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当科学遇到利益

        一般认为，科学是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客观真理，在科学面前，人人平等，违背科学原理、科学规律将遭到惩罚。这些观点笼统来说都没有错。正是由于长期以来科学被赋予客观公正、不可抗拒的真理地位，因此，科学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话语权力，它甚至超越了民主与独裁，超越了政治立场，超越古今，自成一体，科学仿佛如荀子所言：“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然而，在现实中，由于科学掌握在具体人手中，由于科学成果的使用会给社会带来很多变化，科学这一巨大权力的使用并不总能使人放心。就好比一个虔诚的信徒，可以不听父母的话、不听朋友的劝、不听老师的课，不听政府的令，必须听上帝的。但上帝永远不会直接对信徒说话，只是通过教会传播所谓上帝的声音。科学也一样，不存在一个终极科学的东西，人们由此创造了“科学家共同体”、“主流科学家”等概念，类似教会的红衣主教群，来管辖科学巨大的话语权力。如果说红衣主教群还是一个有形的存在，事实上，“科学家共同体”、“主流科学家”比红衣主教群更加虚幻，对于科学成果的解释更加不确定，这就给某些人利用科学来操纵社会话语权力提供了很大的空间，使得科学的使用在造福社会的同时，也屡屡成为对社会的危害。

　　种族主义对于人类的危害是有目共睹的，我们不得不承认，种族主义有着它自身的科学依据，其中，优生学、遗传学等科学领域的研究就扮演了积极推动种族主义的角色，以至于二战后的一段时间里，优生学、遗传学在某些国家被定性为“纳粹科学”而禁止。虽然我们今天也许可以说优生学、遗传学本身是无辜的，但即便在今天我们依然可以说，它们在被某些人为特殊目的利用后就会造成危害。对此，所谓“科学家共同体”、“主流科学家”只是一个子虚乌有的存在，它并不能阻止科学的滥用。

　　如果说纳粹对于优生学、遗传学的运用只是对科学的一种滥用，如果说说优生学、遗传学本身是无辜的，那么，纳粹对其滥用的原因在于，为了服务于某一个民族国家的自身利益，科学被用来对他人实施伤害。在这里，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就是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利益集团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而滥用科学的现象，在纳粹那里是一个明显的案例。在纳粹之后，这种现象消失了吗?在我看来，它并没有消失，只不过利益集团的角色有了改变：以前明目张胆的种族主义利益集团变成相对隐蔽的资本势力利益集团。换一个角度说，种族主义利益集团的规模可能更大一些，因此，它的拥护者和反对者的势力也会更大，而资本势力利益集团更小，它更具隐蔽性也更具欺骗性。

　　美国化学家、结构生物学家莱纳斯·卡尔·鲍林(Linus Carl Pauling，1901-1994)于西历1954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西历196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诺贝尔奖历史上，一人两次获奖只有四人，居里夫人、美国物理学家约翰·巴丁、英国生物化学家弗里德里希·桑格，以及鲍林。不同的是，前三位两次获得诺贝尔奖都有与他人分享的情况，唯独鲍林是独自一人两次获奖。因此，自上世纪60年代以后，鲍林在科学界的声望如日中天，无人能比，他被认为是与牛顿、居里夫人、爱因斯坦齐名的伟大科学家。然而，鲍林的后半生却饱受争议，关键在于他晚年大力支持维生素C。

　　西历1970年，鲍林出版《维生素C与普通感冒》一书，认为每天大剂量服用维生素C可以预防感冒。西历1979年，鲍林与外科医生卡梅伦合作出版《维生素C与癌症》一书，宣称每天大剂量服用维生素C对治疗癌症有效，可以作为癌症常规治疗的辅助手段。西历1985年，鲍林又出版《这样才能长寿与健康》一书，把大剂量维生素C说成是灵丹妙药。鲍林一生中最后的20多年是他最饱受争议的一段时间，至今，人们对他提出的大剂量维生素C的观点依然充满争论。本文不参与医学问题的讨论，只想指出几个事实。第一，医学已经证明，大剂量服用维生素C对人体有很多危害;第二，人体对于普通感冒有较强的自愈能力，不服药也没事;第三，维生素C对于癌症的治疗作用，并没有得到医学界的证实和支持。那么，我们如何理解鲍林几十年内不遗余力地支持大剂量服用维生素C?

　　换一个角度也许能让我们看到一些其它的内容。西历1933年，瑞士化学家赖希施泰因最早实现人工合成维生素C，发明了维生素C的工业生产法，使得维生素C得以快速大量生产。西历1934年，罗氏制药购买了这项专利，成为其日后生产维生素C的主要方法。但是，由于战争等原因，维生素C的大规模生产和销售较晚才出现。随着鲍林《维生素C与普通感冒》一书成为美国最畅销的科普图书，美国每年大约有5000万人服用维生素C(当时美国总人口约2亿)，维生素C的市场价格迅速上升，批发价格上涨3倍多。经过约20年时间，维生素C的价格从西历1973年每公斤4美元，上涨到西历1993年每公斤18美元。其中，生产维生素C最大的垄断企业就是罗氏制药。上世纪70年代，罗氏制药因参与维生素的市场垄断而被课以罚款，但这并没有妨碍罗氏制药与鲍林的关系。由于鲍林带来的维生素销售每年高达数亿美元，药厂称之为“鲍林效应”，作为回报，罗氏制药每年向鲍林的私人研究所捐赠10万美元。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利益集团的引导下，科学以及科学家如何成为利益集团的工具。

　　作为科学家的鲍林与利益集团的关系还不局限于此。西历1977、1979年，鲍林两次接受“美国营养食品协会”的颁奖，这个协会是在美国专门制造和销售各类“保健食品”的商家联合体。西历1981年，“美国保健联盟(NHF)”授予鲍林“保健自由贡献奖”，鲍林的女儿成为该联盟的终身会员。西历1983年，保健食品推销商法尔可尼因声称维生素C可以预防膀胱癌、控制尿路感染等功效遭到“虚假产品宣传”的指控，鲍林出庭为他辩护。由于鲍林长期不遗余力地宣传维生素C的治疗作用，西历1992年，还与他人一起发表论文宣称维生素C可以治疗心脏和血管的各种病症，由此形成了所谓“鲍林药方”，其主要成分便是维生素C和两种氨基酸和脯氨酸。鲍林于西历1994年去世，就在这一年，医药利益集团便与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一起游说国会，希望将维生素等营养剂划为处方药。由此我们看到一个滑稽的现象，当初鲍林大肆鼓吹维生素C的疗效时，鲍林与医药利益集团并不希望维生素C变成处方药，而只是保健品，因而可以大量销售。而在鲍林去世后，由于失去了强大的权威支撑，医药利益集团为了巩固鲍林为他们打下的市场江山，居然试图用法律的形式来维护这一成果。

　　鲍林的去世使得医药利益集团与科学家在维生素C领域的同盟军彻底瓦解，维生素C没有成为处方药。由于不再需要顾忌享有巨大声望的鲍林，鲍林去世后，美国政府开始运用“反托拉斯法”对医药企业操纵维生素C价格的“卡特尔”进行起诉，首当其冲的便是罗氏制药，维生素C的价格跌到每公斤2美元多，罗氏制药也卖掉了维生素C生产线。如今，每天大剂量服用维生素C的宣传已日薄西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生产的维生素C已占世界市场的80%。所以，除了个别中国学者还在嚼鲍林的牙慧外，国外资本势力在这个领域已经没有了动力。

　　鲍林当年凭借个人的巨大声望与利益集团联手，在相当长时间里主导了维生素C销售市场的舆论导向，我们今天对此也会产生疑惑：他算不算主流科学家?他是否也是“科学及共同体”中的一员?对于这个问题人们还没有争论清楚、理解透彻的时候，新一波科学与利益集团的紧密结合又开始了，这便是以转基因为主要内容的生物技术与大型企业的联姻。

　　支持农业转基因技术的人经常强调一个观点，即转基因技术对农民有好处。这个结论颇为值得怀疑。美国农业人口很少，为了大规模提高农产品的产量，转基因技术是农业生产工业化的一种方式。传统农业的育种、施肥、田间管理、收割、储藏、销售等诸多环节，离美国农民以越来越远。今天的美国农民严格意义上说只是农产品工业生产流水线上的操作员，他们严格按照大公司的要求从事农产品生产，严重依赖大公司提供的种子、设备、技术、资金和市场。换句话说，离开了大公司，从事转基因农产品生产的“农民”或者农场主基本上无法生存。如果违背了大公司的要求，他们还可能面临被起诉从而倾家荡产的后果。因此，转基因技术对于农民或农场主来说，并没有带来广泛的利益。它大大减少了农业人口，所谓对农民的好处不过是让剩下的少数农民一个人干过去几十人干的活，即便个人收入有所提高，他们也成为大公司的附庸，超级农业公司在股市、期货等资本市场的收益，与他们没有关系。因此，转基因农业实际上是最大限度地消灭了农民，从而垄断了利益，并非给农民带来什么好处。

　　科学在转基因农业中扮演的角色非常微妙。当年鲍林与医药企业的关系是比较直接的“科商联合”，由于其太过明显，目前已较少被采用。前文提到，鲍林“科商联合”的最终破产与美国政府的介入有关。因此，转基因技术便将政府拉入其中，化敌为友，形成“官商科”三角联合。原先“科商联合”中，科学或科学家的地位还比较显眼，但在“官商科”的三角联合中，科学或科学家的作用下降，在“官商联合”的主导下，转基因技术领域的科学或科学家像农民一样成为了大公司的附庸。

　　美国最大的转基因企业孟山都已不像当年鲍林那样还要在企业的支持下向美国政府叫板，而是直接将自己变成美国政府的一部分。举例来说，孟山都董事会董事米奇·坎特担任过美国贸易代表;孟山都另一位董事威廉·鲁克尔斯豪斯担任过美国环保署长;孟山都董事玛莎·霍尔担任政府间事务助理;孟山都制药事业部西尔公司副总裁迈克尔·弗里德曼担任美国FDA代局长;孟山都公共事务副总裁琳达·菲舍担任美国环保署预防、杀虫剂和有毒物质办公室主任;孟山都法律顾问杰克·华森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孟山都公共政策副总裁迈克尔·泰勒担任美国FDA副局长;孟山都首席科学家玛格丽特·米勒担任美国FDA人类食品安全司副司长;孟山都下属卡尔京公司董事长安·维尼曼担任美国农业部长;孟山都下属西尔列公司CEO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担任美国国防部长;等等。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美国政治中有一个术语叫做“旋转门”，即在政府权力部门和大型企业之间随意转换身份，并没有明确的先后顺序，而且可以多次转换。尤其是，从大型企业高管转换到美国政府部门，往往都是该跨国公司的业务主管部门，由此形成了运动员和裁判的自由转换，在商业赛场上便能战无不胜。

　　由于美国转基因利益集团高度凝结的利益关联，科学和科学家便处于次要的配套角色。首先，企业根据自己的利润需要影响政府的科学发展政策和方向，对企业有利的大力发展，对企业不利的，进行压制或任其自身自灭。其次，企业借助基金会或直接安排经费引导科研方向，对企业利润有好处的科研便不愁资金，对企业利润不利的科研便捉襟见肘;第三，同样一个科研成果，可以通过政府的力量只强调它的好处，而忽略或掩盖它的害处。由此，官商联合彻底决定了科研发展方向，科商一体决定了科研成果，官科联手主导了媒体舆论，背后就是商业利益与政治利益。

　　美国科学界或科学家的这一命运在军工科研领域尤其明显。曼哈顿计划、阿波罗计划等，都是美国政府主导的科研方向，大型私营企业高度配合，将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本文所提到的孟山都公司，在这个问题上有着令人难忘的历史，它曾经DDT的主要生产者，因而强烈反对科学家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一书中的观点，为此不惜发动舆论攻势，长期抹黑卡逊;孟山都还曾经是落叶剂“橙剂”的生产商，配合美国政府的军事行动，在越南大肆喷撒，造成极其严重的环境后果，至今依然没有消除;而孟山都今天在转基因技术领域最重要的产品“草甘膦”除草剂，从科学原理上说，就是“橙剂”的直接后裔。孟山都利用“商官科”的三驾马车主导政治、舆论、科研，不惜以伤害社会、伤害民众而获得市场利益的事例还有很多，不再列举。科学或科学家在这一强大的利益诉求面前，只能是附庸和帮闲，所谓“主流科学家”和“科学家共同体”只不过是官商钦点、首肯的大伙计而已。

　　类似的现象在中国存在吗?中国近代以来，出于传统社会对于知识分子的尊重习惯，民众对于科学家普遍抱有好感，相当一部分科学家也的确怀着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发现真理、造福社会的理想。然而，在个人和社会都以经济利益为第一要务的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不少科学家不知不觉、有意无意地成为利益集团的帮闲和吹鼓手，这样的事例绝不是孤例。尤其是，当今中国很多占据主流地位的科学家都有在国外深造的经历。在转基因领域，不少科学家直接接受孟山都的培养。因此，当他们回到中国，在观念和操作手段上借鉴、模仿孟三都的方式是非常正常的，也是有目共睹的。在中国从事转基因研究的海归科学家们，或者在政府的科研部门任职，或者直接担任政府官员，其中有些人还拥有自己的公司企业。“官商科”为了共同经济利益而联姻的现象，在中国的转基因技术领域已见雏形。与美国相比的不同在于，他们暂时还没有形成一个核心巨型企业，但他们中的核心人物早已无所顾忌地宣称，他们发展转基因技术的目标就是要像美国一样形成一个巨无霸的企业。

　　我们并不反对政府引导科研发展，也不反对科研成果向市场转换，我们反对的是，在官商科的三角关系中，以商业为主导，以利益为首要目标。西方国家科技发展史上已有很多案例显示，当利益主导成为核心，民众的健康、社会的安全就会变得次要。当科学遇到利益并不得不受利益的控制和主导时，科学发现真理、造福社会的功能就会大打折扣。在关系到每个人日常实物的转基因农作物问题上，我们绝不希望看到由经济利益驱动来操控官商科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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