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官当大了，容易忘了还有受苦的人！

毛泽东：官当大了，容易忘了还有受苦的人！

新青年2020

“要让他们记住，饿肚子是什么滋味，官当大了，容易忘了还有受苦的人。”

 “我的担心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毛泽东

【视频：原毛主席的保健护士长吴旭君回忆，主席说“官当大了，容易忘了还有受苦的人”。】

上世纪60年代后期，毛主席有次召开各大区书记会议。

这个会开得很热闹，时间也开得非常长，快到吃饭的时候了还没散会。

主席也该吃东西了，这个时候汪东兴同志请示主席：“是不是搞点东西给大家吃啊？”

主席说：“那好啊，不要搞多了，每人吃一碗面条就行了。”

毛主席的护士长吴旭君当时一听啊，觉得这主席真怪啊。

等到散会后，她看主席挺高兴的，就略带玩笑地问道：“主席，今天来开会的，都是党的高级领导同志，到了你的家里，你才给他们一个人吃一碗面条，你真是太小气了。”

主席听了吴旭君的话，笑着说：

“正是因为他们都是些是高级领导同志，平时啊，谁敢让他们饿肚子，总是吃的饱饱的，到了我这里，不准吃饱，要让他们记住，饿肚子是什么滋味，官当大了，容易忘了还有受苦的人。”

其实，类似的话，主席说过多次，比如：1958年5月20日，他在中共八大上说过“有些人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

他在晚年更是批评过：“部分党员不想继续革命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上面三段话的核心意思是——当官脱离群众，当官摆架子，当官搞特权。

其实，这句话的内涵是：无论是谁，只要当“官”，即进入这个官僚（科层）体系并成为精英分子，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官”的规律支配，因此毛主席要求共产党人不要“当官”而是要老老实实地做“人民公仆”。

首先，当官脱离群众。

比如说，某省委书记一个星期的日程是这样安排的：

周一开党委会研究部属工作；

周二招商引资，接待某大老板；

周三去某大型国企调研；

周四听取经济工作汇报；

周五到北京开会。

周六接待上级领导

周日批阅文件。

不是明摆着吗？他的一周不是开会就是批阅文件，不是和老板觥筹交错就是听取汇报。白天待在办公室，晚上睡在省委大院，武警守卫森严，长期处在这样的环境中，能不脱离百姓吗？

当然，你可能会说，领导也下乡啊，也去基层调研呢。你说的是外行话，殊不知，他们的下基层，无非是“访贫问苦”，更多是“走马观花”。

建国后，难怪毛主席曾望着天花板感叹：“还是江西中央苏区好哇。”

毛远新当时不太理解。

主席解释道：“在中央苏区，老俵们随时都可以到我住的地方来，我也可以去他们家里和他们聊天。到了延安就不大自由喽，在河边在山坡散步的时候，碰见陕北的婆姨、娃娃、汉子，也还可以随意交谈嘛。现在可好，把我关在中南海里憋得发慌。”

其次，当官摆架子。

只要当官，体制就会给他量身定制一副“架子”，吃穿住行都将享受相应的待遇，看似无可厚非，实则祸害无穷。

比如某部长，开会坐中间，吃饭坐中间，喝茶有人倒水，看病不用排队，坐车有人开门，这样无形中就形成了“架子”，拉开了与群众的距离。

我们不客气地问一句，如果这些“标配”消失了，他还愿意下去当普通人？他是否还会当普通人？

更严重的是，当官搞特权。

科层体系的本质是“等级制”，这个等级制在私有制的作用下产生的负作用不容忽视。

前面讲到了不同的“等级”决定了不同的“待遇”。比如，正处级配的车，享受的医疗待遇，拿的工资绝不会与正科级一样。

那么，这个“等级”就决定了体制内的官员产生了“私利”——他们不是为“人民”工作，而是为“官帽子”工作，老想着这个东西，一旦将这个东西设为奋斗的目标和动力，就会逐步沦为“等级”的奴隶。

陕西省原国土厅厅长王登记就说过这样的豪言壮语：“当官当到省部级，赚钱要过十个亿。”他骨子里认为这样的人生才是成功的。

于是乎，这些人热衷于找靠山、抱大腿、迷恋权位、溜须拍马、投机钻营、封官许愿、提拔亲信、拉帮结派、挑拨离间等等。

再往后发展就开始享受特权，放松自己、膨胀私欲，置人民的利益而不顾，甚至变本加厉迅速腐化堕落，盗粮款、玩女人、吸毒品、投机倒把，沦为了人民的罪人。

我们一般人理解，认为既然有上下级，就应该区别对待，不然不乱了套了？

还有人这么认为，就应该不平等，平等谁当官呀！

而毛主席恰恰不这么认为，他要求共产党的干部不要当“官”，而要当“人民的公仆”！不要搞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老爷威风、猫鼠关系、脱离群众那一套。

你以为毛主席不当“大元帅”仅仅是因为谦让？

从根本上讲，是毛泽东不愿意“当官”啊！

当时各位元老不理解，还是不断劝说主席接受“大元帅”这个军衔。

毛泽东略带生气地说：“我就是不当大元帅，你们别逼我！”

等级、牌牌、军衔，看似是小事，但在毛泽东看来却是大事。

他认为，红军没有这些东西也能大胜仗，有了这些东西，反而影响战斗力。

井冈山时期的红军连长陈毅安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我天天行军打仗，钱也没有用，衣也没有穿，但是精神非常的愉快，较之从前过优美生活的时代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绝不受任何人的压迫。

还有些红军战士晚年回忆道：

长征时，班长因为我个子小，常常让我少背点粮食，他们背20斤、18斤，我只背10斤。我们班长是个大个子，可吃饭时班长没因为我人小个子矮，背的粮食少就少分给我吃，而是每次都是满满一鼎锅，而他自己只是一平鼎锅，我过意不去，要给班长一点，班长无论如何也不肯。

连队里不单单是班长这样，排长、连长都是如此，打仗、挖战壕、筹粮等等就更不用说了，他们都是冲锋在前，吃苦在先。

有一次在贵州境内跟敌人交上火了，敌人的一发炮弹打来，排长一个箭步急忙跃起趴到我身上卧倒，那一次我只受了点轻伤，排长却伤了脚，好长时间都没能恢复，这让我永世难忘。

毛主席晚年回忆道：

当年红军医院设在茅坪，后来搬到小井，一直坚持免费为老百姓看病。那时候，药比较少，一点儿阿司匹林都是宝贝。有药，只要老百姓需要，首先为他们治病；其次，才是战士、党员；最后是党的干部。战士们死不同意，要把药留给干部，相互谦让，那种场面让人流泪。

现在，怎么能把老百姓忘了，把工人、农民忘了，怎能把井冈山的传统忘了？

毛主席给的结论是：官当大了，容易忘了还有受苦的人。

为了不让共产党的干部“当官”，毛主席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第一，从工农兵中选拔优秀年轻干部。

第二，干部不能脱离生产，干部要参加劳动。

第三，发动群众监督干部。

这让我想起了六七十年代的干群关系。

那时，农村正处在大兴水利、大搞农田建设、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群众运动中，群众很忙，干部很忙，指挥一个县的县委书记更忙。

他们要制订建设规划，要下乡调查，要亲自去作试验田，还要带头到工地参加劳动。

有的县委书记长期在农村蹲点，住在农村、吃在农村，和农民一块干活，真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称得上是人民的好长工了。

某位老记者的镜头下的几位县委书记，足以说明问题。

——晒得最黑的是浏阳县的陈再仁书记。

我冒失地问陈书记：

“你为什么晒得这么黑?”

他说：

“我的脸比较宽，容易显胖，而老百姓最不喜欢肥头大耳的县委书记，尤其是我们浏阳县，是个革命老区，我们教育群众的最好方法，是进行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教育，为了让自已缩短与群众的差别，我坚持参加劳动，使自已晒得黑一点，瘦一点，能更好地接近群众，为群众办事。现在看来，效果不错，不少群众不叫我书记而叫陈老头了。”

他的一番富有风趣的话，弄得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跑得最快的是汝城县的曾春桃书记。

1973年，我去汝城县龙虎洞水库配套工程的工地上采访，从车窗里看到一个很热烈的劳动场面，我要小车司机停车让我们下去拍些照片。

车停了，我们直奔工地了解情况，正好一对对担土民工朝我们前方跑来，听说他们在搞劳动竞赛，看谁担得重，跑得快，通过跳板不跌倒，就是优胜者。

我本能地拿着相机拍下了这一难得的瞬间，当我打听跑在最前面的民工是谁时，大家都咯咯地笑了起来。

有位小伙子对我说：

“那就是我们的县委书记，怎么样，帅不帅？”

我连声说：

“帅极了！帅极了！有县委书记带头，难怪工地这样的活跃。”

——穿得最土气的是刘中心书记

1973年，我去邵东县采访“农业学大寨”。

走进这个县境内就听到巨大的爆破声，闻到浓浓的火药味，到处写着“石山不炸平，坚决不收兵！”等标语横幅。

我准备先找县委书记刘中心了解情况，然后下去拍照，不料刘书记不在，县委办公室的同志接待了我。

他们开玩笑地说：

“记者要找我们的书记，可不容易，我们的书记叫刘中心，他基本上不坐办公，哪里搞中心工作，哪里最繁忙，他就在哪里现场办公，县委有台旧吉普车他不坐，说下农村还是单车好，车子留着接待客人。”

经打听，才知道他在火厂坪公社龙兴大队指挥改造乱石山。

我坐着县委的车子赶到了火厂坪公社，可公社办公室的负责人说：“书记来来去去从不打招呼，都是直接上工地，你们去工地找他吧！”

后来，好不容易在去乱石山的田野里碰上了他。

他留着很深的头发和胡子，穿着一身破旧衣服，肩上挂着一个黄色旧挎包，衣服和鞋子上还有很多黄泥浆，看得出他刚从工地下来。

在我的镜头中，他打扮得比当地干部和老百姓还土气。

再来看看今天，我们的领导干部的脑袋中除了“投资”就是“投资”，大笔一挥，这个项目多少亿，那个项目多牛逼，除了这些政绩，在他们心中，人民的分量到底有多重？还是仅仅把“人民”当做一种生产要素去配置，当人民老去的时候，仅仅说一句“人口红利”消失就完事了。

这让我想起了毛主席的话：

“一回到井冈山，脑子里就看到一张张年轻的面孔，都是活生生的。他们都是有坚定信仰、有牺牲精神的好同志，牺牲时只有二十多岁呀！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我的担心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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