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卫东丨毛泽东教西方与中国接轨4:建立新的货币制度
毛泽东教西方与中国接轨4:建立新的货币制度
黄卫东
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发行与商品无关的纸币做基础货币的国家。当时西方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都将发行的货币与贵金属挂钩,规定发行的纸币所代表的含金量,承诺货币可兑换黄金,其实质是政府发行的纸币是代表铸币的欠条,其发行基础仍然是黄金白银等金属铸币,仍然是以马克思所描述的商品货币理论为基础的。仍然需要储备黄金等实物,也就需要为增发货币付出成本和代价。新中国发行的人民币,是世界上第一个由国家发行不与黄金等铸币或其他商品挂钩的货币。
早在1927年1月的大革命时期,毛泽东领导湖南农民成立的第一家中国人民自己的银行—浏东平民银行 发行的纸币[1],是中国工农革命政权最早发行的货币。它有力地帮助了农民发展生产。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都发行与金银无关的纸币。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早在1938年12月就响应毛主席指示,开始发行北海币[4]。当时敌人利用占领的银行获得大量法币,同时发行伪币,到根据地掠夺物资,根据地一方面宣传持有伪币和法币的危害,另一方面则用北海币兑换老百姓手里的法币和伪币,到敌占区购买物资供应根据地市场;同时发行合适数量北海币,禁止使用法币和伪币,稳定了根据地物价。由于较好地遵从了货币流通规律,不仅将国民党法币、日伪货币等赶出了根据地,消灭了日伪蒋通过货币对根据地进行经济侵略,而且使根据地货币成功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和日伪统治区,使我军能用根据地印制的货币购买日伪区各类物资,包括军用物资[5],甚至可能包括军火[6],从而有力地帮助了根据地的建设和抗日活动,后来也有力地推动和加快了解放战争的进程。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领导人民政府,依据战争时代的成功经验,统一发行与铸币脱钩的人民币,包括相关配套措施,禁止旧时代货币、金银币和外币流通,很快消灭了国民党统治末期的恶性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7],这是是人类历史上的货币发行创举。在新中国前30年,除1960年因天灾人祸带来的经济危机导致物价上涨过快外,虽有美国和西方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还有多次局部战争,却基本保持了稳定的物价,这也是难得的奇迹。与此对比,美国在21世纪以前,虽然长期依据黄金发行纸币,物价一直难以稳定,不是通货膨胀,就是通货紧缩[8]。
毛泽东时代物价能够稳定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借鉴春秋战国时代发展起来的常平仓制度,积极储备重要物资,尤其是粮食[9]。毛泽东多次指出,“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广积粮”,“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物价下降时,就增发纸币抬高价格购买重要物资,如粮食、布匹等,增加市场货币供应量;在物价上涨时,就低价出售储备的物资,同时减少货币供应量,从而稳定物价。国家在丰收年景粮价下降时收购余粮,基本说来是低价收购的。按《管子》的说法“民有余则轻之”,丰收年景,粮食多,粮价自然便宜。而到灾荒年景,国家抛售粮食,即便低于市价,但肯定比丰收时收购价格要高得多。这一反一正的差价,自然转化为国家的财政收入,给发展经济提供了资金,而且稳定了物价,又为应对战争储备了大量物资,从而让美国和西方放弃了军事侵略中国的企图。
诋毁者将新中国前30年污蔑为非市场经济,但实际上,那时人们生活中消费的物资主要来自市场,企业生产中所使用的大部分物资,都是来自市场交易。这是很好的市场经济。政府通过行政命令调配政府所有的资产和物资,这是各国政府和公司的通行做法,并非新中国的独创,以此作为毛泽东时代中国是非市场经济的依据,显然是误导。相比美国建国后有近200年依据黄金、白银发行货币的历史,却很少能够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的物价,在绝大部分时间,不是通货膨胀,就是通货紧缩[8],更显示毛泽东时代中国在稳定物价方面的卓越贡献。
毛主席强调人民政府应控制银行。早在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提出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的观点。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在1949年,当解放大军向全国胜利进军时,毛泽东鉴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中命令解放军:“没收官僚资本。凡属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 1974年毛泽东发布的著名讲话中进一步解释[10],“这是因为货币,货币交换及其机构是属中性的,谁掌握了它就为谁服务”。现代货币理论和货币制度都公认,商业银行增加衍生货币[11],也是货币发行机构。政府必须控制商业银行,才能稳定物价,这与毛泽东的货币思想是高度一致的。人民政府控制银行包括银行发行的衍生货币及数量,是毛泽东时代能够稳定物价的重要基础。让战略对手控制银行,他们就会利用银行能够增加衍生货币的功能,扰乱货币体系,给经济发展带来灾难。
毛泽东时代的货币发行实践,也充分说明,货币发行,重要的是发行数量,而不是发行依据。历史上,西班牙人从美洲掠夺了大量黄金白银,虽然其铸币是100%的黄金,但由于铸币过多,一样导致物价上涨[12]。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虽然西方各国发行的货币都是有黄金含量的,却陷入严重的通货膨胀,日本和英国的物价曾在一年内上涨30%[13]。由于物价上涨过快,导致经济危机和国内外的抵抗,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也学新中国的人民币发行方式,不再将发行的美元与黄金等铸币挂钩。没几年,西方各国也很快同样采用人民币发行方式了。从此以后,毛泽东时代开创的人民币发行方式就成为世界主流货币发行方式了。此外,美国则积极借鉴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经验,发展了美国式的农业补贴、常平仓和对外低价倾销等政策,增加粮食生产,控制粮食等重要物资价格[14]。
相反,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不再依据市场需要发行合适数量的人民币,而是依据政府建设计划带来的财政需要,发行人民币[15],由于不符合货币发行数量的要求,仅在80年代,就发生四次严重通货膨胀,九十年代的建设大跃进,更是产生了更严重的物价问题。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价格指数数据,1993年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35%。1995年开始,央行又转而依据外汇储备被动发钞[16],将西方货币当作人民币发行依据,同样不能稳定人民币。它实际上是依据西方购买我国物资和资产需要来发行人民币。当西方与中国的买卖,包括买卖资产,达到平衡,外汇就不能增加,央行就无法增发货币,或者贸易逆差或顺差较小时,就会造成通货紧缩。另一方面,贸易顺差很大,也就是西方购买我国大量物资,我国获得了大量外汇时,国内市场上物资大量减少,却增发大量人民币,从而在两方面增加通货膨胀。
在这种模式下,增发的人民币都拿去换西方货币交给西方,而换来的西方货币,作为人民币发行的依据,只能用于回收市场上的人民币,不能用于进口物资,主要用来购买西方国家国债来保值增值,由于利率极低,等于免费借给西方国家使用,从而等于将增发人民币免费交给西方,将人民币发行收益免费交给了西方[17]。虽然2015年后,央行不再依据外汇储备增发货币了,但目前市场上发行的30万亿基础货币中,70%以上的发行依据仍然是外汇,也就等于将20多万亿元资金免费交给了西方资本家。
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币发行方式,最大的收益之一,就是增发货币不需要花费多少代价了,政府可以免费得到增发的人民币,从而为政府提供了一大笔资金。而当时西方依据黄金发行货币,就需要花费人力物力生产黄金,而通过这些花费生产出来的黄金,作为货币发行依据,只能储藏在仓库,并无任何用途,从而白白浪费人力物力。但是,我国央行后来依据西方货币发行人民币,不仅仅与依据黄金发钞一样需要花费人力物力生产商品换西方货币,而且将发行收益免费送给了战略对手,是更糟糕的发行方式。
依据黄金等贵金属发行货币,货币数量与市场需求量之间很难达到一致,这是美国200年来难以稳定物价的重要原因[8]。相反,按照毛泽东的货币发行方式,很容易控制货币数量,从而让货币数量与市场需求量一致,这是毛泽东时代物价得以稳定的又一重要原因。
我国近年来每年增发人民币约2万亿,按照毛泽东的货币发行方式,就等于给政府免费提供了2万亿元的资金;而依据外汇储备发钞,则政府不但没有获得任何收益,而且免费送给了战略对手西方国家2万亿元资金,甚至超过当年经济增长部分。这都充分说明,毛泽东的货币发行方式,给新中国带来的经济收益之大。更重要的是,帮助中国彻底摆脱了自明清以来,因缺少黄金白银而形成的对外货币依赖[18]。后来,该发行方式又推广到全世界,从而给人类社会的贡献更远高于此。它也是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摆脱西方殖民统治的重要手段。没有毛泽东在货币发行方式上的突破,很多殖民地国家只能依据黄金等发行货币,由于黄金等大部分控制在西方国家手里,各国就很难摆脱西方的经济和货币控制,很难获得真正的独立。
毛泽东能够突破现有货币理论的束缚,在货币理论方面作出对人类来说都是非常重大的贡献,一个重要原因,是毛泽东坚信独立自主原则,从而突破了旧中国依赖黄金白银发行货币,受西方控制的桎梏。
江晓原教授将一千多年前中国人发明的纸币看成是不亚于四大发明的重要发明[19],但是,自北宋以来,我国在每个朝代都建立了纸币体系,最终都因过多发行而崩溃,只能重新回到实物货币,货币也就变得短缺了。纸币真正给人类带来巨大收益,还是实行了毛泽东的货币发行方式。
毛泽东的货币实践,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而且是对马克思货币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人类货币理论史上,迄今为止最重要的理论突破,并且通过实践给予充分证明,从而成为人类社会的共识,也必将成为人类今后唯一的货币发行方式了。人类从没有一项发明能够给人类带来如此巨大而持久的收益,虽然很多人对此有贡献,包括中国古人在一千多年前就发明纸币,但最重要的贡献无疑属于毛泽东,是毛泽东真正实施了此项制度,并为人类社会所认可,成为一项主流社会制度。
参考文献:
1. 樊纪宪, 货币银行学讲座. 1985: 经济新论社. p. 262.
2. 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 苏维埃中国. 1957: 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 p. 89,297.
3. 毛泽东, 论新阶段 1938: 新华日报馆编辑部发行 http://www.qstheory.cn/zl/bkjx/201312/t20131216_302875.htm.
4. 贾洪,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对敌货币斗争和银行业务──忆北海银行总行和鲁中分行. 冶金财会, 1995(11): p. 25-29.
5. 薛暮桥,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对敌货币斗争;新中国成立前后稳定物价的斗争, in 我国物价和货币问题研究. 1986, 红旗出版社: 北京. p. 1-41.
6. 刘海波, 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工作解析及启示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0117/15/1645446_441556112.shtml. 环球财经, 2013. 2013(6).
7. 薛暮桥, 薛暮桥经济文选(中国时代经济名家经典文丛). 2010: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原中国审计)出版社. p. 102.
8. 威廉·格雷德, 格雷德, and 耿丹, 美联储. 2013: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p. 680.
9. 王德澄, 江苏省粮食志. 1993: 江苏人民出版社. p. 175.
10. 荆治欣, 试谈毛泽东的金融观. 胜利论坛, 1994(01): p. 9-10.
11. Cecchetti, S.G., 货币、银行与金融市场,第四部分. 2007,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p. 341-347,441-447.
12. 艾伦, 全球经济史. 2015: 译林出版社. p. 20.
13. Friedman, M., 货币的祸害,安佳译. 2008, 北京: 商务印书馆. p. 182-195.
14. 柯炳生, 中国粮食市场与政策. 1995: 农业出版社. p. 243-249.
15. 周其仁, 汇率评论之十六:被动超发货币的教训,经济观察报
16. 周其仁, 汇率评论之四十九:人民币以何为锚. 收录在《货币的教训 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 2011: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出版.
17. 黄卫东, 《中国人民银行法》亟需修订,全文见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aspx?articleId=50160. 改革内参(本期公开发表), 2013. 2013(17): p. 18-21.
18. 韩毓海, 五百年来谁著史.第3版. 2011: 九州出版社.
19. 江晓原, 历史上的发明:意义与评价 沉思之美 : 当代著名人文学者文化随笔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23286523/?type=rec, ed. 张岂之. 2001: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p.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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