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危机将是一个历史转折点

新冠危机将是一个历史转折点

约翰·格雷

网站文章截图

【法意导言】英国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新政治家》周刊书评人约翰·格雷于2020年4月1日在《新政治家》周刊发表《新冠危机缘何是一个历史转折点》（Why this crisis is a turning point in history）一文。作者认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破了人们想象中的平衡，加速了已经持续多年的去全球化进程。迅速瓦解的不仅是过去的超全球化，还有二战后建立的全球秩序和地缘政治格局——欧盟、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都已发生了不可逆的转变，中国也在此次“抗疫”中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疫情当前，唯有科学才是抵御病毒的通途——为了躲避危险保持健康，人们愿意接受政府干预所导致的不自由。在可预见的未来，后自由主义政府或将成为一种常态。

本文作者约翰格雷

全球化的高峰时代已经结束。对于我们这些未能身处“战疫”前线的人来说，厘清思路，思考如何在一个已然生变的世界中生活，是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

荒凉的街道将再次人流如注，我们也将蜷缩在屏幕后，获得一丝解脱。但世界将不同于人们在平常年代里所想象的那样——如果这一切没发生，这世界也许依然处在一种稳定的平衡中。但这也并不是这种稳定平衡中的一个临时的不均衡点：我们所经历的此次危机，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

全球化高峰时代已经结束。一个依赖全球生产和长期供应链的经济体系正在转变成一个联系不那么紧密的体系。流动不息曾是往日生活的主旋律，经此一“疫”，这种状态会逐步停转。我们的生活将比以前变得更加虚拟，也更受制于现实。一个越来越碎片化、但在某些方面更具弹性的世界正在形成。

曾经强大的英国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重构。在议会授予的特殊时期权力之下，政府已把正统的经济观念抛到了天边。在多年紧缩政策的刺激下，国家医疗服务系统（NHS）（如武装部队、警察、监狱、消防队、护理人员和清洁工）都面临着险境。有了医护人员的无私奉献，病毒总会被制服。所幸的是，英国的政治制度还完好无损，但没有多少国家能如此幸运——全世界的政府都在控制病毒和拯救经济之间苦苦挣扎——其中的许多国家可能会被此次疫情击垮。

在进步思想家所坚持的未来观中，未来是对过去的美化。毫无疑问，这有助于他们保持清醒。它还破坏了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属性：适应和创造不同生活方式的能力。全球市场一度陷入了混乱无序之中，接下来的任务是建立更加坚韧，更适合人类居住的经济和社会。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转向小规模的地方主义。人口数量太大，地方自给难以实现，此外大多数人都不愿重返过去那些遥远闭塞的小社区。但是，过去数十年的高度全球化也不会卷土重来。新冠疫情揭露出了经过2008年金融危机改革后的经济体系的致命弱点。自由资本主义破产了。

在所有关于自由和选择的论述中，自由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实验，它试图消除社会凝聚力和政治合法性，并承诺用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来取代前者。这个实验现在已经成功了。抑制病毒需要暂时性的经济停摆，但当经济重新启动时，世界各国政府将采取行动遏制全球市场。

2020年3月21日《经济学人》杂志封面——全球停工

当世界上大量的基本医疗用品都来自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时候，这种情况对一个国家而言都是不能容忍的。出于对国家安全问题的考虑，敏感产业的生产活动将重获支持。无论在现在还是将来，像英国这样的国家可能会逐步停止农业生产，并依赖进口食品的说法，都是一派胡言。随着人们出行的减少，航空业将萎缩。边境管控愈加严格，这会成为全球格局的一个持久性特征。狭隘的经济效率目标也将不再适用于政府。

问题是，究竟谁将取代不断提高的物质生活水平，成为社会的基础？环保主义者给出的一个答案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中所说的“稳态经济”（stationary-state economy）。扩大生产和消费将不再是压倒一切的目标，人口数量的增长也将受到抑制。与当今大多数自由主义者不同，穆勒认识到了人口过剩的危险。他写道，一个到处都是人类的世界，将会是一个鲜花遍布的荒原和野生动物都不复存在的世界。同时他也明白中央计划经济的危险。稳态经济将是一个鼓励竞争的市场经济。技术将在这个经济环境下持续创新，人们的生活质量也会随之提升。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及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第四卷第六章有关人口的论述

在许多方面，这是一个吸引人的愿景，但它是不真实的。正如没有一个世界级的权威能对抗病毒一样，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威能停止经济增长。与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最近反复强调的进步口号相反，全球性问题并非总有一个全球性的解决方案。地缘政治划分排除了任何类似全球政府的存在的可能。若有这样一个政府存在，其他国家将争相试图控制它。认为这场危机可以通过前所未有的国际合作来解决的想法，是最纯粹的异想天开。

当然，经济不可能无限期持续扩张。首先，经济扩张会加剧气候变化，把地球变成一个垃圾场。但由于生活水平的极不平衡，以及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地缘政治竞争会不断加剧，零增长也同样难以为继。如果一个国家接受经济增长的极限，那是因为该国政府把保护公民作为其首要目标。不论民主的还是专制，那些不能应对这一霍布斯主义考验的政府都将垮台。

这场疫情也加剧了地缘政治的变化。伴随着油价暴跌，病毒在伊朗不受控制的传播可能动摇其神权政体。随着政府收入的锐减，沙特阿拉伯也面临着风险。毫无疑问，许多人都希望这两个国家都能摆脱困境。假如海湾地区崩溃，一定会发生长期的混乱，但谁也不能保证除此之外还会产生什么其它后果。尽管多年以来多元化一直在被探讨，但这些政府仍然被石油所主导。即便油价有所回升，全球停产对经济的打击也将是毁灭性的。

相比之下，东亚的发展仍将继续。迄今为止，对这一流行病最成功的应对措施是在台湾、韩国和新加坡。他们强调集体福祉而非个体自治的文化传统确实促进了“战疫”成功。他们还抵制了对最小国家（minimal state）的崇拜。如果他们比许多西方国家更好地适应去全球化的趋势，那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的立场更为复杂。鉴于其掩盖记录和不透明的统计数据，它在大流行期间的表现很难评估。当然，这不是任何民主国家都可以或应该效仿的模式。正如新的NHS南丁格尔医院所（英国的“方舱医院”）展示的，可以在两周内建立医院的不仅仅是独裁政权。没有人知道中国经济停摆的全部人员成本。即便如此，中国政权看起来也受益于此次全球性大流行病。中国正在通过帮助像意大利这样陷入困境的国家政府，来取代欧盟的角色。事实证明，中国提供的许多口罩和测试包都存在问题，但这一事实似乎并未削弱北京的宣传攻势。

NHS南丁格尔医院（英国“方舱医院”）

欧盟对这场危机的反应是暴露了其本质上的弱点。没有什么思想比主权更能受到高层人士的蔑视。在实际操作层面，主权意味着有能力执行在英国和其他国家正在实施的全面、协调和灵活的应急计划。这些已经采取的措施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任何措施都要大。最重要的是，这与当时的情况相反，当时英国人口前所未有地被动员起来，失业率急剧下降。如今，除了一些核心服务业，整个英国已经停工。如果持续数月，停摆会使英国经济更加的社会主义化。

欧盟陈旧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是否能做到这一点（各个国家所达成的成就）值得怀疑。如今，通过欧洲央行（ECB）的债券购买计划和放宽对国家工业援助的限制——过去“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则已被改写。但是欧洲北部国家（诸如德国和荷兰）拒绝分担财政压力，可能会阻挡对于意大利的经济援助。虽然意大利比希腊大，不会像希腊那样经济全线崩溃，但是如果要拯救其经济，对欧盟来说代价也将过于巨大。正如意大利总理朱塞佩·孔戴（Giuseppe Conte）在3月份所说：

【“如果欧洲不能迎接这一前所未有的挑战，整个欧盟的结构就失去了它为民服务的根本存在理由。”】

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达·武西奇（Aleksandar Vucic）更为直率和现实：

【“欧洲不存在团结，这是一个童话。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唯一能帮助我们的国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欧盟其它成员国，谢谢你们啥忙也没帮）。”】

欧盟的根本缺陷在于，它无法履行一个国家所具有的保护职能。人们经常预言欧元区解体，这似乎令人难以想象。然而，在他们今天面临的压力下，欧洲机构的解体并非空谈。人们的自由活动已经被关闭。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最近还以将允许移民过境来威胁欧盟。叙利亚伊德利卜省的沦陷，还可能导致数十万、甚至数百万难民逃往欧洲。（社区隔离在规模巨大、过分拥挤和卫生堪忧的难民集中点将变得无法想象）欧元的崩溃，再加上一场移民危机的压力，对欧盟而言可能是致命的打击。

如果欧盟得以幸存，它可能会像末年的神圣罗马帝国一样，成为一个游荡的幽灵——但是它却不能自主行使权力。民族主义国家已经做出了至关重要的决定。由于作为政治中心的欧盟不再是主导性力量，并且失败的欧盟项目往往与左翼人士相关，许多政府因此转向了极右翼领导。

俄罗斯将对欧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在2020年3月与沙特产生的关于油价暴跌的斗争中，普京展示出了他强硬的一面。对于沙特来说，为了支付公共服务和保持国家偿债能力，维持其财政收支达到平衡的石油价格约为每桶80美元，而对于俄罗斯来说，可能还不到一半。同时，普京也正在巩固俄罗斯作为能源大国的地位。贯穿波罗的海的北溪（The Nord Stream）海上天然气管道为欧洲提供了可靠的天然气供应。俄罗斯将利用欧洲对其的依赖，使得能源成为一项政治武器。随着欧洲的碎片化，俄罗斯似乎也在扩大其势力范围。无独有偶，中国也在介入，向意大利空运医生和设备，以取代摇摇欲坠的欧盟。

2020年3月25日，在意大利米兰马尔奔萨机场，中国第三批赴意大利抗疫医疗专家组成员与意方人员合影。

在美国，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显然认为，重塑经济比遏制病毒更为重要。1929年那样的股市下滑，或者比上世纪30年代更糟的失业率，对他的总统任期构成了严重威胁。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首席执行官詹姆斯•布拉德（James Bullard）表示，美国失业率可能达到30%，这一水平要高于大萧条时期。另一方面，在美国政府的分权体制下，昂贵的医疗保险和数千万没有保险的人、庞大的监狱人口（其中许多是老年人和体弱者），城市中大量的流浪汉，加上如鸦片一般已经传播很广的流行病——减少停业可能意味着病毒失控地传播，这会给美国带来毁灭性的影响（但敢于冒此风险的不止特朗普一人，瑞典迄今为止也没有实施类似于其他国家的封锁措施）。

与英国的救助计划不同，特朗普的20万亿美元刺激计划主要是另一项针对企业的救助计划。然而，如果要相信民调结果，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赞成他对这场流行病的处理方式。如果特朗普能够在美国多数党的支持下走出这场灾难呢？无论他是否继续掌权，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迅速瓦解的不仅是近几十年来的超全球化，还有二战结束时建立的全球秩序。病毒打破了人们想象中的平衡，加速了一个已经进行了多年的解体过程。

芝加哥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在其开创性的《瘟疫与人》一书中写道：一直以来，一些迄今不为人所知的寄生生物都有可能逃离其温床，使已经成为地球霸主的人类面临着某种新型的、可能带来毁灭的死亡风险。

至于新冠病毒是如何离开它的温床的，目前尚不清楚。尽管有人怀疑贩卖野生动物的武汉“生鲜市场”可能是这场疫情的罪魁祸首。1976年，当麦克尼尔的首版著作问世时，人类对外来物种栖息地的破坏远远不如今天。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传染病传播的风险也在增加。在1918-1910年的西班牙，一个当时大规模航空运输尚不存在的世界里，流感也成为了一种全球性的流行病。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表达了历史学家对瘟疫的理解，他说：

【“对他们而言，偶发的灾难性传染病仍然是突然且不可预测的，基本上超出了历史的解释。”】

许多后来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然而，这种观点还认为，流行病只是昙花一现，它并非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背后是一种信念，即相信人类不再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可以创造一个独立于生物圈其他部分的自主生态系统。新冠病毒（COVID-19）告诉他们，不能——只有运用科学，我们才能抵御这种病毒。大规模抗体测试和疫苗将是至关重要的。但要想在未来不那么脆弱，就必须对我们的生活方式进行永久性的改变。

日常生活的结构已经改变了，脆弱感无处不在。不稳定的不仅仅是社会——人类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是如此。病毒的形态以不同的方式揭示了人类的缺失。野猪在意大利北部的城镇游荡，而在泰国的罗布里，无人喂养的猴群在街上打架。在被病毒占领的城市中，非人的美丽和激烈的生存斗争正在上演。

正如许多评论家所指出的，巴拉德（JG Ballard）小说中所描绘的“后启示录”式的未来已经成为了现实。但重要的是要理解这个“启示录”揭示了什么——对巴拉德来说，人类社会是随时可能被推翻的舞台道具。当你离开剧院时，那些似乎是建立在人性中的规范就消失了。在20世纪40年代，巴拉德的童年时代，最令他痛心的不是在监狱里——那里的许多囚犯对待他人都是坚定和蔼的。身为一个足智多谋、敢于冒险的男孩，巴拉德很享受在狱中的大多数时光。他告诉我，当战争接近尾声，营地倒塌的那一刻，他却目睹了人们无端的残忍，以及最自私冷酷的一面。

巴拉德得到的教训是，这些都不是世界末日——被描述为末日的往往是正常的历史进程。许多人留下了持久的创伤。但人类这种动物是如此强壮、适应性强，根本不会被这些动荡打倒。就算和以前不同，生活还会依旧继续。那些宣称这是一个“巴拉德时刻”（译者注：指巴拉德小说和故事中描述的反乌托邦的现代性、荒凉的人造景观以及技术、社会或环境发展的心理影响）的人们没有注意到，在作者描绘的极端情况下，人类是如何进行调整，甚至得到满足的。

技术会帮助我们适应目前的困境。通过将我们的许多活动转移到网络中，可以降低现实中的流动性。办公室、学校、大学、全科医生手术室和其他工作中心可能会永久性改变。在流行病期间建立的虚拟社区使人们能够比过去更好地了解彼此。随着大流行的消退，人们将举行庆祝活动，但感染病毒的威胁何时能结束，还没有明确的迹象。许多人可能会迁移到像“第二人生”那样的在线环境——一个人们在自己选择的身体和世界中相遇、交易和互动的虚拟世界。其他方面的改变可能会让道学家们感到不适。网络色情很可能会繁荣起来，许多网络约会可能包括性接触，而这些交流永远不会以身体的相遇而结束。增强现实技术可以用来模拟这种接触，虚拟化的性行为很快就会成为常态。这是否是迈向美好生活的一步，也许不是最重要的问题——网络空间依赖于可能被战争或自然灾害破坏的基础设施。互联网使我们能够避免类似过去瘟疫所带来的孤立，但肉身必朽，人类的进步也必然会反噬自身。

病毒不但告诉了我们，进步是可逆的（这一事实甚至连那些进步人士都明白了），而且它还有可能自我破坏。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全球化带来了一些重大利益，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但这一成就现在受到威胁，全球化还招致了目前正在上演的去全球化。

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景逐渐暗淡，其他权威和合法性的来源正在重新出现。进步的思想——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都强烈地厌恶民族主义。历史上的很多例子可以证明它是如何被滥用的。但民族国家正日益成为推动大规模行动的最强大力量。对付病毒需要一种不是为了“全人类”而动员起来的集体努力。

利他主义和增长一样受到限制。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刻还没有结束之前，无私奉献的事例将会涌现。在英国，已经有超过50万人的志愿军报名帮助国民医疗服务体系。但是仅靠人类的同情来帮助我们渡过难关是不明智的。对陌生人的善意是如此珍贵，以至于它必须定量配给。

这就是保护状态的来源。本质上，英国一直是霍布斯式的国家。和平与强有力的政府一直是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同时，这个霍布斯主义国家主要依赖于协商一致，尤其是在国家紧急的状态下。躲避危险，要胜过受到政府干预所导致的不自由。

当新冠疫情流行达到顶峰时，人们想要多少自由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强制团结毫无兴趣，但为了更好地保护自身的健康，人们可能愿意接受这项生理监测制度。为了在此次危机中自救，我们需要更多、而非更少的、具有高度创造性的国家干预。政府将不得不在发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上做更多的投入。尽管国家在规模上不会总是扩张，但其影响将是普遍的。按照旧世界的标准，它将越来越具有侵略性。在可预见的未来，后自由主义政府将成为常态。

只有认识到自由社会的脆弱性，它们最基本的价值才能得到维护。除了公平外，它还包括个人自由，而个人自由本身也是对政府的必要制约。但那些相信个人自主权是人类最内在的需求的人，却暴露了他们了对心理学的无知——尤其是他们自己的心理。因为对几乎所有人来说，（相比个人自由）安全和归属感同样重要——甚至往往更重要。

实际上，自由主义是对这一事实的系统化的否定。隔离的一大好处是可以借机重新思考。厘清头脑中的纷乱思绪，想想如何活在一个变化的世界，是我们当前的任务。对于我们这些没能身处“战疫”前线的人来说，这段时间足够了。

文章来源：

John Gray, Why this crisis is a turning point in history, Newstatesman, April 1, 2020.

网络链接：

https://www.newstatesman.com/international/2020/04/why-crisis-turning-point-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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