游，故用“极目楚天舒”为宜。顺致敬意！

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收入的毛泽东《致黄炎培》的信，最后一封是1960年12月5日写的。在这之后，直到1965年12月21日黄炎培逝世，这对朋友之间还常有诗作、书信往来。1976年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后，我在整理他老人家的遗物中，就看到黄炎培1961年敬献毛主席存教的《诗十二首》的墨宝和黄炎培1963年2月20日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亲笔信。黄炎培1961年敬献毛主席存教的《诗十二首》，总标题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四十周年颂。这十二首诗，黄老是用毛笔行书体书写在一本装帧别致的约32开大小的册页上的。如同他的别的诗稿一样，是诗作，也是颇有价值的一份书作。诗作的第一首黄老是这样写的：

十月飞来砲一声，众人梦里几人醒。大功作始由来简，一席倾谈信念萌。

诗后黄老还用蝇头行书小字加了一段注：“一九二一年七月党在上海开会成立，我来北京访李大钊问知大概，使我对党起了初步的信心。没有知道毛泽东主席早在一九一九年七月就论述了救国的根本方法——李维汉文，《红旗》一九六一年第十一期。”

诗作的第五首黄老是这样写的：知识全从实际来，调查研究四言该。良箴字字皆珠玉，手札纷披读百回。

在这首诗的后面，黄老也用蝇头小字加了一段注：“毛主席延安指示，仅有书本知识的最好回到实际工作里去。解放后，我受职中央轻工业部，毛主席面示工作方法，了解情况，了解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黄炎培的这十二首诗和注，充分表达了他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敬意和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和热爱。

黄炎培晚年，专心于《八十年来》的撰写。到1963年2月上卷写出初稿后，即打印后呈送毛主席。在送书稿时，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这封写于1963年2月20日的信，距他的逝世时间是两年零十个月。黄老的这封亲笔信用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信纸，墨笔行书体书写，全信共五页。从墨迹来看，五页书信，每页八行，似一气呵成。全篇行笔流畅，挥洒自如，布局整齐，结构和谐，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墨宝：

毛主席：

昨夜抵杭，经过了两会的大会五十天，想来此稍事休息，过一个月，至迟三月底回京。

近写《八十年来》，甫成上卷，至辛亥革命止。

政协为我少数打印，下卷正在续写。

主席：我之所以写此书，实出于几十年是是非非思想之所驱使，说不尽所闻所见社会之恶浊，官吏之凶狠，人命之卑贱，太无人道了，太没天良了，同时发见好人，我愿助他办学校，办社团，办图书馆，让后辈青年，获得良好的前途……

这几十年经过，我不得不写出，让后辈看看今天，想想昨天，大家努力！努力！

下卷容写成续奉。上卷先请教正。手致

崇敬！

黄炎培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日随信附上的《八十年来》上卷为打印件，封面上的“八十年来”、“上卷”、“前言”、“第一时期”、“第二时期”等全部文字都是黄炎培用毛笔亲手书写，在封面的右上方，黄炎培书写的“毛主席赐教”五个大字尤为醒目。

毛泽东收到黄炎培的信及《八十年来》上卷之后，有没有给黄老写过回信，笔者不得而知。按照此前两位朋友书信交往的情形来看，毛泽东收到朋友这样的信件和大作后，一般都会写回信的，可是《毛泽东书信选集》中没有提及，是否这次毛泽东就没有写回信呢？这还是一个疑问。大作《八十年来》上卷稿，毛泽东收到后是用心阅读过的，不少地方还用黑铅笔划了道道。黄老的信和《八十年来》上卷书稿，现在都还收藏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如今它已成了黄炎培与毛泽东暮年之交的珍贵的纪念。

说到毛泽东与黄炎培的交往，还有一段历史佳话。在延安时候毛泽东同黄炎培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如何跳出历代统治者从艰苦创业到腐败灭亡的周期率问题的一次谈话。 

这次谈话的经过是这样的。1945年7月1日，黄炎培、褚辅成、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六位国民参政员，应毛泽东主席之邀来到延安访问。这一行六人来到延安后，当毛泽东和黄炎培握手时说：“我们二十多年不见了！”黄感到愕然，心想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呀！毛泽东似乎看出了黄炎培的心理，便笑着说：“1920年5月某日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你主持会议，在讲话中说中国一百个中学毕业生，升学的只有多少多少，失业的倒有多少多少。那一大群听众之中就有一个毛泽东。”听了毛泽东的这一席话，黄炎培高兴得连连称赞毛泽东记性好。黄炎培从延安回到重庆之后，每次讲到延安之行时，都要津津乐道这个有趣的细节。他十分自得地说：想不到在大群听众之中，竟有这样的一位盖世的豪杰！

到延安之后的第二天下午，黄炎培一行六人应约到杨家岭访问毛泽东主席。

杨家岭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离延水河稍远，风景很好。高高矮矮的山坡上有一排排窑洞，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就在这些窑洞里居住。住所的当中有一座规模较宏伟的大会堂，依山面阳。黄炎培一行从大会堂的右边走上山坡，绕到后面，来到毛主席接待客人的会客室。这个会客室呈正方形，光线充足，中间摆放着一张长桌，四周摆放着各式椅子约可座20来人。会客室的四壁还挂着几幅画，其中有一幅画是沈钧儒次子沈叔羊画的，画着一把酒壶，上写：“茅台”二字，壶旁有几只杯子。画上的一首七绝就是黄炎培所题：

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面对这幅熟悉的画，黄炎培就侃侃而谈起来。黄炎培说这幅画是1943年在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叔羊为他父亲“画以娱之”。在请他题词时，他忽然想起谣传，长征中共产党人在茅台酒池里洗脚。针对这个谣传，他题了这首七绝以讽喻。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幅画竟挂在中共领袖的客厅了！当黄炎培在此时此地看到这幅画时，一股知遇之心的暖流流遍了他的全身。

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和冷遹到他家里做客。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回答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屈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听了黄炎培这一席情真意切的肺腑之言，毛泽东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同黄炎培的这一次谈话，黄炎培在他写的《延安归来》小册子中作了记载。《延安归来》，1945年由重庆国讯书店出版，初版两万册，几天内就被抢购一光，成为大后方轰动一时的畅销书。后被收入黄炎培所著《八十年来》一书，1982年由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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