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心记：毛主席为何如此重视领导干部要参加体力劳动？

作者：李心记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3年第6期 2023-08-30 892

论毛泽东关于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思想的重要意义

李心记

摘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进程中，毛泽东反复倡导并身体力行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思想。毛泽东关于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思想有着深厚的理论内涵，他高度重视领导干部参加劳动的态度和意愿，充分考虑领导干部参加劳动的现实条件，悉心指导领导干部参加劳动的具体方式，充分挖掘领导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教育意义。毛泽东对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一贯倡导如下实践举措：秉持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充分结合自身工作实际，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树立宣传先进典型，构建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长效机制。毛泽东关于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思想蕴含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要求，为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实践经验表明，当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能够紧密联系时，党和人民的事业就会兴旺发达；反之，一旦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关系紧张甚至离心离德，党和人民的事业就会遭遇挫折，甚至走向失败。因此，重视并构建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的良性关系尤为重要。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对人民群众有着深厚感情，一贯秉持群众观点，把构建密切的干群、党群关系作为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任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进程中，毛泽东反复倡导并身体力行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思想，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党员干部也都形成了自愿参加体力劳动的优良传统，这一良好风尚对密切干群、党群关系，锻造党员干部优良作风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启示。

一、毛泽东关于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思想的主要内涵

在崇尚劳动、践行劳动和引导党员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过程中，毛泽东阐释了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态度意愿、现实条件、具体方式和重大意义，解决了领导干部为什么要参加体力劳动、参加什么样的体力劳动以及如何参加体力劳动等基本问题，为遏制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加强领导干部政治建设和作风建设提供了遵循。

（一）充分肯定体力劳动对锻造领导干部品行的独特作用

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的重要前提，也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劳动逐步分化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一般而言，人们通过体力劳动创造出自身赖以生存的物质财富，而脑力劳动则是社会精神财富产生的源泉。在阶级社会，剥削阶级通过掌控国家政权和专政工具，从事相对清闲的脑力劳动，而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往往是受剥削的广大劳动人民。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但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1](p.79)可见，马克思主义高度肯定物质资料生产对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作用，充分肯定创造物质财富的体力劳动的重要性。当然，对人类社会的存续发展而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都必不可少，只有实现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有机互补、融合发展，才能推进社会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毛泽东尤其注重发挥体力劳动对锻造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和政治信仰的重要作用。基于领导干部长期从事脑力劳动的工作特性和一些党员干部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毛泽东强调：“干部也根据其自身情况，每年参加一个月的体力劳动，或当工人，或当农民。根据我们的经验，这种做法是好的，不懂工农业劳动，容易脱离群众。我们不是资本家，我们都是国家工作人员，不能老爷式地工作，应当力求避免官僚主义，应当永远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2](p.555)

可见，毛泽东倡导领导干部要参加一定量的体力劳动，并不是因为他认为体力劳动比脑力劳动更重要，而是因为他对领导干部长期坐办公室容易滋生好逸恶劳习惯和官僚主义作风的现实状况深有体会，期望通过能够“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体力劳动来锻造优良党性和作风。当然，对领导干部来说，从事把方向谋大局的脑力劳动是重要工作，体力劳动则是有益补充，重点是发挥体力劳动对党性和优良作风的锤炼作用。为此，毛泽东强调：“干部参加劳动，我看搞一个月总是可以的。同劳动者在一起，是有好处的，我们的感情会起变化，会影响几千万干部子弟。”[2](p.415)显然，毛泽东组织引导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根本目的在于通过体力劳动来消除他们对劳动群众和体力劳动的轻视态度，进而锻造他们矢志服务人民大众的朴素情感和优良品质。

（二）聚焦问题阐释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重要原因

在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实践活动中，领导干部的态度意愿决定着劳动开展的广度、深度和成效。在我们党治国理政实践中，当领导干部作为主体发出指令、指示或政策之后，作为被领导的受众客体就会对这些指令、指示或政策作出自主的理解、评价和选择，甚至对领导者的素质、能力作出评判、提出建议，从而对领导者产生一定影响或制约作用。显而易见，客体不是被动僵化的，也会对主体产生反作用。“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把主体与客体绝对化、静态化，片面地认为主体永远是主体，客体永远是客体，正是滋生官僚主义领导干部的认识论基础。在官僚主义者看来，领导是主体，群众是客体。”[3]显然，一些干部把主客体之间关系绝对化的认识是错误，也是有害的，无形中助长了此类领导干部在面对群众时自我膨胀、颐指气使、发号施令的老爷作风。长此以往，这些领导干部就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群众就会对此类领导干部心生反感、敬而远之。与此同时，我们党的威信和凝聚力就会逐步丧失，执政根基也会随着风险挑战增加而动摇。

针对部分领导干部不深入实际的主观主义态度和好逸恶劳、漠视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毛泽东提出用体力劳动来锻造领导干部的群众观念和工作作风。在毛泽东倡导和推动下，党中央多次下发关于领导干部从事体力劳动的通知并提出具体要求，推动全国掀起了领导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热潮。为端正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思想认识和基本态度，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多次发表指示：“我们每一个工作人员，不管你官有多大，主席也好，总理也好，部长也好，委员也好，只能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间出现，要使普通劳动者在我们面前感到平等。”[2](p.291)当然，对从劳动人民中走出来而成为革命领袖的毛泽东来说，提出这一要求绝不是无的放矢，而是结合自身经历和社会实际的针对性要求，因为他了解一些官气十足的领导干部。“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2](p.355)在此，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干部不愿意做普通劳动者的根本原因，也鲜明表达了我们党扫除官僚主义的坚定态度。

（三）结合实际提出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具体要求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久经革命考验的“老革命”走上各行各业的领导岗位，成为社会主义建设骨干。这些领导干部中绝大多数人依然保持革命时期的优良传统，鞠躬尽瘁地为广大老百姓服务，而极少数干部却背弃了党的宗旨，把自己看成主宰群众命运的“官老爷”，赫然把个人利益凌驾于群众利益之上。“目无群众的领导，其结果只会令自身沦为群众的异己，事事和群众处在对立面，最终必然与群众离心离德。”[3]正是基于执政条件下部分党员干部出现好逸恶劳、脱离群众甚至贪污腐败等不良现象，毛泽东才推动开展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实践教育活动。他充分考虑到各个级别干部的工作情况及不同年龄阶段领导干部的身体情况等多种现实因素，因此，党中央下发的《中共中央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结合领导干部实际提出了具有差异性的要求：“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级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厂、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一点）。”[4]

经几年社会实践后，毛泽东在谈到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时，再次提及对各级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政治考量和指导性要求：“基层干部，支部书记、生产大队长、队长，必须以大部分时间参加劳动。否则，过了若干年，他们就不懂得群众了，和群众隔离了，做官了，群众就不喜欢他们。公社一级、县一级干部，每年也要有一部分时间参加劳动。如果我们要同国民党有区别的话，那就应当这样。”[5](p.270)显然，毛泽东非常重视各级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甚至将其上升到党性宗旨的高度来看待。国民党为什么会丢失政权，轻视劳动人民的高高在上态度导致其脱离群众无疑是重要原因。

（四）遵循规律指明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实施方式

人在实践中实现自身价值选择的过程，实质上是主体需要的内在尺度与外部事物的客观尺度相互作用下彼此耦合的过程。马克思强调：“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6](p.163)显然，对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强大实践能力的人来说，在客观规律和历史必然性面前绝不会无所作为，往往会通过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来达成目的，从而摆脱外在规律和必然性的绝对支配。作为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践行者，毛泽东在推动实施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这一问题上，充分考虑到把握客观实际和发挥主体能动性相互协同的重要性，唯此，才能契合组织领导参加劳动以锤炼党性和作风之初衷。就参加体力劳动范围来看，毛泽东明确提出：“凡是可能参加劳动的，不论做什么官，官大官小，都要参加。”[2](p.411)可见，毛泽东主张实现对具有劳动能力的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全覆盖。就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具体方式来看，毛泽东指出：“搞一点直接的劳动，使劳动跟工作结合起来，要作出一个决定。”[2](p.411)当然，毛泽东从来不主张对领导干部参加劳动提出“一刀切”的僵化要求，而是主张结合自身状况和工作实际灵活开展，他强调：“现在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无论是知识分子，党、政、军工作人员，一定要做些劳动，走路、游水、爬山、广播体操，都在劳动之列，如巴夫诺夫那样，不必说下放参加做工、种地那种更踏实的劳动了。”[2](p.156)此外，毛泽东还多次强调并要求参加体力劳动的干部要与当地普通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这充分体现了他对劳动方式乃至劳动成效的高度关注。

对毛泽东来说，推动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不仅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强化党群关系的重要举措，还是其自身劳动观点和群众情结的内在要求。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毛泽东不断探索并优化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实施方式。比如，在国有企业中人际关系调节和领导参加劳动方面，毛泽东主张“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7](p.326)“两参三结合”的创造性观点丰富了领导干部参加劳动的方式。同时，毛泽东还强调教育与劳动相结合，以劳动来提升教育成效。他指出：“一条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一条是党的领导，还有一条是群众路线，中心问题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2](p.442)当然，任何重要思想和科学举措的贯彻落实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都需要实践者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制度化在此情况下就显得尤为重要。毛泽东认为：“应该在全党提倡各级党政军有劳动能力的主要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并且着手进一步建立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根本制度。”[2](p.144)显然，制度化也是毛泽东关于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思想的重要内容。

二、毛泽东关于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思想的实践要求

干部参加劳动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井冈山时期就留下了朱德总司令用扁担挑粮上山的佳话。延安时期，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园种菜和参加大生产运动的场景更是被根据地军民津津乐道。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引领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参加劳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多次到北京十三陵水库参加义务劳动。在引导干部参加劳动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摆正参加劳动姿态、主要领导以身作则、树立宣传典型事例、制定完善根本制度等实践举措。

（一）摆正态度：要求干部始终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参加劳动

劳动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源泉，热爱劳动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但劳动也是件“苦差事”，从事体力劳动需要人们出力下劲甚至披荆斩棘，其中各类艰辛考验着人的意志。因此，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主动参加体力劳动，甚至有不少人厌恶和躲避体力劳动，尤其是一部分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他们崇尚脑力劳动而耻于从事体力劳动，认为从事体力劳动低人一等。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从事体力劳动是我们党性质和宗旨的必然要求。在此意义上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以普通劳动者身份自觉参加体力劳动，就成为检验党员干部党性宗旨的重要标尺。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参加体力劳动上向来不搞特殊化，他们不仅自身自愿参加体力劳动，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自觉参加体力劳动。

毛泽东非常重视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态度意愿，坚决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身份参加体力劳动，并将其作为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基本前提。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官还是官，可是是帮人民做事的，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论你官多大，无非是当主席、当总理、当部长、当省长那么大的官，但是你只能以一个劳动者的姿态出现。”[2](p.300)秉持辩证思维的毛泽东，对有些干部不愿意放下官架子并时刻显摆老爷态度所造成的严重危害心知肚明。为此，他对此类干部发出警示：“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7](p.285)当然，毛泽东对治理领导干部搞特权、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身份参加劳动等顽瘴痼疾的长期性、反复性有着客观理性的认识和判断。他指出：“比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跟群众接近，不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是靠工作能力来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方面必须破除，坚决要破，经常要破，破了又生，生了又破。”[2](p.497)毛泽东不仅生动形象地刻画了这些官僚主义者面对体力劳动的心理和表现，也斩钉截铁地表达了我们党坚决惩治官僚主义并一以贯之坚持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态度。

（二）以身作则：引领各级干部带头参加体力劳动

领导干部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进步的骨干力量，其引领示范作用能否有效发挥，影响着事业成败。一方面，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需要各级党员干部坚定信仰、率先垂范。当然，只有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以马克思主义系统思维协调整合各种政治力量，以沉稳的政治定力和“四个自信”应对国内外政治风险，才能有效发挥党的政治引领作用。另一方面，赢得人民群众支持拥护需要领导干部秉持人民情怀。民心向背关系国家兴亡、治乱兴衰。关注民心所向、维护群众利益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立场。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为人民利益工作的。”[8](p.1004)对人民利益的竭诚追求使中国共产党展现出强大的感召力，也夯实了我们党的执政根基。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感和对劳苦大众利益的关切，使毛泽东非常乐于深入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因此，每当有宽裕和空闲时间，尤其是党中央集中开展生产运动或体力劳动时，毛泽东总是带头参加，以干劲和精神激励广大党员干部。

参加体力劳动对毛泽东来说是锤炼意志品质和联系劳动群众的重要纽带，毛泽东带头参加体力劳动的事例贯穿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在井冈山，毛泽东看到沙洲坝村的群众把污浊的脏水作为饮用水非常痛心，在破除当地群众迷信心理基础上，毛泽东带头参加劳动帮村里打了一口用于群众吃水的水井，这口“红井”的甘甜井水滋养了一代代沙洲坝人。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经常带头参加劳动，亲自动手在杨家岭窑洞对面开垦了一块方形菜地，他还多次拒绝身边工作人员帮其挖地种地，用以身作则的实际行动支持推动大生产运动。在起草的《关于整风运动和领导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中》中，毛泽东强调领导干部要带头参加劳动。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5月，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带领大批干部到北京十三陵水库参加体力劳动，毛泽东干劲十足带头装土，激发了广大党员干部的劳动热情。此外，他高度肯定领导干部带头参加生产劳动的重要作用，尤其是能够在劳动中和群众深入交流并提升自身实践能力。毛泽东指出：“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看是不是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则必须重新向群众的实践请教。这样就可以解决框框问题，即教条主义问题了，就可以不迷信了。”[5](p.410)可见，毛泽东坚决主张并推动领导干部带头参加体力劳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不仅能够燃起各级干部志愿参加体力劳动的热情，而且可以培育领导干部的群众观点和人民情怀，引导他们自觉了解群众、虚心拜群众为师，以实际行动筑牢党的执政根基和生命线。

（三）典型示范：大力宣传参加体力劳动的先进事例

“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9](p.183)“改变世界”绝不仅是主体对客体单向度的支配，而是更具有主客体双向作用的现实意蕴：一方面，人们通过实践活动改变世界的原有面貌，创造出合目的的社会存在物；另一方面，实践主体的主观领域随之发生足以改变其综合素质和价值选择的深刻变革。毛泽东倡导的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实践活动，在劳动过程中需要调动从事劳动的各级领导干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只有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主观能动性，才能达到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协同推进的良好效果。当然，针对消极劳动、逃避劳动甚至从内心厌恶劳动等现象，毛泽东注重发挥先进典型的引领示范作用，通过大力宣传全国范围内的先进事例来激发干部们的劳动热情。

在延安，毛泽东亲自为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22名优秀干部题词，授予他们劳动模范称号并号召党政军民向他们学习。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始终注重推动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工作并密切关注各地干部参加劳动的实际情况。20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深入河南、上海、浙江等地调查研究，尤其关注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问题，高度肯定山西昔阳以干部定期参加劳动来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做法，“干部参加劳动问题，请大家注意一下。昔阳的材料很好，你们看了没有？那个县的干部每年参加劳动，至少有六十天。那是一个山区县，很穷。越穷越要搞社会主义。富了就不搞了吗？各省都有这样的材料，浙江搞了七个，请每个省都搞一批。干部一参加劳动，许多问题都得到了解决”。[5](p.218)可见，毛泽东在肯定贫困地区昔阳干部参加劳动成功经验的同时，还提到了富裕地区浙江的七个典型材料。两天后，毛泽东转发浙江省委提交的《一批领导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并饱含深情地写了1300多字的批语。他指出：“浙江省这七个材料，都是很好的。文字也不难看，建议发到各中央局，各省、地、县、社，给干部们阅读。可以从中选两三件向识字不多的干部宣读和讲解，以便引起他们的注意，逐步加深广大干部，特别是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对于参加生产劳动伟大革命意义的认识，减少许多思想落后的干部的抵抗和阻力。”[5](pp.220-221)毛泽东肯定相关典型材料的关键是要把先进事迹推向全国，发挥其引领示范作用，进而在全国掀起各级领导干部自觉自愿参加体力劳动的热潮。

（四）完善制度：构建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长效机制

对治理国家、社会来说，要想把执政理念与好的做法长期坚持下去，就要立规矩、定制度，当然还要遵守规矩、践行制度。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无论形势和环境顺逆优劣，我们党始终遵循和坚守纪律观念与规矩意识，并以此来推动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为纠正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等错误思想，我们党于1957年开展了整风运动。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尤其重视参加体力劳动对转变干部作风的独特重要性，不仅倡导推动全党各级干部参加体力劳动，还主张把干部参加体力劳动这一好的做法制度化。1957年4月，在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稿时，毛泽东对确立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制度作出批示：“应该在全党提倡各级党政军有劳动力的主要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并且使这个办法逐步地形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2](p.140)几天后，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人民日报》发表，明确提出“在进行整风运动的同时，应该在全党提倡各级党政军有劳动力的主要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并且着手进一步建立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根本制度”。[2](p.144)

在推动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制度化方面，毛泽东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根据形势发展变化提出完善劳动制度的新要求。1959年12月，在读到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相关内容时，毛泽东明确指出：“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7](p.273)在这里，毛泽东从生产关系高度来阐释完善优化规章制度对改进劳动者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还从优化生产关系的高度对其长期关注的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问题提出了制度变革要求。毛泽东指出：“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7](p.326)

三、毛泽东关于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思想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关于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思想是我们党在历史上同官僚主义、特权思想以及官员腐败行为进行斗争的智慧结晶，也是我们党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宝贵经验。毛泽东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思想对当前我们党加强作风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现实的感召力，也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参加体力劳动、坚持群众观点、开展调查研究、注重真抓实干则是我们应该从中汲取的经验启示。

（一）倡导参加体力劳动有助于防止党员干部权力异化

要求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不仅是我们党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而且是事关党性宗旨和政治本色的内在要求。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不仅为了强健体魄，更是锤炼党性和锻造作风的根本要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享誉中外，到延安采访过的中外记者都对我们党廉洁奉公、无私奉献的淳朴作风大加赞赏。但很多党外人士认为这是因为我们党还没有品尝到权力的真正“滋味”，他们普遍怀疑我们党能否长期保持这种作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尤其注重防止党员干部因思想蜕变而导致权力异化，为此他可谓殚精竭虑。在同地方干部谈话中，毛泽东指出：“干部要参加生产指挥和劳动。劳动可以改造思想，改造人。”[10](p.10)显然，毛泽东希望通过劳动来锻造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品质，而后他又强调：“过去对干部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也不够，所以这次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高干部和群众的觉悟，我们准备用两三年时间。干部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参加劳动。”[5](p.270)可见，毛泽东持续关注干部队伍建设，尤其重视引导他们参加体力劳动，想方设法防止他们蜕化变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百年历程，新中国也已经成立了七十多年，我们的党员干部早已品尝过权力的“滋味”。同时，投身于繁忙的工作，一些领导干部早已和体力劳动渐行渐远，甚至已忘记体力劳动的“滋味”。在此情况下，我们党决不能忘记毛泽东坚持让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那份执着，因为这事关我们党干部队伍能否良性发展，也事关我们党能否永葆政治本色。一旦领导干部养成不愿意参加体力劳动的不良风气，就很可能蜕变成脱离群众的特权阶层。“党内特权阶层的不正之风不仅污染了全党，也污染了全社会，使得贪污腐败、行贿受贿成为社会流行的风气，一些失望的民众也往往随波逐流，造成上行下效，世风日下。”[11](p.323)苏联解体的惨痛教训至今依然有较强的警示意义。我们党决不能丢掉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这一从革命时期就发轫形成的政治优势。“为了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干部必须发扬革命战争时期的优良传统，参加生产劳动。”[12]推动新时代领导干部参加生产劳动，一方面，要引导领导干部充分解放思想，把自己当成普通劳动者，这样才能心无旁骛、踏踏实实地从事体力劳动，在劳动中砥砺品质、锤炼党性；另一方面，要引导领导干部实事求是地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参加体力劳动，不能为了劳动而劳动，只顾参加体力劳动而耽误本职工作，这也不符合毛泽东让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初衷。

（二）始终坚持群众观点有助于遏制官僚主义和“老爷”作风

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也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工作基本点。凡是有能力、有抱负的领导者，在工作中往往会虚心向群众求教、关心群众生活。而官僚主义者常常反其道而行，习惯于目空一切、高高在上，时常展现出漠视群众的态度。毛泽东始终坚持群众观点，站在群众中间，把群众的事情和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群众，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13](p.642)毛泽东反对和批判一些干部对群众随意发号施令的官僚主义作风，认为这是一种与共产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低级趣味，“谁有真理就服从谁。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2](p.355)

当然，作为致力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对群众观点的坚守应该也必须是一贯的。党的百年历史充分证明：凡是为了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我们的事业就会蓬勃发展；反之，当我们党脱离群众、漠视群众甚至是危害群众，我们的事业就会遭遇挫折。习近平始终坚持群众观点，具有深厚的群众情结，无论是在陕北梁家河还是在福建等地工作，他都能够带头参加体力劳动并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得到当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习近平强调：“要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深深植根于全党同志思想中，真正落实到每个党员行动上，下大力气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人民群众不满意的问题，使我们党永远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14](p.212)当然，坚持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就必须破除官僚主义，因为官僚主义与群众路线格格不入，甚至完全相背离。对官僚主义者来说，有些人对自己的行为心知肚明，但他们已经习惯了高高在上的老爷作风，改变不了颐指气使的不良习气，而有些人则认识不到自己的官僚主义问题，只是简单认为领导干部就应该和普通群众有所不同，究其原因还是在于没有能够真正树立群众观点。为此，我们党要建立干部联系和深入群众的相关制度，引导干部通过调查研究和参加体力劳动等方式深入到群众中去，让干部联系群众成为“硬指标”和刚性约束。此外，对于轻视劳动群众和漠视群众利益的个别干部，要严肃批评教育甚至给予一定纪律处分，敢于动真碰硬才能引导他们践行群众观点、关心群众诉求，才能有效遏制少数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

（三）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有助于扫除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

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时常相伴而生，领导干部一旦脱离实际就容易滋生主观主义，而盲目决策的主观主义作风往往会导致实际工作中的形式主义。毛泽东倡导践行的“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15](p.1035)出发点就是为了让领导干部在深入实际的调研中远离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和主观主义是领导干部的大敌，领导干部做决策、办事情一旦以主观臆断为依据，就必然会脱离客观实际，就会使形式主义大行其道。“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的许多地方干部每到一个地方，常常急于炮制‘面子工程’、急功近利的‘样板工程’，热衷于打造宏大‘政绩’”，[3]诸如此类现象都是没有深入调查研究产生的恶果。毛泽东推动并坚持让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目的不限于对干部劳动品质的锻造，让他们在劳动中和群众打成一片，开展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也是其重要出发点。“中共中央指示中有一条特别的规定，就是要参加生产劳动。这并不是提倡在座的人都去耕田，主要是表明一种态度，要砍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加上一个参加劳动的办法。不劳动，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老百姓就不信任你，不和你讲真话。”[2](p.141)可见，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有助于建立起与群众“零距离”对话的密切关系，有助于远离盲目拍板的主观主义作风，对作出立足实际的正确决策具有重要作用。

开展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优良作风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党能够制定出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必要条件。然而，少数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却丢掉了这一优良传统，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些干部内心的主观主义作祟，盲目自信、目空一切，认为自己就掌握着“真理”，即使不去现场调研，也能对实际情况心知肚明，作出正确判断和决策。对少数党员干部存在眼高手低、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现象，习近平明确强调：“要沉下身子，走出机关，放下架子，虚怀若谷，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让大家畅所欲言，客观真实给自己‘画画像’、打打分，找准改进提高的参照系。”[16](p.54)可见，对领导干部来说，是否注重深入细致摸排走访，能否在与群众平等交流中形成科学认识，无疑是决定调研成效的关键因素。习近平对一些领导干部在开展调查研究时存在的形式主义问题早有察觉：“领导干部下去调查研究，是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焦裕禄讲，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就是说要掌握真实情况，形成真知灼见，以利于正确下决心、指导工作。但是，现在调查研究好像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让别人知道我在调查研究，我在忘我工作，我在接触群众。而这个‘功能’在一些人那里似乎逐渐变成了调查研究的主要功能，调查研究的本来目的倒变成次要的、甚至可有可无的了。”[16](p.75)领导干部只有在实地调研中通过“虚心求教”摸准一线群众的实际情况，才能有针对性地帮助群众排忧解难，群众才会有获得感，我们党也才能够真正克服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

（四）干部带头真抓实干有助于锻造务实担当的优良作风

古往今来，引领示范作用尤为重要，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非常注重发挥领导干部率先垂范的带头作用，逐步形成了深入客观实际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毛泽东非常注重各级干部的党性修养培育和作风锻造，组织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是强化干部党性作风的重要手段。毛泽东高度关注《各级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执行情况，号召全党上下坚决贯彻执行这一决定，他在批示中指出：“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是发扬我们党联系群众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的重大举措，是贯彻执行党的干部工作路线的一项重要制度。现在，中央再次要求全国必须贯彻执行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2](p.589)坚持组织引导各级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砥砺了领导干部的群众情怀，培养了他们的优良作风，对于领导干部克服特权思想、深入联系群众具有重要作用。“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5](p.221)可见，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对锻造优良作风，增强党的凝聚力和威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党风是一个政党的外在形象和精神标识，影响政党的发展前景，事关政党的生死存亡。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认识和工作方法会相应发生变化，但是我们党真抓实干、热爱劳动、深入群众的优良作风则需要一代代赓续传承。习近平十分关注党风问题，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党风问题关系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促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调查研究，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17](p.56)可见，培育领导干部的优良党风，是关系到我们党能否长期执政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我们党在治国理政过程中不容回避的重要现实问题。培育优良党风需要深入实际，更需要深入群众。我们党能够从只有几十名党员的小党成长为世界第一大党，关键在于我们党在各个发展阶段都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人民群众为什么会支持我们，关键在于我们党与各类剥削阶级政党和反动势力有着本质不同，我们党不仅有服务群众的根本宗旨，还有深入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的良好作风。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一以贯之地传承革命时期的优良作风，但还是有极少数党员干部背弃了初心使命，丢失了我们扎根群众的优良传统。为此，我们党应当认真总结、反思、吸取经验教训，切实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习近平强调：“党把干部放在各个岗位是要大家担当做事，而不是做官享福。改革发展稳定工作那么多，要做好工作都要担当作为。如果不担当、不作为，没有执行力、战斗力，是要打败仗的。”[18](p.529)显然，党员干部唯有真抓实干、担当作为，才能坚守为民初心，才能赓续我们党的优良作风。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3]李心记.官僚主义的认识论根源探析[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6).

[4]中共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N].人民日报，1957-05-15.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8]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列宁.哲学笔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0]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1]李慎明.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