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前后是怎样坚持底线思维谋划和推动工作的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前后是怎样坚持底线思维谋划和推动工作的

朱  薇

底线思维能力，就是客观地设定最低目标，立足最低点争取最大期望值的能力。坚持底线思维，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一个重要战略策略，也是一个很紧要的领导艺术。善于运用底线思维，凡事从最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才能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毛泽东常常提醒全党，“不论任何工作，我们都要从最坏的可能性来想，来部署”，“准备对付最坏局面”，“要在最坏一点上来布置工作”，“以能对付最坏情况”，“为根本出发点”。

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迎来最后的胜利，国际国内形势呈现出一片光明的景象。在欧洲战场上，德国法西斯于5月8日战败投降；在亚洲战场上，日本帝国主义日暮途穷，垂死挣扎；在国内敌后战场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开展如火如荼的局部反攻。此时，中国共产党拥有着121万党员、91万军队、220万民兵和接近1亿人口的19块根据地，已经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空前发展，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空前团结。尽管如此，毛泽东却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坚持底线思维，从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努力，预见困难风险，化解问题矛盾，在抗战的最后阶段和随后的解放战争中把握主动，从而赢得最终胜利。

一、常观大势，常思大局

底线思维是一种系统的战略思维，需要在总体战略的全局高度整体掌握各个系统、各个环节、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发展变化，如此才能准确地判断底线是什么、底线在哪儿，才能周密地预测事物发展可能遇到的困难挑战，才能主动地提出策略措施，远离底线，规避风险。

把握大势与立足大局，是毛泽东坚持底线思维的基本前提。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势在 1945年上半年逐步明朗，美国对华政策扶蒋反共的大致格局也逐步确定下来。进入 1945年之后，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力量的对比实现了“由过去多年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并正在走向共强国弱的地位”，国民党坚持独裁、拒绝和平的真面目愈来愈明显地暴露出来，大后方的民众则越来越多地把对中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毛泽东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中共七大前后这一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形势，密切关注伴随着抗日战争的逐步胜利，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新挑战，辩证分析和科学研判时局发展每个阶段呈现出来的变化特征和总体趋势，总揽全局，审时度势。

首先，毛泽东敏锐捕捉和及时跟进 1945年国际国内形势的微妙变化。早在1944年12月15日，他就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发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十天后，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雅尔塔会议结束四天后，1945年2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作《时局问题及其他》的报告。4月24日，他在七大的书面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开门见山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并据此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任务和政策。5月 31日，毛泽东在七大结论中主要讲了三个问题，其中前两个问题就是“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7月22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撰写的时局评论《内战危险空前严重》。

8月11日，就在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的第二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关于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定》。8月13日，即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两天，毛泽东就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8月23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再次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长篇讲话，提出“党在新的环境下所采取的方针和对策”。随后，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宣言》。10月20日，毛泽东结束重庆谈判回到延安后，立即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中央局、区党委和各兵团首长关于《目前时局及今后六个月的任务》的指示。11月12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发表《抗战胜利三个月来的局势和今后若干工作方针》的长篇讲话。

其次，毛泽东善于根据形势发展走势和隐藏其中的风险挑战拟定实践目标。在文章、报告、讲话和电报中，他常常会把“时局”“方针”“形势”“任务”并提。“方针”和“任务”的提出建立在对“时局”和“形势”的科学分析、综合研究及准确判断之上。“时局”和“形势”的阐述又是为了因时而变、随时而制地确定“方针”和“任务”。

七大前后毛泽东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认识和反应，就体现了这种根据形势变化的适时调整。3月31日，他在六届七中全会上对《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作出说明，在谈到对美英及其他反法西斯国家的态度时，主张“以联合为主，但也有警戒的暗示，希望他们尊重中国人民的意见”。4月2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布美国的军事援助只给国民党政府，美国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并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阻碍了中国的统一。对此，毛泽东在 4月 24日《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提醒以美英为首的同盟国政府，“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呼声，加以严重的注意”，不要使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并警告“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而鉴于美国政府随着欧战结束在扶蒋反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毛泽东在6月11日的七大闭幕词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并毫不客气地点名批评“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几天后，他在七大代表和延安人民代表参加的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郑重号召，“要战胜一切外国的、中国的反动派，一切外国的、中国的压迫者，不战胜他们决不罢休”。

最后，在大局与大势的把握上，毛泽东特别强调领导的预见性。这种预见性既是对发展趋势的预见，也是对底线风险的预估。他说：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看到事物未来的发展可能。中国共产党在七大期间的“预见”就是能够指出“中国人民将要走什么道路”以及“我们的政策”。毛泽东认为，党的领导必须要有预见性，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没有预见就不能称得上领导。为此，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坐在台上的指挥官，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是没有预见性；如果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平平常常的东西，也不能算做有预见。真正的预见是“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由此可见，领导的预见性需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在事态刚刚萌芽，“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就能看到它即将出现的普遍意义。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正确预见了“美蒋实施这些反动政策的可能性，并为战胜这些反动政策而制定了完整的和完全正确的政治路线”。他向全党提出了“注意大城市”与“注意东北”的建议。他预见到占领城市后首先要解决的吃饭、穿衣问题，要求出席七大的“将军们”做好管理城市、建设城市的心理准备。他预见到东北在未来战略布局中的极端重要性，认为“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将来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而有了东北，“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

二、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底线思维不仅仅是指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更重要的是常怀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在事物越是发展前进、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善于以谨慎谦虚的态度从各种征兆中发现蕴藏的重大风险。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是毛泽东坚持底线思维的有力支撑。毛泽东在七大前后认真考虑到各种“最坏”状况，宁可把形势想得更复杂一点，把挑战看得更严峻一些，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力争对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形做好充分的预判和准备。

首先，他在这一时期反复提及要“准备最坏局面”，并以此作为想问题、办事情、定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在七大结论报告中，毛泽东一口气列出了中国共产党接下来可能遇到的17条困难，即17个方面的“最坏局面”：“外国大骂”；“国内大骂”；“准备被他们占去几大块根据地”；“被他们消灭若干万军队”；“伪军欢迎蒋介石”；“爆发内战”；“出了斯科比，中国变成希腊”；“我们得不到承认”；“跑掉、散掉若干万党员”；“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天灾流行，赤地千里”；“经济困难”；“敌人兵力集中华北”；“国民党实行暗杀阴谋”；“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其他意想不到的事”。他希望全党尤其是“我们的高级负责干部”，“要透彻地想好”，“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根据地逐步强大、党在人民中威信不断增长等大好局面下，以底线思维设想可能遇见的种种“最坏局面”呢？一方面在他看来，党内过去存在着一种对黑暗估计不足的“传统”，即“讲不得困难，总说敌人是总崩溃，我们是伟大的胜利”；另一方面，主要还是针对在胜利面前党内容易滋生的盲目乐观情绪。“这样讲了以后，就使党的高级干部有了应付各种困难的精神准备，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总之，毛泽东更多地还是希望以此来提醒全党保持警惕，千万不能对国民党反动派及美帝国主义抱有丝毫的幻想，以充分的准备保卫胜利果实。

同样，在七大结束后不久，他接连给八路军南下支队司令员王震、政治委员王首道发电报，反复提醒南下支队创建五岭根据地要做好最坏打算，“必须预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种种可能情况”，“凡事要设想一切可能的困难”。在他看来，这些可能出现的困难包括严重的敌情，南下支队在战场上打败仗，无法解决部队的吃饭问题，减员严重，内部意见出现分歧，不团结等等。他希望广大指战员能将各方面困难都充分地考虑到。

其次，毛泽东常常立足最低点，提出要在“最坏局面”的“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比如，在上述 17条困难中，第三条即被国民党抢走根据地，毛泽东的最坏设想是“准备被他们再占去几大块”，而不是几小块根据地；第四条即被国民党消灭若干万军队，毛泽东准备的底线是被蒋介石消灭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第九条即若干万中共党员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夹击下跑掉、散掉，毛泽东做好的最坏打算是“准备散掉三分之一，或者更多一些”；至于第十三条即日本侵略者将兵力集中华北，毛泽东想到的最坏可能性是日本不仅如此，还向英美讲和，“提出和平妥协的条件”；最后一条，毛泽东单列“其他意想不到的事”，以此来涵盖可能出现的预料不到的“非常的困难”以及“非常的不利情况”。事实上，即便这些“最坏可能性”最终并没有出现，而正因为事先有了充分考虑，政策和措施才能赢得主动，才能游刃有余。毛泽东反复提醒全党充分估计到这些最坏可能性，并提前“准备想各种办法对付之”。

最后，对于完成某项任务，毛泽东往往预先准备多种对策预案，并充分考虑到最不希望出现的情势。建立统一的民主的联合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是中国共产党拟定的抗战胜利后的基本目标。而对于抗战胜利后的联合政府，毛泽东在七大上客观分析了它的三种可能性：一种是共产党“交出军队去做官”；一种是“以蒋介石为首，形式是民主，承认解放区，实质仍是蒋介石的独裁政府”；一种是“以我们为中心”。第一种可能性便是“坏的”和“不希望的可能性”，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的对策是：“军队我们当然是不交的”，至于做不做独裁政府的官，“我们不要宣传去做，也不要拒绝，要准备这种可能性”。他还提出，当我们的力量更进一步发展到“一百五十万军队、一亿五千万人民”，“蒋介石的力量更加缩小、削弱，无联合可能”时，便要力争第三种可能。

三、积极准备，争取好转

底线思维并非只为守住底线无所作为，消极被动地防范，而是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进取有为的态度主动谋划，努力争取“好”的结果。积极准备，争取好转是毛泽东坚持底线思维的核心内容。在他看来，一切“最坏局面”“最坏可能性”的提出，最终都是为了对风险挑战作最积极的准备，并尽力争取形势由不利向有利的转变。毛泽东曾经对底线思维能力作了这样的概括：“根本的就是这两条：一是争取最有利的局面；二是准备应付最坏的情况。”在七大前后，毛泽东正是做到了一方面积极防止不利局面的发生并事先做好精神准备和物质应对；另一方面努力引导不利因素向有利因素转变，促成矛盾向有利于我方的态势转化，从而克服困难，赢得主动。

首先，毛泽东善于抓住各种困难局面中的最根本困难、各种风险挑战中的全局性风险，并将解决这种困难、应对这种风险作为工作重点。他指出，抗战胜利后的全局性风险，就在于国民党仍然坚持独裁和反人民的立场，“中国仍然可能发生内战，将中国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状态里去”。所以，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重要任务就是有信心、有勇气、竭尽全力地避免这一风险的发生。为此，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一般纲领，即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具体纲领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少数民族、华侨、外交等十个方面，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团结全国人民、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废止国民党法西斯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反对中途妥协。毛泽东还深刻指出：“实行这个纲领，可以把中国从现在的国家状况和社会状况向前推进一步”，“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和社会状况，推进到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抓住了抗战胜利后内战的风险，抓住了中国重回“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状态”的风险，正是在关键节点上抓住了影响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全局性风险。事实上，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实践表明，不仅要对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方方面面的各种矛盾做到心中有数，而且还要优先考虑和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并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

其次，毛泽东特别强调应对最坏局面要做好精神准备和工作准备。七大结束后不久，毛泽东即电告中共鄂豫皖边区负责同志，命令他们必须在日本失败前自力更生地准备一切，“准备精神的与实力的条件”，对付必然要来的内战局面。他常常说：“准备了麻烦，麻烦就少”，“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

毛泽东要求全党同志必须对所有困难作充分的精神准备，在他看来，有精神准备和没有精神准备大不一样。思想上不作准备，困难来了就无法对付，而有了准备就不会吃亏，就好办事。即使出现最困难的状况，也不会和原来的估计设想相差太远。

除了精神准备之外，毛泽东更看重的是工作准备、实力准备。中共七大为迎接新的胜利所作的准备，包括军事方面“准备战略上由以游击战为主到以运动战为主的转变”，工作重点方面“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夺取大城市，准备到城市做工作，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此外，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同样应该做好准备。比如，面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风险，就是要用各种方法制止内战，既包括在大会文件上、报纸上、口头上的经常揭露，也包括各种军事的、政治的其他办法；面对根据地经济困难的风险，就是要大力学做经济工作，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发展生产，克服困难；面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解放区得不到承认的风险，就是要不断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发展自己，积蓄力量，等到由“一个中指头”变成“一个大指头”，再到“一个拳头、两个拳头”的时候，就一定能得到承认。

最后，毛泽东十分重视引导矛盾对立面由“最坏”向“最好”方向转化。他认为，事物发展的不利因素与有利因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只要正确应对、顺势而为，就可以变消极为积极、变被动为主动、化不利为有利、化危机为生机。毛泽东曾经批评党内的一些同志，只看到最坏的一种可能性，而把别的可能性都丢掉了。“他们不了解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他强调，在正视风险客观存在的同时，更要注重发挥主观能动性，因势利导，变坏为好。

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底线思维的核心效用集中表现为防范化解风险，而风险正是隐藏在背后的各种问题和矛盾的表现形式。越是重大的风险，往往越是表现为极强的紧迫性、极高的危害性和极大的挑战性。因此，以斗争化解风险、以斗争坚守底线是直面问题、解决矛盾的必然选择。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毛泽东坚持底线思维的鲜明特征。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结论和闭幕词中，毛泽东反复提到愚公移山的故事。他将中国共产党人挖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两座大山，与愚公挖太行、王屋两座大山做类比，认为要想克服一切可能的困难和曲折达到最终的胜利，就必须要发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愚公精神。坚持底线思维，必须要发扬这种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

首先，毛泽东提倡以斗争精神坚持底线思维。他常常告诫全党永远“不要怕麻烦”，“不要怕风波”。“麻烦”和“风波”实际上就是革命道路上不断出现的“风险”，在他看来，即便是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国际和平得以最终实现，到那时世界上仍然会存在斗争。这种斗争包括“反法西斯的人民大众”和“法西斯残余势力”的斗争、“民主”和“反民主”的斗争、“民族解放”和“民族压迫”的斗争，等等。而在国内，这种斗争就集中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

正因为前进道路上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有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所以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就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因此，毛泽东告诫全党，“麻烦还在后头，不要怕麻烦”，将来我们党还会“经常遇到风波，有大风波，中风波，小风波，我们不要怕风波”。而在斗争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不敢斗争，“放弃斗争，只要团结”；另一种是不善斗争，“不注重斗争，马马虎虎地斗一下，但是斗得不恰当、不起劲”。

其次，毛泽东重视以鲜明的斗争立场和恰当的斗争策略坚持底线思维。斗争立场是原则，是方向，也是底线；斗争策略是底线目标和实践结果之间的重要桥梁。毛泽东始终坚持底线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1944年10月25日，他在给准备奔赴前线的干部作动员报告时，曾生动形象地将柳树和松树比喻为共产党员的机动性和原则性。他要求共产党员既要学习柳树随插即活的机动性，又要学习松树挺而有劲的原则性。在斗争问题上坚持原则性和策略性的统一，就是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

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毛泽东强调，既要对国民党发动内战作针锋相对的反击，不要被他们的汹汹气焰所吓倒，同时又要留有余地，争取让他们“洗脸”，而不是“杀头”，“这样就可以谈判、合作，希望他们改变政策”。这就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有理，就是斗争要站在自卫的立场上；有利，就是斗争是局部的，“对我们有利才斗”；有节，就是斗争是暂时的、有节制的。有理、有利、有节是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而不是冒险主义的方针。

最后，毛泽东主张以“不打第一枪”与“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惹事与不怕事相结合的斗争原则坚持底线思维。他在中共七大结论提到的我们党可能遇到的 17条困难中，其中有一条就是中国如同希腊一样，在外国势力的干涉下建立反人民的傀儡政权。1944年10月，德国侵略军在希腊败退，流亡伦敦的希腊政府在英军的保护下回到希腊。12月，英军协助希腊政府进攻长期英勇抵抗德军的希腊人民解放军，屠杀希腊爱国人民。希腊出现的这种情况引起毛泽东的高度注意。

针对抗战胜利后中国也可能出现的这种情况，即美国对中国公开进行军事干涉，伙同蒋介石进行反革命内战，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毛泽东提出了“不打第一枪”与“礼尚往来”的斗争原则。“不打第一枪”就是不惹事，站在自卫的立场上，“从一个时期来看好像不一定有利，但从长远来看则是很有利的”。“礼尚往来”就是不怕事，坚决反击国民党的一切大小进攻、一切文武进攻，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到了该打的时候，就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即便是一百条枪被缴了九十九条时，毛泽东认为，“我们也要打到底的。只要我们手里还有一条枪，我们被打倒了，就把枪交给我们的儿子，儿子再交给孙子”。对待敌人的进攻，他常常强调，“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习近平多次告诫全党，要把底线思维贯穿工作始终，把困难和挑战估计得充分一些，把应对各种复杂局面、意外情况的预案做得周密一些，千方百计“托底”“守底”“保底”，从而化解风险、解决矛盾、谋求发展。回顾和总结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前后坚持底线思维谋划和推动工作的思考和实践，对于我们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关于坚持底线思维、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和要求，不断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朝着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既定目标奋勇前进，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朱薇，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党的文献》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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