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为何把南王庄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称之为“五亿农民的方向”?

作者:曹向东 来源:党史博采 2024-03-26 472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农民开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逐步改变土地私有制为集体所有制,使农村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安平县南王庄村三户贫农坚持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事迹得到毛泽东的肯定,称之为“五亿农民的方向”,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三户贫农坚持办社的艰难历程

安平县是革命老区,1944年在中共冀中区党委的领导下,农村党员干部即带头组织互助组,解放战争时期入组农户达到3000多户。新中国成立后,各种形式的互助组在原有基础上得到迅速发展,1952年底全县季节性的临时互助组和长年互助组近6000个,入组农户占全县总户数的六成以上。1953年12月,中共河北省委召开全省第二次互助合作会议,明确了过渡时期党在农村的基本任务是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改变农村经济个体所有制为集体所有制,全县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南王庄三户贫农办社成为安平县农业生产合作化过程中的先进典型。

毛主席为何把南王庄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称之为“五亿农民的方向”?

毛泽东亲切会见王玉坤

南王庄村地处冀中平原的滹沱河故道,全村300多户,土地4136亩,耕地3000亩。滹沱河三次在这里改道,冲刷淤积,形成了一片白茫茫沙滩。风吹沙起、淹没农田、堵塞河道、车马难行。“四野白沙滩、风吹沙起不见天,大路上、宅基旁,流沙起堆成圪梁”是当年南王庄的真实写照。土改前全村80%的土地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广大农民被迫扛长活、打短工,度日维艰。239户贫苦农民中,卖儿卖女的就有32户,欠债的210户,讨饭的124户,被迫当童养媳的11人,打短工的230人。土改后,农民分得了土地,生活有所改善。但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家底微薄。多年靠扛长活谋生的农民只有一身力气,连自己的农具都极其缺乏。“有车无牛急晕头,有牛无车跑遍街”。一遇天灾人祸,不少翻身农民又被迫破产。1952年,南王庄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始组织互助组,1953年全村互助组发展到6个。王玉坤、王小其、王小庞三户贫农所办的互助组即是其中之一。

王玉坤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4岁丧父,7岁开始拾柴、挖野菜,12岁当童工,年稍长就给地主打短工、扛长活,受尽剥削和欺凌。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人民实行减租减息,王玉坤和穷人们的日子才有所好转。他积极投身革命,担任村抗日侦察班长,土改时为村贫民团骨干,斗地主、分田地,并于1946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被选为村党支部委员兼公安员。王小其3岁丧父,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守着二亩半薄沙地无力耕种,靠乡亲们接济度日。王小庞7岁开始讨饭,9岁时闹旱灾父亲饥饿而死。土改后三户贫农分到了土地,但劳力少,缺牲畜,少农具,生产生活仍有很大困难。在王玉坤的带领下,他们共同选择了互助合作的道路,成立了互助组,当年三户的收成比上年提高了两成。在他们的引导下,1954年春,全村在6个互助组的基础上,成立了3个初级农业合作社。秋后,安平县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南王庄迅速发展到8个初级社。其中2个中社,6个小社,入社农户由21户猛增到264户。一些并非真心入社的富裕中农也被办社的浪潮卷入了合作社。合作社成立之初,由于入社农民经济基础差异很大,思想认识各异,在牲口、农具作价、饲草的调剂等方面产生了尖锐矛盾,斗争十分激烈,办社基础很不稳固。1955年春整顿合作社时,贯彻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政策,一些富裕中农借机刮起了一股散社风。许多农民受几千年来单家独户经营的传统束缚,虽乐于开展临时性的相互协助,对大规模互助合作的前景则认识不足,担心长期合作吃亏、影响邻里关系,办社信心产生了动摇。已经建起的合作社先后散了伙,只剩下王玉坤等三户贫农与三户中农组建的一个小社。麦收前,三户中农看到自己的麦子长得好,感到和贫农一起办社吃亏便要求退社。经王玉坤等三户贫农百般挽留劝说无效,于5月初的一个晚上把牛牵走了,车拉走了,耧、犁、耙、盖等农具也扛走了,社里只剩下三户贫农。社里的三头牛三户贫农只占半头,他们付给三户中农二十多元才留下了一头牛,成为他们唯一的家底。

是继续把社办下去还是散伙单干?三户贫农聚在油灯下商讨着今后的出路。他们一同回忆了单干时吃的苦、遭的难,分析了办社的好处和发展前景,坚定了走合作化道路的决心。王玉坤说:“像咱们这样的户,除了参加合作社没有别的路可走,回头就是死胡同。咱们可得有个穷志气,高低把社办下去。”王小其说:“不管别人怎么闹,反正咱们不能散,单干的罪咱们是受够了。”王小庞坚定地表示:“咱们接着干,顶死不兴回头的。”三户贫农抱成了一团,决心把社办下去。上级派来的整社工作组认为这个社规模太小,不够社章上规定的办社条件,动员他们转为互助组。王玉坤代表三户贫农表示:“嫌户少可以不把我们叫社,可是办社的道路我们不能改,我们要像大社一样,土地入股、伙种伙收,按地劳比例分红。在合作化的道路上前进可以,后退我们不干。”三户贫农的合作社就这样保存下来了,成了本村唯一的合作社。

被毛泽东赞誉为“五亿农民的方向”

三户贫农高举着合作社的大旗,同心协力搞生产,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没有大车和农具,三个家庭就男女老少齐出动,帮牛拉套、肩膀扛、扁担挑、小车推。烈日炎炎的中午,单干户都在歇晌,他们却在挥汗如雨的锄地。雨季来临,单干户的地杂草疯长,他们的地却是禾苗茁壮。蝗虫袭来,他们学习先进社的经验用农药反复除治,生产搞得热火朝天。社里没钱,他们精打细算,三个月只有几两棉油、一瓶墨水、两张纸的开支。扬鞭赶着马车的富裕中农嘲笑他们是“三条汉子一头牛的大社”,王玉坤理直气壮地说:“三户社就是大,大就大在我们走的是社会主义的阳关道,别看你们有骡子有马,走的是资本主义的独木桥,走着瞧,出水才看两腿泥哩。”他们顶着各种冷嘲热讽,仍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在合作化的道路上。加倍的付出换来了好的收成,1955年秋,在风、沙、蝗虫三灾并行,单干户普遍减产四五成的情况下,他们合作社的40亩地收了900公斤谷子,990公斤玉米,1000公斤花生,350公斤棉花,2500公斤甘薯,共折合原粮6850公斤,比1954年增产50%以上。获得了南王庄历史上破天荒的大丰收,远远高于单干户的产量。他们用事实向人们证明,办社的路子走对了。

毛主席为何把南王庄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称之为“五亿农民的方向”?

毛泽东为王玉坤、王小其和王小庞农业社题词——“五亿农民的方向”

县委书记张平以“贫农办社最积极”为题,向河北省委和石家庄地委汇报了三户贫农办社的事迹,省委书记林铁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1955年7月,中央召开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说:“河北省有一个很小的合作社,只有六户,三户老中农坚决不想再干下去,结果让他们走了。三户贫农则表示无论如何要继续干下去,结果让他们留下,社的组织也保留了。其实,这三户贫农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一切个体经营的农民,终归是要走这三户贫农所坚决地选择了的道路的。”

毛泽东的指示传达下来以后,南王庄村沸腾起来了,人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加入合作社成为全村人的共同心愿。三户贫农更是感到无比振奋,在巨大的荣誉面前,决心把全村农民都带到合作化道路上来。他们表示:“毛泽东说咱们是五亿农民的方向,咱们就得在‘方向’上带好头,这个方向就是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大道。”他们连续几个晚上学习毛泽东的报告,商讨扩大合作社的计划。毛泽东对三户贫农办社的赞誉,也极大地激发了南王庄群众的办社热情。在县委工作组的帮助指导下,南王庄成立了建社筹备委员会,一连几天,人们纷纷报名入社。原来退社的三户中农说:“我们回家来了。”富裕中农也牵着骡子来了,他们说:“我们看准了,单干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入社。”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南王庄建成了294户的全村一社。

毛主席为何把南王庄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称之为“五亿农民的方向”?

1955年11月28日,《河北日报》社论——《学习王玉坤、王小其、王小庞坚持办社的精神》

新建的初级合作社,整合了全村的劳动力资源,生产能力得到了极大提高,较单干户和互助组有了很大的优势。但仍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社员入股的土地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零零碎碎,犬牙交错,村与村的插花地也普遍存在,不能统一耕作,大型农具的使用更无从谈起。尤其是农业社开渠引水,防风固沙,彻底改变土地面貌的规划在占用土地上成了无法逾越的障碍。一户不同意,整个工程无法进行。1955年12月,中共石家庄地委发出了试办高级社的号召。南王庄农业生产合作社向县委提出转高级社的申请并获得批准。1956年1月4日,党支部先后召开支委会、社干会、党员会、全体社员会,深入分析高级社的优越性及改变生产关系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并通过算账对比,逐步统一了全村社员的思想。1月8日,全村325户全部填写了加入高级社的志愿书。1月14日,南王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宣告成立。王玉坤当选为主任,王小其当选副主任。县委书记张平对南王庄高级社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号召全县以南王庄为榜样,迅速掀起初级社转高级社的高潮。高级社成立后,他们按照略高于市场价的作价方法,解决了农户牲口、农具、林木、果树入社的问题。农户的土地归集体所有,全社划为11个生产队并合理划分了耕作区,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制度,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调动了全社社员的积极性。

毛主席为何把南王庄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称之为“五亿农民的方向”?

安平县南王庄的(左起)王小其、王玉坤、王小庞

三户贫农办社的事迹,不仅直接带动了安平县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而且在全省乃至全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段时期内,三户贫农陆续收到全国各地工人、农民、学生和解放军战士的上千封来信。一位战士从遥远的边疆寄来三十元钱,并在附信中说:“……我是贫农的儿子,祖祖辈辈吃尽了单干破产的苦头,从合作社身上看到了光明,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寄去的几十元钱是我多年来省吃俭用存下来的,寄给你们表示我的一片心意。你们是五亿农民的榜样,也是我的榜样。希望三户贫农阔步向前,在合作化道路上为毛主席争光。”1955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以《五亿农民的方向》为题,对三户贫农办社的事迹进行了报道。11月28日《河北日报》发表社论,详细介绍了三户贫农办社的经过,并用4个整版刊登了他们办社的图片。在省委的号召下,全省掀起了“学三户,争入社”的高潮。正如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所说:“这个三户贫农的合作社,几个月以来,在全国农村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家都知道河北省有这么一个了不起的英雄的合作社,给贫农壮了胆。”

周恩来称赞其“为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办社教育课”

1956年1月30日至2月7日,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经毛泽东提议,王玉坤被聘为全国政协委员并应邀出席会议。并在会议上汇报了南王庄村办初级社的历程和办高级社的经验,周恩来总理称赞其“为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办社教育课”。2月7日晚在中南海怀仁堂宴会厅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并被毛泽东特意派人请到第一席同桌共饮,为庆祝全国实现农业合作化干杯。

腊月三十,王玉坤带着毛泽东、周恩来的嘱托和鼓励回到了南王庄。大年初一,南王庄召开了防风固沙锁“黄龙”誓师大会,全村社员组成了植树造林专业队、平整土地专业队、打井开渠专业队。锣鼓声中,三路人马浩浩荡荡开到了工地,开始了征服大自然的战斗。经过艰苦奋战,兴修了7里长的防风林带,开挖了10里长的水渠,消平了63个大沙岗,填平8条旧河道,平整土地1286亩,打机井3眼,砖井19眼,水浇地面积扩大到2000多亩,集体化的优势得到了充分体现。1956年南王庄遭受了严重水灾,党支部带领全村人自力更生、生产自救,搞起了18项副业。不仅使社员的收入高于往年,还为集体积累资金9000多元。农业合作社使昔日“春种三耧苗不成,种一葫芦打一碗”的南王庄变成了五谷丰登、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安平县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

王玉坤先后担任中共安平县委副书记、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共河北省委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共第九、十、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多次被评为省、地、县和全国劳动模范。王小其1958年参加了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与毛泽东合影留念。1964年参加共青团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受到共青团第一书记胡耀邦的接见。1985年王玉坤逝世后,他继任村党支部书记,带领村民追逐改革开放的浪潮,1995年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光荣称号,与江泽民总书记合影留念。王玉坤的儿子王晓勋退伍后回村任职,继承父辈艰苦奋斗的传统,带领父老乡亲发家致富,被称为“上校村官”,受到胡锦涛总书记的亲切接见。

毛主席为何把南王庄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称之为“五亿农民的方向”?

王玉坤等人在商量合作社事宜

斗转星移,农业合作化距今已过去60多年,农村生产力水平、农业经营方式,以及农民的生活水平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农业问题对全国的国民经济仍然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在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间,党中央连续23年发布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一号文件,突显了党中央对“三农”工作的重视和“三农”工作重中之重的地位。回顾三户贫农办社的历程,在当时农村仍然是一家一户耕种的情况下,互助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有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才能大规模统一进行农田改造和基本建设,从而改变农村面貌,使农民过上富裕生活。三户贫农适应当时形势、尊重农民意愿,坚持办社的做法,在全面推进农村振兴的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

近年来,在省市的坚强领导下,安平县委、县政府继承发扬光荣传统,把乡村振兴作为全县三大攻坚战之一,着力做好生猪、白山药、油菜花特色文章,全面加快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打造了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区,成功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成立乡村建设振兴开发集团,全面盘活乡村“沉睡”资产资源,有效促进集体增收、群众致富。安平县委、县政府将始终保持“解放思想、奋发进取”的精神状态,倾心聚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奋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作者系中共安平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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