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活用唯物史观的光辉典范

作者：周溯源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2-11-21 1109

众所周知，毛泽东学识渊博，尤其对历史有很深的造诣。他阅读史学典籍之多，对历史研究之深入，对历史内在联系见解之深刻，并不亚于专业历史学名家，并且多有超越。饱读史书使毛泽东具有独到的远见和高超的智慧。他对历史变化规律把握之精准，对历史知识和经验教训借鉴运用之巧妙，皆得益于此。

一、毛泽东的史学观

（一）历史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必须尊重、珍惜

毛泽东认为，为了改造中国，青年学子“当然以求学储能做本位”[1] ，而在治学中，当以熟悉历史为首位。1915年9月4日，他在致友人萧子升的信中说：“历史者，观往迹制今宜者也，公理公例之求为急。”[2] 通过学习历史，可探究社会发展的“公理公例”，以此 “绳束古今为一贯”[3] 。毛泽东说过一段精彩的话， “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4] ，而历史知识则是大有益处的基础学问。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等人的信中说：“读历史是智慧的事。”[5] 这是他学习历史的深刻体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毛泽东深感研究历史对于指导革命运动有着特殊意义。1939年 12月，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 “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既有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还产生了不少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6] 。毛泽东为此而自豪。1940年1月，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应该“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7] 。承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8] 。“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9] 所以他把学习历史文化遗产，用马列主义方法予以批判总结，作为37 干部学习的重要任务。毛泽东认为，“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因为“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10] 。1954 年冬，他对吴晗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藉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11] 这表明毛泽东注重从历史本身寻找规律，做到以史为鉴。毛泽东毕生尊史、学史、用史，从他的多次论述和丰富实践中，可以看出他的史识与史观。例如，民为邦本，当敬德保民，为人民服务；人民是历史的主体，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史，农民战争是推动封建社会前进的动力。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历史饱含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军事斗争与社会管理的智慧，饱含关于天人关系、人伦关系、安身立命、修己安人、大同社会的思考与认知，饱含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真知灼见，饱含朴素的唯物主义和精湛的辩证法。从历史中可以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可以学习修、齐、治、平的经验与智慧。学习历史可以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做到自尊、自立、自强。

（二）学史的目的与方法

由于对历史有深刻的认知，毛泽东便有了尊史、学史、用史的高度自觉，

与历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形成了明确的治史目的和科学的治史方法。

1. 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

毛泽东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12] 我们尊重自己的历史，“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13] 。毛泽东既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又反对历史复古主义。1938 年 10 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14] ，明确指出既要科学继承历史遗产，又不能代替自己的创造。1943年5月，党中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一切优秀文化、思想、道德传统的继承者，并努力把这些优秀的传统发扬光大，“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15] 。

2、既研究成功的历史，也研究失败的历史。毛泽东指出应该同时研究成功和失败的历史。因为 “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16] 。不能把错误单纯看成是一种耻辱，而应看成是一种财富，只要善于从中汲取教训，就能转化为成功之母。因此，“研究中国党的历史，不仅要研究胜利的历史，也还要研究失败的历史”[17] 。

3、古籍新解，古为今用。毛泽东研究历史，既不脱离中国的历史实际，又不囿于古人的眼界和认识，能够见前人所未见、发前人所未发，在诸多问题上提出独到、精辟的新见解。正如美国学者施拉姆所说，毛泽东读史目的非常明确，用民族传统中的思想和财富来丰富马克思主义，使其成为进行革命转变、最终实现现代化的最强有力的动力，而不是用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新教条主义去取代中国传统文化[18] 。毛泽东是怎样读古书的呢？他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回忆说：“毛泽东读古书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阅读和解释中国古书的内容，我在这里把它称作‘古籍新解’；一是汲取古书中的精华，有的还赋予新的含义，为现实斗争服务，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古为今用’。”[19]

在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中，引用了很多历史典籍中的典故和诗句，或是说明一个原则，或是阐述一个哲理，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比如，“惩前毖后”一词，源于《诗经·周颂·小毖》，毛泽东把它与 “治病救人”一词结合，用来说明我们在党内斗争中采取的方针。关于如何使用干部，毛泽东赞成历史上“任人唯贤”的路线，不赞成历史上“任人唯亲”的路线。还有诸如“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实事求是”“多谋善断”等等。这些古语被毛泽东发掘出来，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并掌握运用。据统计，仅从《毛泽东选集》四卷中有文可查的，即有中国历史事件300 多起，世界历史事件 40 多起，中外历史人物 100 余人[20] 。引用经史子集多种，“四卷《毛泽东选集》中仅引用《左传》中的历史典故和史实，就有四十余处之多”[21]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说：毛泽东喜欢引用民间的形象比喻，引用中国历史上哲学家、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他不仅在私人谈话中或小范围里运用这些格言和比喻，而且还把它们引用到他的讲话中，并以革命的激情从中引出令人铭记的口号。我自己就经常亲眼看到，他是怎样用这种办法深深地吸引了听他讲话的农民和士兵[22] 。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农村包围城市等主张，曾被教条主义者嘲讽，认为毛泽东代表着 “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说什么“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23] 。对此毛泽东并不妥协。到了延安后有了相对安定的环境，他发奋研读了大量马列、文史哲和军事等方面的经典，成为掌上千秋史、胸中万卷书的饱学之士。与此同时，他撰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指导革命斗争从胜利走向胜利。他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创立无疑集中了全党的最高智慧，也与毛泽东本人振兴中华的理想、超迈群伦的智慧、顽强的革命意志、忘我的奋斗精神和精通历史密不可分。

4、辩证分析，区分精华与糟粕。1942 年 2 月 8 日，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指出，五四运动时期，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毛泽东主张对历史文化辩证分析，有所区别。1960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外国代表团的谈话中，再次谈到对古代文化应有辩证分析。他说：“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加以利用。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24]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待中国历史及古代文化遗产的科学态度，这也可以看作是他阅读大量历史古籍所得出的深刻认知。

二、重要历史关头，毛泽东以史为鉴，把舵领航

（一）信仰马列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

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期间，西方各种思潮纷纷传入中国，令人莫衷一是。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是必须做出的关键选择。毛泽东认为：“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25] 他通过研究近代史，看到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洋务运动破产了，戊戌变法流产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北洋军阀篡夺了，“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换得假共和”[26] 。毛泽东经过比较分析后，认为马列主义理论最科学，应当以俄为师， “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27] 。毛泽东认定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正确选择无疑源于他对中国近代史的科学分析以及从中获得的历史启迪。

（二）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1927 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

群众。值此存亡绝续时刻，中共中央召开了八七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表达了走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坚定决心和信心。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回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在攻打长沙受挫后，毛泽东果断改变计划，决定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井冈山地区发展。从进攻大城市转为向农村进军，是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1927年9月，毛泽东带领起义部队在江西永新县进行了三湾改编，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开端。

面对强敌对革命根据地的进攻和围困，有人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充满信心地回答：“星星之火，可以燎原！”[28] 他总结认为，历史上一些农民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犯了流寇主义错误，中国革命走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必定胜利。毛泽东的理论和信念鼓舞红军将士开拓前进，使根据地不断扩大，并且运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接连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四次军事“围剿”。

（三）持久战理论指航程

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亡国论”和“速胜论”这两种论调颇为流行。1938年5月，毛泽东及时发表《论持久战》这一重要著作，否定了这两种观点，明确指出：“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29] 他分析了中日双方存在的四个特点，强调指出日本是非正义失道寡助，中国是正义得道多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语出《孟子· 公孙丑下》，毛泽东恰到好处地运用了这个典故，作出了令人信服的战略分析。毛泽东的远见卓识，拨云见日，为全国人民指明了抗战前景，坚定了胜利信心。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砥柱中流，对敌作战12.5万次，钳制和歼灭日军大量兵力，歼灭大部分伪军，消灭日、伪军 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30] 。中国共产党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四）将革命进行到底

1945 年 8 月，抗战胜利就在眼前，但是风云变幻，喜中有忧。13日到16日，毛泽东为新华社连写了两篇评论，揭露蒋介石集团妄图独占胜利果实、压制中共、一党独裁的迹象，要求共产党人做好应对可能出现内战的准备，也唤起了全国人民的警觉。当蒋介石集团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时，中国共产党便为民担当，奋起反击，坚决粉碎蒋介石集团的阴谋。

在三大战役进行期间和结束以后，面对蒋介石集团发动的“和谈”阴谋，毛泽东以秦末楚汉之争为鉴，要求共产党人决不能满足于已有的胜利，不可沽名学霸王。毛泽东还以古希腊《伊索寓言》中“农夫和蛇”的故事为例，指出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31] ，从而保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彻底胜利。

三、从“甲申对”“窑洞对”到“赶考对”，毛泽东高瞻远瞩，以史鉴今

（一）“甲申对”：以史为鉴，醒世警钟

1944年是农历甲申年，是李自成起义军推翻明王朝300周年。这年3月，历史学家郭沫若撰文《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连载。该文论述了李自成起义军推翻明朝后又陷入失败的过程，分析了功败垂成的原因。此文传到延安，引起了毛泽东的格外重视。他立即向全党推荐，把此文列为整风运动的学习资料。4月12日，他在《学习和时局》的讲演中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32] 。李自成起义军打江山十八年，坐江山四十二天，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和警示，中国共产党人决不可重蹈覆辙。毛泽东致信郭沫若，谈了内心忧虑：“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33]

毛泽东以史鉴今，保持警醒，避暗礁、绕险滩，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赢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甲申年毛泽东与郭沫若的交往以及对《甲申三百年祭》的学习运用，后人称之为“甲申对”。

（二）“窑洞对”：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

1945年7月，黄炎培和冷遹、褚辅成等六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应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的邀请，到延安访问考察。毛泽东和黄炎培在窑洞里有一段对话。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 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听后，胸有成竹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34] 这段对话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窑洞对”。

黄炎培讲的历史周期率，是总结历史规律提出的正确认识。毛泽东的回答也是以史为鉴，真理之声。历史上一个个旧王朝之所以跳不出动乱衰亡的命运，一个共同原因就是人民没有当家作主，人民不能监督政府。毛泽东宣布找到的民主这条新路，是他多年研究历史得出的科学见解。

（三）“赶考对”：未雨绸缪，迎接考验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此时中国共产党即将赢得全国革命胜利、在全国执政，这是空前的考验。在大会上毛泽东提醒广大党员干部：我们很快就要取得全国胜利，但是要防止滋长骄傲的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因为胜利，资产阶级会出来捧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35] 。他进而郑重地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36] 。

七届二中全会后的3月23日，中共中央领导人乘车进京。出发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是进京“赶考”嘛。周恩来答道，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段言简意赅、意味深长的对话，被人们称为“赶考对”[37] ，作为警训一直流传下来。

七届二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印发了《甲申三百年祭》，要求全党认真学习。毛泽东在前言中严肃指出：“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38]

毛泽东以史鉴今，未雨绸缪，给全体党政干部敲了警钟，打了“预防针”。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忠告是英明的预见，揭示了执政规律。

四、毛泽东善于汲取历史智慧，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

（一）毛泽东思想富含历史智慧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无一不与历史文化密切关联。

1、关于实事求是。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行，

马克思主义不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也不行。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注重对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就不可能对革命实行正确的指导，就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

“实事求是”一词出自班固撰《汉书卷五十三·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班固称赞汉景帝刘启之子刘德 “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意思是指注重考证、严谨求实。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对该词重新定义：“‘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 就是我们去研究。”他接着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夸夸其谈地乱说一顿和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都是无用的。”“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39] 毛泽东将“实事求是”从考据学的方法提升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使其内涵得到丰富，外延得到拓展，是古为今用的典范。

2、关于群众路线。毛泽东认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是历史的主体，“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40] 。“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41] 群众路线是共产党人的生命线。有一次外宾问毛泽东如此伟大的秘密是什么，力量的源泉是什么。毛泽东回答：“我没有什么伟大，就是从老百姓那里学了一点知识而已。”“力量的来源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42]

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与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有着清晰深厚的渊源关系。《尚书·五子之歌》最初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荀子·王制》提出了“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著名论断；《孟子·离娄上》指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梁惠王章句下》提倡“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毛泽东对此烂熟于心、多次引用，是其群众路线思想的优秀历史文化源头。

3、关于独立自主。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相连，是毛泽东处理共产党与其他政党关系、中国与外国关系的一条基本原则。他认为中国革命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同时反对关门主义，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与排外主义，既要建立国内的统一战线，也要建立国际的统一战线，争取必要的外援，做到“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43]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等于盲目自大、自我封闭，而是主张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既要坚持，又不照搬照抄；在统一战线中既要保持应有的独立，又要善于合作，既讲团结，又讲原则；对共产国际的指示既原则接受，又不神圣化，要结合中国实际妥善变通；对别人的经验和成果既吸收又改进，既借鉴又创新。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也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的理论成果和行动准则。《易经》中有两句名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其中的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种概括，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吸收和弘扬。在古代，强调主体意识的名言有不少。例如，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强调独立自主；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孟子·滕文公下》），强调自立自强；《吕氏春秋》讲， “欲胜人者，必先自胜”（《吕氏春秋·先己》），强调打铁先要自身硬，等等。青年毛泽东吸取了大量此类名言，总结提出“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44] 的观点，成为毛泽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形成的文化土壤。

（二）毛泽东经常教育干部要以史为鉴，提升素质，行稳致远

有一年毛泽东调研河南省某市情况，先问该市地委书记有关该市的历史，那位书记答不上来，接着问时事，仍然答不出来，最后毛主席问他多大年龄，那位书记马上答道：“五十五岁。”毛主席风趣地说， “你不知今，不知古，只知自己五十五”[45] ，然后语重心长地提醒他务必加强学习。

毛泽东经常把点评历史人物与教育干部结合起来。他建议领导干部看《三国志》中的“郭嘉传”。号召干部学习郭嘉，办事要多思，多谋善断，不要少谋武断。有一次他讲到霸王别姬的故事，说：“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刘邦豁达大度、从谏如流，项羽却搞孤家寡人政策，不爱听别人不同意见，最终落了一个“霸王别姬”的结局。他由此引申说，我们现在有些当领导的，比不上刘邦，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46] 通过点评历史人物，毛泽东把道理生动形象地讲了出来，令人深受教益。

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引用了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一段名言：文王被拘而推演周易，孔子处困境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等等。毛泽东以此教导干部要能上能下，当受到委屈或下降时，不必气馁，可在逆境中磨炼意志，并有所作为，把坏事变成好事[47] 。

1967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向大家推荐古文《触龙说赵太后》。该文指出众多诸侯中没有一家子孙三世保住王位的原因，“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48] 。借此典故，毛泽东告诫各级干部必须有功于国，有劳于民，必须教育引导子女立新功，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劳之俸，以守金玉之重也”。

毛泽东经常妙引典故，谈古论今。新中国成立前他关注的焦点是夺取革命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他经常思考的是拒腐防变，教导干部当好公仆，行稳致远。

（三）毛泽东的乐观主义源于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

毛泽东是乐观主义者，总是持积极的人生态度，主张有所作为。即便处于逆境他也从未失去信心。他的书法是飞舞飘逸的，他的诗词是浪漫豪放的。他的信心和乐观，源于他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他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49] 。

人生有时犯错误，那么如何看待犯错误呢？毛泽东认为，“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50] ，“错误有两重性。错误一方面损害党，损害人民；另一方面是好教员，很好地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对革命有好处。失败是成功之母”[51] 。

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仅善于总结我党自身挫折失败的教训，而且还善于总结别人甚至敌人失败的教训为我所用。他有句名言：“把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他的本领就大了。”[52]

毛泽东的话，从认识论的角度揭示了社会发展规律，成为他积极乐观人生态度的源泉。

参考文献

[1][2][3][4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一九一二年六月——一九二〇年十一月）[G].长沙：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515，21，23，75.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09.

[5] 毛泽东书信选集[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5.

[6] [7][8][12][13][14][29]毛泽东选集：第二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23，708，534，707-708，708，534，442-443.

[9][33]毛泽东文集：第三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91，227.

[10][24][46][47]毛泽东文集：第八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39、106，225，295-296，291-292.

[11]北京市历史学学会.吴晗纪念文集[G].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34.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20册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18- 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