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初春，黄杏初突然成为举世皆知的名人。
因为他被媒体报道为“首例”，一经报道，转载无数。
这个“首例”被抢救回来了。但是，活着的他心里经受着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因为报道说，是从他开始传染人，传染到了全世界。
他自己感到非常奇怪，他的父母，他的亲人们都与他有密切接触，可是没有一个人被传染。他甚至自己到处去找跟他有接触的人，没有看到一个发病，他不知道自己传染了谁。他说我就是一个农民，不小心得了一场严重的感冒。说他传染了全世界那么多人，他承担不起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黄杏初的故事在2002年12月就开始了。故事的开端是：12月“五六号的时候”，他在深圳“感冒”了。
他35岁，身强力壮，为人诚实，在外谋生重朋友义气。他在深圳一家餐馆当厨师，当觉得自己感冒了，先是自己买了些感冒药吃下，过了两三天不见好转。
“人很难受。”他就到附近的诊所去看病，因此知道自己“发烧到三十八九度”，还打了针，但是不见好转。他感觉自己要得一场大病了，担心在深圳治病承担不起医疗费用，于是选择回家。
他的家乡在广东省东北部，发着高烧的黄杏初要从广东南面的深圳返回家乡，一路行程约三百公里，艰辛可想而知。眼下距离春节不远了，他本想买些年货带回家，现在顾不上了，只举着一个昏昏沉沉的脑袋，在深圳长途车站上了车。
车到他的家乡紫金县县城，还要转车去柏铺镇，然后是他家所在的村。紫金县八成以上是山岭、丘陵，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2002年全县有78万人口。柏铺镇人口有两万多。这一路，黄杏初发着烧，是否传染了车上前后左右的人？
这个冬日的黄昏，黄杏初在辗转颠簸中睁开眼睛，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家，那是一座白瓷砖镶墙的三层半小楼。
到家，他的病更重了。
他是外出赚钱来养家的人，这座“三层小楼”就是他赚的钱盖的。现在他生病回家，一家人围着他，关怀备至，摸他的额头，给他擦身，换去大汗淋漓的衣服，送吃送喝，再没有比他的家人与他更密切接触的了。可是他的家人始终无一人被感染。
接着，他的父亲陪着他去镇卫生院看病。
“刁医生，你看我这病怎么回事？”
“怎么啦？”刁医生问。
“以前感冒，不吃药，挺一挺，也就好了。现在又吃药又打针，也不好，还发烧！”
“多久了？”
“有一个多礼拜了。”
“最少要两个礼拜才会好。”
“我觉得是越来越重。”黄杏初说着，又咳嗽，“还有更好的药吗，我不怕花钱。”
镇卫生院医生叫刁少强，先给黄杏初测体温。
“你烧到40度了。”他告诉黄杏初。
刁医生当时没有任何防护，连一点儿戒备之心都没有，他拿起压舌板说：“嘴巴张开。我看看。”
日后回想起来，这个动作无论如何都是可怕的——刁医生面对着发烧的SARS病人张开的嘴，接着说：“张大点，再大点！”
“啊——啊——”发烧中的黄杏初把嘴使劲张大，并按医生的要求发出声音。刁医生贴得那么近去看他的咽喉，能感觉到黄杏初呼出的气都热气腾腾。
“是发炎了。”刁医生说，好像是个司空见惯的病人，并不奇怪，“再打打针吧！”
黄杏初去打针，护士看他涨得发红的脸：“发烧了？”
“烧好多天了！”陪他去看病的黄杏初的父亲说。
黄杏初去镇卫生院看过两次病，护士们给他多次打过针。
“回想起来很后怕。”日后，刁医生这样说。
这是省城的流行病调查人员来柏埔镇卫生院调查情况了，刁医生还肯定地说，黄杏初来就诊时脸部、颈部都发红，还说自己全身酸痛，他确实高烧到40度。第二天再来看时，黄杏初干咳得很厉害，还呕吐。
奇怪的是，卫生院的医生护士都没有人被感染。
全村和全镇，都没有发现其他的类似病例。
12月15日，他高烧，呕吐、呼吸困难，家里人紧张起来。黄杏初的母亲说，别去镇上看了，赶快送去大医院。紫金县属河源市辖，方圆最有名的大医院就是河源市人民医院。于是黄杏初的父亲和叔叔把他送到河源市人民医院。
这时他发病已有10天，未见他传染任何人，所以河源医院接诊时也没把这病看成多么严重的传染病，同样没有采取特别防护措施。
16日，黄杏初呼吸更加困难，河源医院没有呼吸机，黄杏初眼看不行了。河源医院紧急联系上广州军区总医院，当天傍晚，医院用救护车运送黄杏初急驶二百公里到了广州。护送他的正是接诊他的主治医生叶钧强，还有一名护士。
广州军区总医院坐落在广州市流花路，近处就是流花湖公园，该院由此成为广州最早收治SARS患者的医院，也是全国第一家收治SARS的军队医院。该院呼吸科主任黄文杰，不久就会成为广东治疗SARS的著名医生之一。
黄杏初到来，黄文杰和医护人员也全部未作任何特别防护。他们看到的黄杏初呼吸窘迫，面部、颈部发紫，生命危在旦夕。黄文杰当即决定：“上呼吸机。”
此时的黄杏初狂躁不已，几位医生护士一起扑上去把他按住，给他注射镇静剂……黄杏初对自己最困难时刻的回忆是：“这个病好辛苦啊！到广州的时候，我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
又过了一个星期，从河源传来一个消息：河源医院有八位医护人员相继发病，症状与黄杏初相同。这使军医们都吃惊不浅，因为他们从抢救黄杏初到现在，都没有做任何特殊防护。
河源是广东省地级市，位于广东省东北部，总人口约300万。
军事上有个词语叫“遭遇战”。这个词用来形容非典时期医护人员与SARS的搏斗是合适的。在遭遇中被感染的医护人员大都经历了死去活来的生命挣扎，甚至付出生命。第一批遭到SARS攻击而集体倒下的医生护士，是在不了解对手的情况下遭到攻击的。河源市人民医院的医生护士们正是第一批遭到SARS攻击的对象。
叙述至此，不能忽略黄杏初转院去广州的当天，河源市人民医院来了第二例患者。日后钟南山在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采访中说的“第二例”，就是指河源这位患者，其名郭仕程。
郭仕程41岁，几天前感到喉咙痛，先去河源市中医院看过病，“打了几天吊针不见好”，接着出现咳嗽，于是来河源市人民医院就诊。医生安排他去做检查，做完检查已是下午，他感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烧。再量体温，已超过40度。当天就被收入病房住院。郭仕程是河源市城区人，与黄杏初互不相识，发病前与黄杏初也没有接触史。
郭仕程住院治疗，用了抗生素不见好转，而且加重，于是在12月22日也转院去省城。他转去的地点是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疾病研究所，接诊医生是这个研究所的副所长肖正伦。郭仕程在这里病症继续加重，5天后病情恶化，高烧昏迷，被送进了重症监护病房（ICU）抢救。
该所所长是钟南山，钟南山由此开始了救治这种“怪病”的历程。关于救治郭仕程的惊险历程容后叙述，现在先说河源被感染的医护人员的情况。
郭仕程转院的第三天，12月24日，这天正是西方基督教信仰者所说的“平安夜”。这夜，河源市人民医院一位怀孕的护士发烧了，她是全球第一位被感染的护士。
这名护士在非典十年后的今天，姓名也曾见诸媒体。然而她本人在十年后的今天，比当初更不愿意暴露真名实姓，我将其姓名全部隐去。
那时，她已怀有4个月的身孕，满心荡漾着将要当母亲的情怀，头脑里完全没有“非典”的意识，她是由于怀有身孕，打电话向叶钧强医生请教自己发烧了该如何用药。所以，这个发烧的时间，她和叶钧强医生都记得准确无误。
到下半夜，叶钧强也发烧了。这个情节叶医生同样记忆深刻。这已是25日凌晨。
到28日，河源医院有5名医护人员发烧。由于当时都没觉得自己是被一种不明原因的严重传染病感染了，只以为是得了重感冒，所以发烧的医护人员都请假回家休息了。
这是2002年12月底了。元旦前夕，这些发烧请假在家休息的护士，全部接到“马上回院”的电话通知。因医院在检查元旦值班情况时发现，内科一区有多名护士请病假在家，以至值班都排不过来，而此前两个因患严重肺炎而转去省城治疗的病人都是住在内科一区，现在发烧生病的医护人员全部是参加过医治护理上述两名患者的，这引起了医院的警惕。
接到返院通知的医护人员，到医院都被安排去体检。一拍片，每个人的肺部都出现阴影。至此，医院感到这是一种严重的传染病引起了医护人员集体感染。而想到黄、郭两名患者转院时都已生命岌岌可危，大家都难预料本院八名被感染的医护人员的命运。而且，八名感染者发烧后已在家多日，也不知是不是已经传染了家人。这八名感染者都是在黄、郭两名患者转院之后过了几天发病的，可见这病被传染后有几天的潜伏期。几天后，还会发生什么？医院内外还会不会出现新的感染者？
1月1日，2003年第一天。
这天傍晚，河源市人民医院院长欧阳毅拿起电话，向市卫生局局长杨友观打出了第一个报告疫情的电话。杨友观接到报告，当晚拨通了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王智琼的电话。广东称此电话为“拨出第一个报告疫情的电话”。王智琼是一位女副厅长，她详问了有关情况，当即回复：“叫人民医院马上写出书面报告传真过来。”1月2日上午，省卫生厅正召开新年工作会议。王智琼拿到河源市人民医院发来的传真报告，马上直接交到省卫生厅黄庆道厅长手里。这个报告中的第一例患者就是已经转到广州军区总院的黄杏初。日后，黄杏初被称为“首例非典报告病例”就缘于这个“报告”。报告中第二例前来就医的患者是郭仕程。这个2日上午，黄庆道厅长当即委派广东省卫生厅立即组织流行病学和临床的专家，赶去河源调查和协助治疗。当天傍晚6时许，专家小组六人在绵绵冬雨中抵达河源。广东省CDC的彭国文、罗会明、钟豪杰奔赴河源采样检测，这是最早对SARS疫情做的流行病调查，旨在查找病源体。出现在这个专家组的临床医生有肖正伦、黄文杰，还有邓子德。肖正伦任组长。河源老城有一千五百多年历史，江北的新城区是1988年建市后才建起来的。就在新年的开端，医生护士被“怪病”传染的消息已经在新老城区的市民中不胫而走。“转到广州的两个病人，一个死了。”市民中这样流传。连日的阴冷气候，市民中感冒发烧的人不少，联系起来就出现了紧张气氛。河源市上呈省卫生厅的报告中写着“致病原因不明”，但也写上“我院大会诊”的意见疑为军团菌或支原体感染……这大会诊的意见也流传到民间，老百姓不知道什么叫“军团菌”，而世上最令人心里没底的就是这个“不知道”。听说罗红霉素是治军团菌的特效药，就在这个1月2日，河源市各大药店出现了争相购买药品的人群，许多人涌来药店还不知该买什么药，互相问道：争相购买的结果是，罗红霉素、香雪抗病毒口服液、板兰根等抗病毒药品相继脱销，这是最早的关于“抢购药品”的市民自我保护反应。只是这种反应异常强烈，不仅抢购药品，还抢醋、抢盐，并出现醋价、盐价上扬。这些情况的骤然出现，也需要专家组尽快给个说法，以安民心。
再说河源这个夜晚（2日夜晚），专家们讨论这种病的病源体究竟是什么时，各有不同看法，讨论到深夜也没有形成统一意见，于是先休息。说是休息，专家们回到各自的房间后仍在思考讨论的问题。邓子德与省疾控中心的罗会明住一屋，两人在房间里比照传染病教科书逐条研究，直到黎明，河源出现的这种传染病同教科书上的任何一种传染病都对不上号。第二天，专家组必须把调查报告上报省卫生厅了，专家们在吃早餐时聚到一桌，就这个怪病共同的症状达成了几点共识，给出了几个明显的特征：发烧，呼吸道症状，肺部出现片状阴影，白血球降低。可是，该怎么称这个病呢？它是肺炎，但不是通常用抗生素可以压下去的那种典型的肺炎。考虑到过去曾把不典型的肺炎称为“非典型肺炎”，大家都同意“暂时借用这个病名”。这些诊断“非典型肺炎”的主要症状，就在这早餐的餐桌上被确定，日后加上“接触史”就构成了诊断非典的主要标准。专家组很快写出了这篇最早的调查报告。
或许可说，这四百余字的报告是颇体现科学精神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必要的字，多一字也不写。在对这种怪病了解不多的情况下，他们还在应对措施中写出了“消毒”、“隔离”、“防止传播”等基本措施。
然而也不是没有遗憾。作为传染病专家的邓子德，曾提出应写上“医院感染爆发”。理由是，在流行病学的概念中，有“散发”和“爆发”之分。像河源这样在医院集体感染，已不能说是“散发”，说“爆发”是准确的，更重要的是应该描述——这是在医院感染爆发！但是，当地领导认为，专家组的意见也是要告诉群众的，群众已经产生恐慌。“爆发”一词太刺激，可能增加恐慌。于是报告中没有出现“医院感染爆发”字样，只写作“有一定的传染性”。日后回顾，如果这第一个调查报告就明确写上“医院感染爆发”，引起此后众多医院的警惕，是可以减少日后那么多医院的集体感染的。不幸的是，当地领导一句话就阻断了传染病专家认为应该写上的真实情况。
为了平息市民的恐慌，河源市政府安排本市媒体在1月3号就在《河源日报》上发布消息，告诉河源市民不要紧张，省里已经派专家来采取措施，转去广州的两个病人都还活着，其中一人不久就会出院回到我们河源市来。文章首次报道专家初步认为此病是“不明原因的非典型性肺炎”，结尾说“尚未形成疫情”。这是第一篇关于“非典”的公开信息和新闻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