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说，酸菜里面出政治
主席说，酸菜里面出政治
拨开迷雾看世界
1949年，中共中央初进北京城，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时，一位军队将领当场提出：资本家吃饭时要摆五六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这不行，军队应当增加薪水，与会者当时多表示支持。
毛主席说：
【“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
1949年3月5日，毛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报告时指出：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
当时，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偏居西北黄土高原，环境恶劣，条件艰苦，为何那么多爱国青年抛弃优越的生活环境，冒着生命危险千里迢迢奔赴延安呢？
首先，是毛主席写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给陷入迷惘困惑中的人民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取得的胜利，使爱国青年看到了拯救民族危亡的希望。
其次，就是酸菜里面出政治。延安是全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典范，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风，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这“十个没有”，与腐朽、黑暗的国统区、沦陷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成为爱国青年向往的新型社会。
为什么最近几十年不断有人给民国翻案，吹捧风花雪月的民国范？
因为那是一个精英、官僚、权贵吃饭六个碗，老百姓吃盐水加酸菜的时代。
他们很多人就希望把共产党国民党化，这样他们也可以吃饭六个碗，而让老百姓吃酸菜。
毛主席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获得政权，就是因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强调任何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
熟读历史的毛主席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坐天下的合法性就在于是不是以天下为公，是不是“为人民服务”。而一个政权的死亡，就是从官僚精英集团的腐败开始的。
【上曰：「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彥博曰：「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续资治通鉴长编》】
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91年）三月，神宗在资政殿召见大臣王安石和三朝元老文彦博议事，讨论变法。
神宗说：“变更法制，士大夫确实会不高兴，但对百姓却没有不便啊。”
文彦博答：“你是和士大夫一起治天下，不是和百姓一起治天下。”
皇帝要过的轻松很简单，优先满足官僚精英的利益，自然掌握话语权的士大夫们人人夸赞。如果是以百姓优先呢？那往往意味着官场上的血雨腥风，官不聊生。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
毛主席一贯重视反对特权腐化问题，防止形成“贵族阶层”、反对官僚主义、反对高薪制、反对干部子女特殊化。
1945年党的七大闭幕之后，毛主席在延安窑洞同民主人士黄炎培彻夜长谈时，黄炎培就提出希望中共诸君能够找到一条新路，跳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依据延安时期执政的经验满怀信心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主席指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权利，
【“而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只有劳动者的管理权得到保证，即能够以各种有效的途径和方式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管理与监督，才能避免管理人员特权化、贵族化现象的出现。
毛主席认为，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能力有大小，贡献有大小，但都是各尽所能，为人民服务，必须缩小收入差别、城乡差别，共同富裕。
在人力、财力、物力、资源都远远小于国民党政权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能够夺取政权就是因为实现了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对干部实行了供给制。
反对官僚特权
还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就已经对后来的供给制的等级化趋向表示不满了。1947年3月胡宗南部占领延安，毛泽东明确表示这是好事情，“打碎了庞大机构、官僚腐化”，逼得过去那种“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供给制标准也改了。他甚至讲：
【“供给标准就这样好，打到南京上海都不要再提高。”】
1949年中共中央初进北京城，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时，一位军队将领当场提出：资本家吃饭时要摆五六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这不行，军队应当增加薪水，与会者当时多表示支持。毛主席说：
【“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
也因为如此，毛主席对国家干部的工资化改革和军衔制，一直持抵触态度。
然而，1955年，在实行军衔制的同时，开始在全国实行行政级别工资制，将工资等级增加到30个级别，最高560元，最低18元；最高工资加上北京地区物价津贴后为649.6元，最低工资为20.88元，最高与最低工资之比扩大到了31.11倍之多。
这是因为军衔制、等级工资制这些改革的理由很充分：以苏联为榜样的。据1940年苏联职务等级工资的标准，月收入最高可达10600卢布，而正式的月平均工资仅有339卢布。最高最低工资之比，就是31.3:1。
不仅如此，各级干部在工资以外的待遇和享受问题，也参考了苏联人的作法，比如几级以上可以配厨师、几级以上可以配警卫、不同级别的干部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
以最典型的住房标准为例，开始实行工资制即有了严格按照等级分配的规定，像上海市，1956年就按照行政级别将各级干部住房划分成了十几种待遇标准，明文规定：特甲级可享受200公尺以上的“大花园精致住宅”；特乙级可享受190∼195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一级可享受180∼185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二级可享受170∼175公尺的“独立新式住宅精美公寓”……六级只能分得100∼115公尺的“有卫生设备的普通里弄住宅”；七级只能分得80∼95公尺的“无卫生设备的石库门房屋”；八级只能分得“老式立柱房屋”；九级以下只能分得“板房简屋”，如此等等。
高级干部的工资待遇提到如此之高，仅仅因为级别稍有不同，待遇有所差别，就有人公开吵架告状，以至痛哭流涕。毛主席对此极为反感，提出：现在的工资标准把收入的差距拉得太大了。在1956年全面推行工资制度改革前夕，他特别在党内高层指出：“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工资可以增加一些，但要“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
毛主席的批评，终于引起了周恩来等人的重视。1956年的工资改革刚刚完成，国务院就迅速拟订降薪方案：党政高级干部，即行政十级以上干部全面降薪。降薪后，行政一级由560元降为504元；二级由505元降为454元；三级由450元降为405元……十级由190元降为184.5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各级工资间的最大级差数，变成了25.2:1。
等级工资相差25倍，在毛泽东看来仍旧太多。这不只是高薪问题，还有特殊待遇的问题。行政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虽然不再同时享受供给制的待遇，但依旧享受着供给制残留下来的紧俏和质优商品的特殊供应(时称“特供”)，并且多数因工作关系，分别享受着秘书、警卫、司机、勤务、保姆、住房等各种特殊待遇。
对于这种趋势，毛主席曾反复批评，并多次发起政治运动，开展整风。他为此再三提议降低高级干部的待遇，且强调供给制的好处。他甚至一度赞同做部分恢复供给制的尝试。正是在毛泽东的这种压力之下，1959年2月和次年10月，中共中央两度下令降低高级干部的工资。
反对医疗特权
1965年，毛主席接到报告，中国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而且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农村只占25%。
毛主席对此作出批示：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自此全国开始全面推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一大批医疗事业人才涌向农村，农村的就医看病问题迅速解决，健康状况为之改观。到1975年病床的分布农村已提高到60%。全国卫生经费的65%以上用于农村。1976年，合作医疗已经覆盖了92.8%的农村社队。就这样，劳保制度、公费医疗、合作医疗覆盖了中国绝大多数的人口。
1982年，中国的农村合作医疗体制迅速衰落，合作医疗覆盖的社队从1976年的92.8%降至1982年的52.8%。到1989年，合作医疗覆盖面降至最低点4.8%，绝大多数农民重新陷入自费医疗的境地。（王绍光、樊鹏《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
反对教育特权
毛主席非常反对干部及其子女特殊化，建国初期他致信周恩来指出：
【“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
提防江山变色
治国就是治吏。毛泽东在防止党变质、国变色、民受难的艰辛探索中，提出的反对特权的思想，尤其是干部子弟的特权问题。
早在50年代，美国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和平演变”战略：如果他们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第三、第四代人的身上。在他们看来，这种出生在和平时期的新生代，有可能对过去的革命历史、革命传统和理想信念淡忘，容易接受他们的思想渗透，有可能向往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会出现追求享受的新的贵族阶层。
这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他说：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毛主席强调，如果领导权不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和平演变则是有可能的。他说：
【“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随着中苏两党关系破裂和日渐认定苏联社会主义已经变质，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担忧逐渐强烈起来。他对苏共所以走向“修正主义”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建立在苏联党政工作人员已经蜕变为一个享受高工资、高待遇的官僚特权阶层的认识之上的。
经毛主席亲自修改审定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在详尽地剖析了苏联特权阶层的种种表现之后，明确写道：“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高干”事实上已经成为社会中一个有着特殊地位、特殊身份和享受着特殊待遇的特殊阶层。而教育方面，很多名校日益成为高干子弟学校的趋势，让他们一出生就赢在了起跑线上，这也成为后来实行教育改革，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动机。
1959年12月16日，读《政治了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一章时，毛主席说：
【“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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