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年轻时如何造“空气”？

1919年8月，《湘江评论》第五期刚刚印出，便遭到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查禁，罪名是宣传“过激主义”。湖南学生联合会也同时被强行解散。毛泽东等人当即在湖南发动驱逐张敬尧运动。他们一面发动学生罢课、教师罢教、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一面派代表分赴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揭露张敬尧的罪行，争取全国舆论支持。

1917年，毛泽东在致友人的信中提出：“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

1919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先后进行了七次请愿活动。最终，张敬尧在直系军队和湘军的武力威胁下，被迫撤出湖南。毛泽东在北京组织“驱张”活动期间，同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有着密切联系，用心阅读了他们介绍的马克思主义书刊。

“驱张”成功后，毛泽东给新文化运动干将胡适寄去一张明信片，文字满含他对未来的期待：

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此颂教安。(《毛泽东致胡适信》1920年7月9日)

1920年4月，湖南改造促成会在上海成立，同时，萧三等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也将从上海启程。5月5日，毛泽东一行到达上海。5月11日，毛泽东等送别萧三等六人。这时，毛泽东还想试一试，他一度醉心的工读互助生活：

彭璜君等数人在上海组织工读互助团，是一件好事。(《毛泽东致陶毅信》1920年2月)

1918年6月，毛泽东(最后排左二)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时与同学的合影

来到上海后，毛泽东与彭璜、张文亮等人实验了工读互助团的生活，他们租了几间房，尝试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但经过亲身实践，毛泽东很快发现了弊端，仅仅在一个月之后(1920年6月7日)，他就在给黎锦熙(字邵西)的信中改变了之前的想法：“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

陈独秀这时也在上海，正同李达、李汉俊等筹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是毛泽东常去之地，这里是《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也是陈独秀的寓所。他们经常促膝长谈，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以及组织湖南改造促成会的计划等问题，陈独秀向毛泽东讲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十几年后，回忆起“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毛泽东感慨：“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1920年7月7日，毛泽东返回湖南，应聘担任湖南一师附属小学主事，不久又被聘为湖南一师国文教员兼一个班的班主任。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湘潭学友会会员合影

毛泽东、何叔衡等新民学会会员，创办了文化书社、筹组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宣传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俄国十月革命。

毛泽东等人在国内探寻出路之时，赴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也在进行他们的比较和试验。

巴黎和长沙相距万里，新民学会会员探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书信还在海上颠簸时，湖南军阀已渐渐撕下开明的伪装。

1920年夏，张敬尧被逐后，谭延闿入主湘政，迫于各方压力，他勉强答应“湖南自治”“还政于民”。1920年10月，当长沙近两万群众以和平方式请愿要求自治时，却遭到谭延闿拒绝。

20世纪初，一群有志青年漂洋过海赴法国勤工俭学，开展革命活动，他们中的不少人成为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和领导者。图为1920年7月，蔡和森、向警予等旅法青年在蒙塔日杜吉公园召开留法学生会议的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湖南自治运动一蹶不振，毛泽东深感失望，奔走许久的他心力交瘁，决定作短暂的休息。在江西萍乡的初冬之夜，毛泽东从行动回到了思考。一段时间以来，因事务繁忙而未能及时给新民学会会友回信，他集中给向警予等5人作了复信：

一年以来，弟和荫柏等也曾间接为力，但无大效者，教育未行，民智未启，多数之湘人，犹在睡梦……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毛泽东致向警予信》1920年11月25日)

李思安于1920年8月中的来信，要毛泽东趁湖南的“伟人们”尚未站稳脚跟之际，写几篇文章，发表改造湖南的意见。毛泽东在给李思安的回信中写道：

湖南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我想对付他们的法子，最好是不理他们，由我们另想办法，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倒不必和他们争一日的长短。(《毛泽东致李思安信》1920年11月25日)

1920年1月28日，进步团体“辅社”同人游北京陶然亭时合影。左四为毛泽东，左六为罗章龙

在寄往北京，给罗章龙的回信中，毛泽东强调湖南问题的解决、新民学会的结合，都要有明确的主义：

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斢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毛泽东致罗章龙信》1920年11月25日)

在写这五封回信的一个月前，湖南教育会邀请当时的学术名流举办了一场名人演讲会，轰动长沙，其中就有英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伯特兰·罗素。1920年10月26日，在抵达长沙后，罗素受到当地人士的热情欢迎。

1920年，罗素和他的秘书布莱克在中国

今天，在长沙图书馆馆藏的《大公报》合辑中，关于这次名人演讲会的专栏报道，其中几篇署名“记录员”的正是出自毛泽东。

虽然罗素讲得头头是道，却未能引起毛泽东的共鸣。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给蔡和森、萧子升以及在法的新民学会会友写了长达四千字的回信，对他们的不同意见以及罗素的演讲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升及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但我于罗素讲演后，曾和荫柏、礼容等有极详之辩论，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我于子升和笙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毛泽东致蔡和森等信》1920年12月1日)

罗素(前排右一)在中国讲学期间

此时，旅法的好友萧子升回国，带来蔡和森于1920年9月16日写给毛泽东的长信。信中详细阐述成立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写下一封简短回信：

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毛泽东致蔡和森信》1921年1月21日)

信中不便写出的是，这个时候，应陈独秀之邀，毛泽东在长沙已经秘密建立了长沙共产党的早期组织。1920年11月，一个普通的日子里，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六人干了一件载入史册的大事，他们庄重地在建党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后来在登记入党时间时，填写的正是1920年。

1920年5月，毛泽东(左七)与新民学会部分成员在上海留影

一个多月后的1921年元旦，长沙城大雪纷飞。在潮宗街的文化书社里，新民学会举行了新年大会，毛泽东与到场十多人围炉畅谈。大会持续了三天，在会员们激烈的讨论后，大家决定新民学会将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共同目的，以“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为达到共同目的的方法，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在随后给好友彭璜的信中，毛泽东重申要为主义而争，要为主义结合：

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毛泽东致彭璜信》1921年1月28日)

1921年7月23日，毛泽东等13名代表出席了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本文原载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26年6月出版的《毛泽东书信故事》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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