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被“忽悠”打开金融国门---关于高利贷的“非另类解读”
关于高利贷的“非另类解读”
对于温州的“老板逃跑”和民间高利贷的频频破局，很多人将其归咎于经济的不景气，认为高利贷是造成温州今天困扰的罪魁祸首。但是作者分析认为，这种说法是存在漏洞的，温州老板逃跑的背后，高利贷是果而不是因，中国的经济也不是如舆论喧嚣得那样不景气。深层次的原因需要重新解读
■ 《环球财经》编委 张捷
众多指标互相印证
中国经济仍在景气中
在全球一片哀鸿中，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趋势并没有根本性改变。中国的基本人工工资近一段时间一直处于快速上涨，即使是在温州地区，关于企业破产的报道满天飞，但是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依然旺盛，没有出现外来务工人员大面积失业的状态——就业率是反映经济冷暖的重要指标之一。比如2008年时一个讨论的热点是大学生就业难，这也是其时一个经济状况的反应。而现在西方国家大面积失业、政局不稳，我国则是政局稳定，还时不时地发生用工荒。
用电量也是另外一个经济冷暖的客观指标，根据中国国家能源局发布的中国全社会用电量的统计数据，2011年1到7月，全社会用电量268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2%。而对于温州所处于的浙江省，更是电荒的重灾区，到9月初，浙江用电缺口仍达200万千瓦，众多中小企业仍处于拉闸限电状态。
在如此众多的客观指标互相印证下，对温州老板跑路现象夸大其辞，甚至上升到怀疑中国经济不佳的人，是典型的“屁股决定脑袋”。
新近公布的中国10月汇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预览值反弹至51.1，高于9月份中值49.9，同时高于50的分界，显示中国的制造业恢复了增长。
“温跑跑”背后是热钱外流汹涌
笔者认为，温州资金的紧张，首先是与热钱的大量外流有关，在全球经济危机下大量的热钱需要外流回国救火，这样不计成本的回流给原先热钱活跃的地区带来了巨大的金融压力，我们可以看到，所有高利贷的重灾区都是当初热钱活跃的地区。
对于热钱的外流，我们通过数据可以进行具体分析：海关公布中国9月进出口同比增幅虽然是双双低于市场预期，贸易顺差亦继续收窄至145.1亿美元，路透调查中值为顺差163亿美元，但是这仍然是顺差，同时2011年10月19日上午商务部公布前9月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66.79亿美元，同比增长16.6%；9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90.45亿美元，同比增长7.88%。
外贸和外国投资都能造成外汇的流入，但外汇储备的变化就不同了。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公布的三季度金融数据显示，国家外汇储备在9月份单月减少608亿美元，为16个月来首次下降，其背后实质就是热钱外流。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NDF）出现了大量抛售，这也说明热钱在近期出现了大量外流，这些资本在西方世界危机的压力下要回国救火，外汇占款降低货币减少，这是造成我国局部地区民间资金紧张的原因之一，温州本身就是热钱的大本营。
资本的外流趋向在股市上也有所反映。A股市场持续低迷，导致海外资金快速退潮，多数QFII基金持续呈现净赎回态势。根据理柏最新的资产数据分析，QFIIA股基金9月总资产规模初值，较8月修正后终值104.05亿美元回落10.52%，至93.1亿美元，这是理柏自追踪23只QFIIA股基金以来，整体基金资产规模首度跌落百亿美元以下。近期外汇储备下降、存款余额下降、人民币离岸价格下跌，均昭示着资本持续流出。这也说明减持美元国债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应对资本流出。资本流出带来的直接反映就是流动性趋紧，同时资产价格下跌。
至于热钱外流的影响有多大，我们可以进行简单的计算，央行外汇储备在9月一个月就减少608亿美元，相对于以往的储备额月月增加，这样的变化额实际上约可计为在千亿美元左右，也就约相当于6000亿人民币的货币变化，且这个变化是没有衍生的基础货币。这差不多等同于央行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影响。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是在全国均匀地回收流动性，热钱的出逃则是在原来热钱活跃的局部区域，这样一来就造成对局部区域的影响巨大。这也就是我在前面说高利贷是问题的果不是因的缘由所在。
高利贷是挤爆温州的“替罪狼”
对于温州等地的产业压力，高利贷仅仅是其中一个方面，汇率和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则是另外的重要方面。从2010年至今，美元兑人民币持续贬值，从1∶6.8左右开始一路贬值到6.4以下，美元贬值对于以外向型为主的温州的压力一样是巨大的。2011年在粮价的上涨下，农民工的工资是不断上涨，如建筑业的农民工工资基本是上涨了50%以上，这对民营中小企业主的压力是很大的。
因此对于“温跑跑”现象，需要有全面的思路。高利贷为什么崩盘？从最上游来讲，是能支持高利贷的利润来源没有了：一方面是被楼市掐住了，另外一方面在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外贸被掐住了。所以评价“温跑跑”现象也应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是高利贷给了中小企业主很大的压力（这个也是被西方媒体广泛攻击的）；另一方面就是商品定价、劳动力价格和汇率的变化，温州的小商品出口往常以“利薄量多”取胜，对于汇率、劳动力涨价等风险的防护能力比较薄弱。企业破产后，企业原来与外国合同就要终止，要重新定价，现在这个定价需要把高利贷的财务费用也考虑进去，变成了外国人得为中国的高利贷、汇率和涨工资来一个总买单。
所以笔者认为，高利贷绝非造成本次温州经济波动的“恶狼”，而是“悲催的替罪狼”，在这次温州经济波动中，热钱外流骤然抽紧当地的流动性，影响极大；而汇率上涨和劳动力价格上涨也使得原先定价的合同成为企业难以生存的枷锁。看到这几方面的原因后，我们就不会简单地“妖魔化”民间借贷，不会陷入西方舆论主导的语境中。
风投的风险高于高利贷
中小企业创业融资难是一个一直被普遍讨论的话题。在此有个认识误区，大家普遍认为高利贷贷款创业的风险很大，但笔者认为，当前中小企业创业的融资风险，风险投资（VC）要高于高利贷。
对于正常的银行贷款在西方也是门槛很高的，要有足够的信誉或者资产抵押，非一般的创业公司所能够完成，甚至不是上市公司所能够完成的。以美国等国的低利率，上市公司之所以要股权融资或者债券融资而不是在银行低息贷款，背后也是商业银行创业贷款的门槛极高。美国的M2低于中国的背后，是美国的贷款数量低于中国。中国的很多银行贷款给创业的高风险公司，但风险并没有在利率上得到体现，这也让商业银行和存款人承担了不合理的风险。
对于风险投资，业内人有一句名言：VC是最贵的资金。看似高市盈率的PE（股权投资）背后是对于创业企业业务有对赌协议的，创业者如完不成约定的业绩就要被清除出来，这实际上比高利贷把创业者的产业占有还要苛刻，因为在借高利贷的时候所有的借款人都是有计算的，如果完成业绩绝对是足够还贷而且是赚钱机会很大的，只要完成了就成功了，相比风险投资的资金代价甚至更小，因为还债以后股权全部是自己的！
更进一步的是，高利贷者没有人会主动限制借钱人的成功，但是对于签署了对赌协议的风险融资，却有不良VC恶意博弈以限制创业者的成功达到对赌协议让创业者出局的条件。弄明白了这一点，就会明白高利贷对创业企业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一面。
民间高利贷也有良性、促进经济发展的时候。2005年前的浙江民间融资，企业信誉较好，年坏账率一般低于1%，普遍在年息12%~20%之间，即月息一般不超过2分。而这种省内民间金融的生态环境好，无形中造成了当地百姓普遍敢于借贷的现象。“在金融危机之前，民间借贷在浙江省发展一直很规范，信誉也好。而利息都在国家保护的四倍之内，以月息1分2，1分5的居多，以前外地金融机构和企业都跑来温州学习温州的民间借贷的信用是如何维系的。”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所以，正确认识民间借贷，才能有助于认清中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才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与消除。
赌场提供最后翻身机会
对于温州的高利贷，有媒体报道说高利贷者是赌博输光了身家，对此，笔者有不同的解读。
不可否认上述报道事件确有发生，但不知有没有人想过同时存在这样一种情形：在高利贷破局的前夜，往往就是以赌博为最后的“救命稻草”手段。大家都知道久赌必输，对于高利贷破局者祈望翻身的赌博，不是依靠一次次的赌博来翻身的，而是要依靠一次巨额的下注来搏命的，这对于穷途末路的高利贷者来说，就是最后的机会。
对于参与高利贷的企业，由于企业的风险增加，高利贷的利率就更高，利率更高则风险更大，这是一个正反馈。一旦进入到这个正反馈以后，利率会飞速地上涨，依靠企业自身的经营是无法解套的，只有用非常手段来解决问题，据《华夏时报》2011年10月15日报道：“今年年初徐州民间‘高息借款’的利率维持在12%至30%的年息。但时隔仅仅不到半年，年息60%甚至96%的借贷公司就屡见不鲜。在徐州当地受众最为广泛的《都市晨报》上，记者注意到，只需140元，借贷公司便可以刊登一期广告。其中，一家名为盛世华东的投资公司甚至给出了半年48%、一年96%的高额回报。”这样的高利贷危机，实际上就是一个利率进入正反馈的危机。
高利贷进入了正反馈危机以后，赌博是谁都可以借助的手段。通过一次赌博，起码可以得到一个成王败寇的胜率机会让企业债务消灭，逃出升天；否则连机会都没有。所以世界的赌场长盛不衰，光依靠有钱就输光的赌棍是无法维持的，企业主的翻身博弈平台、洗钱和利益输送的需要等灰色需求，是赌场生存的巨大利益来源。
在高利率无法通过其他手段满足的时候，必然是走向赌场，所以你可以看到的就是失败者都是从赌场出来，但是这仅仅是表象，这一类人其本质不是赌徒，而是把赌场视作最后一根稻草的企业家。
为高利贷买单的是老百姓
对于民间高利贷的破产，很多人认为这是借贷双方自己的事情，是咎由自取。但其实，高利贷的成本是会转嫁的，它关乎于全民，而不仅仅是借贷双方。
在企业做生意上，外国的低利率使得外国在华采购可以预付款，最起码是交货就可以得到现金，但是在中国销售产品就不同了，中国的超市等连锁机构给厂家的销售款结算的时间大多数都要超过半年，超过一年的也很多，企业间压款和拖延的情况较为普遍，在紧缩的时候企业间的债务坏账比例大幅度增加，这些都增加了企业的成本。最后这些成本只有消化到售价上去。而对于外国在华的采购因为能够付现金，企业为了得到紧缺的资金，就会非常低廉地甩卖，更有甚者是由于流动性不足为了避免资金链断裂，很多企业会亏本卖给外资以获取资金生存，这些亏损也要加载在国内销售的售价之上。这些企业被迫低价甩卖的结果还授予了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反倾销的口实，结果变成了中国财富外流、中国百姓在高物价下隐性为高利贷买单，而外国还占据了所谓“被倾销”的“道德制高点”。
高利贷的成本同时还可以向劳动者进行转嫁，企业面对高利贷所造成的高昂财务成本，最终的转嫁方向就是压低工资、降低人力成本，其结果就是劳动者为高利贷买单。
除温州外，鄂尔多斯民间借贷的崩盘也是引起关注。有一种看法认为鄂尔多斯民间借贷的崩盘祸起于楼市的萎靡，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据报道当地房地产商中已发生一起自杀和一起外逃。可见，在资金链断裂后，其并无降价以售的空间，而只能留下烂尾工程而去，否则不至于选择如此极端的方式来逃避债务。
对于高利贷的崩盘压力发展到后期，就是各种资金进入高利贷领域，造成企业正常的资金往来出现问题。中国的销售是大量以代销为主，这样的情况下把应当结算的销售款进行放贷就是非常有利可图的事情，使得上游企业回款出现问题而不得不提高售价和压低成本，在高利贷的崩盘下，这些渠道中的往来资金就要遭受巨大损失，使得产业链上的所有企业都受到危害。而最终危害会转嫁到最弱势群体，体现在实业领域工人工资被拖欠。更大的问题还有仓储行业，尤其是农产品仓储。
据媒体报道，针对此次危机，浙江省与温州市出台了一揽子举措，包括向央行申请600亿元贷款救市。有学者炮轰救温州行为，认为从2000年开始，“温州模式”已变异，高房价、高物价都与温州人的炒作有关，“救温州就是救赌徒”。前面已分析过高利贷是果不是因，笔者认为，哪怕是最后被迫走进赌场的企业家，他也是一位企业家，而不是赌徒。而高利贷崩盘也不仅仅是局部链条断裂，而可能成为全民买单的“灾难”。如若一味妖魔化高利贷和个别中小企业家，认为救市举措是救赌徒的说法，是肤浅的。往大里比喻，就如欧盟需要救助希腊一样，因为希腊的违约实际上就是欧元的崩盘和欧洲的灾难。我们在救助局部地区高利贷风险的问题上，需要有大局观念。
不能被“忽悠”打开金融国门
只要是一说到温州等地的高利贷和老板逃跑，立刻有人把这个问题与中国的民营经济受到挤压联系起来。笔者认为，这是故意把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国营经济的发展对立起来，不重视数据而以片面的想象来说明问题。
国企利润高涨的背后是国有企业所经营的行业与民营企业经营的很多领域是不交叉、不竞争的。数据显示，我国民营经济依然在快速发展。根据2011年10月19日商务部披露的数据，2011年1~9月国有企业进出口5691.4亿美元，同比增长23.8%，民营企业进出口7393.9亿美元，同比增长38.7%，民营企业的增速分别比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快20.3和14.9个百分点。民营经济的进出口总额高于国企，民营经济的进出口增速也大幅度高于国企，民营经济在外贸领域依然是相对于国企有更好的发展。可能有人会质疑这个统计结论，但是农民工紧缺现象的出现和农民工工资上涨的事实表明，以农民工为主要劳动力的民营经济整体走势良好，各种经济特征是互相印证的，尤其是个别外媒在报道中国时动辄就用“央企和民企冰火两重天”的字眼来人为制造对立，更是别有居心。
对于温州高利贷危机的药方，很多人士要为高利贷正名，说什么市场可以解决一切，也就是说放开民间借贷就可以解决高利贷问题，但是这样的说法背后忘记了高利贷的风险。但是我们要看到的就是高利贷只要企业借上了，过高的利率会让企业的经营更加雪上加霜，这是一个饮鸩止渴的过程，企业经营不佳风险大，借款的利率就要更高，而更高利率的借款，对于企业来说越是风险大，这是一个正反馈的过程，市场化的结果是在风险和利率的恶性循环当中直到企业灭亡，因此市场是解决不了高利贷问题的。
日前，温州市制定了金融改革创新行动方案。方案称，要争创“温州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制定《温州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并争取在国家和省级获批。温州此次民间金融“新政”，将着力发展小额贷款公司、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和股权投资机构四种市场主体，并从配套服务和监管方面提供保障。这个政策被一些人解读为温州民间债务危机有望成为倒逼民间金融合法化、规范化的改革契机。
中国沿海地区是外国热钱渔利资本的重灾区，温州的高利贷和钱庄是境内外联通联手的，如果在这里放松管制，就是给热钱进出中国带来更多的机会。所以开放了温州的民间金融，就是开放了外资流出中国和热钱进入中国的窗口，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要在升值的过程中完成，而中国要在这一进程中不被热钱渔利的前提，就是要在升值的过程中不放弃金融管制，不能因为一些局部地区的压力而放弃国家的根本政策和中国金融崛起的大局。
从某种程度上说，有了腐败、寻租势力，高利贷才会横行，所以要治理高利贷，其一是要建立完善的企业破产制度，以及重拳打黑，前者使放贷者的资金承担更高的“拿不回来”的风险，不被保护，从而约束放贷者的行为，这样才是对于企业正常债务和资金往来最好的保护；后者则撤去了高利贷的保护伞，可以达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温跑跑”成因
■ 永安期货重庆营业部总经理 李潼军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黄涛
浙江民间金融发达众所周知，而素有“东方犹太人”之称的温州人更是独领吴越风骚，商业细胞渗入到了中国经济的各行各业各地，自发借贷经商历史悠长。但近期在一场超越常规的击鼓传花借贷游戏中，许多当地企业主突然人间蒸发，涉事其中的机构和个人越来越多，引得全国瞩目。
说借贷超越常规，主要是指整体规模和拆借利息。据央行温州中心支行上半年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达到1100亿元，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当地民间借贷规模占民间资本总量六分之一左右，且相当于温州全市银行贷款的五分之一。拆借月息从年初的6分、8分上升到近期的1毛5分，折合最高年利率竟高达180%。
稍有金融常识的人都清楚，越高的利息意味着越高的风险，如果最后的接盘者能从实体经济和正常投资活动中善其终，游戏还能勉强继续。而进入2011年，小商品出口受阻、国内消费增长缓慢、房地产和股票等高利润传统投资领域面临资产价格下跌风险，有数据显示，在温州做实业的中小企业毛利润一般在3%至5%，这样的大环境背景下出现资金链断裂实属必然。
民间借贷市场资金的成本是如此之高，以致成为压死广大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于是大量民营中小企业倒闭、企业负责人“跑路”⋯⋯尽管看上去相当合乎逻辑，但实际情况很可能要远为复杂。
首先，企业倒闭潮并没有出现。尽管有大量报道指出，位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中小民营企业正在扎堆倒闭，但各种官方和民间调研结果显示，企业倒闭潮并没有出现，绝大多数中小企业仍在积极经营。如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调研结果显示，受调研的浙江小企业中，处于歇产或半歇产的占比为18.63%，而25%左右的小企业开工率达到90%以上。
其次，民间借贷特别是高利贷并非企业破产倒闭的原因。中小民营企业的私营性质决定了企业所有者在做出决策时往往更加理性，更加注重成本收益的考量。因此，不到必要时，中小企业一般不会通过借高利贷的方式来融入资金。事实上，就笔者所了解的情况，对于大多数稳健经营的中小企业而言，自有资金足以支撑企业的生产经营所需。那些对资金有较大需求的企业则要么是扩张过快，要么是在主营业务之外还涉足了股市房市等资本市场。因此，参与民间借贷特别是高利贷的中小企业在所有中小企业中的占比较小。
另一方面，通过高利贷融入的资金往往是短期资金，其成本在企业总的运营成本中的比重并不大。而且，理性的企业所有者只有在预期到高利贷能够给企业带来超过融资成本的收益时才会借入高利贷。
最后，企业生产经营困难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不可否认，紧缩政策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如统计数据也显示，今年以来企业的资金成本一直处在高位，但当前中小企业生产经营遭遇到的困难其实是一系列更为根本性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外因看，当前我国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受到“三座大山”——人民币升值、税赋及行业准入门槛高的压迫。
人民币升值不仅直接削弱广大中小企业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影响企业出口盈利，还会因为带来汇率风险的上升而给中小出口企业造成损失。由于出口企业的接单时间与结汇时间往往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缺乏有效汇率风险规避措施的中小企业就会因为人民币升值而遭受汇兑损失，谨慎接单则又会放弃原本可以盈利的机会，并影响到企业出口业务的开展。
从内因看，转型升级困难是当前中小企业生存困境的主要原因。近年来，随着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的快速上升，中小企业过去所依赖的廉价劳动力、低资源环境成本的优势逐渐丧失，相应利润空间也越来越小。因此，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大背景下，部分中小企业倒闭乃是转型升级困难的必然结果，也很可能是一种无需过分担忧的产业升级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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