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新冠肺炎疫情证明了什么？——还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好！
治理新冠肺炎疫情证明了什么？
——还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好！
迎 春
自从武汉爆发新冠肺炎的疫情以来，治理疫情的情况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而结果却大大出乎一些人的预料，除了迅速控制了疫情的蔓延，治好了大量患者外，一个突出特点是医患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医院实行了“市场化”的改革，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患者家属袭击医务人员的事件时有所闻。这一次巨大的疫情袭击，不仅没有加剧医患矛盾，反而出现了医务人员全力为患者服务，患者大力配合医务人员的动人景象，根本原因就是采用了毛泽东时期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办法。
郭松民在《抗疫观察：方舱医院的社会学意义》一文中描述了这种情景：“患者和医护人员居然联合演起了小品《打倒新冠病毒》。有艺术天分的‘戏精’患者扮演拟人化的‘新冠病毒’，黑衣黑帽，猖獗一时，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但终于在医护人员和患者联合打击下被擒获。多么美好，但久违的集体生活场景啊!”“有病愈出院的女患者在接受采访时一脸留恋地说：‘很好，我都不想走了。’毫无疑问，让她感到留恋的，当然不是新冠病毒在体内肆虐时的痛苦，而是方舱内那种美好的、可遇不可求的、新型的人际关系。”这些描述很生动。医务人员还是过去那些医务人员，但是，医患关系却和疫情发生前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原因很多，关键的一条，就是这次治理新冠肺炎，采用了毛泽东时期公有制经济的办法，治理疫情的费用由国家兜底。经济关系是其他一切关系的基础，只有国家承担起医疗费用，医务人员和患者才可能真诚合作，全力抗击新冠肺炎。否则医务人员要为“创收”而奋斗，患者要筹集医疗费用苦恼，经济上的这种对立，不可能出现医患之间的真诚合作。
郭松民文章最后的一句：“可遇而不可求的、新型的人际关系”的判断，可能不太准确。这种“人际关系”不是“新型”的，而是毛泽东时期普遍存在的人际关系。就医患关系来说，那时实行的是公有制，国营医院的费用由国家负担，职工实行的是公费医疗。
上世纪50年代中，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因为得了急性肺炎，住了一次医院，根本就没有交钱的记忆。当时医务人员也没有创收的要求，他们的善意的治疗和护理，至今还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改革开放以后，医院实行了“市场化”。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我与医院的接触更加频繁，住院的次数增加，对医院的反感也日益加剧。
有一次住院，同病室的一位患者告诉我，他是基层公安局的干部，因为费用没有交齐，让他留在医院外面，等到交齐了费用才允许他进入病房;我每一次出院时，医院给的费用支出明细单上，密密麻麻的数据：量一次体温多少钱，打一次针多少钱，输一次氧多少钱等等，“明码实价”倒是事实，但是，给人的印象是赤裸裸、冷冰冰的现金交易，连人道主义的味道都没有，更不用说为人民服务了。
这一次治理新冠肺炎为什么医患关系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呢?数以万计的医务人员奔赴传染性极强的疫情一线，日夜奋战，为患者解除病痛，这就是社会主义精神，而这种精神是以医疗物资的公有制为基础。最根本的一点，是国家对于患者实行医疗费用的兜底，医务人员也不需要为医院创收，实际上是实行了公有制的经济办法，免除了医患双方的经济负担，摆脱了金钱的枷锁，所以，形成了这一小段的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再一次证明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就是好!
什么是社会主义?简单地说，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设想一下，如果这一次治理新冠肺炎，仍然采取资本主义“市场化”的办法，大量重症、危重症病人负担不起医疗费用;医务人员仍然要为医疗支出赚回费用，能够出现现在这种局面吗?能够有现在这种医患关系吗?当然不可能!中央电视总台报道，武汉方舱医院建立临时党支部，对于治理新冠肺炎起到重大促进作用。如果不是采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办法，临时党支部要负担起回收方舱医院全部医疗费用，可能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吗?当然不可能!共产党组织丢掉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马克思主义灵魂，会演变为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
当前治理新冠肺炎的办法，只是在特定疫情条件下的特殊措施。治理新冠肺炎以外的社会关系，老板们依然“招聘”，无产者们仍然是在各处应聘，社会上仍旧是劳动力买卖，依然是雇佣关系，是赤裸裸的“现金交易”。
据美国《迈阿密先驱报》26日报道，一个名叫奥斯梅尔·马丁内斯·阿斯库埃的美国男子接到了3270美元(人民币约2.29万元)的账单，扣除能够获得的有限的保险赔偿，他个人将需要支付1400美元。“如果一个单纯的血液测试和鼻拭子检测就需要3270美元，他们怎么能期望普通民众为消除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潜在风险做出贡献呢?”这就是美国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照搬我国治理新冠肺炎办法的根本原因。他们根本就没有公有制经济处理问题的办法，哪怕是重大疫情袭击，私有制经济的根基依然不可动摇。
治理新冠肺炎的经验再一次告诉我们，还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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