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遗嘱中提及的那些人

白求恩遗嘱中提及的那些人

梅兴无

1938年6月，聂荣臻（中）会见白求恩（左），并聘请他为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

毛泽东的名篇《纪念白求恩》，使白求恩的名字家喻户晓。这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加拿大共产党员，“把中国人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在救治伤员中手指受伤，感染败血症，于1939年11月12日“不幸以身殉职”。白求恩弥留之际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写下一份感人至深的遗嘱，聂荣臻读到第一句：“今天我感觉身体非常不好，也许我要和你们永别了！”有泪不轻弹的他禁不住潸然泪下。遗嘱大部分文字是以平静的语气交代后事，白求恩提到了给加拿大共产党总书记写信通报情况，提到了离婚妻子的生活问题，提到了把遗物赠与同志、友人作纪念。遗嘱提及10名外国人和13名中国人，其中贺龙、聂荣臻、吕正操等叱咤风云的将领无须赘言，本文仅就与白求恩工作、生活关系密切者做一追述。

“用林赛先生送给我的那十八美金作寄费”

“用林赛先生送给我的那十八美金作寄费”，寄的是一个箱子。箱子里装的是白求恩送给加拿大、美国同志及友人的遗物，计有给加拿大共产党总书记蒂姆·布克一件皮大衣，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一把日本指挥刀和一把中国大砍刀，约翰·艾迪姆斯一条日本毯子，伊尼克·亚当斯一套飞行衣，帕拉西斯特拉一条日本毯子，玛格丽特一枚银戒指，菲利普·克拉克两双新草鞋，莉莲一面日本大旗，还有交给蒂姆·布克的照片、日记、文件和电影胶片等。这些东西有的特具象征意义，日本指挥刀、日本大旗、日本毯子、飞行衣、中国大砍刀、草鞋之类应是八路军的赠品，其中不少是缴获日军的战利品。白求恩特别嘱咐“这个箱子必须很坚固，用皮带困住锁好，外加三条绳子”，可见他对这些物件的珍视。

遗嘱中提及送美金给白求恩的“林赛先生”，全名迈克尔·林赛、1938年1月8日，白求恩在温哥华登上“亚洲女王”号前往中国，在船上遇到了林赛，林赛去中国燕京大学任教。在漫长的旅途中他俩成为好朋友，并相约在华北再见。

1938年夏，林赛来到晋察冀根据地，在五台山与白求恩重逢。白求恩腾不出更多的时间陪他，就带着他参观简陋的医院和手术现场。为了不让伤兵长途跋涉，白求恩用两匹骡子驮着医药器材，巡回到前线替伤兵动手术，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林赛用相机拍摄了白求恩牵着骡子到前线抢救伤员的珍贵镜头。

临别前，林赛掏出为数有限的美金塞给了白求恩，并约他到北平去修养些时日，可没想到这次分别竟是永别。

林赛中文名“林迈克”，像白求恩那样，积极投入到中国抗日的洪流之中。他利用欧美人士的特殊身份，在北平为八路军购买日本人严格控制的药品、医疗器械、通信器材等紧缺物资，然后在周末以旅游为名，骑着摩托车载着这些物资，一次次地通过日军关卡，交给游击队设在北平西山的联络站，游击队再通过妙峰山交通线源源不断地将其输送到抗日根据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1年12月8日，日本宪兵开进燕京大学抓捕抗日师生。在日军到来10分钟前，林赛驾驶校长司徒雷登提供的汽车，带着妻子和友人以及两只装通信器材的箱子驶出燕大东校门，直奔西山联络站。在游击队员的护送下，他们安全抵达平西、晋察冀根据地，最后到达延安。

林赛在那里工作、生活直至抗战胜利，担任过八路军无线电通信技术顾问和培训班导师。组装了600W发报机，让世界能听到延安的声音；帮助晋察冀将上百部无线电通信设备升级改造，使通信指挥系统保持在最佳运行状态；培养的高层次通信专门人才，成为新中国通信、电子、航天事业的领军人物。

“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我的离婚妻子坎贝尔夫人拨一笔生活款子”

白求恩的遗嘱饱含着对昔日爱人的眷恋。他写道：“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我的离婚妻子坎贝尔夫人拨一笔生活款子，分期给也可以。我对她应负的责任很重，决不能因为没钱而把她遗弃了。还要告诉她，我是十分内疚的，并且曾经是快乐的。”

白求恩曾有过两次婚姻，但两次结婚的对象都是同一位女士——弗朗西斯·坎贝尔。白求恩32岁时在爱丁堡参加外科医学会会员考试，认识了21岁的英国姑娘弗朗西斯。白求恩对她一见钟情，考试一结束两人便结伴旅行。1923年8月，他们在英国伦敦举行了婚礼。

婚后他们迁居美国底特律，白求恩租了一所小公寓挂牌行医。他医术精湛且医德高尚，病人一天天增多，可他不幸染上肺结核病。在那时肺结核是不治之症，他对妻子说：“我必须向你说明，死神就要来到我的身边，而你才26岁，我不能吧病传染给你，我必须和你离婚。”妻子坚决不同意。他以拒绝继续治疗相要挟，她再度拒绝。最后，白求恩只好硬着心肠向法院递交了离婚申请书，1927年10月他与妻子离婚。

1939年8月6日，聂荣臻与林迈克（中）、白求恩（右）在交谈

白求恩化痛苦为力量，冒险试用“人工气胸疗法”，结果奇迹发生了，他的病竟然全域。这不仅使他起死回生，而且给他在医学界赢得了声誉。随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弗朗西斯发电报：“病愈，今日离特鲁多。对你感情依旧。”接着，他又写信倾诉对她的相思之情，希望她能够分享他的“新生”。她回信说，你在我心头总是挥之不去，既然我们都还相爱，为什么要分开呢？她立即来到蒙特利尔，两人直接去教堂，举行了第二次婚礼。

两人度过了一段胜似新婚的甜蜜岁月。可白求恩忙于工作，无暇照顾妻子。日子一长，他们的感情真的出现了危机。一天早晨上班时，弗朗西斯关照他买些肉、菜回来。可下午她回到家里，他正坐在地板上专心研究一副骷髅。她问：“肉、菜买了吗？”他头也不抬地说：“在冰箱里。”冰箱里只有一截肠子，她皱着眉头拿起肠子说：“就买了这点破肠子？”他猛地跳起来：“别动，那是人的肠子！”她吓得“哎呀”一声扔掉肠子：“你怎么把死人肠子放在冰箱里？”他满不在乎地说：“这有什么呀？你吃的牛、羊、猪肉还不都是死了的动物的器官？”类似的事经常发生，弗朗西斯实在忍无可忍，最后对白求恩说：“咱们还是分手吧。”他也认为自己不能给妻子带来幸福，只好无奈地点头。1933年，两人再次离婚。

即便如此，白求恩对弗朗西斯仍有割舍不断的感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心里牵挂着她，为她的未来操心。可见，白求恩对弗朗西斯用情至深。

“卫生学校的江校长，让他任意挑选两种物品作纪念”

“江校长”叫江一真。1938年3月底，白求恩抵达延安，负责接待陪同的就是江一真，那时江一真任中央军委总卫生部保健科科长兼手术组组长。

白求恩随身带来大大小小的箱子，里面大部分是药品，还有一部X光机。他听说从前线下来很多伤员住在延安，就提起药箱，催促江一真快带他去看伤员。江一真带着白求恩，来到延安以东的二十里铺，遍访几十个窑洞，检查伤员的情况。白求恩发现不少伤员因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而导致伤势无法逆转，十分痛心，就向有关部门提出组织战地医疗上前线的请求。有关部门考虑到延安也需要他这样高明的医生，再加上前线太艰苦，他年近半百，又是外国人，需要特殊照顾，就一直没有批准他的请求。

白求恩就向江一真抱怨道：“江，前线需要我们，战士需要我们，为什么老是找各种理由拖延呢？”江一真知道内情，劝他不要着急。白求恩就把一腔怨气撒在江一真身上：“前方士兵在流血、在死亡，你还说不着急！”

白求恩上前线的事情，最终以一种“白求恩方式”解决了。当白求恩听说对他“需要特殊照顾”时，他骤然火起，抄起圈椅朝外掷去，咋断了窗棂，圈椅落到院子里。他大声吼叫：“我不是为照顾而来的！什么咖啡、嫩牛肉、冰激凌、钢丝床、都见鬼去吧！我需要的是战场的伤员！”在场的人大惊失色。可复杂的问题却这样简单地解决了，卫生部门高层同意他上前线。

白求恩这才高兴地说：“我为我的急躁向大家道歉，但你们也要向前线的伤员们道歉！”

1938年5月2日，白求恩离开延安时，拉着送行的江一真的手说：“ 医生在后方等待伤员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医生的工作岗位是在前线，希望我们早日在前线见面。”

几个月后，江一真奉命带着一个医疗队上晋察冀前线。11月25日，他们到达山西灵丘黑寺村。江一真看见了在战火硝烟中抢救伤员的白求恩，正在战场边缘的一座破庙里全神贯注地做手术。这场景，白求恩在给友人的信中有生动的描述：“身后一尊20英尺高的脸部毫无表情的佛像凝视着我，即便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也能坦然自若地进行手术，就如同在一间有自来水、漂亮的绿瓷墙、电灯及各种附属设备的现代化手术室里一样。”

当时白求恩已经在手术台前连续工作40个小时了。江一真不容分说地从白求恩手中接过手术刀，把他顶替下来。疲惫不堪的白求恩离开手术台，不大一会儿就靠着墙睡着了。

那时，晋察冀根据地医务人员严重缺乏，白求恩向聂荣臻建议开办卫生学校，“留下永远不走的医疗队”。聂荣臻极为赞成，并希望白求恩来主持这项工作，但白求恩更希望在前线救治伤员。江一真的到来使白求恩喜出望外，在他的举荐下，军区任命江一真担任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校长。

白求恩高兴地参加了卫生学校的开学典礼，他还以手术示范的方式亲自给学生上课。在讲解医疗器械的使用时，白求恩给一名下肢陈旧性骨折病人实施手术，江一真做助手，从手术准备到结扎缝合，一个步骤一个步骤，都讲得具体明白。

白求恩牺牲的噩耗传来，江一真极为悲痛。按照白求恩的遗嘱，他含泪挑选了一把手术刀和一幅手术手套。江一真肝肠寸断：他曾经给我那样多的帮助，在遗嘱中还特意要我挑选两件遗物作纪念，而我在他病危之际竟没尽一点力量。

1946年，江一真随陈毅前往华东前线做党政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福建省省长、国家卫生部部长，河北省委第二书记，1994年逝世，享年79岁。

“两个箱子你，给叶部长”

“叶部长”即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部长叶青山。938年6月17日，白求恩抵达山西五台金刚库村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叶青山陪同聂荣臻会见了白求恩，考虑到白求恩路途劳顿，都劝他休息几天，他却说：“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休息的，你们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聂荣臻即请他担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

6月18日，白求恩随叶青山翻山越岭30多公里，来到军区卫生部驻地。19日，叶青山陪白求恩到岩松口后方医院。白求恩先用1周时间对全部伤病员逐个进行了检查，然后用4周时间为147名伤员做了手术。了解到后方医院医务人员少，技术水平低，不适应战争的需要，白求恩建议并亲自主持创办“模范医院”。叶青山全力支持白求恩的工作，确定在军区后方医院第二所的基础上改建，从设备的购置、人员的配备到医院工作人员的食、住、行等，都进行了周密的安排。

模范医院离军区卫生部驻地有4公里，叶青山每天都前往一次，既要开展创建模范医院的“五星期运动”，还要协助白求恩做手术。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模范医院（即今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前身）建成，伤员接待室、内外科室、奥尔臭氏治疗室、罗氏牵引室、妥马氏夹板室等一应俱全。虽然设备简陋，但整齐清洁，井井有条，对晋察冀医院建设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白求恩建议在医院采用输血技术。那时，输血在中国只有少数几家大城市的教会医院能做。在野战医疗条件下输血，是人们连想都不敢想的事。白求恩首先详细了解了输血的基本知识，接着推来一名伤员：“现在我来操作，你们谁来第一个献血？”“我来献！”叶青山挽起袖子。验过血型，白求恩让叶青山和病人头脚相反躺在床上，叶青山的350毫升新鲜血液通过简易输血器流入伤员体内。这是八路军野战外科史上第一次战地输血。在4个月中，叶青山献了两次血，白求恩赞叹：“我到过世界许多地方，从没见过这样高尚的人。”后来，卫生部门组成了战地输血队，为抢救伤员生命开辟了新的途径。这种组织形式，被白求恩称为“外科医学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

白求恩在动手术，左为叶青山

为了限制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蒋介石扣留了国际援华组织和进步人士支援八路军的药品和设备。对此，白求恩非常气愤，请求组织允许他回美洲募集。1939年10月20日，是白求恩预定回国的日子，但日军发动大规模冬季“扫荡”。白求恩表示：“我不能在战斗时刻离开部队。”

叶青山与白求恩带医疗队到第一军分区巡回诊疗。当时从前线送下来不少伤员，白求恩把手术台设在孙家庄的戏台上。战斗进行到第二天，哨兵报告北面山上发现敌情。叶青山马上告诉白求恩：“敌人从我们后方袭击过来，离这儿不远了！”白求恩坚持最后10名伤员的手术做完才撤离。他们刚刚进入山沟，日军先头部队就冲进了孙家庄。白求恩就是在这次火线抢救伤员的手术中刺破了手指，感染了败血症。

叶青山有记日记的习惯，他把跟白求恩在一起发生的一切都记在日记里。所以，聂荣臻说：“白求恩的工作是有账可查的”。叶青山依据日记和相关资料写了《诺尔曼·白求恩》。后来人们熟知的白求恩的许多感人事迹，大都源于这篇文章。

新中国成立后，叶青山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7年去世，享年83岁。

“十八种器械，给游副部长”

“游副部长”即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副部长游胜华。白求恩到晋察冀后，聂荣臻派游胜华给白求恩当助手，协助他工作，照顾他的生活，还给游胜华交代了一项特殊任务：把白求恩的外科医术学到手。

起初，白求恩对这个助手不太信任，因为游胜华只读过小学四年级，且只在红军军医学校受过一年多的培训，就出了几道题考他。游胜华很紧张，考出了一身汗。白求恩竖起大拇指称赞：“这个红军军医学校不简单！”他愉快地接纳了这个助手。

游胜华抓住难得的机会向白求恩学习。为了直接跟白求恩交流，游胜华向翻译苦学英语，掌握了1000多个英语单词，能与白求恩进行简单的会话，融洽了两人的关系。

由于后方医院机动性差，白求恩认为只有把手术室设在靠近前线的地方，才能及时有效地抢救伤员。根据白求恩的提议成立了战地手术队，游胜华带队随同白求恩辗转晋察冀各个分区实施前线救护。这样做，一方面提高了商院的治愈率，如在灵丘黑寺村急救站的连日手术后，白求恩兴奋地说：“这次前线动手术的71个伤员，只有1个死亡。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另一方面提高了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通过白求恩的手术示范，医疗队开展了输血，头、胸、腹和四肢手术。直接为白求恩做助手的游胜华，医术越来越精湛，白求恩称他为“我最满意的外科医生”。

白求恩和游胜华带“西征医疗队”到雁北地区巡回诊疗期间，白求恩突然接到王震的口信，说在卲家庄伏击战中一枪击中日军少将常冈宽治的营教员彭清云伤势突然恶化，生命垂危，请他前去医治。白求恩二话没说，与游胜华等人骑马冒着漫天大雪赶到旅医疗所。给彭清云检查后，白求恩皱起了眉头：“为挽救彭的生命，只能截肢了。”游胜华等人给白求恩当助手，手术从上午10时开始到下午4时才结束。彭清云因失血过多，需马上输血。白求恩叫抽他的，游胜华说：“您年纪大了，还有许多伤病员等您去治疗，抽我的吧！”白求恩坚决地说：“来不及验血了。我是O型血，万能输血者，赶紧抽吧！”白求恩的鲜血一滴滴地流进了彭清云的血管里，保住了彭的生命。彭清云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解放军中著名的独臂将军。

白求恩还是游胜华和护士孟毅的“红娘”。有空闲时，白求恩就叫上游、孟和翻译郎林一起打扑克，他刻意安排游、孟搭档，并一语双关地对郎林说：“我们是一家，他们是一家。”在白求恩决定回国募捐后，私人又一起打扑克，白求恩说：“这次回国大概得几个月，也可能一年，等我回来的时候……孟，我可要抱你们的小宝贝啰！”孟毅的脸一下子红了，害羞地低下头，游胜华则一个劲儿傻笑。后来，他俩结成了革命伴侣。

新中国成立后，游胜华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6年逝世，享年84岁。

“十五种器械，给林医生”

“林医生”即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院长林金亮。白求恩担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后，林金亮陪同他参观后方医院设在一所小学教室里的手术室，手术器械只有几把剪子，止血钳、手术刀，还有用木工锯改造的骨锯等，手术床则是门板搭成的，再就是他们自制的脱脂棉、纱布、绷带、羊肠线等医疗用品。林金亮介绍说：“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白求恩一件件地拿起器械仔细端详着，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你们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工作，太了不起了。中国共产党交给八路军的不是什么精良武器，而是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锻炼的革命战士。有了这，我们就有一切。”

白求恩鼓励林金亮既要当一个好院长，更要当一个好医生，并在医疗技术上对他言传身教。白求恩脚上长了个脓包，让林金亮给他动手术。林打算用局部麻醉，但白求恩要求用全身麻醉，并仰卧在床上，说：“今天我教你一种简单的全身麻醉法，你在我身上做试验。”林金亮按照他交代的步骤，将手术部位消毒，接着开始滴麻药，见他举着的双手垂了下来，就迅速把脓包切除，同时停用麻药，再扎好绷带。这时白求恩坐了起来，说：“你看，麻醉和手术配合好，就可以缩短麻醉时间，减轻伤员的痛苦。”

有一次，林金亮因有急事从伤员担架旁匆匆而过，白求恩却突然叫住他：“林，你不觉得你刚才的行为不妥吗？”林金亮及周围的人都感到诧异。白求恩严肃地说：“一个医生、一个护士是不应该在伤员面前昂首而过的。”接着，他亲自示范应该怎样做。他这种“对工作的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的精神，给林金亮以深刻的教育，使他终身受益。

1939年11月11日，林金亮突然接到白求恩病危的消息。受聂荣臻委派，他带上急救药品马不停蹄地赶到黄石口，对白求恩实施抢救。白求恩的身体已经虚弱到了极点。林金亮泪雨滂沱，恳求白求恩回后方医院治疗。白求恩无力地摇摇头说：“不必了，我患的是脓毒败血症，能够做到的办法都用过了。”他艰难地写完给聂荣臻的遗嘱的最后几行字：

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日子。

在这里，我还有很多话要对同志们说，可我不能再写下去了。

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千百万亲爱的同志们。

诺尔曼·白求恩  1939年11月11日下午4时20分。

白求恩嘱咐林金亮将信亲自交给聂荣臻司令员后，又昏迷过去。林金亮立即给他注射强心剂，他又慢慢地苏醒过来，挣扎着对林金亮说：“你马上组织一支医疗队到火线，收容伤员……”林金亮含着眼泪点点头。他大口喘着气，艰难地指着墙边的器械箱说：“你可以挑选一些……你喜欢的器械。”周围的人都泣不成声。他安详地微笑着：“不要难过，努力吧，向着伟大的路，开辟前面的事业……”他深度昏迷，林金亮他们流着泪进行紧急抢救，结果无效。11月12日凌晨5时许，白求恩停止了呼吸，年仅49岁。林金亮拿了15件医疗器械，以资鼓励自己继承白求恩的遗愿，为部队卫生事业继续奋斗。林金亮后享有“华北第一刀”的称号。新中国成立后，任济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1983年逝世，享年72岁。

遗嘱中提及的另外几个人

白求恩在遗嘱中写道：“一箱子食品和文学书籍送给董同志，算我对他和他的夫人、孩子们的新年礼物。”“打字机和绷带给郎同志。”“手表和蚊帐给潘同志。”“董同志”叫董越千，“郎同志”叫郎林，“潘同志”叫潘凡。他们3人先后给白求恩做过翻译。

董越千毕业于北京大学外语系，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白求恩到晋察冀后，聂荣臻将时阜平县县长的董越千调来给白求恩当翻译。董越千知识渊博，英语流利，深受白求恩的赏识，白求恩称他是“另一个自己”。1938年9月15日，模范医院举行落成典礼，董越千为白求恩翻译了热情洋溢的致辞：“我们要学习用技术去治疗我们受伤的同志，他们为我们打仗，我们也必须替他们打仗。我们要打的敌人是死亡、疾病和残废。我们用医术战胜死亡，夺回生命，让伤病员重返前线。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打日本，救中国。”在场的包括聂荣臻在内的所有人深受感动。

接替董越千的是郎林。郎林左小腿被马踢断，是白求恩给他做的手术。当时，他正在医院养伤。11月11日上午，白求恩给郎林写了一封信。郎林含着泪读完这封信。信中说：“假如我还有一点支持的力量，我一定回到前方去，可是我已经站不起来了。”“我的身体整天发冷发热到不能支持的程度。因此我只好通知他们如有腹部伤，股骨骨折或头部负伤的伤员送来，马上要通知我，就是熟睡也要叫起来。……”

郎林受伤后，潘凡作为临时翻译，在白求恩生命的最后7天一直陪伴他左右，写下了《深刻印象中的最后七天》，文中描述：“（白求恩）那只染毒的指头，比平时要大两倍，他安慰我，‘只留下两个指头，我还可以照样工作’。”“他一定要到前线去，我再三劝解都没有效果。”“道路太难走了。赶了七十里。他告诉通信员通知各战斗单位，把伤员一齐转送这边来。”“他的头又剧烈地痛起来，高烧至四十度。”“赶至黄石口，他颤抖着，牙齿嘚嘚地响个不停。他一度晕厥过去。”“我们的白大夫，躺在安详的黎明中，用热爱的近乎凝固的眼睛和我们永别。”

遗嘱又写道：“给我的小鬼和马夫每人一床毯子，并另送小鬼一双日本皮鞋。”“小鬼”是勤务员，叫何自新，1934年参加红军，是随白求恩从延安过来的。有一张白求恩坐在屋门口吃鸡蛋的照片，后面站着拿一本书的就是“17岁的老红军”何自新。“马夫”实际上是炊事员兼做饲养员工作，叫冯志华。他曾在平山教堂当过厨师，会做一点西餐，部队专门动员他参军，为白求恩做点可口的食品。

遗嘱还写道：“照相机给沙飞。”沙飞是个摄影家，现在保留下来的白求恩参加中国抗战的照片，大都出自他的手。白求恩来晋察冀时，沙飞正在卫生所住院，白求恩也喜欢摄影，两人一见如故。得知白求恩逝世的噩耗，沙飞十分悲痛，立即前往吊唁。白求恩静静地躺着，脸颊显得瘦削，头发有些凌乱，身上盖着一床就军被。他为白求恩拍摄了遗容照。在1942年7月出版的《晋察冀画报》创刊号上，沙飞精心选编了一组“纪念国际反法西斯伟大战士诺尔曼·白求恩”的专题摄影报道，以表达对白求恩的缅怀之情。白求恩赠给他的相机，他一直随身带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原载于《党史博览》2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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