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防范国际金融风险作为保持中国经济稳定增长重要着眼点——在2021中国金融街论坛年会《治理体系与金融安全》分论坛上的发言

作者：陈文玲来源：昆仑策研究院 2021-10-25 521

把防范国际金融风险作为保持中国经济稳定增长重要着眼点

——在2021中国金融街论坛年会《治理体系与金融安全》分论坛上的发言

陈文玲

　　主持人鞠建东：首先我介绍一下本场论坛嘉宾：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老师；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室主任东艳女士；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肖耿先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国际贸易系崔凡教授；北京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

　　下面由五位专家一起和我们进行圆桌论坛，我的角色变换了，我来主持五位专家的圆桌论坛。

　　大家知道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外向经济，已经是货物贸易的第一大国，长期以来尤其是自贸区的建设，北京、上海、广州、海南，推动了国内的开放发展。下面的讨论集中在国内开放政策的发展和全球金融形势的稳定议题上，期待五位专家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观点和精彩观点的碰撞。

　　这个论坛的议题叫蓬勃发展的区域开放与创新实践和金融稳定之间的关系，因为各位专家都是各自领域的大咖，我先提一些问题，请五位专家每个人发言5分钟左右，然后就这些问题进行交叉的讨论。在这个议题的环节，大家开始进行交叉讨论的时候也欢迎在座的朋友提问题，如果网上有问题也可以随时告诉我，借助这样的宝贵机会对于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进行讨论。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大家最近都很关心金融，尤其是全球的金融风险，第一个想请陈文玲老师，陈文玲老师是国际交流中心的总经济师，对于全球金融风险您怎么看？您给我们谈一谈。

　　陈文玲：当前国际经济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和金融风险有关系，包括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包括当前国际航运运力上涨，也包括全球供应链受阻，等等。其实在背后都和金融风险、特别是与美国为首的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的流动性泛滥有直接的关系。从去年开始，美国就开始放水，当然美国放水已经很早了，早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就累计放水就达到3.8万亿美元，特朗普时期放了3.8万亿美元刺激经济，到拜登时期1.9万亿美元+1.2万亿美元，加上准备投放基础设施3.5万亿美元，还有更“宏伟”的计划6万亿美元，美国货币投放量特别多。去年以来全球40多个央行跟进，都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了大宗商品的价格暴涨，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大宗商品暴涨，就是引发中国电价涨重要原因，有人说中国出现的拉闸限电和它有关系吗？实际背后确实也有很大的关系，煤价大幅度上涨，发电就赔钱，赔钱电厂就不愿意生产，不愿意生产导致电力短缺，电力短缺导致拉闸限电，实际上背后都可以看到是金融风险的影子。

　　我个人认为，现在的国际金融风险突出表现是几个难以解决的矛盾。

　　第一是负利率、低利率和未来高利率转换之间的矛盾。如果货币极度泛滥必然导致低利率，负利率，如果货币收缩必然结果是提高利率，这两种情况都会不同程度造成影响。

　　第二是美国为首的长期国债的负收益率、低收益率和高收益率之间的转换。中国长期国债利率都在3%以上，真正的高收益率的经济体目前几乎没有，国债到现在为止全球负收益总共19万亿美元，疫情中刺激经济的债务风险，背后和金融的风险与货币的大量投放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关系也很难解决，一旦美国长期国债转为高收益率，美元会迅速回流，美元荒就会到来。

　　第三是流动性泛滥，流动性紧缩和流动性短缺，这三者之间会出现交替变换。现在全球看起来是流动性泛滥，如果美国从四季度开始收紧货币，全世界都会出现流动性紧缩，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就会出现流动性短缺，又会使一批国家经济受到重创，这也是由美国金融政策导致的全球性风险。

　　第四是央行的作用，央行到底是发钞还是回购？是运动员还是裁判员？这也突破了原来的界限。作为美国准央行的美联储一方面发钞，对财政部发行的国债，它又进行商业回购，实际上失去了原来作为央行真正应该发挥的作用，既是发钞又是回购，买和卖都是它，又是发行商又是采购商，这也是很大的问题。

　　第五是美元内循环、外循环与内外双循环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当前美国金融的内循环和外循环已经被打乱了。美元原来是国际化大循环，是通过美国美元、美国国债，通过世界市场的认可和流通，不仅可以收割世界财富，而且可以释放它的经济风险。现在发行的美国的国债，按照美国通胀率已经连续五个月超过5%，现在美债发行最高的三十年期的利率不到2%，十年期的1.2%左右，除了通胀率高而且是负利率，这样美国国债的外循环就受到很大影响。美元、美债被迫以内循环为主，实际上美国的机构和美国国民的购买比重在下降，新增发国债部分60%以上是美联储回购，因此真正形成了内循环。我们也讲内循环，我们讲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美元美债的双循环完全是两个概念。美国美元、美债这种内循环，是世界对美国、美元、美债认同度下降，国际循环受阻所导致的。

　　现在的金融风险主要是这几对关系导致的，还有一对关系，大家不太关注，就是实物货币、虚拟货币和空气货币之间的关系。实物货币发挥的作用，占整个金融市场交易量的比重越来越小，虚拟的货币占比重越来越高，空气币随时有可能爆破。现在的1比特币已经超过6万美元，这是天文数字。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现在准备把美元通过Face book系统，通过它的亚马逊、谷歌等等这些系统，还包括它的两个在国际上有三四十亿用户的两个卡，一个叫visa卡，一个是万事达卡，要构建美元的国际零售网络体系。我认为这比原来的SWIFT体系更可怕，SWIFT体系是银行间的结算清算体系，是企业结算的工具，将来个人结算的工具如果美元化，通过这样的零售体系成为全球的零售网络体系，那么美元就可以操控每一个消费者。我认为，当前面临的金融风险非常严峻，目前有可能出现的输入性风险，不断积累的长远风险，我们也不能不防。当前的金融风险流动性泛滥的风险可能即将过去，但是流动性紧缺的风险即将到来。

　　主持人掬建东：那么，您认为应该如何调整我们都政策与策略，应对金融风险？

　　陈文玲：昨天刘鹤副总理发表重要讲话，对金融工作作出了非常重要的指示，作出了非常重要的判断，这是防范金融风险的“稳定之锚”。现在的金融风险到底怎么防控？

　　我的第一个观点是，我们的宏观调控、宏观政策、宏观思维方式需要调整与变革。我们有时候讲逆经济周期调节，有时候讲跨经济周期调节，我认为还要再加一个顺经济周期调节。其实“逆”也好，“跨”也好，“顺”也好，都不可能是单向度的，因为现在世界经济形势非常复杂，国际金融的形势尤其复杂，而且瞬息万变。所以，有些方面我们需要逆周期调节，有些方面需要跨周期调节，还有一些方面则需要顺周期调节。

　　比如说，这次大规模的流动性泛滥、放水，如果我们是顺周期调节，实际上就可以预想到，它一定会带来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一定会推高PPI，PPI一定会向CPI转移。虽然转移动的时间长短不一样，但是它是一个顺周期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有顺周期的思维，就可以从流动性泛滥来考虑到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会对我们的煤电价格产生的影响，那么就可以及时制定预案。而这个预案不仅是跨了这个周期再向下一个周期，而是首先要解决这个周期的问题。我们应该在宏观经济、宏观调控、宏观思维上作出适当调整。

　　当前的金融风险导致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在我们国家来说，重点表现为PPI的上涨，而不是CPI的上涨。一至三季度的经济形势，18日统计局公布数字，下午中央电视台的直播点评我参加了连线。实际上，咱们可以看到，9月份PPI上涨了10.7%，但CPI才0.6%，也就是消费者价格指数才0.6%。消费品价格指数低就表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还没有转移到消费品零售价格指数。那么，我想今年年底，明年上半年它一定会转移到CPI。所以，PPI预计会下降，因为美联储如果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或者是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缩表，大宗商品的价格会应声下调，首先反映到PPI就会随之下行。

　　顺经济周期要考虑的问题是，下一段时间PPI会下行，CPI会承接上一轮PPI转移过来的价格。再加上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猪肉的价格原来一路走低，一至三季度，总的是下降了28%，二季度下降超过40%。我昨天连线的时候说，我说猪成了“替罪猪”了，CPI的上涨是猪的因素，下降又是猪的因素，猪也太受委屈了。下一步大宗商品价格会下行，PPI会下行，但CPI一定会反弹，会上升。现在0.6%，全世界最低了，我觉得到年底，有可能接近1%，明年一定会突破1%。因为猪肉的价格，经过紧缩以后，小的猪崽还卖不了100块钱，这一轮的屠宰、屠杀又开始了，猪屠杀了以后，明年猪又短缺了，猪肉价格又要上涨了。

　　所以，我觉得宏观经济政策中的这三种思维都要有，逆周期、跨周期、顺周期，如果没有顺周期，对于当前最临近的这个周期没有准确判断，没有做好预案就会出现像“限电”、“限产”所遭遇的这些突发性的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是突发吗？它也是突发，也不是突发，突发就是因为我们没作好准备，不是突发就是我们应该有这个准备。

　　第二个观点，简短地说，关于贸易量和价的问题，实际上一至三季度，贸易按货运量来说是下降了0.3%，但是按价值来说，上升了22.7%，说明什么呢？我们中国进口出口的商品价格上涨了，东西没多卖也没有多买多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到今年下半年、明年上半年都会有变化，这个问题也与美国的货币政策是紧缩还是宽松有很大的关系。

　　还有一个观点，就是我们的货币政策如何选择，人民币货币投放量是放还是收的问题，是继续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结构性的宽松，还是美国收紧我们跟着收紧，这是一个战略选择。我个人认为，美国放，我们不一定放，我们也没有放。美国收，我们也不一定收，只要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我们该放就放，该收就收，收缩有度，目标是能够保证中国经济稳健运行，持续运行，按照结果导向确定政策调整，不能按照教条来制定政策。既不能按照西方经济学的惯性思维，也不能按照一个口号或者一个提法刻板地来制定政策。应该根据中国经济运行的需要，不断地解决运行的难点、堵点，来保证中国经济健康运行，可持续发展，不受外界的任何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