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疆独”头目挑拨民族矛盾 西方媒体继续颠倒黑白

　　在昆明“3•01”暴力恐怖袭击案发生3天后，“疆独”头目热比娅开始狡辩了。据路透社4日报道，她当天在加拿大议会称，不认为新疆的激进分子应为此负责，该事件更像是“一群对政府失去希望的人的绝望行动”。在美国政府已承认“3•01”案件是恐怖主义行为的背景下，西方舆论对热比娅的这番话处理相当低调，但也未加批驳。中国反恐专家李伟5日告诉《环球时报》，热比娅谎话连篇、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她为什么不为美国波士顿恐袭案的恐怖分子辩解?西方国家明知热比娅的险恶用心却还为她提供活动舞台，就是成心用这样的人让中国恶心。5日，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披露“3•01”案件的更多细节引起外媒关注：作案的8名恐怖分子原本想出境参加“圣战”，未遂后在昆明火车站发动了“圣战”。

　　“热比娅担心中国政府动用‘铁拳’”，路透社4日以此为题发文，引述对“世界维吾尔人大会主席”热比娅的采访称，她担心北京会“进一步打击”新疆地区，并呼吁维吾尔人“保持冷静”。路透社称，热比娅周二在加拿大议会委员会作证时说，她不相信新疆激进分子要为昆明袭击事件负责，这起事件更像是“对政府失去希望的人们的绝望行动”。她称：“如果情况继续下去，越来越多类似这样的暴行将在东突厥斯坦发生。”

　　“无目标滥杀平民是恐怖主义的主要标志之一”，新疆社科院中亚所所长潘志平5日向《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昆明“3•01”恐袭案中，多个行凶人一起行动，经过精心策划专门找火车站这种人群聚集的地方，这是明显的恐怖主义行动，根本不是什么“丧失希望的人的行为”。而热比娅在外国告状称担心中国“镇压维吾尔人”，更是典型的挑拨民族矛盾的做法，是把中国官方依法对暴力恐怖分子的打击抹黑成对维吾尔人的镇压，在境外混淆视听，让外界对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产生误解和错觉。

　　除了“疆独”分子，西方媒体也在为粉饰昆明“3•01”案的暴恐分子不断寻找新的理由。“专家质疑昆明袭击事件与全球恐怖主义有关联”，美联社4日发表长篇分析文章称，中国认为昆明“3•01”案是与国际恐怖主义有关联的分裂分子所为，但袭击者“简朴的手段以及低科技含量的武器——长刀”使得一些分析人士怀疑：“他们并没有得到外界的帮助”。对此，潘志平5日告诉《环球时报》，恐怖主义行为并不是由工具决定的，昆明事件中，这些暴恐分子手持的大砍刀一样是杀人工具，它与国外恐怖分子用的枪支、炸药、火箭弹等没有本质的区别。这些暴恐分子没能得到枪支制式武器和炸药，只能说明中国在这方面管理比较严格，让这些人没有可乘之机。“难道说，非得像本•拉登那样，弄几架喷气飞机才算是恐怖分子?”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研究中心主任李伟5日表示，国际恐怖主义传播的主要是思想，而不是工具，美联社发表这样的文章如果不是不懂就是装不懂。按照这样的逻辑，美国波士顿案的袭击工具是高压锅，英国伦敦恐袭案的工具是菜刀，这两起难道也不是恐怖袭击?

　　正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对昆明“3•01”恐袭案的披露引起外媒关注。法新社5日引述秦光荣的话称，截至目前，涉案团伙共6男2女全部落网。这8个人他们原先是想参加“圣战”，从云南走不出去后反过来跑到其他地方，到了广东也出不去，重新回到云南，到了红河。他们在红河的计划是，跑不出去的话就在红河和昆明火车站或汽车站发动“圣战”。此外，与这8人有联系的相关人员目前正在布控。秦光荣还表示，这次突发事件的教训一是反恐意识不强，情报信息工作有一些问题。另外铁路系统的保卫体制也有问题。

　　不过在报道这一信息时，西方媒体再次显示了其颠倒黑白的超强能力。法新社5日在报道了秦光荣的话后称，中国官员的披露和此前“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有相似之处”。由美国政府资助的“自由亚洲电台”此前称，昆明“3•01”案的8名袭击者为了躲避中国警方在和田地区的“镇压”跑到云南，是为了出境到老挝“寻求避难”。文章引述“昆明一名维吾尔族人”的话称，袭击者决定进行一场杀戮或许是“为了给在新疆死去的同伴报仇”。路透社5日更是直接转换话题称，云南红河地区和越南接壤，过去曾有不少维吾尔人到南亚地区寻求避难的案例。

　　也有一些公正的学者担忧中国面临的恐怖威胁。“昆明：恐怖主义在中国新的一页”，日本《外交学者》杂志网站5日发表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学者尼古拉斯-迪伦的署名文章称，“昆明袭击案毫无疑义是一场恐怖行为”，“中国社交网站上流传的照片证明了这场杀戮的随意、无差别性质，这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生的最令人发指的恐怖行为”。尽管此案中的凶器只是原始刀具，但袭击者8人配合严密，他们制造的血腥场景得到了最大的传播效果。文章称，“昆明远离新疆，铁路在中国交通体系中意义非凡，恐怖分子就是要借此次行动发出一种信息：这里发生的事可以发生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

　　(《环球视野》摘自2014年3月6日《环球时报》)

　　链接一：筑起打击暴力恐怖犯罪的铜墙铁壁

　　邓之湄 李永杰 姜红

　　3月1日21时许，昆明火车站广场发生蒙面暴徒砍人事件。据昆明市政府新闻办公布的最新消息，昆明“3•01”事件事发现场证据表明，这是一起由新疆分裂势力一手策划组织的严重暴力恐怖事件。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受伤群众，依法严惩暴恐分子。云南有关部门迅速行动，案件侦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正当全国人民喜迎“两会”、为全面深化改革凝心聚力之际，恐怖势力在昆明制造这起性质极其恶劣、挑战人类文明底线的暴力恐怖事件，不仅为国家和社会所不容，也受到了国际舆论的严厉谴责。本报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相关专家，以全面客观地解析这一事件。

　　为什么是昆明?

　　从西藏“3•14”事件，到新疆“7•5”事件，近年来，我国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主要集中在西部民族地区。而此次“3•01”事件，却出人意料地发生在素以社会安定祥和、民族关系和谐而著称的云南昆明。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这次‘3•01’事件可以初步定性为‘输入性恐怖事件’。也就是说，它不是云南当地内生的恐怖势力所制造，而是通过外部输入而产生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王延中说。

　　王延中分析，恐怖分子选择在昆明制造恐怖事件主要基于几点原因：其一，自西藏“3•14”事件和新疆“7•5”事件后，我国政府加大了对暴力恐怖事件的防范和打击力度，恐怖分子在这些地区不易得手，故而转向治安防范的边缘地带，尤其像云南这样的多民族地区;其二，昆明是我国边疆民族省份的省会，在这里制造暴力恐怖事件，容易引发国际社会对民族问题的联想和关注;其三，云南是我国“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恐怖分子选择在云南制造恐怖袭击，就是想破坏该地区安定和谐、民族团结的氛围，借此扩大其影响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发展研究中心理事长(代)厉声认为，昆明“3•01恶性恐怖案件”是一起精心策划的恐怖犯罪活动，暴徒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在公众场合对群众挥刀滥杀，手段残忍至极。之所以选择在云南作案，一是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陲，便于恐怖犯罪分子作案后外逃，“7•5”事件后，云南就曾是恐怖分子的重要外逃通道;此外，云南是多民族聚居区，又有一些穆斯林群体，“东突”恐怖势力认为有机可乘，便于作案;当然也不排除“东突”势力在当地经营恐怖犯罪的已有“基础”。

　　近年来，由于云南省政府加大了对边境毒品贸易的打击力度，切断了许多犯罪集团的重要经济来源，因此，有专家分析，恐怖势力可能欲借此次恐怖袭击，对政府进行报复。

　　“这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并长期酝酿的恐怖犯罪活动。‘两会’召开前夕，在昆明火车站这种人群高度密集的地点实施恐怖活动，足以证明恐怖袭击本身有着充分的政治考量。”云南师范大学社科处处长周智生表示。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杨福泉表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履新一年来，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在‘两会’召开前夕发生这种恐怖袭击事件，是对‘中国梦’的严重挑战。”

　　暴力恐怖犯罪违背各民族共同利益

　　面对这一事件，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我国当前的社会治安形势和民族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表示，极端势力制造恐怖袭击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不单中国独有。“中国正在走向一个开放型的社会，在这一过程中，必然并将长期面临这类问题。因此，无论中国政府还是民众，都应做好长期的思想准备。”

　　现场证据表明，此次昆明“3•01”事件为新疆分裂势力所为，他们的罪恶行径违背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厉声认为，昆明“3•01”恐怖犯罪案，既不是宗教问题，更不是民族问题，而是“东突”分裂势力一手制造的恶性恐怖犯罪案件。一方面，“东突”分裂势力以“争取民族解放”、“实现民族独立”作为其精神支柱和政治诉求;同时，又拉“大旗”为虎皮，以民族和宗教为外衣，借以煽动和裹挟少数民众，将他们“捆绑在恐怖犯罪的战车上”，成为实施分裂新疆的“炮灰”;所以，必须剥去“东突”分裂分子的民族与宗教的伪装外衣，使各族人民认清分裂分子的反动实质，携手反对分裂恐怖犯罪，共同维护国家统一。

　　尽快建立全国安保联防机制

　　昆明“3•01”严重暴力恐怖事件，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损失。对此必须要以坚决的态度、有力的措施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活动，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王延中认为，有效防范恐怖行为需要改变过去简单以“局部对局部”、“地区对地区”的应对方式，建立“全国一盘棋”思路，尽快形成全国统一协调的联防机制。不仅在组织、协调、落实机制上，而且在善后工作、跟踪研判机制等方面，都需要“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未来我国应着力构建全国性安保反恐模式，实现由点到线、面的反恐。”周智生建议。

　　厉声表示，对于披着民族、宗教“外衣”的分裂势力，一是要继续加强严打，打压恐怖分子的嚣张气焰及猖狂势头;同时，各级政府要给人民以遏制恐怖犯罪、保障社会稳定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承诺。二是要进一步凝聚民心，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华各民族的合力、以举国之力，共同应对“东突”势力的恐怖犯罪。三是要加强教育，使人民充分意识到安定团结对于国家发展、对于中华各民族发展的重要性。四是要加强对“东突”恐怖犯罪的研究，不仅要研究恐怖犯罪的过程，而且要研究恐怖分子犯罪思想的“激化”过程，从根源上遏制恐怖犯罪。

　　(《环球视野》摘自2014年3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链接二：西方媒体抽了自己一记耳光

　　钟成

　　昆明火车站“3•01”暴恐事件震惊了全世界。经历了“9•11”之后，恐怖主义已成为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深切同情各种恐怖袭击事件中的受害者，全力支持各国打击恐怖主义的行为。然而，在中国自己遭遇恐怖袭击时，却总是有一些西方媒体从难以理解的角度、用难以接受的表述进行着背离人性的报道。不知道是因为仇恨中国的制度还是害怕中国的发展，这些平常自命清高、总是装扮成“圣人”的西方媒体就是不愿意原原本本地报道发生在中国的恐怖袭击事件。

　　昆明事件发生后，根据警方的侦破事实，中国政府将此事定性为恐怖事件，从现场发现的分裂组织旗帜就是最好的证明。然而，一些西方媒体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在报道时总说这是一起“暴力事件”“持刀袭击事件”“无差别杀伤事件”……就是不愿承认这是一起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对于统一着装的蒙面暴徒，他们使用的词语只是普通的“袭击者”。有的西方媒体虽然用了恐怖分子这一称谓，但竟然在前面加了“官方所称的”这一定语，简直是让人无语。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国际社会有良知的人都在谴责这次恐怖事件，都对这一小撮天理难容的恐怖分子咬牙切齿吗?!

　　有细心的中国媒体比较了一些西方媒体在对此次造成29人死亡、140余人受伤的昆明事件与去年5月一名英国军人在伦敦街头被砍杀一事报道时的差异。BBC、CNN等西方媒体对去年伦敦事件的定性是“恐怖袭击”“恐怖主义”，而对此次昆明事件的定性则是“持刀袭击”“暴力”“持刀砍杀”“维汉族冲突”。在描述伦敦事件时，这些西方媒体使用的词语是“长久以来担心的袭击”“真正的残暴、野蛮”“残暴行为”“凶残谋杀”。但在报道此次昆明事件时，他们使用的词语则是“事件”“持刀砍杀”“刺伤大众”“简陋的武器”。真不知道这些西方媒体的用意是什么，难道他们是在为这些恐怖分子使用的武器太简陋感到惋惜吗?!

　　与以往每次重大事件发生后一样，一些西方媒体的驻华记者迅速赶往了昆明。不过他们关注的重点却与众不同。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称，中国公安在昆明特别是在维吾尔族聚居区进行了“执拗”的搜查，很多维吾尔族人被迫离开长期居住的宾馆，当地维吾尔族人都感到不安。的确，在反恐的同时更应该注意民族团结，这一点中国政府和绝大多数国民都能清醒地认识到。但此时记者最应该关注和报道的到底是什么呢?那些总是标榜关注弱者的西方媒体难道不懂得那些刚刚经历过恐怖情景的受伤者、那些仍然生活在恐怖袭击阴影中的普通民众才是真正的弱者吗?!

　　所幸的是昆明火车站“3•01”严重暴力恐怖案已成功告破。一些西方媒体的扭曲报道犹如自己抽了自己一记耳光。

　　(《环球视野》摘自2014年3月4日《光明日报》)

　　链接三：请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

　　郭明

　　3月1日晚发生在昆明火车站的恐怖袭击事件目前已造成29人死亡、140余人受伤。恐怖分子挥刀滥杀无辜群众的暴行令人发指，人神共愤。

　　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事件同样引起美国媒体的广泛关注，但令人遗憾和不解的是，美国一些主流媒体1日以来的报道虽然详细介绍了施暴过程，却在恐怖袭击、恐怖分子等关键字眼上打上引号，足以使读者对整个事件及施暴者的涉恐性质产生疑问。

　　美国有线电视(CNN)新闻网网站报道标题为：《持刀“恐怖分子”在中国一火车站杀死29人伤130人》;《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网站报道的标题为：《中国铁路袭击：一群“恐怖分子”用刀子袭击?》，这里不仅有引号，还多了一个问号;《纽约时报》报道的标题为：《中国称火车站的砍杀暴行为恐怖主义行为》，这里没有引号和问号，其语气却充满了更多疑问。

　　面对铁证如山的暴力恐怖行径，美国媒体的疑问何来?恐怕并非出自要求客观公正的职业操守，而是囿于意识形态的长期偏见。一些美国媒体基于偏见的报道，完全有可能误导读者：好像只有开枪、爆炸才是恐怖袭击，拿砍刀滥杀无辜的不能算，驾车狂撞路人的不能算。

　　正是出于偏见，美国一些媒体才会在介绍暴恐事件背景时，不惜笔墨地渲染“宗教压迫”“民族矛盾激化”“经济不公正”等社会因素，甚至频繁引用海外民族分裂组织头目的煽动性言辞，进一步强化其对每一次恐怖袭击事件的疑问和否定。在《纽约时报》关于昆明暴恐案的报道中，“世维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就声称，“如果这一事件果真为维吾尔族人所为，我只能说它可能是那些感到无法继续忍受的人的一次极端行为”。

　　基于同样的偏见，美国政府在不断吁请中国反恐合作的同时，却对中国国内的恐怖袭击持双重标准。无论恐怖分子是在新疆袭击派出所，还是驾车冲击天安门金水桥，美国都未承认中国政府对事件的定性。随着“9•11”恐怖袭击阴影的逐渐淡化，美国对中国恐怖组织、恐怖分子的认定正变得越来越政治化。

　　人的生命重于泰山。国际反恐合作不是一时之需，而是需要历经沧桑的人间正道。对于在中国发生的恐怖主义行为，美国政府和媒体需要去除双重标准和实用主义思维，拿出泾渭分明的正义立场。给恐怖袭击和恐怖分子打引号，是打在媒体良知上的大问号，也最终可能成为国际反恐合作的问号。由此想起2001年那个晴空如洗的秋天，当恐怖分子将客机作为炸弹撞向美国心脏的时候，全世界都为美国祈祷。但愿深受恐怖主义之害的美国，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24期，摘自2014年3月4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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