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宇：当前防疫应充分借鉴防治血吸虫病的经验

防治血吸虫的成功，得益于建立了从中央到村庄严密的组织体系，得益于健全的基层党群组织，得益于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

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包括水利、农业、卫生等当前防疫部门，一声令下就能使得各行各业齐动员。

基层组织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可以组织大规模集体行动，这是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成功模式

人民的身心健康，不仅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基础，也是一个国家精神面貌和国家力量的象征。只有有了健康的国民，才能有健康的社会、健康的国家，也才有条件谈经济发展。

在旧中国，“东亚病夫”不仅指体质低下，也是民族精神麻木愚昧、社会溃败、治理无力、缺乏信仰的体现[1]。

不少仁人志士都把改善国民健康作为救亡图存的道路。孙中山提出，“强国必先强种”；梁启超说:“勇武刚强，乃中国第一急务”[2]；毛泽东一生第一次发表的文章《体育之研究》[3]，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强调“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20世纪30年代，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等进步知识分子推行乡村建设运动，普及农村卫生事业就是原则之一。1908年，《天津青年报》提出“奥运三问”，什么时候中国能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什么时候能派一支运动队参加奥运会？什么时候能举办奥运会？这些都反映了通过改善健康来实现民族振兴的愿望。

但是，身心健康不仅仅是医疗和体育决定的，而是受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影响的系统工程。尽管国民党政府也致力于在全国普及县医院和基本医疗服务，但是在外国入侵、经济凋敝、治理能力不足的情况下，这些目标没有实现[4]，到1949年前，不同的调查都显示，中国的健康状况还处在传统农业社会的水平。

新中国成立后，以新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为依托，建立了一套崭新和独特的医疗卫生制度。这一制度不同于西方医学模式，也不完全等同于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其主要特点是：

——在保障模式上，主要依托国有企事业和人民公社，迅速实现保障全覆盖；

——在资源配置上，面向工农兵，以农村为重点，优先保障基本服务的提供；

——在服务内容上，重视面向群体的公共卫生服务，而不是像西方强调面向个人的医疗服务；

——在技术路线上，以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采取低成本适宜技术，而不是西医以治疗为主的高成本资本密集型技术；

——在服务提供上，既依靠专业人员，更依靠经过简单培训的初级医疗卫生人员，把医疗卫生和群众工作相结合，而不是西方国家主要依靠专业人员。

这些措施，使得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工业化任务繁重的情况下，以有限的资源实现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全覆盖。一直到70年代末，中国的卫生总费用只占GDP的3%，既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但健康水平却实现了跃升。

1、医疗卫生“四大方针”

建国初期，我国平均寿命只有35岁，婴儿死亡率高达250‰[5]，医疗卫生从业人员匮乏。再加上面对外部封锁、内部工业化需要大量积累（参见1-3章），能够用于医疗卫生的投入即为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领导人并没有“让医疗卫生为经济发展让路”，而是认为维护人民健康就是保护生产力，把医疗卫生作为重大的政治问题。

当时，其他发展中国家大都仿照西方国家的医疗体制，其主要特点是：依赖高成本培养的专科医生；强调使用高新技术；治疗为主；关注面向个人的医疗服务。但对于发展中国家，并没有条件照搬这种模式：发展中国家缺乏培养大量高技能西医人才的资源，有限的医疗技术人员大部分呆在城市，农村居民支付不起高成本的医疗。依靠专业人员提供个人医疗服务，无法有效解决农村传染病蔓延、营养不良疾病充斥等问题[6]。

而中国选择了一条不同道路，那就是1950年确定的新中国医疗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其中，“卫生工作和群众运动相结合”是1952年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增加的）。

——面向工农兵，体现在把医疗卫生机构纳入计划经济体制，建成了覆盖城乡的三级医疗服务网，建立了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和农村合作医疗三种医疗保障制度，分别覆盖城镇企事业单位职工及家属、农村人口，实现了医疗保障和全面覆盖，全体居民都可以以较低的费用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预防为主，体现在国家的医疗卫生投入和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是预防环节，国家组织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赤脚医生也担负着预防保健的责任。预防为主符合医疗卫生规律，既有利于改善健康、控制医疗成本，从而提高医疗体制的效率，又有利于公平，因为预防的成本较低，更容易实现覆盖全民。但预防是公共产品，往往需要强有力的政府组织。缺乏行政能力，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如非洲）公共卫生状况落后的原因。新中国发挥组织优势，以及城市国有企业和农村人民公社的高度组织化，在实行公共卫生计划中表现出了很强的资源动员能力。

——中西医结合，是把中国传统医学和现代医疗卫生制度结合起来的探索。中医具有“简便验廉”的优势，其重视预防保健、系统论的思想方法比西医更加先进，在实证上也具有效果。19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内忧外患，中国主流知识界的文化自信日益丧失，中医遭受了千年未有的变局，国民党政府甚至用行政性手段，对中医采取歧视和灭绝政策。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方针，提出团结中西医的方针。这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因为中医属于人力密集型技术，主要依靠医生的技术和经验，以及农村容易采集和种植的中草药，而不依赖需要工业化支持的药品、器械以及高成本的西医。但是，中西医结合的方针推行并不顺利，特别是受到以西医为主的卫生部门的抵制。由于毛泽东的推动，到60年代后期，赤脚医生和农村合作医疗的大发展，对低成本适宜技术的需求增加，中医才获得了更充分的空间。

——卫生工作和群众运动相结合。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和经济领域通过密集劳动弥补资本和技术不足的做法类似，通过组织群众运动，开展公共卫生计划。

2、爱国卫生运动：医疗卫生和群众运动的结合

爱国卫生运动，是通过群众运动提供公共卫生服务的制度。公共卫生是指预防、保健、环境卫生、传染病防治等，具有较强的公共产品属性。建国初期，中国疾病谱以传染病为主，公共卫生服务就显得更加重要。

但是，当时中国并不具备大量专业化公共卫生队伍，因此，像其他许多领域一样，通过群众运动和大量经过简单培训的卫生人员，依靠基层组织开始环境治理、疾病防治、预防保健、健康教育等公共卫生活动，这就是“爱国卫生运动”。

爱国卫生运动起源于抗美援朝期间。1952年，美军对我国东北、青岛等地投放细菌武器，34个县、市传播了鼠疫、霍乱等病原体。中央人民政府发起反对美帝细菌战、灭虫、消毒的防疫运动，国务院于1952年3月14日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央防疫委员会，领导和组织反对细菌战工作，全国城市和乡村迅速开展以消灭病媒虫害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1952 年底，中央防疫委员会提升为中共中央的机构，更名为“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从50年代起，中共中央多次部署在全国开展爱国卫生运动。1957年2月毛泽东要求，“中央和国务院应联合发一个指示，号召全民动员，讲卫生，除四害，立即动手，分步进行”，“内容要把人人振奋、改造国家，带动消灭人病、牲口病、作物病的道理讲清楚”[7]。

1958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全国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说，“除四害布置，城市一定要到达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和每一户人家，乡村一定要到达每一个合作社、每一个耕作队和每一户人家[8]”。

一九五八年三月四日，毛泽东批转的福建省一个报告指出，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体会是：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采取多种多样的方法展开宣传活动，真正做到家喻户晓，“户户动员，人人动手”。

领导亲自动手，书记挂帅。大部分地区的党政军负责同志亲自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投入运动，提高了群众除四害的信心。

1958年1月上旬，毛泽东检查了杭州市小营巷的卫生情况。

在党和政府号召下，依托城市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公社，开展了全党动员、全民动手的爱国卫生运动。依托完善的三级医疗服务网和厂矿、企事业单位、人民公社，建立了包括防疫站、地方病、妇幼保健以及国境防疫在内的公共卫生机构，调查研究常见病多发病，上下呼应、通风报信，不少地方还开展了对农民的全面体检，定期发动群众服药，预防地方病，宣传队到家家户户宣讲开窗户、晒衣被、大扫除的习惯。

到1959年，爱国卫生运动取得巨大成就。天花、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基本绝迹，血吸虫病、丝虫病、钩虫病、疟疾等几种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也得到了有效的防治。

同时，爱国卫生运动还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使人们逐步养成了讲卫生光荣、不讲卫生耻辱的社会风尚。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1960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人民公社卫生工作几个问题的意见》，但并未引起大多数省、市、区党委的重视，为此1960年3月1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信中说:“卫生工作，这两年因为忙于生产大跃进，有些放松了……中央现在提醒同志们，要重视这个问题，要把过去两年放松了的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由党委第一书记挂帅……”。

60年代后期，随着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的普及，爱国卫生运动在农村得到更大范围的开展。在一些疟疾、丝虫病、黑热病、克山病疫区，于70年代初开展了大规模的普查普治工作。大批医务工作者和赤脚医生深人田间地头、工矿车间，为群众免费检查，送医送药，注射疫苗。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国的大部分急、慢性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

同专业化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相比，爱国卫生运动最显著的特征是广泛发动群众。一个典型例子是消灭血吸虫病运动。

血吸虫病，是解放初期流行于我国南方的主要传染病。江西余江县1919年到1949年先后有29000多人死于血吸虫病，42个村庄濒临毁灭，原有500多户，2200多人的荐头村，在解放时只剩下了八户。

1953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致信毛泽东反映血吸虫病状况，毛泽东批示“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1955年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血吸虫病是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它关系到民族的生存繁衍，关系到生产的发展和新农村的建设，关系到青年能不能参军保国,我们应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向全国人民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1956年四次就召开防治血吸虫病会议做出批示[9]，推动这项工作。

但是，在一段时间里，卫生部门认为，农村缺乏安全的医疗设备，工作的重点应当是在县城开办正规的现代医院[10]。“日本进行了近20年的研究，他们的灌渠都是水泥建造的，而且疫区很少，即便如此，也没有彻底铲除这一疾病”，有的负责人也不支持通过群众运动的办法防治血吸虫病[11]。

这些使得中央认为，仅仅依靠卫生部门的专业知识分子，不能实现防治血吸虫病的目的。于是，1955年，中共中央成立了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直接领导全国的血防工作。1956年，毛泽东数次接见医学专家，询问防治办法。1957年4月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先后发布《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和《关于保证执行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指示的通知》，形成了全国政治动员的格局。

在中央动员下，江西省开展了规模浩大的“群防群治”活动。经过试验，先后排除了购买进口药物、中药灭虫、火烧灭虫、水田改旱田、发动群众查螺检螺等办法，最后确定了“开新沟填旧沟，土埋灭螺”的办法。

从1955年冬到1958年春，余江县共发动了3.6万多人灭螺，填老沟347条，长382华里，开新沟87条，长334华里，填旧塘503口，搬动土方416万立方。在生产队开设医疗点，对患者进行免费治疗，农忙时节还派医疗组下地治疗，医药费减收或免收。发动学生在疫区宣传普及卫生知识，医生走家串户教会农民使用药物处理粪便，或收集粪便统一处理。疫区范围内，耕牛禁止下水，家犬全部宰杀，切断一切传染途径。

经过这些工作，1958年，余江县钉螺被全部消灭，并保持了30多年未复发。在随后的24年中，余江先后大规模查螺23次，参加查螺群众累计超过3万人次。在这样的力度下，到1958年底，全国血吸虫病人由解放前的1169万降为84万人；12个流行省份已有5个省先后消灭了血吸虫，433个流行县乡区有260个达到传播阻断标准，63个乡达到传播控制标准[12]。

防治血吸虫的成功，得益于建立了从中央到村庄严密的组织体系，得益于健全的农村集体组织，得益于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包括水利、农业、卫生等部门，一声令下就能使得各行各业齐动员。农村基层组织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可以组织大规模集体行动，这是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成功模式。

而且在公共卫生干预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居民的主动性和参与精神，把公共卫生事业和移风易俗、社会管理结合起来。防治血吸虫病的成功，表明爱国卫生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成功应用。通过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严密有效的社会组织，做到了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了较高的健康绩效。

1958年，余江县消灭血吸虫后，毛泽东写下了《七律·送瘟神》，其中“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就是表达的对单纯依靠专业技术人员（“华佗”），忽视社会动员和群众工作的批评。

虽然爱国卫生运动也出现过偏差，例如一度把麻雀作为“四害”消灭，破坏了生态平衡。但是总的来说，爱国卫生运动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医疗卫生规律。实现了“预防为主”，以较低的成本避免疾病，节约了患病后的大量医疗支出。国家集中社会力量，发挥制度优势，组织实施的庞大又复杂的社会卫生工程，不仅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而且改变了民族的形象，振奋了民族精神，创造了中外社会卫生史上的奇迹。

[1]1895年，严复在天津的《直报》上发表了题为《原强》的文章，这篇文章中写道：“盖一国之事，同于人身。今夫人身，逸则弱，劳则强者，固常理也。然使病夫焉，日从事于超距赢越之间，以是求强，则有速其死而已矣。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耶？”严复以后，一大批觉醒的知识分子纷纷沿用了他的这个提法。1896年10月17日，有英国人在《字林西报》上撰写题为《中国实情》的文章。文中说，“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

[3]《体育之研究》，载《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2期，引自《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

[4]Chen（1946）的一项研究描述了在云南的一个村庄里，对于霍乱的十五种治疗方法，从去拜庙里的菩萨到注射鸡血。作者认为，缺乏资源、知识和组织（resources，knowledgeandorganization）导致当时的中国没有条件实行大范围的旨在改善人民健康的公共卫生项目。1930年代，晏阳初、陈志潜等几十位学者在河北定县农村开展了一场“乡村建设运动”的实验，他们面对的状况是：40万人口，80%是文盲，全县一所中学，每人年均收入50元，医药费约三角。全县近五百个村庄只有一半有传统的小草药店铺和少数传统医生。只有县城里有两位开业医生，都未接受过医学训练。平均死亡率每年达35%，30%的农民在死亡之前，没有得到过任何医药帮助，婴儿死亡率高。在详细分析了定县的经济现状后，他们认为，发展定县的卫生，需自下而上建立从村到区到县的卫生网，经费必须低廉。他先在村里建立保健院，由村里经过简单培训的保健员宣传疾病预防，进行种牛痘、井水消毒、皮肤外伤消毒，简单记录村里的出生人数、死亡人数、死亡原因，需医生诊断的及时转到上一级。保健员是本村推荐的村民，因此为村民信任，平时简单的卫生工作不收钱，也受农民欢迎，给保健员购买一个保健箱的花费也不大。在村以上设乡保健所，配一名保定医学院毕业的保健医生，既受过正规训练，又离家近。在县城设县保健院，设有五十张病床、急诊室。乡保健所不能解决的送县保健院（讴歌，2007）。PennyKane（1984）回顾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的历史，延安边区政府将所有财政预算的6%投入到医疗卫生。然而，这些仅仅是当时医疗保障中的一个异点（outlier）。

[5] Jamison et al. 1984

[6]陈美霞：《大逆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疗卫生改革》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9]关于召开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会议的批语；为印发徐运北关于消灭血吸虫病问题的报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7页；

[10]《血防战役中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中国医药》，1968年第10期，第594页

[11]大卫·普兰德：大跃进期间的医疗政策

[12]华佗无奈小虫何：新中国第一场疫控战争，2007年11月02日，广州文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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