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子绝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更不是最后一个!

作者:党人碑 来源:党人碑 2024-01-13 959

胡兰子绝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更不是最后一个!

油画《刘胡兰就义》,冯法祀,1957年

1947年2月2日,下午一点半,山西文水县城的上空,枪炮齐鸣。

晋绥军区二纵独四旅,一位叫陈英的战士,夹着炸药包,冒着枪林弹雨,在皑皑白雪中,匍匐前进。后面火力压制下,敌人机枪的烈焰稍稍减弱,他就纵深一跃,扑向城门,接着向后一滚,骨碌碌……

随后一声巨响,城门轰然倒下。满脸黑土的陈英,从硝烟中陡然站立起来,大喊一声:

“同志们,前进,为胡兰子报仇!”

“为胡兰子报仇!”

一呼百应,响亮的口号压倒了激烈的枪炮声。无数的解放军战士汇成势不可挡的巨流,在枪林弹雨之中,一浪接着一浪涌进城门,冲向敌阵。一个个敌人倒在他们的脚下,一个个碉堡飞上半空,仇恨的怒火无可阻挡,烧尽了前进路上的一切障碍。

胡兰子绝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更不是最后一个!

清末到民国的文水县城墙

也许今天的我们很难想象,从陈英同志炸开城门,到歼灭全城守军,仅用了5分钟。恶贯满盈的敌二一五团,即杀害“胡兰子”的罪恶部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这个“胡兰子”,就是小学《语文》二年级下册课本中的“刘胡兰”。

胡兰子,其实就兰花。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兰花和灵芝,都是高洁典雅和吉祥如意的象征,往往被用来给女孩子们命名。

1947年在解放战争中,山西连续牺牲了两位女共产党员,她们是15岁的刘胡兰和16岁的尹灵芝。

刘胡兰是山西文水人,8岁起就参加抗日斗争,为地下工作者站岗放哨,传递情报。抗日战争胜利后,13岁的刘胡兰担任云周西村妇救会秘书,带领妇女群众积极支援解放战争,做军鞋、纺棉花、征公粮,带领妇女担架队到前线抢救伤员,还筹办了全县第一个女子识字班,组织妇女学习文化。1946年4月,14岁的刘胡兰入了党,在五区妇联工作。

1946年底,由于保卫延安的需要,本地活动的我军主力西调,反动军阀阎锡山趁机出动了6个县近万人的兵力,对文水进行大扫荡。为应付突发情况,县委决定把大部分干部转移上山,只留少数干部发动群众与敌周旋。刘胡兰因为年纪小,也在撤退名单中,但她却跟区委书记王瑞、县委书记石玉同志一再要求,原地坚持斗争。

胡兰子绝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更不是最后一个!

小学《语文》课本中的《刘胡兰》

地下党员刘胡兰常常冒着杀头的风险,把标语、传单和文件送给附近村庄的其他同志,积极动员青年参军参战,组织群众为部队送粮、送衣、送药,还配合武工队除掉了敌人派到云周西村,作恶多端的伪村长石佩怀。

1947年1月12日,由于叛徒石五则的出卖,敌人包围了云周西村,残酷杀害了刘胡兰同志。除刘胡兰外,还有石三槐、石六儿、张年成、石世辉、陈树荣、刘树山,共计7位烈士。

作为“云周西村七烈士”中唯一的女性,又是年纪最小的一位,敌人曾经幻想以威逼利诱的手段,让刘胡兰叛变,可刘胡兰宁死也不出卖同志,面对敌人的铡刀,她是自己走上前,躺在铡刀上面去的。

2月6日,《晋绥日报》刊登了刘胡兰英勇就义的详细报道,并发表评论,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和解放区军民向刘胡兰学习。不久,延安各界慰问团来文水,副团长张仲实同志读到了这张报纸上,刘胡兰烈士的事迹,非常感动。慰问团任务结束后,张仲实回到陕甘宁边区子长县东吴家寨子,向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同志汇报了刘胡兰英勇牺牲时的情形,及吕梁区党委请求党中央为刘胡兰烈士题词的意见。

胡兰子绝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更不是最后一个!

文水刘胡兰纪念馆中七烈士群像

3月26日,任弼时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有关情况。

毛泽东问:“她是党员吗?”

任弼时说:“是个优秀共产党员,才15岁。”

毛泽东深受感动,挥笔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

然而这一次的题词,后来因转战陕北的环境恶劣,不慎遗失。

到了1956年12月,共青团山西省委决定纪念刘胡兰逝世10周年,恳请毛主席重新为刘胡兰烈士题词。1957年1月9日,毛泽东第二次为刘胡兰题写“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在不同年代,为同一个人两次题写同样内容的题词,不但在党的历史上,在毛泽东一生中,也是绝无二例的。

胡兰子绝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更不是最后一个!

1977年中国人民邮政发行的纪念邮票一套三枚《纪念刘胡兰烈士英勇就义三十周年》

刘胡兰的家乡云周西村,也在解放后,更名为“刘胡兰村”。

就在刘胡兰村以东二百多公里外的寿阳,还有个尹灵芝镇和尹灵芝村,以纪念“刘胡兰式的革命烈士”尹灵芝。

刘胡兰烈士,1932年10月8日生人,尹灵芝烈士,1931年3月12日,两人相差只有一岁。

尹灵芝同志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里,抗战爆发后,他的大伯尹尔志、父亲尹尔恭和二姨杜二凤相继入党,分别担任寿阳县赵家垴村的村长、农会主席和妇救会主任,带动着小小年纪的尹灵芝也积极为八路军做事。动员群众做军鞋,为抗日干部望风放哨、烧水、带路,只要力所能及的工作,她都抢着做。

1941年,在日寇的大扫荡中,由于叛徒的出卖,尹尔志被捕牺牲,成为尹家第一位烈士。消息传来,尹灵芝哭红了眼,既为失去亲人而悲痛,更为大伯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所感动,她告诉二姨:

“我长大了也像大伯一样,做一名共产党员!”

胡兰子绝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更不是最后一个!

寿阳尹灵芝烈士墓

1944年,13岁的尹灵芝担任了赵家垴村儿童团团长。她积极带领小伙伴们站岗、放哨、送情报、散传单、监视汉奸和教唱抗日歌曲,多次受到上级的表彰。

抗战胜利后,尹灵芝又当选为村妇救会副主任。在党的领导下,他组织群众挖地道,发动妇女做军鞋,动员青年参加解放军,为前线作战的解放军烧水做饭,运送伤员,刘胡兰在文水做的工作,尹灵芝同样在做,一件不落。

1946年9月,反动军阀阎锡山的军队对寿阳县城外,农村地区的解放区进行“围剿”。十区区委书记朱贤同志考虑到尹灵芝的年纪比较小,让她随区委上山,但尹灵芝却坚定地表示:

“我年纪小,敌人不大注意,我又人熟地熟,正好留下坚持工作。”

区委同意了她的要求。

同年11月16日,叛徒李凤翥等勾结阎军包围了赵家垴,逮捕了留在村里坚持工作的农会主席尹尔恭等五位同志,随后将他们全部杀害。

胡兰子绝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更不是最后一个!

寿阳县尹灵芝镇尹灵芝村

伯父和父亲的相继遇害,并没有吓倒尹灵芝,相反国恨家仇,更激发了她的革命斗志,使她更大无畏地挑起了对敌斗争的重担。侦察敌情,为区委送情报,到敌人的老巢散发传单,刷写“打倒阎锡山!”“中国共产党万岁!”的革命标语。

尹灵芝就像深夜的篝火,照亮了黎明前的夜空,给乡亲们带来了希望,让大家知道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就在他们身边。

1947年5月,寿阳第一次解放,尹灵芝经县委组织部长张贵宏和区委书记朱贤两位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赵家瑙村妇联主任。

然而革命不是一帆风顺,随后不久,由于解放军主力调走,阎锡山的反动军队再次占领寿阳,并且以更为残酷的态度来抓捕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镇压群众运动。为了保护群众,抢运粮食,尹灵芝再次选择和群众在一起。

10月19日,就在尹灵芝再次带领群众回村抢运粮食时,坏分子尹政向伪太平乡乡公所告密,曾经杀害尹灵芝父亲尹尔恭烈士的叛徒李凤翥带领大批反动军队,包围了赵家垴。

胡兰子绝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更不是最后一个!

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

听到这个消息,尹灵芝赶紧组织群众转移,当大部分群众撤出村子之后,她发现粮秣主任罗进宽等几名干部还没有撤出来,于是又回村去找。正在尹灵芝找到罗进宽,要带着大家突围的时候,敌人的包围圈已经越缩越小。眼看是藏不住了,尹灵芝把同志们安顿在一个隐蔽处,叮嘱罗进宽:

“我们个人生死是小,一万多斤公粮的安全是大,你是粮秣主任,所以千万不能露面,现在我一个人出去顶着,有事我来扛!”

说完,不由分说,尹灵芝站了出去,对敌人说:

“我是村干部,我是共产党员,你们要找的人是我,我跟你们走。”

当晚尹灵芝被押到宗艾镇,连续关押了15个昼夜。

敌人软硬兼施,妄图让尹灵芝屈服,交待藏粮地点和共产党员名单。但尹灵芝坚贞不屈,拒不回答。于是恼羞成怒的敌人,对这位只有16岁的小姑娘施以酷刑。皮鞭拷打、手指甲缝里钉竹签、烫烙铁、坐老虎凳、浇开水等酷刑轮番上,折磨的尹灵芝遍体鳞伤,左腿骨折,右眼也瞎了。可即便如此,也没能撬开尹灵芝的铁嘴钢牙,让她交代出一丁点党的秘密。

绝望的敌人摆下刑场,在瑞祥寺的戏台上架起铡刀,当着尹灵芝的面,聂玉生、聂五、马小等几位共产党员,先后被敌人用刺刀一一挑死。

胡兰子绝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更不是最后一个!

电影中的尹灵芝烈士形象

特务头子、阎军49师政训主任罗迅,让人当面释放了几个软骨头的叛徒,接着走到尹灵芝面前,假惺惺地发慈悲,说:

“你还年轻,还是个小姑娘,难道不怕死吗?你投降不?不投降就铡了你!再给你最后三分钟考虑。”

尹灵芝轻蔑地一笑,用手捋了捋头发,深情地在看了看悲愤的乡亲们,用力一把推开罗勋,拖着伤腿,坚定地走到铡刀前,笑了笑,说:

“我生为共产主义奋斗,死为共产主义献身,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我一个人倒下去,会有千千万万个人跟上来,不信等着瞧!”

刽子手刚把尹灵芝摁在刀床上,正要动手,尹灵芝突然翻身坐起,用尽全力高呼:

“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气急败坏的敌人,把尹灵芝铡成三段,年仅16岁的尹灵芝和刘胡兰一样,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胡兰子绝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更不是最后一个!

刘胡兰烈士就义的铡刀,尹灵芝烈士也是被阎军用铡刀杀害的

解放后,为了纪念尹灵芝烈士,赵家垴村改名尹灵芝村,芹泉镇改名尹灵芝镇。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刘胡兰并非只有作为个体的一个人,刘胡兰其实是一种精神,是广大妇女同志作为男同志的革命战友,一起承担革命责任,敢于为了解放劳苦大众,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用自己的生命诠释对党,对理想信念绝对忠诚的精神,从这个意义来说,刘胡兰绝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刘胡兰”。

抗战时期,山西就有无数个“刘胡兰”。

1943年3月1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上,刊登了一篇报道,叫《晋西北在战斗着》。

除了提到日寇在当地的性暴力之外,还提到了妇女同志们的反抗与斗争,特别提到了离石县两个坚强的妇女干部杜凤英(离东二区妇救会秘书)、李秀珍(离东二区妇救会组织部长)烈士的英勇事迹。

“杜凤英、李秀珍被捕之后,坚持拒绝敌人一切的威胁和利诱,并在敌人押解下游行街头时,向人民高呼:

‘你们是中国人,要记着中国!’

结果被脱光衣服,绑挂在城墙上。

日落的时候,敌人首先把李秀珍同志的肚皮剖开,取出已满七月的胎儿,然后用刺刀结束了这两位女烈士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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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北平山遭日军抓捕的八路军姐妹情报员

在这篇报道里,还提到了鬼子怎么虐杀我们妇女干部的。

“在太原县,九个女干部不幸被捕,敌人把她们个个剥的精光,绑在城门上,在她们肚皮上贴上‘女八路’三个大字,并用刺刀插在阴部内。还强迫出入的中国老百姓向她们吐口涎。这样惨绝人性的事,实在是罄竹难书。”

可能由于报纸篇幅所限,两位烈士的牺牲情况,并没有展开。

杜凤英,女,1915年生,山西省离石县人。共产党员。1940年参加抗日工作,并任离东二区妇救会组织部长,次年调任县妇救会秘书。她经常深入敌后发动妇女做军鞋、缝军衣、站岗放哨、传送情报、支援前线。

李秀珍,女,1915年生,山西省太原县人。共产党员。原系太原卷烟厂工人。1938年随动委会到临县妇救会工作。1941年调到离东二区接任妇救会组织部长。

1941年冬,日军“扫荡”离东。她俩于农历腊月初七一起被捕押到离石城伪新民会,汉奸们在收买劝降均遭拒绝后恼羞成怒,施加酷刑,把她俩打得遍体鳞伤,又交给日军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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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古县,四位被日军俘虏的八路军女战士

日军再次对她俩软硬兼施,仍一无所获,遂将杜凤英绑于毛驴背上,在离石城内游街,并污辱她们是“八路军的花姑娘”。她强忍全身伤痛,向周围群众呼喊:

“我是抗日妇救会的干部,是为人民求解放的,我们中国人绝不能忘记中国!”

敌人在使尽手段无济于事后,在腊月十二早晨,把她俩拉到西城墙上,剥去外衣,至太阳落山时用刺刀剖开李秀珍怀孕的肚子,挖出7个月的胎儿,挑在刺刀上示众,然后又在杜、李身上一阵乱刺。

同为26岁的两位女英雄,面对敌人带血的刀枪,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牺牲前高呼: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河北也有“刘胡兰”,牺牲在抗日战争中,有阜平的刘耀梅、张正学烈士;牺牲在解放战争中,有丰南的王秀兰烈士。

其中刘耀梅烈士的英名,因为《晋察冀画报》摄影记者叶曼之同志的那张著名照片《刘耀梅之死》(太过残忍,恕我就不放出来了,大家可以自行搜索),已为媒体广泛宣传至今,所以我想说说不太知名的张正学、王秀兰烈士。

胡兰子绝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更不是最后一个!

河北阜平刘耀梅烈士之墓

1943年秋,日寇对我北岳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

11月3日,抓获并残忍杀害了罗峪村妇救会主任刘耀梅同志,还割走烈士大腿上的肉,提回据点包了人肉饺子吃。即便这样,鬼子也没能撬开刘耀梅的嘴,问出来八路军的枪炮子弹和公粮藏在什么地方。

在罗峪村东南3.5公里外有个平阳村,两村同属平阳乡(今平阳镇)。在日军的这次秋季大“扫荡”,平阳村的妇女干部张正学同志也被敌人抓住了。

敌人逼问这位18岁的姑娘:

“八路军在哪儿?公家的东西在哪儿?”

张正学只有一句话来回答:

“不知道!”

日军把张正学的母亲和其它乡亲当场杀死在一个石洞口,把张正学和她15岁的妹妹带走,想用物质利诱软化张正学。给她花布,她把花布扔在地上,说:

“我不要你们老洋鬼的东西!”

给她端来大米饭肉菜,她不吃。敌人给她妹妹皮鞋穿,她逼妹妹把皮鞋脱下来,说:

“穿这干什么?咱不要老洋鬼的东西,快扔掉!”

胡兰子绝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更不是最后一个!

1938年,阜平县抗日民主政府,沙飞

晚上,张正学和妹妹逃出来,又被敌人抓住,带到上平阳(上平阳村,在平阳村北,),用水灌,用绳子吊打。她对妹妹说:

“鬼子要带走我,我坚决不去,死也要死在咱边区!”

跟着日军行动的伪军,见张正学漂亮又有文化(当时农村极少见的高小生),劝她与伪军中队长结婚,张正学听罢仰头一阵冷笑。敌人威胁要砍她的头,她说:

“砍吧,砍头我也不像你们那样当汉奸!”

伪军要强奸她,她拼死抵抗,最后被杀害,尸首扔进山药窖里。

日军撤退后,人们将张正学烈士的忠骸抬上来,发现她还瞪着大眼睛,怒视敌人。

牺牲时,杨耀梅22岁,张正学18岁。

胡兰子绝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更不是最后一个!

1940年3月8日,“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 沙飞

山东也有“刘胡兰”,仅我所知,就有荣成的张晶麟、莱西的解文卿、临沂的吕宝兰、惠民的吴洪英、东阿的孙秀珍。

北方有“刘胡兰”,南方有没有“刘胡兰”呢?

当然有了,这就是被国民党反动派刺了27刀,残忍杀害的20岁女教师李敏烈士,她被称为“浙东刘胡兰”!

“李敏烈士纪念碑

李敏(1924―1944),女,原名雅琴,青峙李隘村和延陵小学为其故乡和母校。

她在学校教师(中共党员)的启蒙下,为共产党领导的江南独立中队搜集情报。1943年7月,由镇海党组织介绍去参加中共鄞奉县委小学教师暑期训练班学习,改名李敏。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崔夹岙启明小学任教。以教书为掩护,开办农民夜校和识字班,宣传抗日。

1943年初,担任中共章水区委书记。同年秋,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内战,进攻四明山区。李敏受命开辟新区,任区常备队指导员,率担架队支援反顽自卫战。

1944年2月21日,遭国民党浙江保安二团逮捕,敌人软硬兼施,李敏大义凛然,坚守秘密。‘浙保’营长下令于当天下午把李敏绑在樟村十字路口房柱上,连刺27刀。李敏坚贞不屈,痛斥‘浙保’不抗日、专扰民,捕杀抗日军民,无异汉奸,流尽最后一滴血。牺牲后遗体为群众偷偷埋葬。

新中国成立后,移葬于樟村革命烈士陵园。被誉为‘浙东人民的好儿女’。国家民政部定为全国女烈士之一。故乡人民和母校为纪念她,特立此碑, 以供凭吊。

宁波市新四军研究会、宁波市北仑区新四军研究会、小港镇人民政府

二〇〇三年夏月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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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敏 烈士

这块《李敏烈士纪念碑》,树立于浙江宁波北仑区小港街道王家溪口村王家溪革命烈士陵园内。

李敏烈士碑,可能是文字所限,抑或是大环境你懂,有些东西没写,我来根据相关史料补充如下。

首先是她的革命之路,李敏同志参加革命前,童年经历非常丰富。

宁波是蒋介石的老家,很多蒋记政权的达官显贵也是宁波人,传统上学会某某话,就把洋刀跨,但大多数当地人民群众并没沾到这种“荣光”,相反他们受到的阶级迫害反而会更重。

李敏同志所在的村子,当时属于镇海县,父亲是贫困职员,一直在上海讨生活,所以也谈不上什么养育和培养,早慧的她6岁时就嚷嚷着要读书,但家境贫困,无钱上学,只得由母亲教她认字写字。后来父亲在上海一家电器商店找到T作,把她带到上海读完小学三年级。不久,父亲又失业,李敏随之辍学。12岁那年,为弥补家庭收入不足,她跟着母亲到日本人办的纱厂当童工,过着非人的生活,每天干活长达12小时,还经常遭受日本人、工头(拿摩温)的辱骂与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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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敏烈士墓

1937年,父亲在家乡找到工作,一家人同到老家,李敏又重新拿起课本,在延陵小学读书。这所小学在当地,类似河北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在我们老家的存在,基本属于党团员培训班,校长张起达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共镇海县工委书记,所以学校里的老师很多都是共产党员,抗日气氛也很足,李敏这样品学兼优苦出身的孩子,自然就跟党亲近了。

从跟党亲近到跟党走,还要“感谢”日本鬼子和国民党。

鬼子两次占领镇海,烧杀淫掠,土顽横行霸道,土匪打家劫舍,镇海人民灾难深重。青峙一带房屋被烧毁,李敏母校延陵小学也遭大火之灾。祸不单行,父亲被日军拉去当挑夫,挑伤了脚,落下终身残疾,李敏能不恨鬼子吗?

至于国民党,消极抗日不说,还积极反口,对四明山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围剿”,当年它们怎么对待红军,今天就怎么对待四明山的红色抗日武装,什么老乡不老乡,抗日不抗日,这是阶级斗争!

在那个时代,只要眼不下,就能看到真正积极抗日的,只有共产党,所以李敏坚决跟党走,而且她个人工作能力很强,又出身工农,跟群众打成一片,20岁就成长为党的区委书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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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樟树四明山革命烈士陵园里的纪念碑

最后说李敏烈士的牺牲,顽军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即纪念碑文中提到的“浙保”——浙江省保安团,抓获了李敏,逼问共产党组织和金萧支队的情况,不说就用刺刀捅了你,可我们的李敏同志,这位20岁的小姑娘,嘴巴真硬:

“要杀就杀,要刺就刺,要我说出来办不到!杀了我一个,会有千千万万个站出来!”

李敏就义的英雄形象,连反动派也为之惊愕。在一份缴获的国民党军官的信件上,就提到:

“俘获女共匪,面目清秀,至死不悟,不解受毒何以如此之深?”

一同遇害的,还有两位共产党员,袁春妍(女)和胡公民烈士。

1944年4月13日,我党浙东区委机关报《新浙东报》第一版发表了以《四明山十万妇女向全世界控告:反动派实行分尸残暴过日寇,共产党女同志至死不忘人民》为题的四明山妇女界的控告书。

胡兰子绝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更不是最后一个!

四明山革命烈士陵园里的无名烈士墓

国民党反动派的残忍程度,有时甚至比他们的日本老师还厉害,但这种比日寇还疯狂的残暴,并不能吓住真正的共产党人,无论他们是男,还是女。

国民党反动派总爱慨叹“不解受毒何以如此之深”,群众在看到官宣革命烈士事迹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在疑问,他和她为什么会如此坚定?

可问题是我们这些年的有些官宣,在宣传这些烈士的时候,一般都不讲,不解释,他们参加革命的原因,好像他们的牺牲都跟打鸡血似的,是突然而来的,即只讲牺牲的惨烈,不讲为什么会如此坚决地去牺牲。

长此以往,结果可想而知,难怪群众会有疑问,有不理解,甚至有不信服、不认可的。

这能单纯怪群众“愚昧无知”吗?

胡兰子绝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更不是最后一个!

1940年3月8日,“三八”节大会射击比赛,沙飞

传统上,中国妇女是被侮辱和损害的一群,封建礼教和男权社会,让无数诸如“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歪理邪说,深入人心,甚至为女性所接受。然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带来了全民族解放的浪潮,这当然也包括苦大仇深的中国妇女。从“解放妇女”到“妇女解放”,被解放的妇女成为解放妇女,乃至解放全民族的英勇战士,中国妇女的利益是和全民族解放的利益一致的。只有中华民族的解放,才能带来中国妇女的解放。

我们常说,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红旗是烈士鲜血染成的。

每当我们面对红旗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这其中既包括了刘胡兰、尹灵芝、刘耀梅、李敏这样女烈士的鲜血,也包括董存瑞、郝荣贵、黄继光、毛岸英烈士的鲜血。

在寻求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上,他和她,都是战士,都是革命者,同样“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胡兰子绝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更不是最后一个!

黎明的钟声,1943年,江波

又:今天是刘胡兰烈士牺牲英勇就义77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献给刘胡兰烈士和无数有名无名的“刘胡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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