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女红军

    2月14日，北京。漫天纷扬的小雪带来漫漫的哀思。被誉为“长征英雄，海南女杰”的长征女红军谢飞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谢飞是海南文昌人，是参加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30名女红军之一，谢飞的逝去，让人回顾起万里长征路上女红军战士的英勇历史与慷慨壮歌。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在时间的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一个刻度，一个瞬间。但对那些慷慨奔赴万里长征的女红军战士来讲，却是一次次生与死的考验。当时有2000多位女红军参加了长征(除从江西瑞金出发的中央红军的30位女红军外，陆续加入长征征程的其他方面军女战士共2000多人)。她们与男红军一样浴血奋战、艰苦跋涉。一部分女红军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长征;另一部分女红军却在战斗中、行军中倒在漫漫的征途上。

    女红军们巾帼不让须眉，她们经历了重重磨难，像男人一样战斗，她们为部队筹来了一担担粮食，救助了一位位伤员，唱响了一支支催人前进的战歌，谱下长征史上光辉的一页。

去与留的艰难抉择

    1934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国工农红军正面临着一道进和退的难题，中国革命也处于危急关头。与此同时，红军中的女战士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是随主力红军一起走，还是留下来开展游击战?

    1934年9月中旬，中央妇女部部长李坚真接到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的命令：草拟一份随红军主力一起行动的女红军名单。李维汉告诉她：“组织上决定要挑选一批身体好、会做群众工作的妇女干部随部队转移，到湘西去开展工作。你们妇女部先出个名单给我，总数不要超过30人。”当时苏区的形势已经非常紧迫了，能够跟随大部队行动对每一位妇女来讲都是一种荣耀，有的还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安全的保证。但并不是每一位女战士都能紧随大部队，有许多人不得不留下来，面对更残酷的局面。就算是名单上的女人们，也并不是想走就走，想留就留的。她们首先要通过体检关。

    被通知体检的女红军们，很多人从生下来就没有进过医院，更没有见过那个神秘笨重的X光机。但检查身体是政治纪律，必须严肃对待。她们走进苏区红色医院的大门，平生头一次量身高、测体重、验血、验尿、照X光，她们也许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就此被改写了。

    1934年10月16日傍晚起，王泉媛、邓六金、邓颖超、甘棠、危秀英、危拱之、刘英、刘彩香、刘群先、杨厚珍、李坚真、李伯钊、李建华、李桂英、吴仲廉、吴富莲、邱一涵、陈慧清、金维映、周越华、钟月林、贺子珍、钱希均、萧月华、康克清、曾玉、谢飞、谢小梅、蔡畅、廖似光等30名女红军和8万多中央红军一起迈开了万里长征第一步，开始了长途跋涉。她们的行装很少，只许带15斤重的东西，其中包括换洗的衣服和一些日用品，粮食由部队发放，同时还给她们每人配发了一只大搪瓷缸子，里面塞着毛巾和牙刷。女红军们把搪瓷缸子挂在腰间，成了红军长征途中一道别致的风景。

坚决“不得八块钱”

    长征伊始，面对日益严峻和恶劣的局面，当时部队有条纪律，如果有红军在途中跟不上队伍，就会被寄养在老百姓家里，组织上留下八块钱作为生活费。因此女红军们提出了一句简单朴素的口号：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

    在行军途中，女红军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原始标准。阴雨天被淋得像落汤鸡，在严重缺水地区脸上又常蒙着一层灰尘。恶劣的条件使得女红军的性别意识淡化。她们最头痛的是来例假。当时在敌人的尾追下部队不停地赶路，尽管腹部绞痛、两腿发抖，但捂着肚子也得一步一步往前挪。住宿时，三五个人挤在一起，还要躺在潮湿的土地上。女红军危秀英居然练出了站着睡觉的本事。

    长征的女性一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头上长满了虱子。彭德怀曾开玩笑说：“无虱不成军，没有虱子的不算长征干部!”无论男女，无论职务高低，宿营时都有一项“功课”，就是捉虱子，谁也不笑话谁。为免去麻烦，有的女红军干脆就推个光头。一些顽皮的小战士常常和她们开玩笑，趁她们不注意，从身后一把掀掉帽子，女人们光亮的脑袋暴露出来，那些战士们则哄堂大笑：“快看，尼姑来了。”“尼姑也来闹革命了!”

    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情况下，女红军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不抛弃不放弃。部队进入云贵高原时，邓六金发高烧，拉起了肚子，连话都说不出了，但就是不肯拿八块钱。危秀英见状，主动向连长请求让她来照顾邓六金随部队一起行动。有几次，邓六金看到矮小的危秀英累得气喘吁吁，实在过意不去，含着眼泪说：“秀英，你走吧，把我留下，要死就死我一个……”危秀英毫不犹豫地回答：“不!我们都不能死!革命还没有成功，只要我在，我就不能把你一个人留下!”这对红军姐妹，一个病，一个累，她们相扶相持，最后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女红军的欢愉时光

    爱美是女人的天性，哪怕是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刚开始突围的时候，女红军们还是很在意自己形象的，即使走在队伍中，也会拿着一把小梳子，时常拢一下散落下来的头发。到了宿营地，马上找个地方几个人凑在一起洗个澡。但随着红军进入白区，地形复杂，环境越来越艰苦，她们唯一的享受就是用热水泡脚了。

    每到宿营地，女红军们总是先支起锅灶烧上一大锅水，热了以后打到洗脸盆里，再把酸痛的双脚泡进去，一边泡脚，一边聊天儿。温热的水将脚掌上的每一个毛孔都打开，酸痛和劳累顿时随着滚滚的热气飘散开来。此时，该是这些女战士们最欢愉的时光了。

    女红军刘彩香保护脚的方法，和大家不太一样。一到宿营地，别人都累得躺在行李上懒得动弹，她虽然也累，却不急着躺下，而是绕着行李跑几圈，跳一阵儿，做一些简单运动，使紧绷的肌肉慢慢松弛下来，这样全身血脉平稳流通，然后再去休息。这无疑就是朴素的运动科学，可惜连她自己当时也没有意识到。这些女红军绝大部分是第一次参加这种长途跋涉的行军，其中身体健壮的女红军，一人要护理三四个担架的同时，还要帮助其他人背行李、干粮和药箱。每到宿营地，男红军就像泥一样倒在地上一动都不想动。但是，这些女红军是不能倒下的，她们要先安顿伤员。急行军的间隙，她们还要在伤员们休息的时候，去村子里说服老百姓作挑夫，补充那些中途损失的人。所有这一切都安排好以后，她们才能享受那段美妙的泡脚时光。由此看来，她们的脚走过的路又何止二万五千里?

长征中最小的女红军

    长征中年龄最小的女红军叫王新兰，1924年出生于四川宣汉一个富裕家庭，她的叔叔王维舟是中共早期党员。王新兰7岁时，因为人小，不易引起白匪注意，党组织常让她传递秘密文件。

    1933年红四军入四川，当时王新兰只有9岁，虽然年幼，但在家人的熏陶下，也领悟了不少革命道理。红军要长征了，家里只留下王新兰和多病的母亲。看到王新兰终日如坐针毡的样子，15岁的姐姐、红军女战士王新国鼓励妹妹王新兰报名参加红军。时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徐立清接待了她们。当他见到王新兰扎着两个羊角辫、个头还没有步枪高时，便微笑着问：“你这么小能干什么?”

    王新兰惟恐红军首长把自己看小了，便大着嗓门说：“我什么都能干!”“我会写字，会跳舞，会吹奏，还会唱歌!”

    这时，姐姐王新国也在旁边如数家珍般把王新兰几年来为党传递情报的事讲给徐立清。看王新兰参军的决心很大，徐立清最终同意了。把母亲托付给地方苏维埃组织后，第二天一大早，王新兰就到红四军报到了。王新国被分配到红四军政治部宣传委员会工作，王新兰则安排在委员会下属的宣传队当宣传员。长征路上，王新兰和战友一起穿山越岭，爬冰卧雪，从不叫苦叫累，也从不掉队。爬雪山，她是靠拉着马尾巴才攀上去的;过草地，她有些时候也不得不趴在红军大哥哥的肩膀上。尽管这样，她只要有机会，就会立在风口、站在路边，为战友们送歌献舞，加油鼓劲，愣是用稚嫩的双脚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

“五百农妇缴一团”

    同样是女红军，有的在痛苦中成为母亲，有的必须拿起枪直面鲜血和死亡。

    长征中，在红四方面军的后方战线上，活跃着一支特殊的队伍—————妇女独立团(后改编为独立师)，当时成立时有2500余人，独立师师长为张琴秋。她们剃着光头，穿着军装，打着绑带，肩负着运输、筹粮、警卫后方机关等艰巨任务。她们不仅是一支出色的后勤部队，还是一支善战的战斗队。二过草地后，这支队伍只剩1000余人。妇女独立师师长张琴秋兼任第1团团长、政委，她总是腰束皮带，斜挂短枪，英姿勃勃。三年前她已是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这是当时女性在军队中担任的最高职务。

    让张琴秋更加出名的是在一次川军的一支部队进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时，独立师师长张琴秋带领500女兵和医院保卫科男同志进行周旋，用计使川军在阵前倒戈。全川为之震动。“五百农妇缴一团”被当作奇闻刊登在当时的媒体《蜀笑通讯》和《中国论坛》上。在国民党的一些报纸上，红军女将领张琴秋被说成是“精通五国文字”、“能文能武，不下马可以写文章”的能人。

    因为参加战斗，红四方面军女红军人数一直在减少，妇女独立师也被缩编为妇女独立团。三大主力会师后，她们随西路军转战河西走廊，最后仅剩300余人。有的女红军，牺牲时连名字也没有留下。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而红二方面军至少有18名女红军参加了长征，共和国第一位女将军李贞就在其中。红25军参加长征的是7名女护士，当时被誉为“七仙女”。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伟大的长征创造了举世瞩目的长征奇迹，也成就了坚强不屈的长征女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