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扬长避短的用人之道
毛泽东深知人才“长短”的辩证法，他曾经说过：“一个人，才有长有短，性情习惯有恶点亦有善点，不可执一而弃其一。”毛泽东在运用干部时善于充分运用人才的长处，并且长短搭配，用人之才，补人之短，力图组织最佳的人才结构，从而真正做到了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所说的那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1959年4月，著名学者、书法家沈尹默先生曾赋诗云：“不知老至共开怀，长短随人各尽才。”可以说是真切地概括了毛泽东用人之道的真谛。
一、用人之长
三国时期名臣诸葛亮曾说过：“因人之势以伐恶，则黄帝不能与之争威矣；因人之力以决胜，则汤武不能与之争功矣。”毛泽东常常因事择人，因人成事，用人之长，最大限度地发挥干部的长处，使其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的奠基人之一朱瑞，1939年曾担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1945年6月，中央任命朱瑞担任军委副总参谋长。但朱瑞却找到毛泽东，要求去从事炮兵工作。朱瑞曾在苏联炮兵学校学习过，对炮兵比较熟悉。毛泽东非常看中朱瑞在炮兵建设上的能力，且赞赏他不计较个人权位的品德，于是任命他为延安炮兵学校的代理校长。日本投降以后，朱瑞率领炮兵学校迁往东北。经过他的积极努力，东北部队不久即组建了10个炮兵团、6个炮兵营和20多个独立炮兵连，这些部队在历次大的战斗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946年10月，朱瑞被任命为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1948年，东北炮兵已发展到16个团，且拥有4700余门火炮，为辽沈战役的胜利立下了大功。与此同时，朱瑞领导的炮校也给其他军区输送了几百名干部，为全军的炮兵建设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从而使炮兵成为党的军队中一个重要兵种。“曙光已现将军去，长使英雄泪满襟。”朱瑞是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牺牲的最高级将领，牺牲后，中共中央致电悼念：朱瑞同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建设中功绩卓著，今日牺牲，实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之巨大损失。
毛泽东用人之长的另一个典型案例是对刘伯承的改任。1950年初，中央军委决定创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此时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刘伯承闻讯后给毛泽东写信，请求辞去现职，去主持军事学院工作。毛泽东很快复信表示同意，因为他是了解刘伯承的军事教育才能的。刘伯承曾在苏联高级步兵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他一向主张“治军必先治校”，在他率领的部队中，经常办有轮训队、随营学校和军政学校。在中央苏区和长征途中，他还担任过中央红军学校校长、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所以，让他担任军事学院院长一职再合适不过了。刘伯承在这一职位上干了七年之久，培养了一大批新型的军事干部，推动了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和正规化。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刘伯承所做的这一开创性的工作，认为他对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1952年春天，毛泽东到南方视察，听了刘伯承军事学院的汇报，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延安有个清凉山，南京有个紫金山。”毛泽东以南京比延安，以军事学院比“抗大”，是对刘伯承创建的军事学院的极高赞誉和勉励。1955年9月，刘伯承因在军事上的卓越才能和贡献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陈云是中国共产党内杰出的经济领导专家。上海解放后，一些资本家和不法商人认为共产党解决不了上海的“两白一黑”（棉花、大米、煤炭）问题，于是相互勾结，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毛泽东派深谙经济规律和经济斗争策略的陈云抵沪，协助陈毅指挥经济战线上的“淞沪大战”，几个回合下来，老谋深算的不法资本家和商贾们被打得一败涂地，不得不“俯首称臣”。陈云还具体地组织领导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和“一五”计划的制定和经济建设工作。三年严重经济困难（1959年至1961年）以后，毛泽东又让陈云重新主管中央财经工作。陈云提出了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等一系列解决困难的办法，并采取得力的措施，从而使整个经济形势逐步得到了好转，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周恩来长于外交和谈判，是公认的杰出外交家和谈判大师。美国来华调处国共关系的马歇尔不胜感慨地说：周恩来将军是我遇到的最能干的谈判者。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认为，周恩来是一位镇定自若、才能过人的谈判家。而美国总统尼克松更是深有体会地说：周恩来是政治斗士，也是高明的调停者。毛泽东让周恩来长期主持统战和外交工作。在解放前，周恩来就是中共中央外事方面的领导人，西安事变、皖南事变、重庆谈判、北平军调、南京记者招待会，处处都留下了周恩来舌战群儒、折冲千里的形象，也留下了共产党外交斗争的辉煌战绩。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又是共和国总理兼第一任外交部长，直接领导外交工作长达26年之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的奠基者。他活跃于国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大展风采，为新中国的外交赢得了巨大的成功，为中华民族赢得了地位和尊严。
二、容人之短
据史书记载，三国时蜀国重臣法正很有才干，直言善谏，但有个毛病，常常义气用事，并计较个人恩怨。有人建议诸葛亮奏报刘备，“抑其威福”。然而，诸葛亮则从大局出发，认为法正恰如羽翼一样辅佐刘备，不必因小过而束缚其施展才干。毛泽东在《资治通鉴》中读到此事，批注说：“观人观大节，略小故。”其实，延安时期，毛泽东还向萧军说过类似的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这是自然的道理，领导者必须深刻地懂得这一点。1975年，毛泽东再次批示强调要“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
一代名将许世友战功卓著，但也有明显的缺点，性格刚烈、脾气暴躁。长征到了陕北后，在红军中开展了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开始时，有扩大化的倾向，使原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受到了牵连。原红四方面军第9军军长许世友是张国焘的部下，对清算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认识不清，对存在的扩大化斗争倾向十分不满，以致酿成结伴出走事件。许世友回忆说，对反对分裂主义斗争，一些同志包括自己在内还认识不清。毛泽东微笑着拉着他的手，坐下来同他促膝谈心。毛泽东爽朗地告诉许世友：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到四方面军去的，他的错误，应当由他自己和党中央负责，与你们这些同志没有关系。相见之后，毛泽东了解了许世友骂他恨他的思想动机和由来，解开了误会，沟通了思想，融洽了情感，非但没有治许世友的罪，还成了知心朋友。从此，许世友成为毛泽东麾下得力干将，一生忠于毛主席，至死不渝。抗战初期，胶东地区日寇、伪军、土匪犬牙交错，有枪就是草头王，大大小小的“司令”有七十多个，严重地阻碍着胶东抗日局面的开展。毛泽东决然点将，命许世友横刀齐鲁，打开胶东局面。许世友一踏上胶东土地就说：“太平我不来，我来不太平。”许世友以他独有的威猛凌厉，迅速荡平了胶东。不久，胶东大地上只剩下一个“司令”，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许世友。
1945年党在延安召开“七大”时，毛泽东就提议把几位犯了严重“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包括当时的王明，选进中央委员会。毛泽东说：他们的错误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犯的，特别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像一片汪洋大海，而中国还没有什么小资产阶级政党，他们之中革命的人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然也把他们的思想情绪带了进来，这是不足为怪的。现在经过整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已经把是非开清楚了，就不应当太着重个人的责任。到了中央委员会正式选举的那天，代表投票后，大会宣布：唱票时可以自由活动，可是毛泽东不走，坐在台上听唱票，一直等到快唱完了，王明的票过了半数，他才放心地走了。毛泽东后来说，如果王明选不上，大家心中都会不安的，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
王稼祥与王明、博古等人同属留苏学生，在党内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也犯过“左”倾错误。在“七大”中央委员会选举中，王稼祥因为没有得到半数选票而落选。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吃惊。为了增强党内团结，他在选举候补中央委员前，专门做了大量的工作，力荐王稼祥。在毛泽东看来，虽然王稼祥犯过错误，但是他确实为党做出过重大贡献。因此王稼祥的当选，对于团结来自不同地方、不同部门的同志，有过意见分歧甚至冲突的同志，犯过错误的同志，都有很好的示范作用。为了帮助代表团成员了解王稼祥，在“七大”第20次会议上，毛泽东向全体代表做了《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的讲话，在讲话的第二部分专门向全体代表历数了王稼祥的主要功绩。毛泽东深情地说：第一，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央派了一个三人代表团到中央苏区，王稼祥是代表团成员之一。“在当时，我们感到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任弼时、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反对‘削萝卜’的主张就不会那么顺利”，“没有代表团，特别是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第二，“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共产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带回来的，由王稼祥同志传达的。”第三，“此后，王稼祥同志就一直在中央工作，虽然他在工作中也有缺点，但是他也做了很多好事。如1939年巩固党的决定；1941年增强党性的决定；1942年，党的领导一元化决定，都是他起草的”。最后，毛泽东非常肯定而又恳切地指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而且从过去看，在四中全会后第三次‘左’倾路线正在高涨时，在遵义会议时，在六中全会时，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毛泽东讲了许多“大家不知道的，是中央内部的事”。毛泽东的讲话无疑是对王稼祥历史功绩的肯定，也是对王稼祥恰如其分的宣传，这加深了代表们对王稼祥的了解。大会进行了候补中央委员的投票，王稼祥以第二高票当选。杨尚昆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帮助稼祥同志‘竞选’。”
1963年10月，毛泽东在天津与中共中央华北局和省市负责人谈话时还讲道：“人是可以觉悟的。陈平是贪污犯，汉高祖给他钱，他不记账。后来做了宰相，除吕保刘。可见人有错误是可以改的，除罪大恶极、血债严重、群众不答应的以外，贪污这一条，能改的还可以使用。”当然，错误是有限度的，像黄克功那样的杀人，像刘青山、张子善那样的贪污，毛泽东还是“挥泪斩马谡”。
三、扬长避短
“房谋杜断”在历史上有很高的知名度。唐太宗李世民不仅善于用人，而且善于合理地搭配。据《资政通鉴》第193卷记载：房玄龄通晓政理，又有文才，昼夜操劳，惟恐偶有差池。他在制定安邦治国的策略时，能够提出许多精辟的见解和具体的办法来。但是，他却不善于整理自己的想法和建设，以致于他提出的很多高明的谋略很难决定颁布哪一条。唐太宗每次与房谋划政事，一定要说：“非杜如晦不能敲定。”而杜如晦虽不善想事，却善于对另人提出的意见作周密的分析，精于决断，什么事情经他一审视，很快就能变成一项决策、律令提到唐太宗面前。他俩一个善于谋划，一个善于决断。唐太宗深知两人的所长与所短，并且发现他们在智能上的互补性，将两人有效地搭配起来，各尽其才，为自己出谋划策。唐太宗总结自己的经验时说：“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
毛泽东不仅知人之短，并善于补人之短。毛泽东能正视其短，区别对待，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短”而采取相应的对策，如对不影响长处发挥的短，他往往不去苛求；对那些长处与短处相伴而生且有一定影响者，则大胆使用其长，同时帮助克服其短；对那些短处有明显的危害者，则首先帮助其克服缺点，在此基础上，再将其安排到能发挥长处的位置上。与此同时，毛泽东在用人时，还能使人的长短各得其所。比如，在战争年代，有些人指挥作战水平不高，但在后勤方面却有较高的水平，毛泽东便及时将这些人调离作战岗位，让他们从事后勤工作。他挑选了许多军事干部从事政治工作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毛泽东说：“荷花虽好也要有绿叶扶持。一根篱笆要打三个桩，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他补人之短的基本方法就是“巧点鸳鸯谱”，组织最佳的人才结构。
陈毅长于带兵，华东数十万官兵，没有不服陈毅的。但毛泽东又明确指示：军事上要粟裕多负责。就是淮海战役，毛泽东也是这样，有关作战电报大多是指名发给粟裕的，这是因为粟裕长于作战。陈毅曾坦诚地说，在华东野战军的军事斗争中，他主要是依靠粟裕进行战争的指挥工作，而他自己可能更多的是起了一个政治委员的作用。陈毅的长子陈昊苏回忆说：“父亲自己说过很多次：我很多情况只发挥一个政委的作用，军事指挥就是粟裕。”毛主席对粟裕的几次夸奖，给全党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粟裕去西柏坡汇报淮海战役作战方案时，毛主席向与会者介绍粟裕的一些人和事，如抗日战争中新四军东进首战黄桥，在苏北七战七捷，在孟良崮全歼国民党王牌军74师，击毙张灵甫，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最近的豫东战役，想诸位有所耳闻，但不知在第一、第二次反“围剿”中，率部活捉了张辉瓒，回头击退谭道源，取得两次反“围剿”的胜利的飞将军是谁，也就是这个粟裕。当年为庆祝第一、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特写下了两首“渔家傲”。可以说，陈毅和粟裕配合，打遍华东无敌手。
林彪长于打仗，但性格内向、怪癖，不大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加上他平时一副沉默寡言的样子，别人颇难同他共事。早在井冈山时期，他就同各届党代表、政委搞不好关系。而罗荣桓是一位优秀的政工干部，既有坚定的原则性，又有在非原则问题上的灵活性。毛泽东将政治上很强，善于做人的工作的罗荣桓长期与林彪“搭档”，从井冈山到太行山，从黑龙江到海南岛，所向披靡。刘伯承的领导风格是“举轻若重”意为谨慎、周全，万无一失；而邓小平是“举重若轻”意为大刀阔斧，敢为冒险。毛泽东把这两位风格各异的人放在一起。使其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宋任穷在回忆邓小平的文章中说：“在战争年代，他和刘伯承同志，一个政委，一个司令员，十余年里一直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工作非常协调，堪称合作的模范。”李德生回忆说：“他们珠联璧合，运筹帷幄，叱咤风云，导演了一幕又一幕惊天地、泣鬼神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历史活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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