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建康：“衰”上加“衰”，世界要大乱？

《社会观察》2011年第12期

导读

按照沃勒斯坦的判断，本次世界危机，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长周期运动中的下降期，与长达一二百年的资本主义世界霸权周期（而今是美国霸权）衰落期的重叠。这一轮资本全球化使各个经济的相互依赖与竞争大大增强，走到今天，经济大衰退面临巨大混乱的无序世界，却没有强有力的“世界政府”来治理，整个世界是不是要陷入长期混乱呢？

            “衰”上加“衰”，世界要大乱？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的世界体系危机，以及各国为挽救危机以公共财政拯救投机金融大亨的金融财政政策，终于导致了2011年的新危机——主权债务危机，并有进一步发展为经济衰退的趋势。

看清真相的民众终于愤怒了，但他们对导致自身困境的原因却所知甚少。此刻，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对资本主义运行规律的深刻洞悉，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

在2011年民众愤怒之火燃遍全球的时刻，《社会观察》特采访美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沃勒斯坦的中国学生——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许建康，以图揭示这轮危机的本质、根源与走向。

愤怒的根源与危机的本质

社会观察：2011年全球老百姓愤怒情绪的爆发非常显著，他们普遍对各国的统治者（政客们和经济精英们）感到非常不满。大家都知道，这种情绪的积累已经很久了。您认为目前全世界老百姓的情绪和所面临的危机，应该如何如何理解? 这个危机是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的？还是2000年IT泡沫破灭以来，格林斯潘的宽松政策和美国当局对金融不当监管造成的？或者还有更深远的原因？

许建康：2011年全球老百姓愤怒情绪的爆发，用世界体系论的话说，标志着一场世界范围反体系运动的兴起，这只是开始。其成因应当追溯到197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生滞涨后，为了治理，西方掀起的这一轮资本全球化浪潮，尤其是处于枢纽地位的金融全球化。

市场经济条件下，贫富差距的两极分化是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在没有世界政府调控的世界市场，自发的价值规律作用，还会造成富国与贫困国差距的扩大。滞涨发生前，凯恩斯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涨，帮助或迫使西方国家对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有所抑制，但随着新自由主义改革理念指导下的资本全球化，这些重要的历史条件都逐渐被改变了，致使奉行丛林法则的市场机制在国家不干预、少干预的条件下横行无阻，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发挥得淋漓尽致。

第三世界国家要和西方接的就是这样的轨。这些国家发生骚乱的直接导火线，哪个与西方推波助澜的自由主义改革无关？只要国家主权妨碍了资本全球流动以攫取最大利润的自由，它们就被压制或削弱。国家政权统治的合法性来自国内民众对其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认同，一旦国家政权转而为国际资本服务，并以牺牲民众的福利为代价，与国际资本分享暴利，它的合法性就会遭到质疑。社会底层的年青人是国家政权服务对象转向、消减国内社会保障的最大牺牲品。

这次危机的爆发是这些对抗性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危机爆发后，政府与大资本勾结，赤裸裸地向雇佣劳动转嫁危机，复苏又步履艰难，政府究竟为谁服务的深层面目终于揭开，声称代表全社会利益的政府公信力受致命打击，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由于真相在危机期间才彻底暴露，危机的持续又对民众的生存构成了实在的威胁，直至忍无可忍，故反体系运动一般滞后于重大危机爆发的时间。

社会观察：造成目前危机的原因与1929年危机的原因是否有本质的不同？按照经典政治经济学分析，资本积累的规律，也就是利润率升降会引导资本主义系统的周期性变化，这一分析框架在今天是否还是有效的？

许建康：目前的危机与始自1929年的大萧条都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结构性危机。主要的不同在于：一是在当时的世界殖民体系中，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的内陆大都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经济形态；二是当时的世界市场为西方列强的势力范围所分割，包括世界领土的武力分割，各势力范围由宗主国通过高关税和专属货币区等手段予以保护；三是当时几个西方大国综合国力的对比发生了急剧不平衡的错落，它们之间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愈演愈烈；四是当时的金融国际化程度远不能与今天基于IT工业的金融全球化相比；五是当时的全球产业链（国际托拉斯）远未达到今天跨国公司所控制的网状结构的规模和深度。

所以，那次大萧条最终引爆了世界大战，战争引起革命，帝国主义全球统治链条的薄弱环节相继断裂脱落，诞生了一批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制止战争，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向高潮，包括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经济危机的爆发与投资不足有关，后者显然是很低的利润率引起的。但经济危机成因的理论分析较复杂，且有争议。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分析的是利润率下降的长期趋势，用它来分析经济长期趋势的波动也许更切题。

危机的历史位点

社会观察：2011年民众的愤怒是开始还是顶点？社会运动还会如何发展？它与五六十年代的社会运动相比会有那些变化？

许建康：现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五六十年代反体系运动的主体是第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社会主义国家是其后盾和引导解放道路的方向；西方国家发生的所谓“1968年革命”的反体系运动也是如此，当时毛泽东语录的外文小红书在左翼运动中广为流传。

现在民众的愤怒多出于茫然、失落和无奈，缺乏理论、方向、组织、统一和榜样的作用及由此增强的信心。也许大规模的社会实践能使他们迅速成长起来。但危机期间，由于大量失业，国内工人之间的竞争会加剧，全球产业链的发展又加剧了各国工人之间的竞争。发达国家的资本为阻止利润率的进一步下降，把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一方的失业是另一方的就业，这不但破坏了工人阶级的国际联合，还是发达国家资本威吓本国工会斗争的有效手段。

社会观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周期性运动中，本次危机处在那个阶段、那个周期？中间经历了那些小周期？

许建康：我们通常说的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主要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是供求总量大的失衡，区别于这里说的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后者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危机，往往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50年左右一周期）相联系。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表现为长期萧条，往往包含若干周期性危机的密集爆发，每个周期性危机复苏艰难，繁荣期很短，甚至未进入繁荣期，经济又衰退了，正如目前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种情况。

社会观察：美国思想家沃勒斯坦认为，目前总体处在70年代以来持续至今的资本主义经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衰退阶段，您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长周期运动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您是否同意这个观点？为什么在衰退期，美国却出现了一次逆行：1990年代美国力量显著增强，发生IT革命？

许建康：沃勒斯坦曾认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衰退阶段将与世界霸权周期（100-200年左右）的衰退阶段重合，甚至认为，由于看不到新起的潜在霸权国家能够取代衰落中的美国霸权地位，而预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将进入长期的无序状态，直至它的崩溃。

前一个判断是对的，而崩溃论尚待观察，恐怕没那么乐观。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阶段划分大都是事后考察的结果，且有争议。

如果把战后的“黄金时期”与1970年代的滞涨及80年代初的债务危机视为一个康氏周期内的上升期和下降期，那么，IT革命及克林顿政府的“大平稳”时期可视为又一个康氏周期的上升期，直至2001年911事件和上次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这些上升和下降的波动大致20-30年一次，间隔不可能雷同，作为其物质基础的每次科技革命的性质与范围也绝不相同。

如果康氏周期的下降期与霸权周期的衰落期重合，还会变形，产生更大的不确定性和动荡。因此，重要的不是定量和测算周期确切的分期时段，而是对长周期的物质基础、制度安排、运行条件及其变化进行具体的定性分析。

社会观察：在本次世界系统周期运动和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崛起、欧美日的衰退以及大部分第三世界走向破产凋敝与动荡相互是怎么样的关系?

许建康：震中的源头在西方，首先是美国，震波经由三个世界的阶梯向全球扩散，现在的震中转移到第二世界的欧洲，日本的日子早就不好过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如果让新自由主义借改革开放之名完全搞垮了，它就不会有今天的一枝独秀。尽管如此，它还会受到大的冲击，包括自身虚假繁荣泡沫的破裂。现在西方一些人非常害怕中国成为下一个阶梯经济衰退的震中进而把西方推向末日，我们要未雨绸缪。

社会观察：本次经济周期的发生，也先后有一些列社会运动的变化、意识形态的变化、国际格局的变化纠结在一起，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怎么来理解？为什么带有鲜明集团或者阶级利益立场的全球化过程，没有受到民众的广泛抵制？

许建康：这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长期处于低潮密切相关，苏东剧变的全球影响不可低估。资本全球化削弱了民族国家主权，社群为保护自己，宗教主义、种姓主义、地方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个人享乐主义等长期盛行，也是原因。

社会观察：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中国的崛起与美国、日本、德国当初的崛起，有什么异同？不同的地方是本质的不同还是其他的不同？

许建康：中国还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按人头算，进不了第二世界的门槛，中国不应自大。

社会观察：中国以及欧美日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运动中，目前分别处在什么位置？

许建康：“阿拉伯之春”带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这种晚到的革命在帝国主义时代是极为软弱的，不得不投靠西方，背后还有往往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阴影，前景很不确定，移植西方民主，到头来可能是美梦一场。

发达国家的反体系运动的性质与之不同，但目前仍限在改良主义范围内，希望有个执行有利于穷人政策的好政府。中国反对西方霸权主义的民族主义要有社会主义做基础，才有底气和方向。我们的反霸斗争说到底是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

“愤怒”与危机的走向

社会观察：目前的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在本场长周期运动中的什么位点？可能如何继续发展？会不会带来战争和主要国家的社会动荡？继续的发展会如何收场？会给未来的全球经济体系、国际格局和主要经济链条的那些国家造成那些影响?

许建康：欧洲的国家主权债务危机还会向全球扩散。西方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常规手段无非是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等。现在货币政策的宽松基本已调至极限，财政政策因国家丧失偿债能力，也无法宽松了，为了减少赤字反而必须收紧财政和税收政策，所有这些无奈都会把艰难的复苏重新推入衰退。

这些国家债务的债权人主要是西方大银行，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将再次引起国际金融业的流动性紧缺以致偿债能力的削弱，但这一次国家财政帮不了大忙了。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普遍转向凯恩斯主义，但如此迅速地引起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却始料未及。这也许与欧元区没有超国家的统一财政预算有关，故只是特殊情况。

美国和日本的GDP债务占比也很高，它们也会出现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吗？美国、欧洲和日本经济的长期不景气，将给出口导向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带来持续的冲击，并向后者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力图转嫁危机，西方压人民币升值便是一例。“北-北矛盾”和“南-北矛盾”都在加剧。国家间的国际经济协调会议，雷声大、雨点小，甚至光打雷、不下雨，以后将越来越如此，而保护主义则继续增长。老百姓的苦日子不是短期的阵痛。

至于战争，关于世界大战问题前面实际已经说到。局部战争一直不断，美国急于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同时宣称“21世纪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世界矛盾和中美矛盾的焦点将转至这里，前景凶多吉少，尽管美国同时又期待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能给动荡的世界经济带来福音。美国霸权的底牌是强大的军事实力，国民经济军事化是阻断经济危机加重和转移国内矛盾、维持政权合法性的最后一击，切不可以为天下和后院会平安无事。西方国内民众的反体系运动的高涨，是其统治者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重要阻力。

社会观察：目前舆论的主流，力图把主权债务危机解释为世界各国政府给予民众的福利过多，从而导致了政府支出过于膨胀。而实际上从我们观察到的情况看，主权债务危机的迅速恶化，是2008年危机后各国政府投入公共资金拯救濒临倒闭的私营金融机构的产物，并非危机后福利支出出现了迅速膨胀。您对这种舆论怎么看？如果按这种思路出招限制减少福利，是否就能拯救主权债务危机和各国的衰退呢？

许建康：政府建立涵盖劳动者教育及医疗、失业、养老等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劳动者长期团结斗争反对资本贪婪剥削的产物。通过对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这一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在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方面，抑制了价值规律自发作用的破坏性，减缓了有效需求相对下降和生产过剩相对扩大的增速，成为市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稳定器。随着科学技术日益物化为直接的生产力，资本主义出现一系列新症状：对劳动者教育程度的要求提高，他们的流动性和停滞性（结构性失业）增强，劳动强度和劳动条件对人体的伤害也在加剧等等。于是，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化已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政府在这方面提供的公共服务不是无偿的，由劳动者支付的公共服务是劳动力价值的组成部分，其他的转移支付最终还是来自劳动者创造而被剥夺的剩余价值。大幅度消减社会福利就是将劳动力价格降至劳动力价值以下直至生存的最低限度，这正是触发周期性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必然加深社会的分裂和动荡。西方政府为应对国债危机采取的财政紧缩措施，恰恰是加深危机的手段，他们不是不知道其危害，而是面对结构性危机的两难困境，不得已而为之。各国工资（广义的，包括社会保障）的国民差异，还含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因素。曼德尔发现，劳资双方围绕福利制度的阶级斗争具有波动的周期性。在康氏长波的上升期，劳动力供给的经常短缺，有利于工会反抗资本的贪婪剥削、维护工人基本权益的斗争，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工人实际收入上升，社会福利扩大，并沉淀为国民工资中的文化历史因素，即迫使主流社会承认劳动力社会再生产的成本是劳动力价值的必要组成。在康氏长波的下降期，资本迫于竞争加剧的压力，俘获政府决策，对上升期国民工资中沉淀的文化历史因素进行反攻搞算，力图将其从工人实际收入中剔除，以形成新的、有利于资本增殖效率的国民工资文化历史因素，资本向下转嫁危机的结果使危机进一步加深。目前在欧元区内贫困国家发生的消减社会福利的紧缩财政政策，就是这样一颗被强制吞下的苦果，已引致这些国家发生政治危机。就上述阶级斗争的周期性而言，在西方世界迅速扩散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是一场反对新自由主义复辟（“复辟”系指复活“罗斯福新政”前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群众运动。

自1999年起，那些相对贫困国家先后进入欧元区，它们至少在账面上都曾满足预算赤字不得超过GDP的3%、公共债务不得超过GDP的60%的趋同标准。当时新自由主义改革盛行全球，欧洲国家在战后建立的较为宽松的社会福利体制为此已经遭到大的削减。社会福利的消减与家庭债务的高企，是一个铜板的正反两个面，下列数据折射出这些国家从欧元区建立至2008年秋金融危机爆发前，社会保障的削减和破坏程度。爱尔兰的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从2001年的50%升至2008年的109%。西班牙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从1999年的43%升至2008年的84%，葡萄牙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从1996年的31%升至2008年的96%。即使在希腊这种传统上不推崇借贷的国家，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也从1999年的10%升至2008年的50.5%（数据来源见下文注释）。

欧元区建立后，国家间不但取消关税，而且使用统一的货币欧元，致使这些国家间的市场竞争急速加剧。欧元区内的出口占欧元区国家总出口的三分之二。德国是区内贸易中最大的出口国，有大量贸易顺差；被蔑称为“PIGS”的相对贫困国大都为净进口国，有大量贸易逆差。后者被迫压低工人实际工资，以提高出口竞争能力。这是导致家庭债务激增的另一个原因。老百姓消费能力的降低，为生产过剩危机埋下伏笔，也因税基来源走向枯竭而为国债危机埋下伏笔。

尤其值得借鉴的教训是，国民家庭债务在金融危机前夕的激增是与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紧密联系的。同美国一样，“上述家庭债务信贷的发展导致了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繁荣。其严重后果只是在今天危机爆发时才强烈地感觉到，危机的导火线是那些签署了次贷协议的债务人无法偿付抵押贷款。当时，爱尔兰的建筑业占GDP的比重从1993年的5%升至2005年的10%。西班牙的建筑业占GDP的比重从1997年的7%升至2006年的12%以上，而对于整个欧洲来说，该比重约为6%。”（亨利·乌邦著，童珊译，《欧元区危机及其国际影响》，《当代经济研究》2010年第10期）房地产泡沫破裂及金融危机爆发后，泡沫推动的主导产业萎缩，失业大军蔓延，消费者实际收入急降，尤其是政府动用财政手段对金融业的大规模“救市”，终于导致财政预算入不敷出，以致国家丧失了对虚假繁荣期借的旧债和危机期借的新债的偿还能力。

关于欧洲国家主权债务与社会福利制度存在怎样的因果关系，有着完全不同的解释，反映了资本家经济学与劳动者经济学的对立，说到底，是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他们之间的曲折斗争将决定真正的“后危机时代”何时到来，到来时世界格局将呈现怎样的结构性质。天天沉迷于当下所谓的“后危机时代”该如何如何举措的梦幻，这些人该醒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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