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年毛主席登庐山写了首诗，郭沫若看后给主席写信：这诗有点瑕疵

前言

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不会不知道文坛巨星郭沫若。这位大文豪，一生当中最敬佩的人，正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

毛泽东和郭沫若，在几十年的相处中常常以诗文论友情，他们笔下的诗篇唱和不仅是共同的浪漫激情的生动表述，也是中国现代文坛上一段令人回味的篇章。

郭沫若和毛主席的相识

毛主席和郭沫若，不仅出生的年代相似，童年的读书生活相仿，而且两人在少年时代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叛逆的性格！

毛主席的童年并不是轻松快乐的，他是在不断地“反抗”和“斗争”中走过来的。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在我们家里，辩证的斗争不断地发展着！

在学校里，毛主席始终是各种反抗风潮的带头人，他曾领头发动了湖南一师的驱除校长运动，被学校列入开除名单，后因教员们的劝阻才免于开除，改为记大过处分。

此后，毛主席便成长为一个旧社会的叛逆者，为改造中国和改造世界顽强奋斗！

和毛主席不同的是，郭沫若从小生活在一个比较开明的家庭环境中，较少受封建礼教的束缚，但这同样造就了他反叛的性格。

在他大哥考进成都东文学堂、五哥考进武备学堂后，一些新学的书籍像洪水一样地从成都流到郭家的私塾，郭沫若开始接受改良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的影响，同时对郭沫若的民主思想和反抗性格的培养起了重要作用。

在乐山读小学和中学期间，郭沫若便直接感受到了社会的黑暗和学校的腐败。学校教员和学监大多仍是一些封建迂腐之人，新文化的知识水平非常低，远远满足不了郭沫若强烈的求助欲望。

郭沫若内心苦闷，曾一度自暴自弃，这加剧了他对社会和学校的叛逆心理，促使他向着“闹事”方向发展。在小学时，郭沫若便带动学生罢课，要求星期六放假半天，结果被学校开除。在中学时，他为同学与营防兵打抱不平，又一次带领学生罢课，结果被中学“斥退”。

郭沫若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时，便说道：

在学堂，我是决定了以反对教员为宗旨的，我已经把那种无嫌猜的儿童精神完全失掉了，学堂里的新旧先生我们差不多没有一个没有反对过的。

自然，这种学堂里的叛逆性只是学生对于社会环境不满的一种发泄，而郭沫若终于发展为一个反抗旧社会的勇敢斗士！

学生时代的毛主席和郭沫若，有着同样炽盛的求知欲望和同样刻苦的钻研精神，但是，他们在治学兴趣方面却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了。哲学与政治对青年的毛主席产生极大的吸引力；而文学与诗歌却使年轻的郭沫若一直沉迷其中，难以自拔。

他们向着各自的方向迅速地发展着，成长着。

毛主席喜欢读书，但学堂的知识始终不是他关注的重点，他总是不断地扩大阅读范围，向着未知的领域进军。在私塾学堂里，帽子和虚拟不喜欢那些经典的正史经书，却喜欢悄悄地读一些野史。

1912年秋，毛主席便从湖南第一中学退学，决定自己独立学习。于是，他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了半年书，毛主席后来回忆道：“我订立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读书。我非常认真地坚持执行这个计划，我认为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对我是有价值的……”

随着，毛主席求学精进，他对哲学与政治的兴趣愈来愈占上风，这与他救国救民的政治抱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毛主席立志要为改造中国和世界奋斗，为此便投身于各种政治运动中。

在湖南第一师范中，毛主席便是有名的社会活动家。他密切地关注着中国社会的动荡，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的纷争和世界局势的发展，为此毛主席订阅了省内外的各种报纸杂志。

在五四运动时期，毛主席对各种社会思潮的探讨与选择中，最终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并积极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工作，创立了湖南的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毛主席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他担任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负责人。

和毛主席日益浓重的哲学与政治倾向不同，郭沫若的文学艺术倾向却愈发鲜明。青年时代的毛主席对于艺术的感觉远不如他对政治问题的感觉敏感。他在小学堂的图画课上，曾以一条直线和一个半弧线的线条，加上“半壁见红日”的题字来应付图画作业。

而郭沫若则不同，他曾细心地将他哥哥寄来的《启蒙画报》上的图画，一一临摹下来，配以各种颜色。童年时代，郭沫若就因为不能独自走远路去看千佛崖上的佛像，以及不能去看刻有浮雕的砖是怎样构造出来的事情而懊恼不已。

这大概就是后来郭沫若在文学艺术、考古书法等诸多领域做出重要建树的一个开端。

1914年初，郭沫若怀着“科学救国”的誓愿东渡日本。他学的是医学，不过在紧张的学习中，郭沫若仍有诗兴袭来。不过最终还是时代推动郭沫若弃医从文，1919年的五四运动，身居异邦的郭沫若，受到猛烈冲击，从而使得他从迷茫中觉醒了！

随着毛主席和郭沫若各自向着政治与文艺的突飞猛进，他俩迅速在中国的政坛和文坛崭露头角，他俩同是那个时代青年的代表和先锋，他们勇敢地推动着历史的车轮向前迈进。

如果说当年毛主席以革命理论的宣传，影响和鼓舞了一大批热血青年投身人民的解放事业，那么郭沫若以他的诗歌去影响和鼓舞了一代青年。

而毛主席和郭沫若的交往和友谊，则开始于1926年。

在大革命蓬勃兴起的1926年3月，经过瞿秋白推荐后，郭沫若应邀就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前往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

郭沫若在抵达广州之后，正值“三二零”事变后的第三天，戒严还未解除。郭沫若在旅店找好房间后，马上去找林伯渠接洽应聘一事。在林家的书房中，郭沫若最先见到的是一位身材高大的人，恰恰是当时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担任代理部长的毛主席。

两位不期而遇的客人，都久闻对方大名，但却未曾谋面，没想到在这里见面了。

毛主席对于初次与郭沫若相识，也是十分高兴的，热情地向他介绍广东的革命运动情况，自此他们开始了整整半个世纪的友谊。

毛主席和郭沫若的再次重逢

1927年大革命失败，反动派开始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士，在如此紧要关头，毛主席和郭沫若在武昌分别。

在白色恐怖下，毛主席前往湘赣边领导秋收起义，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此时还是国民党左派身份的郭沫若，则参加了周总理等人所领导的南昌暴动，在起义军中担任政治部主任，并于南下途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失败后，郭沫若化妆潜往上海，经党组织同意后前往日本避难，从此客居异国。

流亡日本期间，郭沫若仍时时惦记着国内的战友，尤其是关心在闽赣边界瑞金一带活动的毛主席等人的消息。

可惜，在当时的环境下，郭沫若想要回国参加革命斗争的愿望是无法实现的。直到1937年5月，因中日战争爆发在即，被迫放弃剿共政策的蒋介石同意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令。同年七月下旬，郭沫若躲过日本警探的监视，秘密潜行回国。

郭沫若怀着满腔爱国热情从日本回到祖国后，首先到上海参加救亡文化运动。经他个人申请和中共党组织的决定，又恢复了党籍，成为了只有少数人才知道的单线联系的秘密党员。

郭沫若起初曾想同周扬等人一起去延安，但是周总理等领导人考虑到他的声望和影响，认为郭沫若在国民党统治区更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可以作为“党的喇叭”。

此后，郭沫若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组织和团结进步文化人士，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并参加了长沙大火后的救灾等实际工作。

中共中央对郭沫若的工作，也一直寄予厚望。这时毛主席在延安指导着敌后抗战，却也关心着身处大后方的郭沫若。1938年夏天，经周总理提议和毛主席同意，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以郭沫若为了鲁迅的继承者，以奠定郭沫若文化界领袖的地位。

由此，我们便能够看出毛主席和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对他的莫大信任和高度赞扬。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经过八年艰苦卓越的浴血奋战，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举国上下，锣鼓喧天，鞭炮不绝。蒋介石在国内外一致反对内战的压力下，曾三电毛主席赴重庆谈判。

28日，毛主席一行人飞抵重庆九龙坡机场时，山城的各大名流全都前去迎接。刚从苏联访问回来的郭沫若，在得知这个消息后，同样怀着激动的心情赶往机场。毛主席走下飞机后，和众多欢迎者一一握手，其中自然有郭沫若先生。

毛主席从机场离开后，便前往曾家岩张治中的公馆暂歇，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也随之赶到那里。自大革命失败前夕武昌分手后，郭沫若和毛主席已经有18年未见面。

这次重逢后，两人内心都非常高兴。

毛主席在重庆逗留了43天，广泛见了国民党上层人物、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外国大使和中国记者，向他们介绍国共会谈情况，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

于此同时，毛主席也抽空见了不少故旧友人以畅述友情，其中与郭沫若多次见面。在亲切交谈中，郭沫若听了毛主席的介绍后，更加坚定了自己在国统区同反动势力作斗争的信心。

9月3日，郭沫若和毛主席在桂园的一次见面分别时，郭沫若注意到毛主席用的是一只旧怀表，于是便将自己的手表摘下来送给了毛主席。

在当时那个年代，一块手表在社会上不能不算是重礼，然而郭沫若的这份礼物却蕴含着更深的情谊，毛主席对此非常珍视。过去不戴手表的毛主席，就此把这件礼品长期戴在手腕上，还多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谈起这件事，并说这块手表可能丢了……

在全国解放后的十多年里，这块表虽然修过、表带也换过，但毛主席一直都戴着，都从未换过。毛主席的这种行为不仅体现了他的生活俭朴，同样也体现了他对郭沫若的深厚友情。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了表明各自观点的会谈纪要，签字第二天毛主席便返回了延安，郭沫若怀着不舍的心情到机场送行。

在毛主席离开重庆后，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毛主席的词《沁园春·雪》，并在重庆掀起一场大波。国民党当局向一批反共文人约稿，发表了一系列类似王婆骂街似的“和词”。

面对反动当局对毛主席词作的攻击，郭沫若挺身而出，在这场尖锐的斗争中，以笔作武器进行回击。此后，郭沫若积极从事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1949年3月25日，先期赶到北平的郭沫若等人赶到西苑机场，迎接从西柏坡进城的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首长。

这一天，郭沫若便再一次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身穿翻领军大衣，显得身材魁梧，在看到郭沫若时，主席仔细地打量着他， 然后说道：“你瘦了，但精神特别好！”

随后郭沫若等人便随同毛主席阅兵，绕场一周。

在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并在文化界、科学界和对外交往部门兼任了重要职务。尽管如此，郭沫若却始终保持着诗人的身份，政务之余总愿意吟诗作赋，出版了一系列诗集。

在之后的岁月中，郭沫若与毛主席不仅在会议场合经常相见，而且诗文往还，唱和吟对，最关键的是毛主席还一再将自己的诗稿交郭沫若，询问他是否有什么毛病没！

得知毛主席病逝

1959年6月25日至27日，毛主席在离别故乡32年后重返韶山，在那里住了3天。在松山住房里，毛主席便追忆起上一次即1927年1月为考察湖南农民运动而返乡，到如今已经是沧桑巨变，一时感慨万千，并写了《七律·到韶山》。

6月底毛主席告别长沙，怀着轻松喜悦的心情，登上了位于江西九江旁边的庐山。毛主席看到路途中的壮观景象，为此便写下了《七律·登庐山》：

一江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9月7日，毛主席便给胡乔木写信：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看有什么毛病没……

郭沫若读过诗后，认为诗句有点瑕疵，为此便于9月9日和10日分别给毛主席写信，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

在信中，郭沫若说道：

主席诗‘热风吹雨洒南天’句，我也仔细反复吟味了多遍，觉得和上句‘冷眼向洋观世界’不大谐协。如改为‘热情挥雨洒山川’，不知如何，古有成语，曰：‘挥汗成雨’。

胡乔木在将郭沫若的两封信转呈毛主席后，毛主席又写信给胡乔木说：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呈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

随后，毛主席便对《七律·登庐山》中诗句作了修改，其中部分吸取了郭沫若所提的意见。

其实，毛主席的这首《七律·登庐山》完成后，还引起众人的一阵争论。例如诗人臧克家便认为，毛主席的这首诗当中，将“四百盘”改为“四百旋”，“观世界”改为“看世界”，“热肤挥汗”改为“热风吹雨”无疑更合适！

就这样，经过郭沫若、臧克家等诗友的共同切磋，毛主席的这两首律诗几经过修改，变成了现如今我们所熟知的样子。

在之后的岁月中，郭沫若和毛主席时常有诗词的交流，两人之间也结下深厚的情谊。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病逝。郭沫若在病中闻讯，伤心得老泪纵横。他挥手写下《悼念毛主席》的七律两首，在一个个不眠之夜里，郭沫若一次又一次陷入悲痛的回忆中。

当时郭沫若身体状况也不好，但他仍抱病瞻仰了毛主席的遗容，并参加了守灵。9月18日，经历了主席去世而身体更加虚弱的郭沫若，登上天安门，参加了毛主席的追悼会。

在参加完毛主席的追悼会后，郭沫若的身体也越来越弱，于1978年6月12日病逝。在临终前，郭沫若向子女叮嘱道：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会少犯错误。我死后，不要保留骨灰。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