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如何消除美国对中国“输出革命”恐惧症的？

毛泽东是如何消除美国对中国“输出革命”恐惧症的？

胡新民

1971年7月9日中午，担负美国总统使命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一行6人，在中国外交部章文晋司长等人的陪同下顺利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受到叶剑英等人的迎接。当基辛格看到标语“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并听到陪同译员的翻译后，感到很不自在：莫非这就是中方对他一行的“欢迎”？当晚，周恩来到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看望基辛格并向他表示热情欢迎后，基辛格的紧张心情才有所放松。

这条标语来自于毛泽东的“五二〇声明”。

1970年4月30日，7万名美军和南越军人从越南南部侵入柬埔寨。5月1日、2日，美军恢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广平、义安两省的轰炸，进一步扩大了侵略印度支那的战争。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的侵略罪行。5月20日，毛泽东发表声明，表示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

在接待基辛格秘密访华准备工作进行期间，周恩来曾考虑到那些反美的标语对接待工作的影响问题，向毛泽东请示是否要撤除这些标语。毛泽东为保证基辛格访问的秘密不泄露，回答称：一切保持现状，不要改动。

1964年6月9日，毛泽东在会见一个中东国家领导人时指出：“你们正在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艰苦斗争，我们也受到帝国主义的威胁。帝国主义决不会放过我们，也不可能不打我们的主意，特别是美帝国主义。”

毛泽东的这段话，反映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美关系的真实情况。实际上，在朝鲜战争停战后，中国就一直希望改善中美关系。毕竟，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的经济成果，它的科学技术等等，都是中国建设事业非常需要的。这也是当时毛泽东为什么还想到要派学生到美国留学的原因。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政府采取了敌视中国人民的政策。随着中美两国在朝鲜军事对抗的展开，加上美国对中国革命成功将会在亚洲产生连锁反应的恐惧，美国对中国的敌视政策发展为全面的遏制政策。

1951年1月1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对中国实行全面遏制政策的文件。按照这个文件精神，美国继续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纠合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禁运，企图阻挠西藏的和平解放，加强对台湾的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支持。同时还对印度支那、日本、东南亚政策作了相应的调整。

因此，朝鲜战争结束后，遏制中国成为美国远东战略的主要目标，作为美国对中国的一项长期政策确定下来。在军事上，美国积极扶持日本和一些亚洲国家在太平洋地区建立军事体系，对新中国形成一个新月形的包围圈。在政治上，美国继续运用在西方国家的影响力，千方百计孤立中国并削弱中国的国际影响。在经济上，则对中国实行封锁和禁运。

但是，正如毛泽东在解放前夕所说：“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美国的一些有影响的有识人士在研究了各种资讯后，发现“总的来说，中国取得经济上的巨大成就”“足以维持其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这促使美国政府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们的对华政策。1964年中国核试验的成功，更使得美国不得不面对一个大国崛起的事实。

美国当初制定对华遏制政策的主要理由是所谓的中国“扩张”“侵略”“好战”（即输出革命）。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美国的有识之士，对中国所谓“扩张”“侵略”“好战”之说中的几个论据，例如朝鲜战争、西藏平叛、中印边界冲突和对东南亚共产党的支持等，进行了重新评估。对于这些问题，他们在有关的辩论中进行了冷静分析，产生了新的评估，其主要论点是：朝鲜战争不是中国发动的，如果“联合国军”没有打到鸭绿江边，中国大概不会出兵，因此对中国来说，是防御性的；西藏则是中国的国共双方都认为是中国的领土，而且美国也从未承认过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因此这个问题对美国来说，只在于美国赞不赞成中国对西藏的具体做法，却谈不上是“扩张”；关于中印边界的冲突，美国人的同情本能地在印度一边。但是世界各国之间边界冲突很多，这不过是一个各说各有理的问题，而且麦克马洪线是中国的国共两党都一致不予承认的，所以也不能算“共产党扩张”。关于中国对东南亚政策，认为中国确实有影响东南亚国家走中国革命的道路的想法，但主要是通过政治影响，而不是通过暴力手段去颠覆他们的政府。 

在研判中国宣传“世界革命”口号的过程中，美国的那些有识之士认为，对中国宣传世界革命的高调还是要听其言，观其行。从实践上看，中国宣传的言词虽然堪称激烈，但是仔细观察中共建政以来的表现，就会发现，实际上在行动方面一直是谨慎的。因此，有人进而指出，中国的强硬姿态从远处说是百年来受列强欺压所造成的心理状态，从近处说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也起了一定的反作用，如果设身处地去想，中国认为自己受包围而发出这样的声音应该是合理的。特别是像费正清那些比较了解中国历史的学者，无论在著作中还是在听证会上，都从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革命的背景论述当前中国的立场，指出中国人民的民族要求是百年来的民族要求的继续。因此，就中国对外立场而言，民族主义的因素大于意识形态的因素。

当年美国的那些有识之士的新评估，对消除美国政府对中国“输出革命”的恐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面对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美国政府开始考虑如何打破中美关系的坚冰。尽管这种考虑从一开始就着眼于要把中国尽可能“纳入国际社会”。

当然，那些新评估，对美国政府而言，并不能在治疗中国“输出革命”恐惧症时起到药到病除的效果。

◆毛泽东与基辛格。

1970年毛泽东“五二〇声明”的发表，差一点使美国政府产生误判。尼克松一度认为“事情已经无可挽回”，并且下令：凡是在越南用不着的第七舰队军舰在24小时内全部开往台湾海峡。中美关系似乎要重返朝鲜战争年代。好在尼克松的政治家的理性战胜了感情的冲动，他的这条命令并没有得到执行。在这里，不能不提到基辛格在这个问题上的研判。他透过“五二〇声明”激烈的语句，注意到声明所表达的，主要还是对柬埔寨人民在道义上的支持。在具体政策上，尤其在涉及美国的问题上措辞非常谨慎。基辛格认为中国还是“留着不少口子以待恢复两国相互接近的长征”，尼克松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从而收回了在台湾海峡部署舰队的命令。因此，“五二〇声明”的思想，实质上是奠定了未来中美缓和的认识基础。首先，声明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在这里，只提到了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革命”也不过是一种“倾向”而已（所以毛泽东在后来的《中美上海公报》坚持要写上“人民要革命”），这并没有任何“好战”的意图。其次，声明反复指出美帝国主义的“内外交困”、“垂死挣扎”，也为后来中国对缓和政策的解释设下了理论注脚。最后，尤为关键的，这篇声明用以判断是非的标准突出了国家主权的理论基础，即把国与国的关系与各自的意识形态进行切割。这实质上也是中国政府早在1953年就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主要基础。

使尼克松和基辛格最后放下心来的，是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会见他们时那段有的放矢的话。毛泽东笑着说：“我认为，一般地说来，像我这样的人放了许多空炮，比如，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毛泽东还以轻松的口吻说道：“你（尼克松）可能就个人来说，不在打倒之列。可能他（基辛格）也不在内。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此时尼克松和基辛格才算是领会到，毛泽东说的“放空炮”，实际上是在暗示，对中国墙上写着的口号，也可以泛指中国的那些革命口号，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宣传，这对国与国的关系，虽然有影响，但影响很小，甚至可以小到忽略不计。特别是对政治家而言。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当年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输出革命”的认识，可以说是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的认识，一旦能够回归理性，就可以为两国关系的解冻创造前提条件。毛泽东在与尼克松和基辛格谈话时，轻松几句，就化解了这个心理障碍。尼克松在与毛泽东告别时毫不掩饰他的兴奋，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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