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有的国家都有同一类药方等着他们
斯蒂格利茨：与19世纪一样，欧洲人和美国人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处冲破壁垒打开市场，却阻碍第三世界的农产品进入他们的市场。鸦片战争中，西方用战争来推行他们的不平等贸易；今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使用的金融和财政手段几乎一样有效。英国(观察家)杂志最近刊登了格雷·帕拉斯特介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观点的文章，批判性地描述了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的四个步骤。
斯蒂格利茨认为，实际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这三个组织都是单一统治秩序下的可互相调换使用的面具。许多规则是由他们共同制定的。
他抨击世界银行的官僚作风。举个例子，世界银行几乎对每个穷国都有援助计划。据世界银行表示，这些计划都是在对这个国家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研究后作出的。但作为一个内幕知情者，斯蒂格利茨说世行的考察研究主要依据于对该国的五星级宾馆的考察。它包括会见一些乞讨般的、热情的、手持草拟的结构调整计划的财政部长。接着，世行会在每个国家身上实施它的“四步曲”。
第一步就是私有化，更准确地说，就是腐败化。当地领导人往往用世行的要求去压制对他们的批评以推行私有化。削价出售国有资产的回扣率会达到10％，而这些资产动辄价值数亿美元。最令斯氏痛心的是，受美国支持的寡头控制的俄罗斯政府的腐败计划剥夺了俄罗斯的工业财富。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近一半，带来了萧条和饥饿。
私有化之后，第二步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的“拯救经济计划”——资本市场自由化。理论上讲，就是对资本市场解除管制，即允许资本自由流进流出。
不幸的是，有时(比如印度尼西亚和巴西)钱只是单方向地不断流出。斯氏把这叫作“热钱”(HotMoney，指为获取高额利润或保值而由一国转移至另一国的流动资金)循环。现金以不动产或货币形式流入某国进行投机，一有风吹草动就跑。一个国家的储备在几小时、几天内就流干了。而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为了吸引资金以恢复这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会要求这些国家把利率提至30％、50％，甚至80％。结果可想而知：如此高的利率扭曲了资本的价值，打击了工业生产并耗光了国家财富。
在这关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这些国家拖入第三步：价格市场化——一个粮食、水、燃气价格飞涨的时期。这又可预见地走到了第三步半：斯氏称之为骚乱。
像199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削减对穷人的食品和燃料补贴后，印度尼西亚爆发了骚乱。玻利维亚去年发生的水价的骚乱、今年二月厄瓜多尔水、燃气价格的骚乱则是由世界银行引起的。不管怎样，你都能得到这样的印象，骚乱是计划好了的。让我们看一下对厄瓜多尔的“转轨型国家援助计划”。在秘密报告里，世界银行说他们希望他们的计划能激起“社会的不安定”。这并不奇怪。秘密报告显示：计划已经使厄瓜多尔51％的人口陷入了贫困。而世行只呼吁勇敢、坚定地直面国内的动荡，用“政治决心”来忍受高昂的物价。这些骚乱和：动荡又引起了新的资本恐慌性出逃和政府的崩溃。当然，这种经济“纵火案”也有它光明的一面：对外国公司来说，他们可以以“跳楼价”买到那些价值连城的东西，比如矿山开采权或港口。
斯蒂格利茨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不是市场经济的循规蹈矩的铁面无私的追随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要求印度尼西亚停止对穷人的食品补贴的同时，筹措了数百亿美元去挽救印尼的银行家，实际上也就是挽救向印尼银行家贷款的美国和欧洲的银行。把这些图景综合起来，我们发现：在这个体系中有无数的人利益受到损害，而明确无误的赢家只有一个——西方发达国家的银行业和美国的财政部。
现在就轮到第四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把这一步叫作“消灭贫困计划”：自由贸易。这是在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统治下的自由贸易。作为一个内幕参与者，斯氏把这种自由贸易比作鸦片战争。“那也是关于开放市场的，”他说：“与十九世纪一样，欧洲人和美国人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处冲破壁垒打开市场，却阻碍第三世界的农产品进入他们的市场。鸦片战争中，西方用战争来推行他们的不平等贸易。今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使用的金融和财政手段几乎一样有效。”
斯氏认为世界银行最大的症结在于它的计划的秘密化和教条化，从不向公众和持异议者公开。西方在第三世界到处推行“民主选举”，世界银行所谓的“消灭贫困计划”本身就破坏了“民主”。
(张文海)
第一副药：私有化。更准确地说是贿赂化”。受援国领导人在只要同意贱价出让国有资产，他们将得到10%的佣金，全部付到瑞士银行的秘密账户上。用斯蒂格利茨的话说你会看到他们的眼睛瞪大了，那将是数十亿美元的巨款！ 第二副药：资本市场自由化。从理论上讲，资本自由化意味着资本自由地流入和流出。可是亚洲金融风暴和巴西金融危机的实际情况是，资本自由流入来爆炒房地产、股市和汇市。在危机来临之际，资本只是自由地流出，再流出，被斯蒂格利茨称为热钱的投机资本总是最先逃跑，受灾国的外汇储备在几天甚至几个小时之内就被吸干。 第三副药：市场定价。当半死不活的受灾国被IMF拖到这步田地时，IMF又提出对食品、饮用水和天然气等老百姓日常必须的产品大幅提价，最终的结果完全可以想象，大量的市民示威甚至暴动。1998年印尼由于IMF削减了食物和燃料的补贴，爆发了大规模暴动。玻利维亚由于水价上涨导致市民暴动。厄瓜多尔由于天然气价格飞涨引起了社会骚乱。 第四副药：缩减贫困策略：自由贸易。在这样的境况之下，斯蒂格利茨将WTO的自由贸易条款比作鸦片战争”。斯蒂格利茨尤其对知识产权条款感到愤慨，以这样高的知识产权关税来支付西方国家制药厂所生产的品牌药品，无异于将当地人民诅咒致死，他们(西方制药公司)根本不在乎人民的死活”。
斯蒂格利茨曾多次强调假如不考虑信息的不对称性的话，那么经济学模型很可能是误导性的。他的这一警示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因为就不对称信息来说，不同的市场会有不同的特征。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公共管理的研究领域。可见斯蒂格利茨的一系列论著不仅是进一步探索信息经济学理论的主要文献，而且也是有关领域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他的有趣的理论，用简单的语言来表述，听起来就和非经济学的常识一样。传统的经济学认为，在自由的不受管制的市场中，个人追求各自的利益会使整个社会的福利最大化。斯蒂格利茨认为现实世界并不是那么回事，相反，他认为，因为市场参与者不能得到充分的信息，市场的功能是不完善的，常常对人们的利益造成损害。所以政府和其他机构必须巧妙地对市场进行干预，以使市场正常运作。 斯蒂格利茨博士注重发展中国家的状况，常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阐述问题。他曾尖锐地指责引导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有关国际机构漠视贫困人群的利益，在消除贫困，促进社会公正方面无所作为。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消灭贫穷计划”——自由贸易，斯蒂格利茨的观点是，“与19世纪一样，欧洲人和美国人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处冲破壁垒打开市场，却阻碍第三世界的农产品进入他们的市场。鸦片战争中，西方用战争来推行他们的不平等贸易；今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使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的金融和财政手段几乎一样有效。” 斯蒂格利茨博士提倡突出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认为获得持续增长和长期效率的最佳方法是找到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适当平衡，使得世界经济回到一个更加公平、更加稳定的增长进程中，使人人都受益。 如果追溯斯蒂格利茨这些思想的起源，可以先了解一下他的成长过程，他会提到他的父母和他生长的小城，在那里，他的同学们----那些钢铁工人的子女们，使他了解到破产和解雇带来的苦痛。他有一个勤奋的家庭，他的父亲95岁才从保险代理人的岗位上退休，他的母亲，在67岁时按规定从小学教师的岗位上退休后，又开始教人纠正阅读，一直工作到84岁。斯蒂格利茨博士在大学的时候，学习成绩非常优秀，对社会活动也很感兴趣。1963年，也就是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他成了学生会主席。那期间，美国民权运动正如火如荼，斯蒂格利茨博士在华盛顿参加了马丁.路德.金博士领导的大游行，那次游行的高潮就是金博士名垂青史的演讲《我有一个梦》。这些社会活动对于塑造他为人和善、天性乐观的性格和他成名后的力倡公平、公正的市场思想应该说都具有很大影响。传统的经济学认为，在自由的，不受管制的市场中，个人追求各自的利益会使整个社会的福利最大化。斯蒂格利茨认为现实世界并不是那么回事。相反，他认为，因为市场参与者不能得到充分的信息，市场的功能是不完善的，常常对人们的利益造成损害。所以政府和其他机构必须巧妙地对市场进行干预，以使市场正常运作。 斯蒂格利茨利用经济学界最为推崇的工具——模拟经济行为的数学和计算机模型——来修正传统的理论。这为他赢得了一大批追随者，尤其是年轻的经济学家。 “我采用的逻辑和使人们相信市场有效的那种逻辑一样，”他说，“我只改变了信息完全的假设，找出一种把不完全信息模型化的方式。当你运用这个新模型的时候，你会发现市场总是无效的。” 来看看保险，这是70年代使斯蒂格利茨成名的课题。保险公司不能完全区分高风险和低风险的客户——例如那些房屋毁于火灾的可能性极大的和房屋不太可能起火的客户。对所有人索要同样高的保险费，只会吸引风险最大的顾客，而那些风险小的客户很可能就不买保险了。过多的高风险客户很快就使保险公司债台高筑。 所以保险公司要“干预”。他们限制保险额度，对每个人都不给足他想要的偿付额，使他们有安装防火装置和采取其他预防措施的动机。此外，全额保险的保费非常的高；低风险的客户通过提高可扣除费用，只需支付少得多的保费。 出于同样的逻辑，斯蒂格利茨认为，政府的干预是有正当理由的。他的入门教材《经济学》（诺顿公司，1997年），虽然在本国销量一般，但在中国和日本非常畅销。这本书开头就引述1980年联邦政府为克莱斯勒公司作担保的故事作为政府成功干预经济的例子。自由市场的倡导者认为克莱斯勒的破产会把工厂、工人的原材料解放出来投入更有效率的使用，虽然这个转换的过程很痛苦，但是他提到克莱斯勒在得到政府从未为其支付的担保后东山再起。他说，不仅工人的工作得到了保护，政府还节省了数亿美元。因为如果克莱勒倒闭，政府必须支付这笔钱。 克莱斯勒的事例是规则，而不是例外。“在我的模型中，我总是能找到一种特定的干预方式，使人人都受益。”斯蒂格利茨说。美国为何紧盯美中贸易逆差不放？ 在文章中，斯蒂格利茨表示，在经济衰退初期，很多人担忧贸易保护主义将恶性抬头，“事实果真如此，20国集团中就有17个成员在2008年11月的第一次会议之后介绍了贸易保护措施。在美国经济刺激法案中的‘只买美国货’条款受到最多关注。”他认为，持续的全球经济疲软增加了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风险。 斯蒂格利茨相信，这种风险与美国自身经济刺激不足紧密相关，随着美国财政赤字的攀升，第二轮经济刺激计划不可能出现，受到货币政策自身局限性的影响，通胀鹰派也无法受到牵制，寄希望于国会给予帮助几乎不可能，所以贸易保护主义只能自豪地抬头。 贸易保护在很多情况下都直接源自对本国货物进出口数字的不满。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07年美国创下7116亿美元的贸易逆差纪录，2008年逆差也高达6959亿美元。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美国经济衰退影响了国内消费与进口，加上美国政府采取了控制逆差、促进出口的政策，2009年美国贸易逆差下降至3807亿美元。 “美国政治家紧盯美中贸易逆差不放，但其实我们看看美国和沙特的贸易，会发现两国的贸易逆差更大，沙特阿拉伯对美国的经常账户盈余达到本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1.5%，超过中国同类统计数据的两倍。若不是美国对沙特进口军火物品，沙特的贸易盈余还将远远大于这个数。” 斯蒂格利茨说。 在全球经济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经常账户盈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斯蒂格利茨表示，中国盈余数比日本与德国相加的数字要少，仅占GDP的5%，而后者占5.2%。 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标签对美国有害无益 斯蒂格利茨在上述文章中指出，美国对中国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战斗仍将持续。很多美国人指责对中国人民币的低估是美国贸易逆差的罪魁祸首。尽管在今年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汇率报告中，并未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但是美国财政部表示，中国外汇储备的数量和巨额贸易顺差显示了人民币汇率被低估。 对此，斯蒂格利茨称，“货币操纵”的概念，即政府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行动来影响汇率，其本身就存在缺陷。“这么说的话，那些无节制的财政赤字以及低利率都会导致货币的疲软，直到近期的希腊危机爆发，美国才从较低的美元/欧元利率中获利，如此说来，欧洲是否也该指控美国‘操纵’了汇率，以损害欧洲的利益来扩大出口呢？”斯蒂格利茨反问道。 其实，除汇率会影响贸易差额之外，很多因素都会产生影响。比如，很关键的因素就是本国的国民储蓄。他举例说，“若美国的国民储蓄不大幅增加的话，美国多边贸易赤字不可能会大幅减少。尽管经济衰退致使人民越来越愿意存钱，但是所增加的储蓄也会很轻易地被政府增加的财政赤字所抵消。” 调整汇率也仅仅能使美国改变它的纺织品以及服装的进口地，比如从中国这个市场转向孟加拉或者斯里兰卡。同时，汇率的上升很可能会导致中国贫富差距增大，因为中国贫穷的农民将面对来自受到美国高补贴农场更大的竞争。这就是世界经济中最为真实的贸易扭曲现象：由于美国对世界上最富裕的农民进行帮助而导致发展中国家数以万计的农民们受到伤害。 斯蒂格利茨说：“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稳定的人民币为整个亚洲的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样，整个世界都因此而受益。” 目前，中国人民币升值问题存在巨大争议。他认为，汇率的变化确实会影响经济增长模式，中国此时脱离对出口带动型增长的高度依赖是符合自身利益的，就汇率问题开展贸易战对抗是不明智的。 斯蒂格利茨断言，“由于中国的贸易顺差是举世关注的经济问题，美国纠结于对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标签只会损坏这种多边贸易体系，对美国也是百害无利的。对于美国来讲，应该寻找多变的、基于制度规定的解决方式。” 斯蒂格利茨认为，无人能在因贸易不平衡而引发的贸易战中获胜，“因此，美国对于自己很可能会在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环境中点燃贸易战应该保持谨慎态度，尽管政客能够以此作为国内高失业率的转嫁方式。”但他表示，全球危机因美国而起，所以美国必须向内看齐，从自身找原因，这不仅仅是为了恢复经济，同样也是为了防止危机的再次到来。 斯蒂格利茨早前接受国际媒体采访时表示，对于如何使得国际贸易更加平衡、公平，最重要的一点是营造一个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减少发达国家对其产业实施的各种形式的补贴，因为这让发展中国家难以参与正常的竞争[1]。
第1部分 序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 E。 斯蒂格利茨无疑是当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与一般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相比，斯蒂格利茨始终对市场原教旨主义持严厉批评态度。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斯蒂格利茨站在东亚国家一边，反对IMF开出的错误药方。
1.余永定序
2.何帆序（1）
3.何帆序（2）
4.向松祚序
5.译者序
6.前言（1）
7.前言（2）
8.前言（3）
9.前言（4）
10.前言（5）
11.前言（6）
第2部分 酝酿危机
2008年的这场经济危机让很多人感觉惊讶，但是实际上唯一让人惊讶的就是人们的这种惊讶感觉。对于一些观察人员来说，这场危机就如同教科书上的案例，它不仅是可预测的，而且也确实被预测到了。这个缺乏管制的市场里充斥着流动性、低利率、全球化的房地产泡沫和激增的次级贷款，这些有害的因素都凑到一起了。
1.酝酿危机
2.危机梗概
3.谁应该受到谴责（1）
4.谁应该受到谴责（2）
5.谁应该受到谴责（3）
6.市场失灵
7.外部性
8.衰退
9.谁可以预测到危机
10.全球危机（1）
11.全球危机（2）
12.大图景
第3部分 自由坠落及其后果
美国经济从2008年10月开始急速下降，转而牵连到世界经济。我们曾经历过股市崩溃、信用紧缩、楼市萎靡和库存积压，但自从大萧条以后，这些问题再也没有一起出现过。笼罩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空暴风骤雨似的阴云从来没有像这次来得那么迅猛，并集聚其所有的能量。尽管所有情况似乎都是同时变糟的，但问题却有一个相同的根源：金融部门肆无忌惮的贷款。
1.自由坠落及其后果
2.争论再起和总统竞选
3.经济的演化过程
4.前景
5.一场大赌局：金钱和公正（1）
6.一场大赌局：金钱和公正（2）
7.惯用模式已无计可施
8.对汽车业的救助
9.对变革的抵触
10.面对灾难的权宜之计（1）
11.面对灾难的权宜之计（2）
12.面对灾难的权宜之计（3）
13.旧有矛盾的新表现形式
14.经济前景（1）
15.经济前景（2）
第4部分 有缺陷的应对之策
2009年1月，正值巴拉克·奥巴马和他的幕僚开始执政之际，美国发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庆幸的是他们意识到，如果不针对实体经济采取一些措施，他们将很难恢复银行系统的正常运营。因此，他们不得不集中精力对待这件事情，并坚决遏制抵押品赎回权流失的势头。
1.有缺陷的应对之策
2.刺激
3.重视投资（1）
4.重视投资（2）
5.重视投资（3）
6.援助各州
7.修补社会保障体系的漏洞
8.无效的减税政策（1）
9.无效的减税政策（2）
10.今后的方向
余永定序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 E. 斯蒂格利茨无疑是当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与一般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相比，斯蒂格利茨始终对市场原教旨主义持严厉批评态度。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斯蒂格利茨站在东亚国家一边，反对IMF开出的错误药方。
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几年前，斯蒂格利茨就对美国次贷风暴的来临提出预警。当中国的经济政策受到西方政府和经济学家不公正批评时，斯蒂格利茨站出来仗义执言。与某些玩世不恭、一心只想从中国赚钱的西方经济学家不同，斯蒂格利茨并不回避对中国的政策提出批评意见。总之，斯蒂格利茨不但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而且是中国的诤友。
在《自由市场的坠落》一书中，斯蒂格利茨对美国的次贷危机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条分缕析，对如何克服危机的后果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自由市场的坠落”是对中国盛行一时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当头棒喝。“柏林墙”倒塌之后，市场原教旨主义一路凯歌高奏。斯蒂格利茨告诫我们，“罗纳德·里根总统和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开创了‘自由市场’的革命，但是很明显，人们总是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市场造成的结果并非总是有效的，我们总是看到资源无法充分利用的情况。”斯蒂格利茨批评格林斯潘、伯南克，声称不仅直到泡沫破灭前他们都无法预知泡沫存在，而且即使知道泡沫的存在，他们也无能为力。
想想在2007年之前，中国经济学家不也普遍是这种态度吗？难道中国经济学家不应该对这种对于市场经济的盲信进行深入反省吗？当然，我们也必须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过去由于对计划经济和政府干预的失望，我们成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信奉者。现在，对于市场经济局限性的新认识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主要通过市场经济进行资源配置的改革。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竞争，政府的不当干预和大企业的垄断与市场原教旨主义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同样有害。官商勾结、贪污腐化更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大敌。
在过去20多年中，中国的资本市场得到长足发展。虽然经过了政府和从业人员的努力，但中国资本市场依然是一个存在高度投机性的市场。以股市为例，股票价格的大起大落对中国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到底发挥了什么积极作用？斯蒂格利茨对美国资本市场的评论：“在理论上，我们还认为市场是可以保证质量的。那些生产过度风险产品的公司会丧失信誉，其股票价格会下跌。但是在今天这个动态变化的世界里，这一市场的教条已经不灵了。”
“总体上，这些金融巫师发明的高风险产品的回报是正常的，它们所隐藏的负面风险会被掩盖很多年。成千上万的资金管理者吹嘘他们可以‘战胜市场’，也有很多短视投资者相信他们。但是这些金融巫师也被自己忽悠了，他们也同那些买他们产品的顾客一样被自己欺骗了。这就能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当市场崩溃的时候，他们自己也握着价值几十亿美元的‘有毒’产品。”
中国是幸运的，在我们把美英资本市场作为榜样，正准备全面照搬之前，美国次贷危机突然爆发，我们没有落入陷阱。事实证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道路必须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但是没有中国可以照抄的理想模式。我们必须自己探索，走出自己的道路。我深信，在我们摸索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斯蒂格利茨的著作和思想可以给我们提供非常有益的启发。
余永定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前所长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委员
联合国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改革委员会前委员
2.何帆序（1）
全球金融危机尚未尘埃落定，这一段故事已经可以当成历史来读了。很多反思金融危机的著作陆续问世。有些是亲历者的记录，比如曾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的保尔森的《峭壁边缘》，曾任雷曼兄弟副总裁的劳伦斯 G. 麦克唐纳的《常识之败》，还有一些是旁观者的点评，比如“末日博士”鲁比尼的《危机经济学》，拉詹的《断层线》。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也推出了自己的新书《自由市场的坠落》。他的角色与众不同，他在学术界享有极高的声誉，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同时，他也有丰富的从政经验，曾在克林顿时期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后来当过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政治圈中的厮混，并没有打磨掉斯蒂格利茨的锐气。相反，他是越老越激愤。早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斯蒂格利茨就成了一个举世著名的批评者。他杀了个回马枪，矛头直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认为其在全球范围内兜售的“华盛顿共识”迟早会惹出大麻烦。成功的预言家必须有坚毅的定力，因为他们的预言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会被别人耻笑，只有在忍受了多年的嘲笑和冷遇之后，这些似乎危言耸听的观点才得到了印证。事后看来，东南亚金融危机只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序幕，危机先在全球金融体系的外围地区爆发，但最终一定会扩散到中心地带。凭着多年的批评言论，斯蒂格利茨当然有资格出这样一本书。在本书中，字里行间，似乎都能读出斯蒂格利茨的愤懑不平，还有一些洋洋得意：“我早就告诉过你们了。”
斯蒂格利茨在本书的上半部分主要反思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他谈到了银行家的贪婪和失范。美国的金融体系并没有实现其真正的职能，即管理风险、配置资源、降低社会中的交易成本；相反，它们制造了更多的风险，扭曲了资源的配置，导致更高的负债，最终增加了社会交易成本。他谈到了金融监管部门的失职。 尤其是从里根时期，美国政府开始了对金融监管的放松。尽管保罗·沃尔克在遏制通货膨胀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因为他主张对金融体系实施更严格的监管，很不对里根的胃口，结果没有办法连任美联储主席。其继任者格林斯潘热衷于放松金融监管。格林斯潘不仅采取降低利率的方法，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向市场上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同时他还鼓励金融机构从事风险更高的业务。他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一直表扬次级贷款和可调整利率贷款，说这些“金融创新”让美国的金融体系变得更加灵活、稳健。斯蒂格利茨声称，让伯南克连任美联储主席是一个错误，因为伯南克萧规曹随，只知道救市，没有对病入膏肓的金融体系痛下猛药。他对奥巴马的总统经济顾问萨默斯更是耿耿于怀，指出当年就是萨默斯反对对衍生金融产品加强监管。斯蒂格利茨把这些人的家底都抖搂出来，穷追猛打，真是“一个也不放过”。有趣的是，斯蒂格利茨不仅仅批评布什总统，作为一个民主党人，他对奥巴马总统也颇有微词。他认为奥巴马缺乏足够的魄力，当轮船快要沉底的时候，奥巴马所做的只是重新摆摆甲板上的椅子。当经济肌体有了重大的创伤之后，奥巴马所做的只是把伤口晾在太阳下，让阳光给伤口消毒。这是一种“混日子”（muddle through）的做法。斯蒂格利茨还谈到美国经济和社会深层次的问题。在他看来，金融体系出了问题，错在经济体系，经济体系出了问题，症结在美国社会。在过去20多年，美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尽管在新经济耀眼的光芒下，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工资水平始终没有提高。美国的政客没有真正解决贫富不公的问题，反而避重就轻，通过刺激消费，尤其是住房消费来掩饰问题。但当整个国家高筑的债台轰然倒塌之后，到头来还得是纳税人承担最终的成本。斯蒂格利茨激烈地抨击主流经济学界。他说新古典经济学家已经成了资本主义的拉拉队。雷曼兄弟的倒闭，对新古典经济学家而言，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巨变。
斯蒂格利茨在本书的下半部分主要谈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主张必须重新反思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教条，不能认为自发的市场经济会优于政府监管。他谈到如今的危机，几乎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一样严重。当年，美国正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大萧条之前，农产品价格一直狂跌。这种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得萧条旷日持久，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才帮助解决了美国严重的失业问题。如今，美国正面临着制造业衰落的命运。大量的制造业转移到了中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这将使得美国的经济长期低迷。危机之前，中国和其他一些出口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而美国举国上下，靠借钱尤其是借外国人的钱，过着寅吃卯粮的生活。但是，我们已经无法再回去了。国际失衡是难以持续的。走出危机，需要的是前所未有的调整和改革。斯蒂格利茨强调了收入再分配，主张以累进的税收稳定经济，倡议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建立新的全球储备体系。他甚至谈到不丹的国民幸福指数（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主张用GNH代替GDP。他谈到美国不仅有贸易赤字、财政赤字，还有道德赤字（moral deficit）。弥漫在美国经济生活中的急功近利情绪，将会导致美国走向死路。
这些颇为出格的观点，听起来还是有点危言耸听。本书的书名就有些夸张。如果用自由落体形容2007年8月或是2008年9月的金融市场，还是比较贴切的。但是，如今，金融危机不是已经逐渐平息了吗？凯恩斯在1931年出版的《劝说集》的序言中写道：“我们瞻前顾后，看到两边都是悬崖飞瀑，而我们正小憩在期间的一个静静的池边。”正是在那一年，爆发了英镑危机，拉开了20世纪30年代各国之间贸易战、货币战的混乱局面。2010年，我们也“小憩在一个静静的池边”。从宏观经济数据来看，中国的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经济增长速度高于10%，而通货膨胀率低于4%。在全球经济普遍低迷的时候，中国经济却呈现出勃勃的生机。但是，远望2011年，潜在的风险依然隐藏在远处的地平线。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将进入长期持续的经济低迷。有两位著名经济学家Rogoff和Reinhart在追溯过去800年的金融危机历史之后提醒我们，在金融机构爆发危机之后，政府的财政危机和债务危机将紧随其后。新的贸易战和货币战似乎已箭在弦上，国际资本市场上热钱暗潮涌动。围绕着国际金融监管改革，谈判桌上进行的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不稳定性和不平等关系依然存在。
斯蒂格利茨在本书中的观点或许并不完全正确，他对人对事的许多看法，都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他所主张的改革或许很难实现，很多理想主义的设想，最终可能会在政治现实的荆棘中折翼。但是，激进的态度，能够捍卫的不过是一些中庸的观点，能够澄清的无非是一些常识的判断。以斯蒂格利茨为药，不是补品，但可以去邪败火。
何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向松祚序
世界正在发生巨大变革。
变革的范围是如此广泛，从货币金融、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战略，直到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终极价值，无所不包；变化的程度是如此深刻，它必将左右人类的发展道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
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2008年，华尔街金融家制造的次级贷款危机迅速演变为全球金融海啸，数十万亿美元的财富灰飞烟灭，庞大的金融帝国接二连三地轰然倒台，全世界数以千万计的劳动者丢掉饭碗，一切都是那么出乎意料!超乎想象!又那么无可奈何！幻想早已破灭，希望究在何方？
我们可以找到出路吗？
就像面对一个身患疑难绝症的病人，不同的医生会给出不同的诊断一样，经济学者对金融危机根源的解释，从来就没有完全一致的答案。
许多人正在为此艰苦努力，许多人正在为此废寝忘食，许多人正在为此苦思冥想，许多人正在为此奋笔疾书，斯蒂格利茨就是其中一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人们诊断的危机根源和恢复药方可谓多如繁星。金融家的贪婪、监管者的错失、华尔街的疯狂、华盛顿的傲慢、货币政策的胡来；东方储蓄，西方消费；东方节俭，西方挥霍；东方贸易顺差，西方贸易逆差；西方向东方借钱，东方给西方融资……
较为学术性和复杂一点儿的假说也不下数十种。“全球储蓄过剩说”、“全球经济失衡说”、“市场失败说”、“政府失败说”、“资本主义模式崩溃论”、“美国式资本主义崩溃论”、“全球经济失衡论”、“华盛顿共识崩溃论”、“资本主义危机周期论”、“蝴蝶效应论”、“黑天鹅论”……
2010年，斯蒂格利茨出版的新书《自由市场的坠落》的引人深思之处，是没有止步于简单罗列经济现象和上述各种假说，而是从西方经济思想和西方社会哲学基础之本源，来探寻西方经济制度之内在缺陷。从危机的表面现象一直向上追溯：从经济现象到个人动机，从个人动机到激励机制，从激励机制到经济制度，从经济制度到制度背后的经济思想，最后一直追溯到西方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哲学和道德基础。
斯蒂格利茨说：“我们在错误的道路上已经堕落太久了。唯利是图战胜了道德责任。我们玩命追求高速增长，却不管自然环境和社会是否能够承受增长的代价。极端低俗的个人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早已严重侵蚀了我们的集体意识。我们玩命追求个人利益，却不能同心协力地解决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个人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导致社会弱势群体惨遭粗暴剥削和掠夺，社会阶层日益严重分化，人与人之间日益缺乏信任，金融行业盛行欺诈只是冰山一角。亡羊补牢，犹未晚矣！”
《自由市场的坠落》让我们再度回到卡尔·波拉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和经济起源》之基本主题：市场万能的信条将摧毁人类社会的道德基石。斯蒂格利茨大声疾呼：“我们应该深刻反思自己的生存方式，我们应该思考究竟需要一个怎样的社会。”
当然，读者不需要盲目追随斯蒂格利茨的思维方式，不需要匆忙同意他的结论，更不需要简单附和他的政策建议。因为，面向新的时代，中国人民或许要承担更为重大的责任，中国人民也应该承担更加重大的责任。在阅读斯蒂格利茨著作的同时，让我们去认真聆听另一位伟大学者对中国的深切期待吧。1994年，世界著名的中国史学权威费正清，去世前几天完成了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著作《中国：一部新的历史》。哲人的序辞深沉悲壮、充满惋惜：
“19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终于开始现代革命。人们很快就明白：没有任何外部的发展模式符合中国的现实，的确有许多模式可供中国借鉴，却不会有哪一个适合中国。富有创造性的中国人民只能依照自己独特的方式，为自己寻找救赎之路。中国人民拥有自己独特的过去，也必将拥有自己独特的未来。
“然而，令无数人深感不安的是，当我们就中国之命运得到上述结论之时，人们突然意识到：整个人类（我们一直自以为高明的人类）却正在跌入危机深渊。20世纪里，人类自作自受的各种灾难、死亡、对环境肆无忌惮的攻击和破坏，业已超越以往一切世纪之总和。或许，中国此时加入外部宏大世界的毁灭竞赛，正好加速人类自身的彻底崩溃。
“当然，有少数不那么悲观的观察者，相信最终只有中国可以挽救人类。因为，过去三千多年来，中国人民证明自己具有独特的生存能力。”
向松祚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兼副所长
自由市场的坠落
译者序
1955年，新制度经济学领军人物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在其著作《大崩溃》中预言下一次大萧条何时到来时说：“我不知道下次大萧条到来的准确时间，但是我知道它一定会发生在上次大萧条（1929年）后出生的第一位总统上台后的15年内。”屈指算来，严重程度仅次于1929年大萧条的这次美国次贷危机恰好发生在美国第54届总统乔治 W. 布什即将卸任之际，而小布什的出生年份是1946年。没有亲历大萧条的美国总统注定要更快地“遗忘”大萧条时代的苦痛和教训，我们又能指望这样的总统会有怎样的经济政策呢？
人类是个会“遗忘”的动物。“遗忘”虽能消散我们曾经的痛苦，但也会让我们忘却产生痛苦的原因。每一次危机的产生往往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而是因为我们总会渐渐忘却危机曾给我们带来的苦痛。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总是会周期性的“遗忘”。在这次危机渐行渐远之际，当世界范围内各国政府都在调高经济增长预期的时候，当我们又在渐渐“遗忘”这场危机的时候，全面反思和检讨这场危机，就显得那么紧迫和必要。
约瑟夫 E. 斯蒂格利茨的最新力作《自由市场的坠落》，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检讨和反思这场危机所需的最为全面和权威的信息。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格利茨是一个坚定的凯恩斯主义者，多重的身份使他能够在很多世界重大经济事件方面获得更为全面、翔实的信息，了解支配这些重大经济决策背后的思想根源。要真正了解这次次贷危机根源，我们必须了解这些决定美国历次重大经济决策背后的思想观念。危机的产生主要取决于这些充满冲突的思想观念，在过去的40年里，诱人的物质主义战胜了道德承诺，顽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腐化了集体意识，加剧了社会的分化，侵蚀了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而这一切并不仅仅发生在华尔街。现在，弥补这一切可能还为时未晚，不要再用下次危机的苦痛来祭祀我们今天的“遗忘”。
不论你是业内的经济学家还是政界的决策者，或者你只是冷眼看世界的思考者，在《自由市场的坠落》中几乎都能找到你想要的东西。斯蒂格利茨在反思自由主义和经济危机的同时，话题几乎触及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所有核心命题：为什么市场原教旨主义会卷土重来？为什么华尔街的贪婪无法得到约束？奥巴马应对危机的政策有什么致命的缺陷？世界范围内需求不足的根源在哪里？世界经济失衡能否持续？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加剧的根源何在？如何重构新古典经济学？斯蒂格利茨似乎对中国情有独钟，第8章专门讨论了中国和美国在重建世界新秩序方面的作用和角色。文中有很多关于中国经济的精辟分析，这对那些希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读者可谓大快朵颐。
翻译工作是一件费心费力的工作，没有团队的合作是不可能完成的，很多优秀的老师和学生参与了本书的翻译工作，为本书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本书的翻译工作分工如下：李俊青翻译了前言和第1章、第2章的内容，宋树仁翻译了第3章，张华宁翻译了第4章、第5章，沈妍翻译了第6章、第7章，张娟翻译了第8章，姜玉婷翻译了第9章，张冬欣翻译了第10章，杨玲玲负责了全部章节的第一遍校对，李俊青负责全部章节的最后校对。
最后，要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的工作人员，没有他们饱含责任心的大量辛勤工作，本书不会这么高效和高质量的出版。
本书最终由本人统稿和审定，文责自负。
李俊青
2010年11月于南开
自由市场的坠落
前言
在始于2008年的严重经济衰退中，美国以及全世界的上百万百姓失去了房子和工作，并为此感到焦虑和恐惧，还有很多人将自己的退休金或者孩子的教育费进行了投资，而现在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些投资的价值不断缩水。这场始于美国并迅速蔓延到全球的危机已经使得全球范围内几千万人丢掉了工作，使上千万人沦为贫困人口。1
世界应该不是这个样子。信奉自由市场和全球化的现代经济学曾许诺给人类一个繁荣富裕的未来。在20世纪后半叶，人们大肆鼓吹具有惊人创新能力的新经济、放松金融管制和金融创新，人们都认为所有这一切能够让我们进行更好的风险管理，消灭经济的周期波动。即使新经济和现代经济学的联手还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波动，但至少我们能将其驯服得更温顺一些。
这场自75年前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彻底粉碎了人们的这一幻想。它正在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所长期珍视的思想观念。25年前，自由市场学说已经盛行。人们相信自由和无约束的市场是有效的，即使犯错误，它也会很快自我纠正。最好的政府就是最小的政府，管制只能阻碍创新。中央银行应该具有独立性，并且应将工作重心集中在维持低通胀上。然而，如今即使这一观念的忠实信徒格林斯潘——自由市场理念盛行年代美联储的掌门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理念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对于那些现在正在承受这一理念后果的人们而言，他的反思已经太迟了。
本书是一本关于思想冲突的书，它要澄清那些曾导致我们采取了错误政策的思想理念，这些错误政策直接导致我们突然陷入这场危机，我们要弄清楚我们能从这场危机中吸取什么教训。每一场危机都会结束，但是没有一场危机不会留下思想遗产，更不用说眼前这场如此严重的危机。2008年的这场危机将产生一种新的理念，这种理念将结束一个我们长期争论的命题：究竟何种经济体系能给人类带来最大的福祉。有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争论可能已经结束，但是，不同的市场经济之间呈现出很多的差异，而且这些差异之间的冲突有时是很剧烈的。
我相信市场经济是每一个成功的经济体的核心所在，但是市场不会自动地运转起来。从这种意义上讲，我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传统观念的信仰者，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已经深受凯恩斯的影响。政府需要在经济活动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不能仅仅是在每次市场失灵的时候充当消防员，或者仅仅去监管市场以防再次出现类似我们刚刚经历的那样的灾难。经济需要平衡市场和政府的不同角色，政府是可以通过非市场和非政府机构对经济做出重要贡献的。在过去的25年里，美国失去了这一平衡，并将这一失衡的理念推销给了全世界其他国家。
本书就是要弄清楚这一有缺陷的理念是如何导致这场危机的，如何使得那些私人和公共部门的核心决策者无法看清这个令人头疼问题的症结所在，如何使得政策制定者无法制定出应对危机的有效之策。我们制定何种政策将决定这场危机的持续时间。事实上，已经犯下的政策性错误将使得低迷的经济变得更加糟糕和持久。但是管理危机只是我关注的一个方面，我还关心这场危机过后世界将以什么面貌出现。我们不会也不能回到老路上去了。
在危机之前，美国及全世界就已经面临着很多问题，不仅仅是如何应对全球气候的变化。全球化的步伐正在迫使我们迅速改变着经济结构，考验着很多经济体的危机应对能力。在危机过后，这些挑战将依然存在，并将更加严峻，但是我们应对这些问题的资源却会大大减少。
我希望，这场危机会在政策和思想领域产生变革。如果我们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而不仅仅是采取一些政治性或者社会性的权宜之计，我们将不仅仅降低危机再现的可能性，甚至会加快那些提高全球人民生活水平的实际创新活动。但如果我们做出了错误的决策，我们将会面对一个更加分化的社会，一个会导致另外一场危机的脆弱经济，我们将无法应对21世纪的挑战。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在后危机时代将会出现的全球新秩序，这一秩序的好坏将取决于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
人们可能认为经过2008年的这场危机，有关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讨论将会结束，这些人宣称无约束的市场自身将会确保经济的繁荣和增长。人们可能会认为至少在这场危机的阴霾最终消散之前，人们不会再相信市场会自我修复的，不相信仅依赖市场参与者的自利行为就能确保诸事运转正常。
那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还给出了对这场危机不同的解释。他们认为经济只是经历了一次“意外事故”。没有谁会因为一次偶然的碰撞就建议我们停止开车。这种观点的支持者建议我们尽快回归2008年之前的世界。他们认为银行家没有做错事情。2 给银行需要的援助，稍稍调整一下监管措施；给公司高层一些严厉的训诫，让他们不要再出现类似于伯纳德·麦道夫这样的欺诈；在商学院增加更多的有关商业道德的课程，我们就会重获繁荣。
本书认为问题可能没那么简单。在过去的25年中，这些被认为能够自我管理的金融机构系统已经被政府多次出手援救。由于这些金融机构幸运地存活下来，我们还得出了错误的经验结论：这些金融机构能够自我正常运转。实际上，在危机之前，我们的经济体系并没有为大多数美国人很好地工作。有些人得到了好处，但是他们不是普通的美国人。
经济学家看待危机的方式就如同医生从病理学看待疾病：二者都是通过观察非正常情况下事物的表现来获得有关事物正常运转时的知识。在分析2008年的危机时，我感觉自己拥有一个其他分析人员所没有的优势。在某种意义上，我是一个“危机专家”，一个“危机病”医生。这次危机不是最近几年的第一场重大危机。发展中国家的危机已经有规律地频繁出现，相关统计表明，在1970～2007年之间共发生了124次。3 在上次1997～199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时，我正好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我看到了产生于泰国的危机蔓延到东南亚的其他国家，然后是拉美国家和俄罗斯。这是经济危机传染的经典案例：世界经济的某一部分出现问题，然后蔓延到其他地方。一场经济危机的后果可能需要数年才能完全显现出来。以阿根廷危机为例，作为墨西哥危机后遗症的一部分，阿根廷危机始于1995年，后来受到1997年东南亚危机和1998年巴西危机的影响而恶化，但是直到2001年这场危机才最终全面爆发。
经济学家可能会对自70多年前大萧条以来经济学的发展而感到自豪，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如何应对危机有了统一的意见和方法。在1997年，当我看到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应对东南亚危机而提出的一系列政策时，我感到震惊，这些政策都是在大萧条期间赫伯特·胡佛曾经使用过的错误政策，这些政策注定是要失败的。
当我看到2007年世界经济再次陷入危机时，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次我看到的危机和10年前的危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里只提及一点，危机刚开始的时候，公众都会否定危机的存在：10年前，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一开始都否定东南亚出现了衰退或者萧条。时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如今是奥巴马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的拉里·萨默斯，听到时任世界银行亚洲区副总裁的让·米歇尔·塞韦里诺使用衰退和萧条来形容那时的情况后非常生气。但是当我们看到处于印度尼西亚中部的爪哇岛的失业率高达40％时，我们又能用什么词语来描述这一经济低迷状况呢？
在2008年也发生了同样的故事，布什政府一开始也否认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总统认为我们只是建造了太多的房子。4 在危机开始的前几个月里，财政部和美联储就像醉汉驾车一样经常突然改变自己的政策方向，它们会救助一些银行并让剩下的银行自行其是。它们是不可能弄清楚这些决策背后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的。布什政府官员认为他们是务实的，但是，公正地说，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
在2007年和2008年年初，当衰退的阴云开始笼罩美国经济时，人们经常询问经济学家是否可能会出现另外一场大萧条，或者至少是一场深度的衰退。大多数经济学家凭直觉回答说：“不可能！”对于许多专家而言，在经济科学发达的今天，我们已经了解了很多如何管理全球经济的知识，此时出现这样异常的灾难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在10年前东南亚经济危机爆发时，我们就曾犯过错，并且犯下的是非常糟糕的错误。
不正确的经济理论毫无疑问会导致不正确的政策，但很明显的是，那些信奉这些理论的人认为这些理论是管用的，但他们错了。有缺陷的政策不仅导致了10年前的东南亚危机，而且加剧了那场危机的深度和持续时间，留下的只是被重创的经济和成堆的债务。
从一定程度上讲，10年前的失败实际上是全球政策的失败。危机重创了被我们经常称为全球经济系统边缘地带的发展中国家。负责全球经济体系运行的人们认为，由于他们对那些向发展中国家贷款的西方银行进行了保护，因此不必太担心这些受灾国家人民的生计。如今，当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努力重振经济时，他们又在政策和政治上犯下了错误。
自由坠落
当世界经济2008年的表现如同自由落体一般时，我们的信仰也如同自由落体一样坠落。我们长期对于经济、对于美国、对于我们认为的英雄的看法也如自由落体般坠落。在上次重大的金融危机过后的1999年2月15日，三个人的头像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他们分别是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20世纪90年代长期看好美国经济的财长罗伯特·鲁宾以及二人大力提携的拉里·萨默斯。他们被贴上了“救世委员会”的标签，在公众的眼里，他们被视为救世主。2000年，最火的调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将格林斯潘的自传取名为《大师》。5
由于我在应对东南亚危机中看到了第一手资料，因此我并没有像《时代》杂志或者鲍勃·伍德沃德那样对这些人还有很好的印象。对我以及大多数东南亚的老百姓来说，那些听命于“救世委员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财政部强加给我们的政策使得危机比没有这些政策时表现得更糟。这些政策表明他们缺乏对现代宏观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理解，当面对经济低迷时，我们亟须扩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6
社会已经对久远的经济学大师失去了尊重。最近几年，我们不仅向鲁宾和格林斯潘这样的“大英雄”问计，而且实际上我们又把华尔街当成了全部，我们试图从华尔街那里获得有关我们现在这个复杂经济系统如何运作的全部秘密。但是，现在我们又能转而依赖谁呢？大多数经济学家是不能提供什么帮助的，他们中的大多数提供的高见就是让政策制定者致力于放松管制。
不幸的是，公众的注意力经常从思想的争斗中转向对个人角色的关注：制造危机的坏蛋和拯救人类的英雄。其他人会写书，实际上已经有人写了，指出是这个或者那个政策制定者，这个或者那个金融高管导致我们遭遇了现在这场危机。本书有一个不同的观点，就是认为所有诸如放松管制这样的关键决策的产生从本质上讲都是政治和经济“力量”——利益、思想和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远不是任何特定个人影响所及。
当1987年罗纳德·里根总统任命格林斯潘为美联储主席时，他是在寻找可以执行其放松管制政策的人选。格林斯潘的前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作为央行掌门人由于成功地将美国的通胀从1979年的113%降低到1987年的36%而广受赞誉。7 正常情况下，这样的工作业绩足以让其自动连任。但是沃克尔深知管制的重要性，所以里根希望能有人来接替沃克尔的工作。即使格林斯潘没有得到这份工作，也会有很多人能够并愿意继承放松管制的衣钵。所以问题不是出在格林斯潘那里，而是放松管制的思想在作怪。
本书主要说明经济理念及其如何影响政策，澄清这次危机和这些理念之间的联系，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看清楚眼前发生的一切。这本书不是侦探小说，但是恰到好处的神秘感是好故事的重要元素：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是如何步入自由坠落的深渊？什么样的政策和事件触发了2008年的重大衰退？如果我们不能对这些问题的答案达成共识，我们就不能对下一步的行动达成一致意见，也就不能使我们真正走出危机或阻止下一场危机的来临。剖析要为这次危机承担责任的所有因素，如银行的恶劣行径、监管者的失职或者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等，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还是要澄清为什么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要为这次危机负责。
寻找危机的根源就像剥洋葱。每一个答案都会进一步提出更深层次的问题：不恰当的激励机制也许会诱导银行家们的短视和冒险行为，但是为什么他们会有那样的不恰当激励机制呢？现有的答案都认为问题出在公司治理上——一套决定激励和薪酬支付的制度。但是为什么市场不对糟糕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实施惩罚呢？自然选择的思想认为最优者生存，那些为公司长期优良业绩而设计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会最终繁盛起来。此次危机证明这一理论是有问题的。人们可能认为这场危机的问题在于金融部门，但是很明显这些问题更具有普遍性，在其他部门、领域这些问题也是存在的。
更重要的是，当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时，除去那些新的金融产品如次级抵押贷款、担保债务产品之外，这次危机和之前在美国及世界各地发生的很多危机都有很多相似之处：产生泡沫，然后破灭，最后是灾难性的破坏。银行根据已经被泡沫高估价值的抵押资产进行不良贷款，这一切都支撑了泡沫。新的金融创新产品使得银行能够隐藏坏账，将其从资产负债表中剔除，这增加了它们有效的杠杆率水平，也使得泡沫越来越大，使得泡沫破灭时情况变得更糟。新的金融工具（如信用违约互换）由于过于复杂会放大风险，这些声称可以管理风险的新产品实际上大多数只是为了欺骗监管者。本书想回答的最大问题就是，危机为什么又再次发生了，是如何发生的，并且规模是如此之大。
找到深层次的原因是艰难的，但是那些简单的解释很难有什么说服力。正如我上文所说，那些在华尔街工作的人们试图相信他们个人所做的一切并没有什么错误，他们试图相信这个制度本质上还是好的，他们相信自己是这场千年一遇风暴的不幸受害者。但是实际上这场危机并不是碰巧发生在金融市场的事件；它是人为的结果，是华尔街自己创造了它并将其强加给我们社会的其他成员。
对于那些即使不相信“偶然发生论”的人们，华尔街还有其他的解释：是政府让我们这样做的，政府通过这些金融产品鼓励人们购房并将钱贷给穷人。否则，政府早就会禁止我们这样做了，这是监管者的错误。这些美国金融机构试图推卸其在这场危机中应负责任的做法有很多不恰当的地方，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会解释为什么这些论调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
相信现有这套制度的人们还有第三种方法为自己辩护，这些辩词曾用来为多年前的安然和世通丑闻进行过辩护：每一种制度都有瑕疵，这次不知什么原因，我们的“系统”（包括监管者和投资者）只是没能最好地做好他们的工作，保护我们免受伤害。犯错误的人包括早年的肯·莱（安然CEO）和伯尼·埃博斯（世通CEO）和现在被列入名单并遭到指控的伯纳德·麦道夫以及一群其他人（如艾伦·斯坦福和拉贾·拉贾那纳姆）。但是不论过去还是现在，犯错误的人并不仅仅只有上面那些人，现有金融系统的卫道士根本没有意识到“系统”本身就有问题。8
无论什么时候，当我们看到困扰美国金融系统的问题是如此持久、如此无所不在时，那么我们能得出的唯一答案就是：系统出了问题。华尔街的高薪和一门心思赚钱的行为让我们不再仅仅关注那些备受挑战的道德问题，而且问题的普遍性也表明这个系统存在着根本性缺陷。
解释的难度
在政策领域，判定政策是成功还是失败是非常困难的，这比确定谁应受到表扬和给予什么表扬（谁应受到批评和批评什么）难得多。但是，什么是成功或者失败呢？对于美国和欧洲的观察者来说，1997年东南亚的救助是成功的，因为美国和欧洲没有受到伤害。但对于那些眼看着自己国家的经济崩溃、梦想破灭、公司破产和国家背负数十亿美元债务的人们来说，这场救助是失败的。在那些政策反对者眼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的政策使事情变得更糟。而对于那些政策支持者来说，这些政策阻止了一场灾难。这里存在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如果我们采取了其他政策，事情会变成什么样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的这些政策是延长和加重了危机还是会缩短和减轻了危机？对我而言，答案很清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推出的高利率和削减支出的政策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这些政策和现在这场危机中美国和欧洲所采取的政策是恰好相反的。9 东南亚各国最终恢复过来，但这并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的功劳，而是东南亚各国自己政策的结果。
相似地，很多人看到在放松管制的年代世界经济得到了长期扩张，于是就认为无约束的自由市场在发挥作用，放松管制带来了经济高速增长，这种增长将会持续下去。但是现实完全不是这个样子。这些增长实际上是建立在巨额债务之上的，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增长的基础是不稳固的。一些银行一遍又一遍地因为它们的愚蠢借贷行为而寻求政府的救助，这些国家包括泰国、韩国、马来西亚，还有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和俄罗斯……这个清单几乎没有尽头。10 一场危机过后，世界照旧运行，似乎和没有危机一样，于是很多人就认为市场运行得非常好，但恰恰是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将市场从错误中拯救出来。那些认为市场经济一切运行正常的人实际上推导出了错误的结论，但是当危机越来越大时，这个错误变得越来越明显，如今已经不容忽视了。
有关特定政策效果的争论可以帮助我们解释糟糕的思想如何会持续这么久。在我看来，2008年的严重衰退是前几年所遵循政策的必然结果。
很明显，代表金融市场的特殊利益影响了这些政策。更加复杂的是经济学在其中的作用。在应该为本次危机而受到谴责的长长的人员名单中，我想应该包括经济学。在过去的20年里，虽然经济学的发展已经表明确保这些理论正确是需要限制前提条件的，但是为了特殊的利益，经济学还是支持市场有效并能自我调节的学说。 这次危机在剧烈改变经济的同时，也一定会同时改变经济学（不论是理论还是政策），在第9章中，我会讨论经济学的这些变化。
我被经常问及经济学为何表现得如此糟糕。现实中总是存在一些“熊市”经济学家，他们经常在事前看出问题，能在5次衰退中预测出了9次。但还是有一小部分经济学家不仅对经济持悲观态度，而且还对为什么经济会存在这些不可避免的问题持有相同见解。当我们每年在各种诸如冬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这样的场合聚会时，我们会分享我们的判断，并设法说明为什么我们所坚信会到来的日子迟迟没有出现。
我们这些经济学家擅长识别隐藏在事物发展背后的隐蔽力量，而不擅长预测事情发生的准确时间。在2007年的达沃斯论坛上，我处于非常尴尬的处境。我已越来越坚信，在年会期间世界经济问题正一点一点地暴露出来。然而，那时全球经济却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7％的世界经济增长率几乎是史无前例的，即使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也传来了好消息。我向听众解释说：这意味着要么我们的基本理论是错的，要么就意味着一场危机，而且一旦袭来，它将比我们预计的更加猛烈和持久。很明显，我更倾向于后一种可能。
现在这场危机揭示了资本主义系统存在着根本的缺陷，或者至少是20世纪后半叶美国出现的这个特殊“版本”资本主义系统（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存在根本缺陷。这不仅仅是有缺陷的个体或个别错误的事情，也不仅仅是修正一些小的问题或者略微调整一些政策的问题。
因为美国人对自己的经济系统太信任了，所以我们很难看出这些缺陷。我们经济系统的优势使得我们对它的缺点视而不见。在所有的竞赛中（美国对欧洲，美国对日本），我们全力支持我们的团队。当欧洲因为没有支持伊拉克战争，而被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诋毁为“老迈的欧洲”时，很清楚，在他的心目中，这是一场僵化的欧洲社会模式和充满活力的美国社会模式之间的竞争。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成功已经使我们怀疑，我们的系统是否真正比日本的系统好？这种焦虑使我们在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发生时心中反而略感舒畅，因为很多东南亚国家都在很多方面采取了日本模式。11 尽管美国没有对日本10年的经济衰退公开表示幸灾乐祸，但我们还是敦促日本采取我们的资本主义模式。
经济数据强化了我们的自欺欺人。因为，毕竟我们的经济体几乎比除了中国之外的所有其他经济体增长得都快。12 所以，我们总是那么感觉良好。
经济数据已经不是第一次欺骗那些阅读这些数据的人们了，包括欺骗华尔街让其做出非常错误的判断。在20世纪90年代，阿根廷被兜售成拉美国家成功的典范、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在南部国家胜利的标志。在很多年里，阿根廷的经济统计数据看起来很好。但是，它的增长同美国一样，也是建立在不可持续的巨额负债消费的基础上。最终，2001年12月，这个国家因为负债过多而经济崩溃。13
即使现在，很多人还是不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存在严重的问题。每一次衰退都有结束的时候，一旦我们渡过这次难关，这些人仍然期望看到强劲经济增长现象的出现。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审视一下美国经济，就能发现这里存在着更深的问题：这个社会的中产阶级收入已经停滞了10年之久；这个社会存在着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尽管存在个别例外，但是在统计意义上，美国穷人要翻身的可能性比“老迈的欧洲”还要低，14 我们在标准教育考试的平均表现最多处于中等水平。15 据说，在美国不仅金融部门而且有很多关键部门（包括健康、能源和制造业）表现得都很糟糕。
但是，需要讨论的问题并不仅限于美国国内，在危机前就已经出现的全球贸易失衡不会自己消失。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中，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才能完全解决美国的问题。全球需求决定全球增长，除非世界经济表现强劲，否则美国很难有一个强劲的复苏，美国将会滑入一个日本式的衰退。只要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国家继续生产超过它们消费的东西，而另外一部分国家继续消费超过它们生产的东西（这些国家应该多储蓄以备养老之需），那么就很难出现一个强劲的世界经济。
当我撰写这本书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希望：新的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会纠正布什政府的错误政策，我们会得到进步，这不仅表现在快速的复苏，还有应对长期的挑战方面。美国的财政赤字会暂时性增加，但是这些钱花得是值得的：它会帮助家庭保住它们的房子，增加的投资会增强美国长期的生产效率并保护环境，援助银行的钱应该有回报，我们还应索要额外的回报以弥补公众为它们而承担的风险。
撰写这本书还是有些痛苦的，因为我的很多愿望只是实现了一部分。但是，我们还是应该为我们能将经济从2008年灾难的边缘拯救回来而庆贺。但和布什政府一样糟糕的政策是，我们还是给予银行很多免费的援助；而给予房屋所有者的救助要远远小于我的预期。现在的金融系统还是缺乏竞争力的，自认为“越大越不会倒”的银行甚至出现了更加严重的问题，那些本该用于重建经济和创造新的充满活力企业的资金被花在拯救衰败的公司身上。除此之外，在其他方面，奥巴马政府的经济政策还算是走对了路。但当我们已经批评了布什政府的一些政策时，而其继任者奥巴马并没有听从我的建议，还依然执行着这些政策，这显然是不对的。
还存在另外一个原因使我的撰写变得艰难。我批评了很多金融市场上的银行和银行家们（当然有些人认为那些都是诽谤）。我有很多在这些部门工作的朋友，他们都是充满智慧、勤奋的人，他们也是认真思考过如何为这个待他们不薄的社会做些贡献的好公民，他们为自己所信仰的事业不仅慷慨付出而且勤奋工作。他们不能接受我对他们的讽刺，其实，要知道我的这些批评讽刺并不是针对他们的。事实上，很多金融部门的人们感觉自己和很多非金融部门的人们一样都是受害者。他们也失去了自己一生中的大部分积蓄。在金融部门内部也有很多经济学家，他们努力预测经济的下一步走势，有很多交易员努力使我们的企业部门更加有效率，有很多分析人员努力使用非常复杂的技术试图去预测利润，以确保投资者能够获得尽可能多的高回报，这些人并没有做出给金融行业带来坏名声的不耻行为。
正如现代复杂社会中经常发生的事情一样：糟糕的结果并不是由某个人造成的。这场危机是金融部门的人们共同行动、决定和争论的结果。这个糟糕、失败的金融系统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它早就被创造出来了。事实上，我们费了很多工夫、花了很多钱才将其打造成现在这个样子，那些在其中扮演创造者和管理者的人们（包括那些因为此系统而获得嘉奖的人们）必须为他们的失败而负责。
如果我们能够理解造成2008年危机的原因，清楚早期应对之策糟糕失败的原因，我们就能确保未来出现危机的可能性更小、时间更短以及无辜受害的老百姓更少。我们不会再像前几年那样负债增长，而是可以在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稳健增长，我们甚至能够确保增长的果实被大多数公民所分享。
回忆是短暂的，在未来30年，新的一代会出现，这些自信的人们将不再总想着过去出现的问题，这些机灵的人们会认为没有什么“禁止进入”的禁地，不管我们设计什么系统，总有人会想方设法规避那些保护我们的监管措施和规则。世界还在变化，为今天而设计的规则在未来的21世纪中叶将不再是完美的。但是，在这次大衰退之后，我们会成功地设计出一套监管架构，这套架构会很好地为我们服务半个世纪，并促进经济平稳增长。撰写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做到这些。
自由市场的坠落
第1章 酝酿危机(1)
2008年的这场经济危机让很多人感觉惊讶，但是实际上唯一让人惊讶的就是人们的这种惊讶感觉。对于一些观察人员来说，这场危机就如同教科书上的案例，它不仅是可预测的，而且也确实被预测到了。这个缺乏管制的市场里充斥着流动性、低利率、全球化的房地产泡沫和激增的次级贷款，这些有害的因素都凑到一起了。再加上美国的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以及相应在中国积累的巨额美元储备，这一切构成了不平衡的世界经济。
现在这场危机与过去25年内发生的很多危机的主要区别是，眼下的这场危机贴有“美国制造”的标签。当先前的危机已经被慢慢驯服时，这场“美国制造”的危机正在全球迅速蔓延。我们都喜欢将美国视为带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只会出口好的经济政策而不是坏的经济政策。美国上次输出的主要经济衰退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1
眼下这场危机的基本发展过程已为人所熟知并经常被提及。美国存在房产泡沫，当泡沫破灭时，房价一落千丈，越来越多的房主发现他们处于负资产状态，他们在抵押贷款上所欠的钱已经超过了他们房子的价值。一旦失去房子，很多人也就失去了他们一生的积蓄和对未来的梦想，因为这些储蓄是孩子的大学学费和他们退休时享受安逸生活所必需的费用。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人以前确实生活在梦中。
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正生活在透支的状态中，美国和世界经济都依赖于这种透支消费。全球经济需要持续增长的消费，但是当很多美国人的收入已经停滞许久的时候，这种增长又怎么可能呢？2 美国人想出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借钱然后消费，这样他们的收入仿佛是增长了。他们确实去借钱了。美国人的平均储蓄率接近于零，由于很多美国富人有大量的储蓄，这就意味着美国穷人拥有大量的负储蓄。换句话说，他们背负了太多的债务。借贷双方对这一切都很欢迎：借款人可以继续他们的消费狂欢，而无须面对收入停滞和减少的现实，贷款人则因为可以通过收取不断增加的服务费而享受创纪录的利润。
低利率和宽松的监管激起了房产泡沫。当房子价格飞涨的时候，房主能够从金融机构那里用房子抵押获得贷款。在一年内，这些从抵押证券中得到的贷款高达9 750亿美元，占GDP(国内生产总值，测量一个经济体一年内生产的所有产品和劳务总和的指标)的7%，3 这些贷款允许借款者只需支付首付款就可获得一辆新车，还能为他们的退休积攒一些股票资产。但是，所有的这些借款都是建立在预期房价会继续上涨（至少不会下跌）的危险假设上。
有2/3～3/4的经济（GDP）活动与房产有关：建造新房子、购买各种商品填满房子，或者为翻新修房而贷款进行金融消费，这样的经济是不正常的。它是不可持续的，也不能被继续下去。泡沫的破灭首先影响到最差的抵押贷款（次级抵押贷款，即借给那些低收入人群的贷款），但是很快就会传染到所有居民的房产。
因为银行已经基于这些抵押贷款开发了很多复杂的产品，所以当泡沫破灭的时候，影响就会被放大。糟糕的事情会继续，这些产品本质是涉及与美国和全球各地产品相联系的数十亿美元的赌博。由于形势的迅速恶化和银行自身的高杠杆化（银行和居民一样也已经通过大量举债来为它们的投资融资），这些复杂产品对银行来说也已经意味着银行根本不知道自身欠存款人和债券持有人的钱是否超过它们资产的价值。相应地，它们也不知道任何其他银行的状况。银行系统赖以生存的基础——信用和自信消失了。银行之间拒绝相互借贷，或者需要对方为可能出现的风险支付更高的利息。全球信用市场开始消融。
此时，美国和全世界都面临着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经济危机表现在很多方面：首先出现住宅地产危机，接踵而至的是商业地产危机。由于居民看到他们的房产价值严重缩水（如果他们拥有股票，股票价值也同样减少），他们借钱的能力和意愿就会消失，这又导致需求下降。这也会导致库存的周期变化，当信用市场萎缩、需求下降时，公司就会尽快降低库存，这又将导致美国制造业的崩溃。
还存在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用什么来代替泡沫破灭之前数年里支撑美国经济的国人的大肆消费？美国和欧洲如何进行它们的经济重组？在经济繁荣时，向服务业转型的经济就已经困难重重了。因为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需要，重组是不可避免的，但重组不会一帆风顺。
危机梗概
尽管我们面临的挑战已经很清楚，但是问题依然存在：眼前这一切都是如何发生的呢？市场经济学家认为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一定有地方出现了错误——非常严重的错误。
在历史的长河中找到我们分析的起点并不那么容易。为了简化起见，我们从2000年春高科技（或者网络公司）泡沫破灭开始分析。那时，艾伦·格林斯潘正在执掌美联储，他允许了泡沫的出现，那场泡沫实际上已经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强劲持续膨胀一段时间了。4 从2000年3月～2002年10月,高科技股票的价格降低了78%。5 人们希望这些损失不要在更大的范围影响经济，但这是不可能的。很多投资都发生在高科技领域，当高科技泡沫破灭的时候，这些投资都被终止了。2001年3月，美国陷入了衰退。
乔治W布什政府以高科技泡沫破灭带来的短暂衰退为借口，借机推行了为富人减税的政策，这项政策被布什认为是解决经济问题的万灵药。然而，减税并没能刺激经济，它对经济的作用很有限，这就将重振经济恢复就业的重担交给了货币政策。因此，格林斯潘相应降低了利率，让市场充斥了流动性。由于经济中存在大量的过剩产能，因此，毫无疑问，低利率并没有导致更多的厂房和设备投资，反而只是在别的地方起了作用，它用房产泡沫代替了高科技泡沫，支撑了消费和房地产的繁荣。
随着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石油价格开始暴涨，这加重了货币政策的负担。美国花费了上千亿美元进口石油，本来这些钱是可以用于支持美国经济的。石油价格从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开始时的每桶32美元增加到2008年7月的每桶137美元。这就意味着美国人需要将其战前每天支付进口石油的292亿美元费用增加到每天14亿美元，从而没钱花在房子上了。6 因为没有多少通货膨胀的压力，所以格林斯潘感觉他可以继续维持低利率。7 他认为，如果没有低利率支撑的房地产泡沫，没有房地产泡沫支撑的旺盛消费，美国的经济早已疲软。
在那些低息贷款生意兴隆的年份里，华尔街并没有生产出好的抵押贷款产品。一个好的抵押贷款产品应该具有低的交易成本、低的利息，能够帮助人们管理房屋的风险，比如在房屋贬值的时候保护房主或者在房主失去工作的时候借钱给他。房主还希望其月供是可以预测的，月供不会没有征兆地突然增加，月供不应该有那些隐藏的成本。尽管在其他国家有这样的产品，但是美国金融市场并不打算生产这样的好产品。相反，华尔街却专注于最大化其回报，设计的抵押贷款产品具有很高的交易成本，月供的利息非常容易变化，利息会突然升高，在房子贬值和房主失去工作的时候，这些产品不能去有效地管理风险以保护房主。
我们真正希望抵押贷款市场能够做到的是这些产品设计者能够关心产品的最终用户，而不是只想着最大化他们自己的收益。如果真是这样，他们设计出来的产品应该能够持久地增加房主的利益。他们应该是“时时好才是真的好”。然而，事实上，他们想方设法设计的一系列复杂抵押产品都只是让他们自己在短期内赚到大钱，只给房主带来短暂的好处，这就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抵押贷款市场的失败预示了遍及整个金融系统的失败，特别是银行系统。银行系统有两个核心的功能：第一个核心功能是提供了一个有效率的支付结算体系，银行通过该体系便利了交易，它将那些购买商品和服务的储户的钱转移给卖家；第二个核心功能是评估和管理风险并进行放贷。第二个功能和第一个功能是有关系的，因为如果一家银行做出了错误的信贷评估，如果它只是肆无忌惮地进行赌博，如果它将大量的钱只是投在具有违约风险的投机生意上，那么它将无法兑现储户的收益。如果银行做得很好，提供贷款启动新生意和发展老生意，那么经济就会增长，工作岗位就会被创造，同时它也能赚到高的回报，这些回报足够支付储户的利息并给银行的股东带来竞争性的利润。
自由市场的坠落
第1章 酝酿危机(2)
从交易费用中快速赚钱的诱惑使得很多大银行偏离了其核心职能。在很多经济体中，中小企业是创造就业岗位的基础，但美国及很多其他国家的银行系统并没有专注于为它们的商业活动进行贷款，而只是一门心思地推行证券化产品，特别是抵押贷款。
最终，痴迷于抵押证券化产品被证明是致命的错误。在中世纪，炼金术士总是设法将不同的金属炼成金子。现代炼金术士同样醉心于将有风险的次级抵押贷款产品打造成能够让养老基金愿意持有的AAA级产品。同时,信用评级公司也保证银行的所作所为能够成功。最后，银行干脆直接卷入这场赌博，银行不仅充当它们创造的风险资产的中间商，而且实际上还持有这些资产。它们和其监管者可能还以为它们已将其创造的声名狼藉的风险转移给了其他人，但当审判日到来的时候（市场崩溃时），事实证明它们完全都被风险套牢了。8
谁应该受到谴责
随着人们越来越看清危机的严重程度，到2009年4月，它已经演变成自大萧条以来最长的一次衰退。很自然地，人们就希望找到引起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然而，现实中人们有很多指责的对象。如果我们想减少类似危机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如果我们想纠正当前功能明显失常的金融市场，关键就是明确谁应该受到谴责，或者至少知道什么行为是不对的。我们一定要谨防太过轻率的解释：很多类似的解释都将矛头指向银行家的过度贪婪。这有一些道理，但是这种解释没有指出问题的关键。银行家之所以表现得贪婪是因为他们有动力和机会去这样做，产生这些动力和机会的机制才是我们需要改革的地方。此外，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就是追求利润：我们难道应该容忍市场经济中其他人的贪婪行为，而单单指责银行家的贪婪，或者要求其表现得更好一些吗？
在长长的起诉名单中，很自然地，我们先从问题的始作俑者——抵押贷款发起人说起。抵押贷款公司已经将“有毒”资产推销给了上百万的用户，这些用户中的大多数并不知道他们自己到底买了什么。但是，如果没有银行和评级机构的帮助与唆使，抵押贷款公司是不会得逞的。银行将抵押贷款产品买来后进行重新包装，然后再销售给疏于警觉的投资者。美国银行和金融机构对它们这些精巧的新投资工具大肆鼓吹。这些被当做风险管理的工具而进行兜售的产品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它们已威胁到美国金融系统的安全。评级机构本应该对这些日益增多的“有毒”资产进行核查，但实际上它们却为这些产品披上了一层美丽的外衣，以鼓励美国和全球诸如养老基金这样的投资机构购买，这些投资机构本应该将工人养老的钱投在更加安全的资产上的。
总之，美国金融机构已经无法执行其核心功能——管理风险、配置资产和转移储蓄并同时降低交易成本。相反地，它们创造风险、错配资产、鼓励过度负债并增加了交易费用。在2007年顶峰，膨胀的资本市场占据了所有公司利润的41%。9
金融系统为什么在管理风险方面表现得如此糟糕，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市场对风险的错误定价和错误判断。“市场”错误估计了次级抵押贷款产品的违约风险，更严重的错误是，在评级机构和投资银行对这些次级抵押贷款产品重新包装并将其评定为新的AAA级产品时，市场信以为真了。银行和银行的投资者还对银行高杠杆率风险做出了错误的判断。通常，为了吸引人们投资于风险资产，一般要求这些风险资产要产生高的回报，但这次，这些风险资产只有很少的风险溢价。有时，市场对风险的错误定价和错误判断还来自于一个精明的预期：它们相信如果出现问题，美联储和财政部就会出手救援。在这一点上，市场是对的。10
那时，美联储的掌门人格林斯潘和其继任者伯南克以及其他监管者却站在一旁袖手旁观，任由事态发展下去。他们不仅声称直到泡沫破灭前他们都无法预知泡沫的存在，而且还认为，即使他们知道泡沫的存在，他们也无能为力。这些借口都是错误的。例如，美联储可以提高购房者的首付金额或者提高股票交易的保证金要求，所有这些都可以给过热的市场降降温。但是，他们却选择了什么都不做。也许更糟糕的是，格林斯潘还允许银行介入更加有风险的贷款业务，鼓励人们购买可变利率的抵押贷款产品，这些产品的月供可能（实际上已经）很容易变得很高，甚至迫使中等收入的家庭也放弃了赎回权。11
尽管放松监管的不良后果已经非常明显，但是那些坚持去监管化的人们还是坚持这样做，他们认为监管的成本会超过其带来的好处。但是，当全球为这场危机承担了上万亿美元的拯救预算和实际成本时，我们很难想象这些放松监管的拥护者还会坚持他们的立场。他们认为监管的真正成本是扼杀了创新。令人遗憾的事实是，在美国的金融市场上创新被用于规避监管、会计准则和税收。他们创造的产品太复杂了，这只会增加风险和信息不对称。很明显，我们不能指望这些金融创新产品能给我们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它只能招致经济泡沫。同时，金融市场的创新并没有为老百姓提供简便的房屋风险管理方法。本应该帮助人们和国家管理他们面临的其他重大风险的金融创新实际上并没有起到那些作用。好的监管应该将创新重新带到正路上，让它增加我们经济的效率和公民的安全。
毫不奇怪，金融部门正在努力地推卸责任，它们声称这次危机只是一次千年一遇的“意外”，不用去理睬它。
金融部门的人们经常抱怨美联储维持了太久的低利率。但这种推卸责任的说法却显得莫名其妙：难道其他工业部门会说，造成它们利润太低和表现太差的原因是因为它们的投入要素（钢铁和工资）的成本太低了吗？银行的主要“投入”就是它们资金的成本，然而，银行似乎在抱怨美联储让资金太便宜了！实际上，如果低成本的资金能够被很好地使用，例如，这些资金用于支持新技术的投资和企业的发展，我们将会获得一个更具竞争力和活力的经济。
没有低息资金的放松管制也许不会造成泡沫。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低息的资金是在运行良好或者有良好监管的银行体系内使用，还会带来经济的繁荣，这种情况已经在其他时间和地方得到了印证（由于同样的原因，如果评级机构做好了其本职工作，那么就只会有很少的抵押贷款被卖给养老基金和其他机构，泡沫的规模也会很小。同样的道理，即使评级机构真如其现实那样表现得很差，但如果投资者自己能够正确地判断风险，那么情况也不至于太糟）。总之，导致这场危机的规模如此之大，是很多因素综合失灵的结果。
格林斯潘及其同僚反过来试图将责任推卸给亚洲国家的低利率和由于它们过多储蓄造成的流动性泛滥。12 实际上，能够以更优惠的条件吸引资金对我们来说是有好处的，我们求之不得。但美联储实际上却借此声称它们再也无法控制利率了。实际上，美联储当然能够控制利率；美联储选择低利率部分是因为我上面所说的原因。13
这些从死亡边缘被拯救回来的人们的忘恩负义行为真是令人震惊，就如农夫和蛇的寓言一样,很多银行家反而抱怨政府。他们埋怨政府没有阻止他们的行为，就如同小孩从糖果店偷了东西被抓住，反而指责店主和警察忙着别的事而没有阻止他，使得小孩以为他干完坏事后可以一走了之。但是，这种狡辩实际上更加不诚实，因为金融市场已经买通警察，让他们不要碍事。他们成功地阻止了政府各种管理衍生品和限制掠夺性贷款的努力。他们的努力在整个美国都获得了成功。每一次胜利都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金钱，这些金钱又能进一步影响政治进程。他们甚至有一种观点：放松管制已经让他们赚到更多的钱，钱是成功的标志。
自由市场的坠落
第1章 酝酿危机(3)
保守派是不会喜欢我们对市场的这种指责的。在他们的心目中，如果经济存在问题，那一定是政府的问题。这是政府想增加居民的住房，银行家只是相应地做了他们该做的事情。他们还认为房利美和房地美更是遭到了额外的诽谤，这两家私人公司原本就是政府成立的机构，是被称为《社区再投资法案》（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CRA）的政府计划的产物，这个法案致力于向资金不足的社区提供贷款。要是没有向这些穷人提供贷款的努力，事情不会变得这么糟。上面这些冗长的狡辩之词大部分都是无稽之谈。AIG 2 000多亿美元的救助资金不论怎么衡量都是巨大的，这些钱大部分是用于弥补其衍生产品（信用违约互换）的损失，这些产品都是银行之间的赌博。银行根本无须通过高风险的运作来推动住房平等化。无须假借政府的住房政策而进行过度的商业房产投资。更不应该总是生产遍及全球的不良贷款，并为此一次又一次地要求救助。此外，实际上，CRA贷款的违约率与其他行业贷款的违约率不相上下，这些表明，如果运行良好，CRA贷款是不会出现太大的风险的。14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向房利美和房地美授权的是向中产阶级进行的合规贷款（conforming loans）。银行却在没有政府鼓励的情况下，跳到次级抵押贷款上进行放贷，而此前，房利美和房地美并没有进行过次级抵押贷款。总统也许已经发表了一些关于建立（住房）所有权社会的演讲，但是没有迹象表明，在总统发表这些演讲后银行加紧地配合执行了。银行随即应该出台奖惩分明的相关政策，但是银行什么也没做（如果总统的这些演讲都是其耍的小把戏，那么奥巴马反复敦促银行重新整合更多的抵押贷款并向更多的小商业公司贷款本应起到一些作用）。更重要的一点是，提倡住房所有权是希望人们拥有永久（至少是长期）的所有权。根本不是让一些人只是对住房所有权拥有几个月，然后榨干他们一生的储蓄，最后一脚将其踢出门外。但是，银行就这么做了。我知道没有政府官员会同意贷款人的掠夺行为，允许他们将钱贷给没有偿付能力的人们，向他们兜售带有高风险和高交易费用的抵押贷款产品。后来，当私人部门已经发明了“有毒”的抵押贷款产品（我会在第4章用较长篇幅讨论它）数年后，被私有化与放松管制的房利美和房地美决定它们也应该在这些产品上分一杯羹。它们的高层管理人员会想，为什么它们不能像这个行业的其他公司那样分享好处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它们这么做的时候，它们正在将那些私人部门从其所犯下的错误行径中拯救出来。这些私人公司正在为它们报表上大量的证券化抵押产品而惶惶不可终日。如果两房没有买下这些资产，私人部门的问题一定会更加严重。尽管两房买下了大量的证券化产品，它们还是为泡沫的形成火上浇油了。15
正如我在序言中指出的那样，寻找真相的过程就像“剥洋葱”：对每一个问题的解释都会带出另外一个问题。在剖析这场危机的时候，我们需要问一下，为什么金融部门在执行核心功能乃至服务股东和债权人方面表现得如此糟糕？16 似乎只有金融机构的管理者能够赚得盆满钵盈而相安无事。虽然危机使他们赚得稍微少了一些，但还是要比诸如花旗银行的股东们颗粒无收要好得多。金融机构抱怨监管者没有能够制止它们的错误行为。但是，这些公司不是总认为它们自己会管好自己吗？在本章稍后我将给出这个问题的一个简单解释：问题在于错误的激励。但我们必须更加深入地思考这一问题：为什么会存在这些错误的激励机制？为什么市场会“促使”公司采用这些有问题的激励制度？在标准的经济理论看来，这是不可能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论多么复杂，但总是与下面这些因素有关：有瑕疵的公司治理结构、没有充分实施的竞争、不完善的信息和投资者对风险的认识不足等。
当金融部门应该备受谴责的时候，监管部门实际上也没有做好本职工作以确保银行不要犯错误。一些受到较少监管的金融市场上的人（如对冲基金）看到最糟糕的事情出现在有较高监督力度的市场中（如银行），就匆忙得出结论，认为监管才是问题所在。他们争辩说：“如果它们（银行）也像我们一样被放松监管，那就绝不会出问题了。”但这忽视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为什么要监管银行？是因为如果它们出了岔子，它们就会给经济体的其他成员造成巨大的伤害。为什么我们对对冲基金的监管并不是很多（或者至少是监管较少的行业），是因为它们出事后造成的危害比较小。并不是监管造成了银行的错误行为，而恰好是监管的匮乏或者没有很好地落实监管才没能阻止银行给我们的社会造成一遍又一遍的伤害。事实上，监管是可以起到作用的。在美国的历史上，曾有一段银行没给他人造成麻烦的时期，那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5年里，那时，强大的监管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
我们需要再次好好说明一下过去25年里监管失灵的原因，在下面的解释中，你会发现这与两方面因素有关：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影响以及思想观念。特殊利益集团主要是金融部门的人们，他们从去监管化中赚到了大把的钞票（虽然他们的很多经济投资被证明并不怎么样，但是他们的政治投资却表现得足够精明）；思想观念则主要表现为鼓吹监管无用论。
市场失灵
危机过后的今天，似乎每个人都认为我们需要监管，或者至少认为要比危机前有更多的监管。缺乏必要的监管已经让我们付出太多的代价：否则，危机发生的次数会少些，付出的代价会少些，相对于这些代价而言，监管者和监管所需的监管费用是很少的。市场自身总会明显失灵，并且还经常发生。有很多原因会造成这些失灵，但是有两个原因同金融部门最为密切：一个是“代理人”问题，在当今世界，很多人是（公司）出资人（委托人），但（对公司）做出决策的却是另外一些人（代理人）；另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是“外部性”问题。
代理人问题是一个现代问题。由大量小股东组成的现代公司本质上不同于家庭经营的企业。这些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是分离的，几乎不拥有公司所有权的管理层可以控制公司为其个人牟利。17 在投资过程中也有很多代理问题，因为很多投资都是通过养老基金和其他机构完成的。这些做出最终投资决策（以及对公司业绩做出评价）的人们并不真正代表自己在投资，而是代表信任他们的委托人在进行投资活动。在整个代理链条上，所有对业绩的关注都仅仅是热衷于短期回报。
因为管理人员的薪酬并不取决于长期回报，而取决于股票市场的价格，所以，很自然地，管理人员就会倾其所能抬高股票价格，甚至不惜去做假账。同时，来自股票市场较高的季度回报的需求又鼓励了这种短期行为。对短期回报的追求让银行只关注如何获得更多的收费，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设法如何规避会计和金融的管制。华尔街最为自豪的创新就是创造那些能在短期内为公司创造更多收入的新产品。而这些创新产品可能带来的高违约率问题似乎是件很遥远的事情。相反，金融公司却对那些可以帮助人们居者有其屋或保护人们免遭突然的利率风险袭击的金融产品压根就不感兴趣。
总之，市场上几乎不存在有效的“质量控制”。然而，在理论上，我们还认为市场是可以保证质量的。那些生产过度风险产品的公司会丧失信誉，其股票价格会下跌。但是在今天这个动态变化的世界里，这一市场的教条已经不灵了。总体上，这些金融“巫师”发明的高风险产品的回报是正常的，它们所隐藏的负面风险会被掩盖很多年。成千上万的资金管理者吹嘘他们可以“战胜市场”，也有很多短视投资者相信他们。但是这些金融“巫师”也被自己忽悠了，他们也同那些买他们产品的顾客一样被自己欺骗了。这就能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当市场崩溃的时候，他们自己也握着价值几十亿美元的“有毒”产品。
在这次危机之前，证券化是最热的金融产品领域，它为我们展现了一个通过金融创新来制造风险的典型案例，证券化意味着如今的客户关系已不仅仅是借贷关系了。证券化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让风险分散；但也有一个大的缺陷，它创造了新的不完全信息问题，而这个缺陷大大超过了其增加分散化带来的好处。那些买了抵押担保证券的人们实际上是将钱贷给了他们一点都不了解的买房者。他们相信银行将产品卖给买房者才把钱给他们，同样银行也信任了抵押贷款发起人。抵押贷款发起人的兴趣在于发行抵押贷款的数量，而不是其质量。这些产品大多数都是非常糟糕的抵押贷款产品。银行喜欢指责抵押贷款发起人，但只要它们粗略了解一下这些抵押产品，就能发现其中隐藏的风险。所以，事实是银行根本就不想去了解。它们的兴趣在于尽可能快地将这些抵押贷款产品和它们新造的抵押贷款产品一起都倒手给其他人。在华尔街自我毁灭性的实验室里，银行创造了新的风险产品：抵押债务工具、重复抵押债务工具、信用违约互换，我会在本章后面部分讨论其中一些产品，但银行根本没有好的方法来管理它们自己制造的怪物。因为通过倒手可以收益很高，所以它们已经沉迷于倒手生意——从抵押贷款发起人手里买来抵押贷款，重新打包，然后倒手卖给养老基金和其他机构，这完全不同于银行的传统商业模式：发行抵押贷款然后持有它们。或许正是因为它们的这些想法，银行才发现当崩溃发生时，还有数十亿美元的不良资产砸在它们自己手里。
第1章 酝酿危机(4)
外部性
银行家们根本不考虑那些金融工具会给其他人带来多大的危险，他们制造了很大的外部性。在经济学中，外部性是指这样一种情况，此时市场的交换活动将成本或者收益强加给那些根本没有参加交换的当事人。如果你自担风险进行交易并赔了钱，那不会给其他人造成任何影响。然而，金融系统现在已经变得盘根错节并在经济活动中处于核心地位，这使得一家大型金融机构的失误会对整个经济体造成影响。眼前这场金融危机已经给每个人造成了影响：上百万房主失去了房子；超过百万的人们发现他们的住房已经没有任何净值；整个社会已经崩溃；纳税人不得不为银行的损失买单；工人已经失去他们的工作。银行肆无忌惮的行径让数十亿人为其承担成本、血本无归，这些人不仅在美国而且遍布全球。
当存在严重的代理人和外部性问题时，与流行的市场有效理念相反,市场通常不会产生有效率的结果。这也是为什么需要金融市场监管的理由之一。对机构进行监管是防范过度风险和银行无耻行径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经过银行业多年来全力以赴的游说活动，政府不仅已经去除了已有的监管措施，而且面对正在变化的金融环境毫无反应。那些不理解为何需要监管的人们充当了监管者，很自然地，他们也认为监管是没有必要的。1999年，旨在隔离投资银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被废除，这造就了“太大而不能倒”的大型银行的出现，银行知道越大越不会倒闭后，就越发愿意承担过度的风险。
最终，银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那些本来用来剥削穷人的金融工具反过来伤害了金融市场，将其打垮。当泡沫破灭的时候，很多银行手里还有很多威胁其生存的风险证券，很明显地，它们并没有如其所愿将所有的风险转移给别人。而这只是危机带给我们的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之一：格林斯潘和布什本想致力于让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最小化，但是，现在政府却已经在更加广泛的领域发挥着前所未有的作用，美国政府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厂商、最大的保险公司和几家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如果政府可以从它们帮助的银行那里获得回报的话）。
在东南亚危机发生的整个过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看似不一致的观点以及它们对那次危机和本次危机之间看似矛盾的政策都充满了讽刺意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来宣称它们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市场是有效的、能够自我纠正的，所以，它们相信一国若想使其经济最快增长和最有效的发展，那么最好就是不要干预市场。但是当出现危机的时候，它们却由于担心会发生国家间的“传染”而要求大规模的政府救助。但是要知道“传染”就是一种典型的外部性，从逻辑上说，如果存在外部性，一个人就不能相信市场原教旨主义。即使在进行了数十亿美元的救助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还是反对采取管制措施，即使这些措施能够降低“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和减少“事故”成本。究其原因，这是因为尽管它们已经反复经历了市场失灵，但它们还是相信市场从根本上说是能够自我良好运行的。
政府对救助的态度反映了它们对救助所造成的潜在长期后果的看法上的矛盾性。经济学家担心救助会在激励方面造成影响，有人认为这是经济学家最为关心的事情。很多金融市场中的人士之所以反对向不符合还款要求的按揭业主提供帮助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这种帮助会产生“道德风险”，也就是说，如果按揭业主知道若他们不能还款，他们就会有机会得到帮助，那么他们还款的动力就会减少。对道德风险的担心直接导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强烈地反对救助印度尼西亚和泰国，造成这些国家出现银行体系的大量倒闭和经济衰退的恶化。对道德风险的担心也导致放弃了对雷曼兄弟的救助。但是，此后，这个决定反而使美国发生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救助。当雷曼兄弟倒下，轮到美国的大银行时，对道德风险的担心就靠边站了。大量的救助使得银行的高管们反而有机会为他们创纪录的亏损享受巨额的奖金，分红持续不断，股东和债券持有人得到庇护。反复的救助（美联储不光是救助，而且随时为危机提供流动性）能够部分解释眼下这场危机的发生：美联储怂恿银行变得更加无所顾忌，因为银行知道当它们出现问题时，它们会被救助（金融市场将这称为格林斯潘/伯南克“推手”）。监管者也判断失误，因为当监管者看到经济已经“生存”得非常好，市场也能自我运行良好时，就认为市场压根儿不需要监管，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市场能够“生存”下来仅仅是因为存在大规模的政府干预。今天，道德风险问题已经变得前所未有的严重。
代理人和外部性问题的存在意味着政府是有作用的。如果政府运作好的话，将会发生更少的“事故”，即使发生“事故”，也不会太严重。当事故发生时，政府将不得不收拾残局。但是，政府收拾残局的方法会影响未来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和社会对公平与正义的追求，每一个成功的经济（每一个成功的社会）都将同时涉及政府和市场。我们需要平衡这两种作用。这不仅是“如何运行”的问题，而且还是“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在里根和两位布什政府期间，美国失去了这种平衡，那时做得太少必然意味着现在要做得更多。现在做错事情可能就意味着未来要付出更多。
衰退
罗纳德·里根总统和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开创了“自由市场”的革命，但是很明显，人们总是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市场产生的结果并非总是有效的，我们总是看到资源无法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经济经常在低于产能水平下运行，上百万希望能够找到工作的人无法如愿以偿，时不时出现的经济波动会造成12个人中就有1人没有工作，对年轻人而言，就业情况可能会更糟。官方的失业率数据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很多只能找到非全日制工作的人本来是非常希望找到全职工作的，但是这些人并没有被纳入失业率的计算中。这一失业率也没有将残疾人员纳入计算，尽管这些人如果能够找到工作，他们也会去工作。这一失业率也没有包括那些屡遭无法找到工作打击而心灰意冷从而放弃找工作的人。尽管如此，现在这场危机还是表现得比通常要严重。如果用较为宽松的口径统计失业率，2009年9月有超过1/6希望找到全职工作的美国人没能如愿以偿，到了10月份，问题变得更加糟糕。18 如果市场是能够自我纠正的，泡沫最终会破灭，那么这场危机再次表明这个纠正过程可能太慢、成本太高了。经济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之间的累计差距会有万亿美元之多。
谁可以预测到危机
危机过后，所有金融市场的人士和监管者都声称：“谁又能够预测到这些问题呢？”事实上，有很多批评者预测到危机，只是他们大胆预测的事实真相总会给一些人带来一些麻烦：如果批评者的警告起到作用，那么会影响很多人大赚特赚的机会。
能够预测到美国经济崩溃的人肯定不止我一个。纽约大学的经济学家努里尔·鲁比尼、金融家乔治·索罗斯、摩根士丹利的史蒂芬·罗奇、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席勒和前克林顿经济顾问委员会（国民经济委员会成员）的罗伯特·威斯考特都多次发出警告。他们都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都相信市场不能自我纠正。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担心房屋的泡沫，一些人（如鲁比尼）关注由全球失衡带来的汇率突然调整所产生的风险。
但是，亨利·保尔森已经使得高盛拥有更高的杠杆率，本·伯南克已经允许次级抵押贷款产品继续发行，这些制造泡沫的人直到他们不得不面对大规模危机已成现实之前，还依然坚信市场拥有自我纠正的能力。一个人无须拥有心理学博士学位就能理解为什么这些人会假称经济只是经历了一个微小的干扰，可以不必管它。直到2007年3月，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还声称：“次贷市场的问题对更广泛的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冲击似乎还是可控的。”19 一年后，即使在贝尔斯登倒闭后有关雷曼兄弟即将消失的传言四处传播的时候，官方还是声称在经历了微小冲击后经济已经重新步入强劲的复苏轨道。
出现注定会破灭的房地产泡沫是“经济病”的典型病症。但是，这个病症背后隐藏着更加根本的问题。很多人已经警告过放松管制的风险。早在1992年之前，我就担心抵押贷款证券化将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但是，这些资产的买卖双方似乎都低估了资产价格下跌的可能性以及其所造成的后果。20
事实上，任何仔细观察美国经济的人都很容易会发现，美国经济不仅存在“微观”问题，而且还有严重的“宏观”问题。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美国经济已经建立在一个不可持续的泡沫之上。如果没有这个泡沫，总需求(居民、厂商、政府和国外部门对产品与劳务的需求总和)将会大大减少，产生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美国及其他国家出现的日益严重的收入差距，它使得收入从愿意消费的人手里转移到不愿意消费的人手里。21
很多年前，我们的哥伦比亚同事布鲁斯·格林沃尔德和我已经注意到不断严重的全球需求（全球所有人想要购买的产品与劳务总和）不足问题。在全球化的世界里，全球总需求是关键。如果全世界所有人想要购买的产品数量少于全世界能够生产的产品数量，那么全球经济就会出现疲软。引起全球总需求不足的一个原因是不断增加的货币储备——一国用于困难时期使用而储备的钱。
在放松管制的年代，经济的剧烈波动是非常明显的，发展中国家储备了上千亿美元资产来防备这些经济波动对自己的影响，这些美元资产也是使这些国家不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的一种保障，那种求援的滋味并不好受。22 一位饱受1997年全球金融危机伤害的国家总理对我说过：“我们经历了1997年的危机，知道如果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将会发生什么。”
石油生产国也在积累着外汇储备，因为它们知道高油价是不会长期维持的。对于另外一些国家，积累外汇储备还有其他原因。发展中国家经常被告知，它们最好的发展方式是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新的贸易规则下，很多发展中国家曾经用来创造新产业的传统政策工具都消失了，这使得这些国家转而求助于使其汇率更具竞争力的政策。这就意味着它们要买入美元，卖出它们自己的货币，从而积累很多的外汇储备。
这些都是很好的积累外汇储备的理由，但是它们有一个糟糕的后果：全球需求的不足。在危机前的每一年都有5 000亿美元，甚至更多被作为储备资产搁置起来。有一段时间，美国通过负债性的挥霍消费（花得比挣得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问题。美国成了世界的最后消费者，但这是不可持续的。
第1章 酝酿危机(5)
全球危机
由于接近1/4的美国抵押贷款产品在国外，因此，我们对危机迅速在全球蔓延就不应该感到惊讶了。23 这还不经意地帮助了美国，如果外国机构没有购买那么多“有毒”产品和债券，美国的情况可能会更加糟糕。24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美国输出的去监管化思想，如果不受这一思想的影响，外国人可能不会购买那么多的“有毒”抵押贷款产品。25 其次，美国还输出了自己的衰退。当然，将美国危机蔓延到全球的途径还有很多，上述渠道只是其中之一，美国经济依然是最强大的，如果没有全球的冲击，它不可能有这么大规模的下滑。此外，全球金融市场已经变得紧密相连，例如，因美国救助AIG而受惠的三个主要受益者就有两个是外国银行。
一开始，欧洲有很多人还在谈论其独善其身的可能，他们认为尽管美国陷入了衰退，但是欧洲经济还是可以保持增长，因为亚洲的增长能够将欧洲从衰退中拯救出来。但是事实已经明显地证明，这仅仅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亚洲的经济规模还是太小（整个亚洲的消费还只是美国的40%），26 并且还严重依赖对美国的出口。即使在大规模的刺激计划之后，中国2009年的经济增长还是比危机前降低了3～4个百分点。世界已经太紧密相连了，美国经济的下滑一定会牵连全球经济（亚洲的情况可能有所不同：因为亚洲存在巨大的尚待开发的国内市场，所以亚洲有可能在美国和欧洲还很疲软的情况下，率先强劲反弹，这一点我在第8章中还会讨论）。
由于欧洲金融机构从美国银行购买了很多“有毒”的抵押贷款产品和风险资产，因此它们饱受牵连，很多欧洲国家都在用各自的方式解决问题。因为西班牙过于纵容大规模房地产泡沫的泛滥，所以它的房地产市场遭受了几近全面崩溃的威胁。毫无疑问，尽管西班牙的整体经济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是，西班牙还是与美国有所不同，西班牙有严格的银行管制，这使得它的银行业在经受很大的冲击后还不算太坏。
英国也受到房地产泡沫的冲击，并且更糟糕。受到金融中心城市伦敦的影响，英国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深渊，使出各种方法竞相吸引金融企业。其放松管制的程度并不比美国低。在英国，因为金融部分在经济中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所以英国救助的成本甚至更高(从救助成本相对于经济的规模而言)。和美国一样，英国也有高薪酬和奖金的激励文化。但是，英国人至少明白，如果你把纳税人的钱给了银行，你应该尽你所能保证银行将钱用在正道上，例如发放更多的贷款，而不是拿这些钱去发奖金和分红。在英国，人们至少还明白人要有责任感，所以被救助的银行高管都被免职了，英国政府希望纳税人为他们的救助行为而获得公平的回报，而不像奥巴马政府和布什政府的救助那样，充满了免费赠送的意味。27
冰岛是一个实行开放经济的小国，也是盲目采取放松管制思想而导致糟糕后果的绝好案例。受过良好教育的冰岛人工作非常辛苦，他们站在现代技术的前沿，战胜了地理位置偏僻、气候恶劣和渔业资源枯竭（他们传统的收入来源）等不利条件，人均收入达4万美元。然而如今，冰岛银行肆无忌惮的行为已经使得这个国家的未来岌岌可危。
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早期，我多次访问冰岛。对它们的自由化政策的风险提出过警告。28 这个30万人口的国家拥有三家从事储蓄业务的银行，这些银行购买了总价1 760亿美元的资产，是该国GDP的11倍。29 2008年秋,随着冰岛银行系统的大规模崩溃，冰岛已经成为30多年来第一个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的发达国家。30 像其他国家的银行一样，冰岛银行也存在高杠杆和高风险。当金融市场意识到风险并开始将资金退出时，这些银行（特别是冰岛国家银行，Landsbanki）只得用高息的“冰岛储户”（Icesaver）账户来吸引英国和荷兰的存款。这些储户也非常愚蠢地认为这些都是“免费的午餐”：他们可以不冒风险而获得高收益。也许，他们还荒谬地相信他们各自的政府会履行好监督的职责。但是，全世界都一样，这些监管者在很大程度上也认为市场会照顾好自己的。冰岛向他国储户那里借钱只是拖延“审判日”的到来。冰岛无法承受涌入其脆弱的银行的上千亿美元。当为冰岛银行提供资金的人们渐渐看清楚这一点后，冰岛银行的毁灭也就只是时间问题了；雷曼兄弟倒下后带来的全球经济混乱更是加速了这一无法避免的后果的到来。不同于美国，冰岛政府知道，它不可能救助债权人或者股权人。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政府是否可以救助给储户保险的冰岛公司，以及这会给外国储户多少好处。英国的策略非常强硬，甚至利用《反恐怖法案》冻结了冰岛的资产，冰岛政府转而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北欧国家求援，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北欧各国都坚持要冰岛的纳税人来救助英国和荷兰的存款，甚至包括那些没有被保险的存款账户。在一年后的2009年9月，在我对冰岛的回访中，我感觉到了冰岛明显的怨气。他们埋怨：在外国的监管者没能尽职保护他们自己公民的情况下,为什么冰岛的纳税人要为私人银行错误买单？来自欧洲各国政府广泛认同的一个观点是，冰岛反映了欧洲一体化过程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单一的市场”意味着任何欧洲银行可以在任何其他国家开展业务。然而，监管的责任却落在这些银行的国籍所在国。如果国籍所在国没能做好本职工作，那么其他国家的公民就可能遭受损失。欧洲不想思考这一问题及其产生的深远影响。只是简单地让小小的冰岛为此买单，冰岛为此付出了几乎同其GDP一样大的成本。31
随着危机在美国和欧洲的恶化，世界其他国家也遭到全球需求不足的冲击。在发展中国家，情况更加糟糕，这是因为从发达国家家庭汇寄到这些国家的钱在减少，流入这些国家的资本在大幅度萎缩，只是偶尔情况会相反。美国的这次危机开始于金融部门，然后扩散到其他经济部门，而在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包括那些金融监管比美国好的国家，实体经济中存在太大的问题，最终影响到金融部门。危机之所以能够迅速蔓延，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已经将其政策（特别是资本和金融市场自由化政策）强加给这些国家，同样是这些自由市场思想也使得美国惹上了麻烦。32 但是，如果连美国都感觉到花费上万亿美元来救助和刺激经济很困难，那么，那些发展中国家采取相应的行动一定更会感觉力不从心。
大图景
在所有这些功能失调的症状后面隐藏着一个巨大的事实：世界经济正在经历着剧烈的重构。大萧条正好赶上美国农业部门萎缩。事实上，在1929年股灾之前，农产品价格就已经下降。农业生产技术已经得到大幅度提高，这使得美国只用很少比例的人就能生产这个国家消费所需的所有粮食。从以农业为主转型到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并不容易。事实上，直到出现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才让人们重新在工厂工作，经济得以恢复。
今天，隐藏在美国背后的大趋势是：美国正在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同以前一样，其发生的部分原因是制造业成功地大幅度提高了生产效率，所以只需一小部分比例的人就能生产所有的玩具、汽车和电视以供很多消费者购买。但是，在美国和欧洲，还有另外一个影响因素：全球化。这就意味着要将生产场所和比较优势转移到中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
和上面“微观经济”调整一起发生的是“宏观经济”的失衡：当美国本应该进行大量的储蓄以备婴儿潮年代出生的人的养老所需时，美国人却入不敷出，过多的开支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向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去融资，这些国家的生产超过其消费所需。尽管国家间发生借贷现象很正常，一些国家出现贸易赤字，一些国家出现贸易盈余，但是，出现穷国借钱给富国的现象是很奇怪的，这么大规模的赤字是不可能持续的。当一国负债太多的时候，贷款人会对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失去信心，即使借款人是像美国这样富裕的国家，情况也一样。要想使得美国和全球经济恢复正常，就需要重构经济以反映新的经济形势并且纠正这些全球失衡。
我们不能再回到2007年泡沫破灭前的经济了，我们也不想回到那种经济。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那种经济有很多问题。当然，我们有机会用新的泡沫代替房地产泡沫，就如同我们用房地产泡沫替换高科技泡沫一样。但是，那样的“解决方案”只是在推迟问题暴露的时间，任何新的泡沫都可能造成危害：石油泡沫将经济推向危险的边缘。对根本问题解决得越晚，世界恢复强劲增长的时间也就会越晚。
美国是否已经采取了足够措施来保证自己国家不会重蹈覆辙，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式来检验一下：问一问美国，如果现在被提出的改革措施能够实施，那么当前这场危机是否能够避免？还是依然会发生？例如，奥巴马改革监管的关键是给美联储更大的权利。但是，当危机开始的时候，美联储已经比先前更有权利了。实际上，无论怎么诠释危机，美联储都是造成这次和上次泡沫的关键。也许，美联储主席已经学到了教训。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法治国家，不能仅依赖于人。我们是否需要这样一种机制，该机制能让美联储首先感知到风险，从而采取行动，确保其他人不会遭殃。现在这套机制依赖于非常危险的经济哲学，依赖于某个人（或者美联储理事会七名成员）的理解力，对这套机制我们有信心吗？在这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改革的力度很明显还远远不够。
我们不能在发生危机之前一直什么都不做。但实际上，我们对危机已经采取的措施可能会妨碍我们对深层次问题的解决。第2章将重点阐述我们在应对危机时应该做些什么，并解释为什么我们现在做得还远远不够。
自由市场的坠落
第2章 自由坠落及其后果(1)
美国经济从2008年10月开始急速下降，转而牵连到世界经济。我们曾经历过股市崩溃、信用紧缩、楼市萎靡和库存积压，但自从大萧条以后，这些问题再也没有一起出现过。笼罩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空暴风骤雨似的阴云从来没有像这次来得那么迅猛，并集聚其所有的能量。尽管所有情况似乎都是同时变糟的，但问题却有一个相同的根源：金融部门肆无忌惮的贷款。这些贷款刺激了房产泡沫，而泡沫最终破灭。泡沫破灭导致了眼前发生的一切，而这些后果早都在预料之中。这些泡沫及其后果的存在就如同资本主义和银行业自身一样悠久。早在大萧条后的十几年里，美国就受到类似泡沫的影响，为此政府才在灾难过后加强了监管。所以一旦监管被去除，往日噩梦卷土重来就只是时间问题了。所谓的金融创新只是让泡沫在破灭前被吹得更大，破灭后残局更难收拾。1
早在2007年8月，经济就很明显需要采取果断措施了。当月，银行间拆借利率（银行之间相互借款的利率）与国库券利率(政府借钱的利率)的差距被迅速地拉大。在“正常的”经济状况下，这两个利率差距很小，而出现较大的差距就意味着银行之间不再彼此信任。信用市场面临被“冻结”的风险。每家机构持有的抵押资产变得越来越糟，其他损失越来越大，每家机构都意识到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上潜藏着巨大的风险。它们知道自己的处境有多么危险，它们也只能够据此猜测其他银行会有多么危险。
泡沫破灭和信用紧缩会产生不可避免的后果。这些后果不会在一夜之间显现出来，它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即使有再多不愿意其发生的美好愿望也不可能阻止这些后果的发生：经济开始放缓。随着经济减速，放弃抵押品赎回权的数量在增加。最初只是在次贷市场中出现的房地产问题很快在其他领域内出现。如果美国人不能偿还他们的房贷月供，那么他们信用卡还款也会有问题。随着房产价格的跳水，优质住宅和商业地产出现问题也只是时间问题了。消费者支出的枯竭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很多商业公司的破产，这就意味着商业贷款违约率将会上升。
布什总统却仍然认为房地产市场的问题不是很大，不会有多少业主受到伤害。当房地产市场价格降低到14年以来的最低点时，他依然在2007年10月17日给国民宽心说：“我现在对美国很多经济指标还是满意的。”在11月13日，他又宽慰大家说：“我们经济的基础是坚实的，我们拥有一个富于弹性的经济。”但是，银行和房地产部门的情况继续恶化。2007年12月，当经济步入衰退的时候，他才不得不承认经济存在问题，“经济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和需要关注的地方，但是基础是好的。”2
当来自经济学家和商业部门要求采取行动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时候，布什总统采取了他对付经济问题的老办法：在2008年2月通过了1 680亿美元的减税方案。很多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预测这一政策不会起效。美国人背负着如此大的债务，正为此焦虑不安，这么少的退税，美国人为什么会增加开支而不是增加储蓄呢？事实上，美国人将一半的退税进行了储蓄，减税政策对刺激已经放缓的经济基本没起作用。3
尽管布什总统支持了减税政策，但他还是不相信经济步入了衰退。事实上，当这个国家已经深陷衰退几个月时，布什总统还拒绝承认问题的存在。2008年2月28日，布什总统宣称“我不认为我们正面临一次衰退”。但没多久，美联储和财政部促成了JP摩根大通对贝尔斯登的收购，收购价仅为每股2美元（后来改成每股10美元），很明显，泡沫的破灭对经济造成的影响不再是小问题了。4
当2008年10月雷曼兄弟面临破产时，同样是这些官员却突然改变了立场，允许这家银行倒闭，这导致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数十亿美元的救助。从此以后，他们不能再对衰退视而不见。但雷曼兄弟的倒下只是经济衰退的结果，不是原因，它只是加速了经济恶化的进程。
在2008年的前9个月，美国人失去了180万个工作岗位，610万美国人由于找不到全日制工作而被迫做兼职。尽管失业日益增加，从2008年1月以来道琼斯指数已经减少了24%，布什总统和他的顾问依然坚持事情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糟，并在2008年10月10日发表演讲说：“我们知道问题是什么，我们有对付它的办法，我们正在迅速地采取对策。”
但事实上，布什政府只会依靠有限的几个政策，即使这样，他们也不知道如何使这些政策发挥作用。他们拒绝帮助房主，拒绝帮助失业者，拒绝使用标准措施（增加支出，甚至他们的老办法——继续减税）来刺激经济。政府只是专注于向银行注资，而对如何设计一套能够迅速重启银行借贷活动的措施感到手足无措。
随着雷曼兄弟的倒闭、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国有化以及对AIG的救助，布什政府动用了7 000亿美元巨资拯救银行，这些救助计划还被冠以一个好听的名字——“问题资产拯救计划”。布什2008年秋拯救银行的政策完全不理会上百万即将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房主，这就如同向濒危病人大量输血却不顾病人体内正在出血。已经很明显，除非采取措施改善经济体的内在质量，并遏制大量抵押资产放弃赎回权的势头，单纯向银行业扔钱是不能拯救它们的。资金注入最多只是权宜之计，救助会一个接着一个，甚至同一家银行需要不止一次的救助（如花旗银行，当时美国最大的银行）。5
争论再起和总统竞选
当2008年11月总统大选开始之际，已经很明显，几乎每个人（显然不包括布什总统）都认为我们要为走出衰退而采取更多的行动。政府认为，除了对银行的救助，低利率政策就足够了。然而货币政策常常有问题，比如它要对1929年的大萧条负重要的责任，货币政策很难带领这个国家走出衰退。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经将衰退中货币政策的作用比喻为用手推一根绳子。当销售不振的时候，将利率从2％降到1％不会刺激厂商修建新的厂房和购买新的机器；当衰退势头最为严重的时候，产能过剩的问题就会非常明显，甚至零利率也不能拯救经济。此外，中央银行能降低政府支付的利率，但它不能决定企业支付的利率，甚至不能决定银行是否愿意放贷。我们最多能够指望货币政策不要让事情变得更糟，就像美联储和财政部已经在雷曼兄弟倒闭问题上犯下了管理性错误。
包括巴拉克·奥巴马和约翰·麦凯恩在内的所有总统候选人都同意基本的拯救方案应该包括三个方面：遏制不良抵押贷款的凶猛势头、刺激经济和振兴银行业。但是在每个领域到底具体该做些什么，二人的观点是不同的。许多已经在25年前出现过的陈旧的有关经济、意识形态和分配的争论又死灰复燃了。麦凯恩提出的建议主要关注减税，以此刺激消费。奥巴马的计划则强调增加政府支出，特别是政府投资，包括有助于环境改善的“绿色投资”。6 麦凯恩有一个针对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方案，想让政府设法接手那些不良贷款造成的损失。在这一方面，麦凯恩花钱可是大手大脚；奥巴马的计划则显得更加温和一些，他的重点在于帮助房主。但是，没有一个候选人能够提出清晰的拯救银行的思路，两个人甚至都不敢指出布什总统努力救助存在的问题，他们生怕“搅乱”了市场。
奇怪的是，麦凯恩却经常表现出比奥巴马还明显的平民化立场，似乎更加愿意批评华尔街肆无忌惮的行径。他好像已经脱离了以大商人俱乐部而闻名的共和党的传统。尽管在初选期间，奥巴马在库珀联合学院发表了措辞严厉的演讲，用于说明为什么我们更加需要完善监管，7但是他也像之前的比尔·克林顿一样，努力将自己同传统民主党反商业的形象保持一定的距离。
没有一个候选人愿意冒险去深究危机的根源。批评华尔街的贪婪尚可接受，而对产生错误激励并由此鼓励错误行径的公司治理问题的讨论就不敢过于深入；讨论普通美国人遭受的痛苦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将它与不足的总需求进行联系就很危险了，因为这违背了竞选的至理名言：“不要把事情搞复杂。”奥巴马会推动加强劳工参加工会的权利，但这只是被当做工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它不会成为经济复苏或者旨在减少不平等战略的一部分。
当新总统就职的时候，人们似乎如释重负，认为政府一定该做点事情了。在后续章节我会讨论奥巴马政府入主白宫后，他们面对的是什么，他们的应对危机之策是什么，这些会对经济产生什么影响，它能否防止下次危机的到来。我会试图解释为什么政策制定者会采取这些措施，他们在想什么或者他们希望发生什么。最终，奥巴马团队采取了保守的策略，我将这种策略形容为“应付差事”的做法。但可能与我们的直觉相反，这种策略是非常危险的。奥巴马总统的计划所带来的一些负面风险可能在本书出版的时候已经显现，另外一些风险只有在几年后才能出现。但剩下的问题是：为什么奥巴马和他的智囊团会选择“应付差事”的做法呢？
第2章 自由坠落及其后果(2)
经济的演化过程
当经济处于下跌的时候，很难制定应对之策。但是一想到衰退总会结束，似乎还有一些慰藉。
正如我和其他人已经预测到的那样，2007年年中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导致了随后的衰退。在雷曼兄弟破产之前信贷市场已经变糟了，之后信贷市场变得更加糟糕。面对高涨的信贷成本（如果厂商能获得信贷的话）和低迷的市场，厂商迅速通过削减库存来做出反映。订单量迅速下滑，幸好其下滑速度还没有GDP下滑得那么严重，那些严重依赖投资品和耐用消费品生产的国家，因在这些商品上支出的延迟而遭到非常大的冲击（从2008年年中到2009年，日本眼看着它的出口降低了357%，德国则下降了223%）。8 最好的消息是2009年春出现的经济复苏迹象，曾在2008年年底和2009年年初遭受最严重冲击的行业开始了复苏，那些曾经被严重耗尽的库存开始有所增加。
仔细了解一下其就职时接手的基本经济状况，就会使奥巴马感到沮丧：上百万的房主正面临被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威胁，在很多地区，房地产价格依然在下跌。这意味着还有上百万的房屋抵押者是潜在的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房主。失业在增加，数十万人的失业救济金将要到期，由于税收大幅减少，各州被迫裁员。9 奥巴马增加政府支出的经济刺激方案会对情况有所帮助，这也是奥巴马获得的第一个成果，但这只是阻止了事情的进一步恶化。
银行被允许从美联储那里以很低的成本进行融资，这些借款都缺乏抵押品并被用于风险投资。2009年上半年，一些银行报告出现盈利，这些盈利大多数都是基于账面和交易利润（也就是投机利润）的，但是这种投机交易不会使经济迅速向好。并且，如果这些投机赌博没有成功，美国纳税人付出的代价将会更大。
只要这些银行在第一轮的危机中不被抵押贷款、商业地产、商业贷款和信用卡业务的损失彻底打垮，它们就会利用这些低息的资金并将其以更高的利息贷出，银行业竞争的减弱意味着它们可以提高贷款利息的能力增强了，从而慢慢开始充实资本金，恢复元气。如果没有其他的不幸发生，银行将会渡过难关，不再有危机发生。几年后（当然这只是愿景），银行业会重新振作，经济也将恢复正常。当然，银行在努力充实资金时所收取的高利息会阻碍经济的恢复，但这是我们避免残酷政治争斗所必须付出的一部分代价。
银行（包括为很多中小商业活动贷款的小银行）几乎在每种类型的贷款（商业和居民地产、信用卡、消费和商业贷款）中都面临着压力。2009年春，政府对银行进行了压力测试（事实上测试的压力并不太大），以观察银行在高失业和房地产价格下跌的情况下能坚持多久。10 但即使测试证明银行是健康的，去杠杆化过程（降低曾在经济中盛行的高负债）也会使经济的疲软持续更长一段时间。银行已经凭着它们那么一点点股本（它们的原始本金或者净资产值）借了大量的债务，从而形成大量的资产，这些资产有时高达它们股本的30倍。房主们也凭借他们房子上的那点净资产借了很多钱。很明显，建立在这些净资产之上的债务太多了，债务水平将不得不降低，但做到这一点会很难。但是，当债务真的减少的时候，那些原本由债务支撑的资产价格将会下跌。财产上的损失将会对经济的很多方面产生冲击：大量破产将会出现，即使有些企业和个人没有破产，它们也会减少支出。
当然，美国人有可能继续像以前那样以低储蓄的方式生活，但是，那样做就太鲁莽冒险了。实际数据说明美国人并没有这么鲁莽，美国居民储蓄率已经上升到5%。11 虚弱的经济意味着美国居民储蓄越多，越是有更多的银行亏损。
一些人希望用出口来拯救美国经济，2008年，出口确实帮助美国减缓了一些经济下跌的趋势。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里，经济系统中某一个地方出现的问题都会迅速地对其他地方产生影响。2008年的危机使得全球经济同时疲软。这表明美国不可能再通过出口走出危机，尽管在10年前东南亚国家曾经这么做过。
1990年，当美国开始发动第一次海湾战争时，科林·鲍威尔将军明确表达了后来被称为“鲍威尔主义”的思想，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使用压倒性力量迅速击溃对手。在经济当中，也应该有类似的思想，也许该叫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主义。当经济衰退的时候，比如像2009年年初世界经济表现得那样极度虚弱时，拯救方案就必须具备压倒性力量。政府经常对已经计划要支出的项目有所保留，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支出，经济便不会出现持续复苏的效果。特别是当事实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奥巴马政府已经低估了经济下跌的势头和持续增加的失业情况时，再使用不够充足的“弹药”进行攻击是非常危险的策略。更糟糕的是，政府还继续没完没了地支持银行，如果这样下去，美国经济及其境况不佳的金融部门的前景似乎不会太妙。
前景
在我们遗忘大萧条的教训之前，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已经影响美国经济生活接近50年了。2008年，当我们面对伤痕累累的美国金融系统和经历艰难的经济转型时，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在我们经历危机之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金融市场和经济。我们现在的行动将会影响未来10年的经济基本格局。我们要对未来有新的展望，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原有的发展模式已经失败，而且因为我们在付出沉重的代价之后才知道支撑原有发展模式的假设是有问题的。世界正在改变，我们已跟不上时代了。
奥巴马的能力之一就是能让民众获得一种希望，一种对未来可能发生变革的感觉。然而从根本上说，“去掉伪装”的奥巴马是一个因循守旧的人：他并没有给出另外一幅资本主义的未来前景。除了前面提到过的他在库珀联合学院的著名演讲以及对将救助资金发放奖金一事附庸的批评之外，奥巴马很少阐述从废墟中重建的金融系统会是什么样的，该系统又该如何发挥其功能。
对美国的未来而言，奥巴马采取了更加广泛和实用的做法，他信誓旦旦地要完善美国的医疗保健、教育和能源部门，当糟糕的经济消息总是不断袭来的时候，人们自然会感觉失望，而此时，奥巴马的措施是里根式的，他试图让这个国家从失望中看到希望。奥巴马还有另外一个愿望，他希望这个国家能比乔治W布什掌政时少一些分裂，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能够少一些。奥巴马总统可能是想避免对美国经济中已经出现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争论，特别是关于金融部门所犯下的错误的讨论，因为他担心如果这样做，会在最需要团结统一的时候挑起矛盾冲突。彻底的大讨论到底是会增加社会的凝聚力还是会加剧社会冲突呢？如果真如有些观察人士所言，经济和社会只是得了轻微的小伤，那么最好的办法可能就是让伤口自我愈合。然而，现在的症状更像是长了脓疮，要想治好它，唯一的治疗方法是将伤口暴露在阳光下杀菌。
尽管形成统一的愿景有一定的风险，但是缺乏这一愿景也同样有风险。没有这一愿景，整个改革进程就会被金融部门所操控，让这个国家的金融系统比先前失败的那个还要更加脆弱，更缺乏对风险的管理能力，更无法有效地将资金配置到它们应该被投入的部门。我们需要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高技术部门、创造新的商业、扩大原有的生意。我们已经向房地产部门输送了太多的资金，多到已经超出了这些人的还款能力。金融部门一直被认为会将资金配置到对社会回报最高的部门，但很显然，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金融部门有它自己的愿景，它们希望尽可能地赚取更多的利润，渴望回到2007年之前的世界。金融公司认为它们自己的生意是最重要的，也为它们自己的规模和利润率而自豪。但是金融系统应该只是经济达到某一特定目的手段，其自身并不是最重要的。金融部门巨额的利润可能是以牺牲经济体其他部门的繁荣和效率为代价的。尽管有些金融部门可能需要加强，比如为中小商业贷款的金融公司,但总体来说，过于庞大的金融部门不得不瘦身了。
奥巴马政府对美国的金融系统为什么会失败并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或者至少没有明确地讲出来。它们对未来没有规划，对过去的失败没有正确的理解，它们的反应是杂乱无章的。一开始，它们说的只是一些老生常谈，如需要加强监管、银行业要更有责任等，而不是要求重新设计金融系统，管理当局只是花费大笔的金钱来加强已经失败的现有金融系统。那些“越大越不倒”的机构不断地接受政府的救助，但是，大银行正是造成这次麻烦的主要机构，流向它们的公共资金只会纵容经济系统中这个最爱出问题的部门。与此同时，政府就很难再相应地花钱在其他金融机构，而恰恰是这些金融机构向经济系统中最具活力的部门——新企业和中小企业提供了资金。
第2章 自由坠落及其后果(3)
一场大赌局：金钱和公正
有些人可能认为奥巴马政府的举措是实用主义的，是一种对现有政治力量符合现实的折中和妥协，甚至认为这是治理经济的明智之举。
在竞选之后的那些日子里，奥巴马面临了两难选择。他一方面想要平息华尔街风暴，另一方面还需要指出华尔街存在的根本性缺陷，并表明美国的利益。奥巴马一开始给自己定了个很高的基调，认为每一个人都希望他能够成功。但是他应该知道，在这场平民百姓和华尔街之间的经济战争中，如果他站在中间，那么他不会讨到任何人的欢心。总统被夹在中间了。
在克林顿执政时期，这种紧张的关系只是被捂在表面之下了。克林顿组建的经济顾问班子具有多元性，其中左翼人物有罗伯特·里奇，他是克林顿在牛津大学时的老朋友，也是当时的劳工部部长；右翼人物有罗伯特·鲁宾、拉里·萨默斯、艾伦·布林德，劳拉·泰森和我是经济委员会中的中间派。这是一个真正有着相互冲突观点的内阁，尽管说话通常都很礼貌，但是争论是很激烈的。
我们经常激烈地争论什么应该被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是应该关注减少赤字还是要对人们的基本需求（人道性的福利改革和扩展性的健康医疗改革）进行投资和保障。我总是认为克林顿本人是倾向于左翼和中间派的，但现实中的政治和金钱却导致了不同的结果：在很多方面都是右翼获胜，特别是1994年的国会选举之后，共和党获得了国会的多数议席。
很多人不喜欢我们对公司福利政策的批评，因为公司福利政策允许以补贴和税收优惠的形式给美国企业巨额的好处。鲁宾不仅不喜欢公司福利这个术语，他甚至认为这个词带有阶级斗争的味道。我对里奇说：这不关阶级斗争的事情，这是个经济问题。资源是稀缺的，政府的职责就是让经济更加富有效率，帮助穷人和那些没办法养活自己的人，而那些给公司的补贴降低了经济效率。这种财政转移用错了地方，特别在这样财政紧张的年代。这些财政款项应该流向贫穷的美国人或者有较高投资回报的基础设施和技术领域（从全国整体来看，华盛顿对这种款项的支持还是太少），而不是流向已经非常富裕的公司。
在布什政府走下坡路的那些日子里，给予公司的福利却创了新高，其任何前任政府都无法想象该项支出会有这么庞大。这一公司安全网的覆盖面已经从商业银行延伸到投资银行，再到保险公司，覆盖到那些不仅自己不缴费抵抗风险（实际上让纳税人为它们买单），而且还总是想方设法逃避纳税的公司。当奥巴马就任时，摆在他面前的问题是，应该维系给予这些公司的福利政策，还是要寻找一种新的平衡？如果奥巴马要给这些银行更多的钱，那么他是否应该坚持要求这些银行要有一些责任感，以确保纳税人能获得相应的回报？如果华尔街已经拯救了那些不幸濒临破产的企业，那么它们向政府要钱的要求并不过分，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这次，奥巴马决定要赌把大的，特别是在重构银行体系这个关键问题上，他采取的政策又回到了布什总统的老路上，但没有使用资本主义的通常做法：当一家公司不能支付债务的时候，它会破产或者被接收，通常股东会失去一切，而债权人会变成新的股东。类似地，当银行不能偿还所欠款项，它会被迫被接管。为了安抚华尔街，也许是为了加速复苏，奥巴马决定要冒惹怒老百姓的风险。如果奥巴马的策略能够奏效，那么一场更深层面的意识形态之争也许能够避免，如果经济能够很快复苏，老百姓可能会原谅对华尔街的慷慨援助。然而，这一切都面临着巨大的风险：短期内经济是否能恢复、中期内美国的财政状况会如何、长期内我们的公平感和社会凝聚力是否会遭到破坏，这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有风险的。虽然每一个战略都有风险，但现在我们不是很清楚，奥巴马的战略是否能在长期内最小化这些风险。他的策略甚至存在使很多企业疏离金融市场的风险，因为这些企业看到政策都受到大银行的控制，这个赛场已经偏向了那些大银行，并且在未来这种倾向会更加明显，而当初出问题的却正是这些金融系统的大银行。
为不断流向银行的资金而支付的成本会很高，它可能会使得奥巴马在竞选时计划要完成的事项大打折扣。奥巴马并不希望在其任期内沦为银行系统的急救医生。比尔·克林顿已经为了减少赤字而不得不放弃他的很多其他政治夙愿。同样，为了让银行重获资金，并让银行恢复正常以使其能像当初那样肆无忌惮地行事（这些行为曾让经济陷入麻烦），奥巴马可能会被迫放弃更多其他的政治理想，更加缺乏总统的满足感。
秉承布什政府的政策，奥巴马继续着对银行的救助，这样的赌博会有许多方面的变数。如果经济下滑最终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和持久，或者银行的问题比它们声称的更加严重，那么拯救银行的成本将更加巨大。奥巴马可能会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最终解决这个问题。他们需要更多的资金进行第二轮的经济刺激。银行对救助资金的挥霍使用可能让国会恼怒，从而使得银行无法再从国会获得资金。同时不可避免的是，在银行方面更多的开支一定会导致其他方面的支出减少。奥巴马的道德权威甚至会遭到质疑，因为其总是致力于给予那几个曾将美国和全世界带到崩溃边缘的利益集团以救助。民众对金融部门的不满会与日俱增，因为这些部门总是动用大量金钱来购买“政治影响”，这些影响力先是使它们逃避了监管，然后又使它们攫取了上万亿美元的救助资金。现在还不是很清楚民众对金融机构的这些伪善行径能够再容忍多久，这些长期表面上提倡“财政责任”和自由市场的金融机构一直以道德风险为由拒绝帮助贫困的房主——它们认为现在帮助房主只会导致将来更多的救助并会削弱房主还款的动力，但同时这些金融机构却为它们自己无节制地索要救助资金。
奥巴马很快就会知道他的这些金融市场的新朋友是非常善变的。他们会接受数十亿美元的资金作为援助，但是，一旦奥巴马向美国民众对金融大鳄们巨额薪酬的主流声讨之声流露出些许支持，他们就会变得非常愤怒。但是，如果奥巴马不对这些批评表示支持，那么他就是漠视普通美国民众的感受，要知道美国民众是不愿意给银行渴望的金钱的。
银行家让美国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使得美国人非常愤怒，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一些美国人对银行体系的过激言论也是在意料之中的，银行家不应该觉得奇怪；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当对那些接受救助的银行管理层的薪酬水平进行限制的法案通过时，这些法案被银行家指责为“纽伦堡法案”。12花旗集团董事会主席声称：每个人都应该为这场危机负些责任，但现在的舆论氛围更多的是要逮着一个恶棍，然后辱骂这个恶棍。13 一位接受“问题资产拯救计划”救助的公司高管的夫人争辩说，美国银行家遭遇的羞辱来得更快、更严厉。14 很显然，伤害别人的人却认为自己受到了伤害。
如果奥巴马由于让银行薪酬问题广受关注而遭到银行家们那么严厉的反击，这无疑恰好为奥巴马清楚地指明了金融部门在经历这场危机后的改革方向。银行已经不仅仅发展到大而不倒的程度，而且还拥有太大的政治权利以至于无法对其约束。如果一些银行因为太大就不允许其倒闭，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允许它们变得那么大？美国人本应该拥有21世纪的电子资金汇兑系统，该系统的优点在于应用先进技术，只需收取很少的交易成本，但美国银行却不愿采用此系统。美国本应该拥有至少和德国或者其他国家一样好的抵押贷款系统，但是美国没有。为什么这些被美国纳税人拯救的金融机构还被允许继续通过欺骗性信用卡业务和掠夺性贷款方式“猎食”美国的普通民众呢？大银行倒是能够对这些质疑给出并不友好的解释。
我在前面说过，在克林顿执政期间，一些内阁成员认为我们有些人（比如我和罗伯特·里奇）把给美国富裕公司补贴的数十亿美元贴上“公司福利”的标签会招致阶级斗争。如果针对那些以现在的观点来看并不太严重的补贴行为真的会招致那么严重的责难，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人们会对向美国银行部门史无前例的资金救助谴责成什么样子。
第2章 自由坠落及其后果(4)
惯用模式已无计可施
当美国滑入危机后，我担心曾多次在发展中国家看到的情况在美国也会发生。导致危机恶化的银行家们会利用民众的恐慌重新瓜分财富，他们会从民众的口袋里为自己强取豪夺。每一次，纳税人都会被告诫，要想使经济复苏，政府就不得不为银行重新注资。在那些先前的危机中，在银行的甜言蜜语下，政府给了银行数十亿美元的资金，经济最终复苏回来（每一次衰退都有结束的时候，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很清楚救助会加快还是阻碍复苏）。15 随着复苏的出现，为此庆幸的国家会如释重负，也就不会太关注表面之下更深层次的问题。1994～1997年，为拯救墨西哥银行而付出的成本估计相当于该国GDP的15%，这部分资金的绝大多数都流入到有钱的银行家手中。16 尽管有巨大的资金注入，银行也没有真正恢复借贷，信贷供给的减少使得墨西哥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中经济增长乏力。十几年后，墨西哥工人的工资（经通货膨胀调整）更低，不平等现象更加严重。17
正如墨西哥危机并没有削弱墨西哥银行家们的权势一样，美国的危机也并不意味着金融部门影响力的终结。金融部门的财富可能减少了些，但是不知何故，其政治资金依然存在。金融市场依然是美国政治中唯一最为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它们的影响力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
在过去10年，金融市场中的公司已经花费了数十亿美元去游说所有政治党派。18 它们收获颇丰，这些政治投资的回报要比银行在其专业领域（如在市场上投资和贷款）的回报高很多。它们通过去监管化获得了第一桶金，它们又通过大规模的政府救助收获了更丰厚的回报。我敢肯定，它们还希望通过在阻止重新监管上的“投资”去收获更多。
华盛顿和纽约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使得很多人有动力去阻止新管制的产生。很多官员都直接或者间接地与金融业有瓜葛，而他们却被要求去为金融业（他们自己的行业）制定规则。当负责为金融部门设计政策的官员都来自金融部门内部时，我们又怎么能指望他们来提出什么明显有别于金融部门自己想法的观点来呢？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上述观念是我的一种狭隘之见，但是，一个人是不可能完全不顾及自己的私利的。当个人财富和未来工作的保障都依赖于银行表现的好坏时，那他会更易于附和这样一种观点：对华尔街有好处的对美国就有好处。19
在美国，如果想要了解金融市场特殊的重要影响力，你可以看一下政府对银行业和汽车业明显不同的态度。
对汽车业的救助
银行并不是唯一的不得不被救助的公司。当2008年即将结束的时候，三大汽车制造商中的两个——通用和克莱斯勒处于崩溃边缘。当销售急剧下降的时候，即使管理良好的汽车公司也会出现问题，更何况没有人认为这两家公司的管理是良好的。人们担心可能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它们的供应商会破产、失业会猛增、下滑的经济会恶化。但是那些曾跑到华盛顿请求援助的金融家们现在却赤裸裸地（即使在公共场合）反对对汽车业的救助。他们认为，银行是经济的血液，理应进行救助，但那些生产实际产品的公司是否需要救助，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就知道资本主义要走到头了。
对于是否让这几家公司继续生存一段时间，布什总统犹豫不决，并将这个问题踢给了他的继任者。作为获得援助的交换条件，这几家公司需要制订一套切实可行的生存计划。奥巴马政府明确表示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与AIG高管的工资合同不容改变，但是与几家接受援助的汽车厂商的工人的工资合同需要重新谈判。低收入工人必须削减工资,尽管他们已经辛苦劳作了一生，并且他们根本没做错什么，但是，那些将这个世界带到金融崩溃边缘的银行家们却可以坐享上百万美元的薪酬。他们太“珍贵”了以至于不得不为挽留他们而支付重金，即使公司根本没有利润供他们发放奖金。银行高管能够继续他们的高收入；汽车公司高管则不得不放下自己的身段。然而，放下身段还是不够的，奥巴马政府还是要迫使这两家公司破产。
上面所说的做法符合资本主义的标准游戏规则：破产时，股东失去一切，债权人和其他权利主张人（联合医疗保险基金和救助公司的政府）成为新的股东。美国已经进入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新阶段。这种做法可能是必要的，但是有诸多地方令人疑惑，为什么有双重标准？为什么银行获得的待遇与汽车公司却有天壤之别？
上述情况进一步彰显了美国在重建时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做事草率，政府在2009年夏援助500亿美元给汽车公司，这些都是权宜之计，政府对这些公司并没有什么信心，这些公司的大多数管理人员并没有被调整（尽管通用的领导人发生了变化），这些公司在过去25年里在与日本和德国的竞争中已经落败，因此不指望它们会突然变得出类拔萃。如果汽车公司的改造计划不能成功，那么美国的赤字就会增加500亿美元，而经济重建的工作却没有什么起色。
对变革的抵触
当金融风暴袭来时，不仅银行而且政府也没有真正认真地反思与讨论，一个好的金融系统应该是什么。银行家们只想着怎么把钱搂进自己的腰包。而当有新的监管苗头出现时，他们则会迅速地敲响警钟。2007年1月，危机的阴云已经笼罩，商业巨头齐聚达沃斯，他们最为强烈关注的就是担心人们的“过度反应”，也就是担心出现更多的监管。他们也承认其过去的做法有些过分，但他们已经从中吸取了教训，并且已满足于此。风险是资本主义的组成部分，他们则声称真正的风险是过度的监管，这会扼杀创新。
但是光给银行更多的钱是不够的。它们已经失去了美国人民对它的信任，这是它们的报应。它们的“创新”既没有带来更高的持续增长，也没有帮助普通的美国人管理好他们的房屋风险，它们只是制造了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衰退和大规模的救助。只给银行注资，而不改变银行面对的激励和约束，那就相当于让它们回到它们的老路上。实际上，已经发生的事情很大程度上也证明了这一点。
金融市场的这些玩家的策略很明显：让那些呼吁要对银行部门进行真正变革的人士在那里反复争论吧！在意见统一之前，危机就会结束，随着危机的结束，改革的推动力也就会消失。20
第2章 自由坠落及其后果(5)
面对灾难的权宜之计
新总统面临的最棘手的挑战是如何选择他的领导团队。被任命的人要能体现和实现总统的理想，在一个像经济这样异常复杂的领域，团队成员要做到真正的全盘考虑。新总统有一个很大的窘境：不论是人员方面还是政策方面，他是选择继承还是变革？在克服变革的阻力方面，他需要花费多少政治资本？
布什团队包括2006年总统任命的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蒂莫西·盖特纳和财政部部长亨利·保尔森。
当本·伯南克接手这个正在膨胀的泡沫时，他没有刺破它。21 依赖于这些泡沫，华尔街正享受着创纪录的利润。如果伯南克采取行动刺破它或者只是缓慢地紧缩，这都会让华尔街不高兴。即使伯南克承认出现了泡沫，他也面临着两难选择：如果他发出了警示，比如，如果他想叫停肆无忌惮的房地产贷款和基于这些贷款之上的复杂证券化产品，那么人们就会谴责伯南克由于紧缩了泡沫而减缓了经济。到处充斥着不友善的言论，将他与其前任艾伦·格林斯潘进行对比，告诉他格林斯潘都知道如何慢慢紧缩泡沫或者干脆让它一直存在下去。
但是，伯南克会让泡沫存在下去还另有原因。也许他非常相信格林斯潘的花言巧语；也许他真的相信这里不存在泡沫，只是有一点点过热；也许他相信，在任何情况下，不到泡沫破灭之时，人们是无法确定是否存在泡沫的。22 也许他和格林斯潘一样，相信美联储没有办法慢慢地收缩一个泡沫，而等到泡沫破灭之后去修复损失则相对会更容易一些。
不过，让任何一个严肃的经济学家不为此担忧也很难，忧心忡忡的他们不得不告诫众人。一位央行行长制造了泡沫，其继任者听之任之，并将泡沫吹得没了边。无论何种情况出现，这都不是什么好事情。
蒂莫西·盖特纳已经在很早就开始发挥作用。他很早就是拉里·萨默斯和罗伯特·鲁宾这两位克林顿去监管化运动设计师的副手。更重要的是，他掌管着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并监管着花旗银行这个最大的巨无霸银行，该银行在2007年的资产接近23 600万亿美元。23 2003年以后，他就被任命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主席，并成为该地区的主要监管者。显然，作为纽约这些银行的监管者，他不认为这些银行做错了什么，尽管这些银行很快就需要政府上千亿美元的援助。当然，他在演讲中也曾警告过银行过度冒险是危险的，但他也只是作为监管者泛泛而谈，并没有持之以恒。
危机期间,布什领导团队中的第三个成员是亨利·保尔森。与克林顿的财政部部长罗伯特·鲁宾一样，他也是在执掌了高盛公司一段时间后就职于华盛顿的。他很走运地转行到了公共服务部门。
很明显，奥巴马，这位在竞选时许诺选民要进行真正变革的总统如今实际上只是做了些权宜之计的变动。华尔街的人们已经使用他们惯用的手法（利用人们对危机在整个市场上蔓延的惧怕）获得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奥巴马团队也是一个愿意以优惠条件为银行慷慨解囊的团队。盖特纳取代保尔森成为财政部部长，伯南克还在职位上，他的这届任期到2010年年初结束，但是奥巴马2009年8月已经宣布他会继续提名伯南克连任，直至2014年。
为了协调经济顾问团队，奥巴马任命了鲁宾的前副手拉里·萨默斯，他一直声称自己在1999～2001年就任财长时取得的最大成绩就是没有对激增的衍生产品进行管制。奥巴马一定知道（一定也有人向他建议）要在新的决策团队中安排新面孔的重要性，这些新人要与过去的很多事情没有利益瓜葛，这些事情包括给我们带来麻烦的放松监管运动以及2008年从贝尔斯登到雷曼兄弟直至AIG的艰难的救助事件。
奥巴马团队中的第四位成员谢拉·贝尔也是一位曾在上届政府任职的官员，她是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的主席，该机构为存款进行保险。尽管布什面对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剧增而不管不问之际，贝尔已经大声疾呼要通过重组抵押贷款来帮助这些房主，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奥巴马新团队中的一些成员日渐醒悟的时候，她却似乎看起来更像经济团队中全身心力挺大银行的人员。许多避开了国会而对银行进行的歪曲真相的资助都得益于FDIC的“魔力”，这家自称保护小储户的机构并没有确保银行债券的安全，而是借钱给对冲基金以帮助它们在日益膨胀的价位购买银行的“有毒”资产。
正如《纽约时报》所说：现在的问题是“他们（奥巴马的经济团队）是否从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如果是，那么这些教训是什么”。24 奥巴马确实已经选择了一个由诚实公务员组成的团队，他们也在尽职服务于这个国家。但这不是问题所在，问题是这些人是如何看待世界的以及美国人又是如何看待他们的。我们需要对金融市场有新的远景规划，现在正需要利用奥巴马及其经济团队的全部政治和经济手段去形成、明确并实现这一远景。那些与过去的错误有很多瓜葛的人们是否能够正确提出并下定决心实现这些远景呢？他们是否已经吸取了正确的经验教训呢？很多官员身负监管决策的重任，但他们对这一问题却一直有根深蒂固的观念。在心理学上存在一种称为“顽固认同”的现象，人们一旦采取一种立场，他们就会感觉被迫要捍卫这一立场（尽管他们可能也认为这一立场有问题）。经济学家持相反的观点：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经济学家认为人应该向前看，评估过去的立场是否奏效，如果没有，就应该改变到新的立场。毫无疑问，在这里，心理学家是正确的，而经济学家错了。尽管面对目前大量的不利证据，那些鼓吹放松管制的既得利益者还是依然设法让他们的想法被更多的人接受。现在，好像是应该他们承认错误、接受加强监管的观念的时候，但是，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做法却令人担忧，他们努力使这些新的监管尽可能地与他们固有的观念相一致。当他们声称自己过去采取的监管（比如对剧增衍生产品的监管）是“恰当”的监管，不过分严厉也没有太宽松，是一种居于二者之间恰好的做法，他们的这些言论能被相信吗？
还有其他原因使得我们担心经济团队保留很多上届官员可能存在的问题。危机已经表明该团队的经济分析、模型和判断存在严重的问题。但是，不可避免地，这个经济团队更愿意将此次危机产生的根源归于其他方面。他们不愿意很快意识到危机是泡沫价格刺激大量不良贷款造成的后果，而是更愿意相信市场只是暂时出现衰退，只需要恢复“信心”，房价就会反弹回来，经济也就能复苏到危机前的水平。存有这种幻想的基本经济政策是危险的，这与危机前银行肆无忌惮的放贷一样危险。它的后果会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显现出来。
然而，这还不仅仅是如何看待经济的问题。如果一定要有人承担损失，那应该是美国的纳税人还是华尔街？奥巴马的许多顾问都与金融市场及其过去的失败有很多瓜葛，这些人声称他们已经在没有削弱银行放贷能力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惩罚了银行，让银行尽可能多地做出了牺牲。这些话能让人相信吗？美国人能相信这些顾问是在为纳税人工作吗？还是在为华尔街服务？
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就是要求公司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后果。该原则以及公正性都要求银行虽然不必为它们造成的损失承担全部成本，但它们至少要承担恢复金融系统的全部直接成本。但是银行声称让它们承担损失将会有害于它们的恢复。尽管那些存活下来的银行在关键时刻都受惠于政府的资助，但它们还是认为让它们承担失败的成本有失“公允”。奥巴马政府也站在银行那边。奥巴马政府声称它们之所以这么做不是因为想给银行什么馈赠，而是再没有什么其他可以挽救经济的方法了。美国人有充分的理由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实际上，我们有其他更好的方法（这一点我将在后续的章节中进行说明），这些方法能够更好地保护和加强美国的金融系统，更好地重启信贷，这些方法在长期内将会让美国的国家债务减少成千上万亿美元，让美国处于更加公平的环境中。但是，这些方法会让银行的股东和债权人变得更穷一些。所以，那些对奥巴马拯救方案持批评意见的人根本不奇怪奥巴马团队（他们与华尔街有密切关系）会反对这些更好的方法。
过多保留前任政府的官员有很多问题，至少从表面上看，这使得奥巴马会因许多美联储所做的决策而被公众批评。在布什政府时期，美联储和财政部似乎就穿一条裤子，这种亲密的关系保持到了奥巴马政府。没有人能确定谁最后说了算。天衣无缝的权利转移就说明政策不会有什么改变。保尔森向AIG施恩的890亿美元救命稻草就已经很糟糕了——他的老朋友高盛公司是唯一的最大受惠者。但是，这样的救助最终还是被翻倍到1 800亿美元（其中的部分资金救助发生在奥巴马政府期间）。更糟糕的是勉为其难地要求AIG接受相关义务的方式，其中将130亿美元转交给高盛公司是最让人感到无耻的做法。试想，如果一家保险公司决定要取消一个普通美国人的火灾保单，它将使这个人很难找到其他保险公司愿意为其承保。但是，当政府决定取消AIG给高盛的保单的时候，它却向高盛支付了赔额，仿佛高盛已经遭受很大损失一样。这种恩惠没有任何公正性可言，其他信用违约互换也已经被规定只需偿付13%。25
上述及其他相关事件使得人们更加关注危机期间隐藏在一些决策（不论其最终是否被执行）背后的动机。例如，政府怎么就认为银行应该“大而不倒”呢？或者更准确地说，银行太大了以至于为了保护那些债券所有人和股东而不惜放弃资本主义通用的规则。政府就没想过对银行进行拆分、征税或者施加更多限制，让它们不再庞大到“大而不倒”。26 同样地，人们也会奇怪为什么政府在讨论完抵押贷款重组的重要性之后，还会设计出那么缺乏效率的拯救方案。答案（在第4章中会进一步讨论）虽然很明显，但却令人不安，那就是如果政府对银行采取措施就会迫使银行承认其不良贷款造成的损失，而政府并不希望看到这一点。
第2章 自由坠落及其后果(6)
旧有矛盾的新表现形式
美国对银行的怀疑由来已久，特别是对大银行，这一点体现在对第一任财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议建立国家银行的争论上。纽约和其他大城市都制定了对州际银行进行监管的制度以限制大银行的权利（这些法案最终被克林顿废除）。普通百姓依赖于银行为其提供资金，银行的利润也来自对普通百姓的贷款。这是他们表面上的关系，但是实际上，他们之间缺乏信任。
华尔街和普通百姓之间的冲突是不同经济团体之间复杂冲突的典型代表。2008年的严重衰退更是凸显了二者之间实际利益和观念的冲突。华尔街和美国其他群体之间原有的冲突有了新的表现形式。这次，银行用枪指着美国人的头说：“如果你不给我更多的钱，你便会遭殃。”所以，银行说现在的做法是唯一的做法，别无选择。如果对我们强加限制（如果让我们停止分红和分奖金），抑或让我们的管理层承担责任（就像政府对通用的做法），那么我们以后将再也不会筹集资金了。也许它们是对的，如果银行真的停止筹集资金，那么美国经济会持续低迷，到那时没有哪个政治家愿意为此背黑锅。华尔街利用人们对经济崩溃的恐惧迅速地从美国纳税人手里掠夺走了巨额资金。更令人瞠目的是，华尔街的抱怨之声此起彼伏，他们抱怨为什么银行没有得到更多的钱？为什么人们把这种行为称为救助？如果人们能够想出一些更好的词语，比如“恢复”或者“投资”计划，那么华尔街就不会有那么多反对的声音了。研究其他危机的专家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损失已经造成，将要爆发的争论是谁来为危机买单。
当布什偏袒华尔街并屈服于它们的威胁时，没有人会对此感到奇怪。很多人都期望奥巴马能够采取一些更加兼顾各方利益的政策。不管奥巴马内心怎么想，他的实际行动至少表明他照顾华尔街的利益更多一些。人们一直指望这位总统能够照顾到各方利益，但从他选择的经济团队来看，在其就职前他就已经有所偏袒（华尔街）了。
甚至衡量救助是否成功的方法似乎都有所偏袒：当努力向银行不断提供援助的时候（一些相关描述我会在第5章中说明），关注的焦点是华尔街会如何做出反应，银行股价会如何变化。但是，银行股价的高涨对银行而言是件好事情，但对纳税人而言通常比较糟糕。普通百姓希望看到的是借贷活动的复苏，但从这个判定标准看，试图让银行复苏的所有努力似乎没有一个是有效的。
利用奥巴马不太强的政治敏锐性，华尔街使得奥巴马试图调和国民利益的努力更加困难，当美国纳税人将数十亿美元投向银行的时候，银行却将这些钱用于分红和发放奖金，而它们还声称这样做是为了让它们能够重新放贷。27
当奖金丑闻在2009年2月逐渐达到高潮的时候，奥巴马不得不表态了。但是在批评乱分奖金一事上，奥巴马得罪了所有人：当初华尔街对他的情有独钟迅速消失，同时，他也没有获得普通百姓的信任。
不断向银行资助的错误行为对政治环境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事实上，这可能会对奥巴马政府重振银行、稳定抵押贷款市场及刺激经济的努力造成政治上的约束。虽然无法说清楚银行到底需要多少钱，但是越来越多的不受欢迎的银行救助意味着如果政府还想要更多的资金，将会很难获得国会的批准。投资者不会愿意参与一些政府主导的项目，因为他们担心即使这些项目有一些事先约定好的利润，国会也可能会改变游戏规则，将这些利润拿走或者施加另外一些惩罚或者限制。
这种情况催生了更加复杂和缺乏透明度的做法。国会被迫要求批准政府所有的支出计划，但是欺瞒之风会笼罩在整个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日常工作中，人们不能详细审查这些机构提供出去的资金，但美国人一直认为信息透明是他们民主制度的关键要素。28 而美联储声称《信息自由法案》管不到它，或者至少在一些关键方面是这样。彭博资讯社是一家金融信息提供商，对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2009年8月，美国地区法院判定美联储败诉。即使这样，美联储还是拒绝接受我们民主制度要求的对公共部门也要信息透明的主张，美联储提出了上诉。29
银行通过大量表外业务操作使其陷入麻烦，它们这样做是为了欺骗投资者和监管者，现在这些金融术士正在帮助政府当局做同样的事情，也许这次是为了欺骗纳税人和选民。30
经济前景
奥巴马就职9个月后，依然不是很清楚其采取的冒险做法是否奏效。经济可能已经脱离死亡的危险，已经从灾难的边缘被拉了回来。似乎最好的情形是，2009年秋经济自由下坠的形势结束了，没完没了的下滑结束了。但是自由下坠的终结并不等同于经济恢复了正常。
到2009年秋为止，经济已经出现了几个月的强劲增长，已经严重消耗的库存又重新增加了。31 但是即使这样，增长也很难填补经济实际产出和潜在产能之间的缺口，这意味着在不久的未来，无论是全球经济还是美国经济都不会出现强劲的复苏。事实上，很多人士认为2009年年底和2010年经济增长将放缓，更多问题会出现在2011年。
经济重新增长就意味着衰退结束。经济学家定义衰退为连续两个季度或更多季度的负增长，所以，当经济出现正增长,不论这个增长多么软弱乏力，都将宣告衰退的结束。但对于工人而言，当失业率很高，特别是失业的趋势还在增加时，经济就依然处于衰退中。对于企业而言，只要还能看到过剩的产能，那就意味着经济还在低于潜在产能的水平上运行，那么经济就还处于衰退之中。只要还有过剩产能，商人就不会投资。
当本书即将付梓之际，要想在一年或者两年内让经济复苏到其潜在产能水平的希望非常渺茫。抛开一相情愿，认真关注经济的基本面就会发现，要想使失业率恢复到潜在水平还需要很长的时间。经济从底部反弹并不意味着就能将经济带回其正常轨道，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在达到充分就业之前，经济会被带入日本式的长期停滞当中（美国的增长可能要比处于长期经济停滞的日本略好一些，这只是因为日本的劳动力数量是不变的，而美国每年有1%的增长。但是不要让这点差别迷惑了我们）。经济的未来走向扑朔迷离，因为其面临着一个或者多个冲击：其他金融机构的突然倒塌、商业地产出现问题，甚或只是在2011年已有的一系列刺激方案的结束。正如我在稍后做出的解释那样，要想使失业率恢复到正常水平，需要有持续3%的经济增长，但似乎还没有看到这种可能性。
很显然，所有的监管者和卖股票的人都试图传递一种乐观的气氛。他们希望，恢复自信将会刺激消费和投资，它甚至会恢复房价，如果这些都发生了，2008年的严重衰退就会成为历史，成为迅速被淡忘的噩梦。
第2章 自由坠落及其后果(7)
股票价格从谷底反弹往往被当成经济状况回暖的指针。不幸的是，股票市场价格上涨并不一定意味着一切向好。股票价格上涨可能是因为美联储流动性泛滥、利率下跌，股票的回报看起来比债券高。来自美联储泛滥的流动性需要找到出口，希望能给更多的商业活动贷款，但是这也可能导致小规模资产的价格泡沫或者股票市场出现泡沫，或者上涨的股票价格反映的是公司能够成功地削减成本、解雇工人和降低工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预示着整体经济要出问题了。如果工人的收入依然不高，那么占GDP 70%的消费就会不振。
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本次经济下滑非常复杂，金融危机夹杂着经济衰退。以前的衰退都是小的暂时性异常，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以前政府将经济搞得过热，然后美联储又对经济过猛地踩刹车。32 这种衰退的恢复是容易的：美联储承认错误，把脚从刹车踏板上挪到油门上，经济增长就能恢复。另外的衰退则是由于过量的库存积累。只要过量的库存被纠正，增长也将会恢复，这通常需要一年的时间。伴有金融系统崩溃的大萧条则不同。从其他伴有金融危机的衰退中积累的经验来看，这种情况的恢复会非常困难，需要更长的时间。
我们应该庆幸那些濒临崩溃边缘的银行并没有看起来那么极度危险。尽管金融市场的冰雪在融化，银行的报表也有所改观，但还是存在大量危险的阴霾。例如，商业地产的崩溃给金融市场带来了大量迫在眉睫的问题，存在于住宅地产和信用卡债务中的问题也挥之不去，持续的高失业率将给住房抵押贷款和信用卡业务带来新的问题。新规定允许银行将那些表现不佳的抵押贷款按照面值计入报表，这使得我们更没办法识别银行系统的健康情况。坏账会被滚动偿还，这不断拖延了问题暴露的时间。但是很多商业地产贷款已经被证券化，这些贷款不得不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被滚动偿还，到那时又会出现新的一轮破产和抵押品赎回权的丧失。美联储长期使用非同寻常的低息政策支持了商业和住宅地产市场。那么如果美联储放弃这些异常的金融市场干预政策后，会发生什么？又或者美联储意识到撤回这些攸关银行存亡的政策非常危险从而遵守诺言继续支持它们，那情形又会如何？
但是，即使金融系统能恢复得非常健康，实体经济还是存在问题。因为当我们认真考察总需求的每一组成部分时，我们就很难乐观起来。即使银行被完全修复，它们也不会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地进行放贷；即使它们愿意放贷，很多美国人也不会愿意借。美国人已经吸取了深刻的教训，他们将来一定会比以前储蓄更多，可能会多很多，以前不论他们是否需要，银行总将钱大量地借给他们。尽管对一直增加的失业率能否止住还不是很肯定，美国人财富的大部分已经被侵蚀：房产是他们的主要资产，很多人即使没有眼瞅着它全部消失，也发现它大大缩水，这些资产如果有可能恢复的话，那也是数年之后的事情了。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居民债务是其可支配收入的13倍，减少这一不正常的负债率就需要去杠杆化，需要更多的储蓄，而这将意味着居民更低的支出水平。
要想依靠总需求的另外一项——出口来恢复经济也存在问题。现在其他国家也面临着各自的问题，美国不能仰仗对其他国家的出口而获得繁荣。当然，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整个世界都不能依赖出口而增长。在大萧条的时候，每个国家都通过牺牲邻国利益来保护自己。这被称为以邻为壑的政策，包括贸易保护主义（增加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和竞争性货币贬值（通过让本国货币贬值，使本国出口货物更便宜，使进口更难）。相对于过去，现在这些以邻为壑的政策不会起什么作用，可能还会弄巧成拙。
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很强劲，但是它的消费相对于美国而言还是太小，中国消费的增加无法弥补美国消费的减少，况且中国增加的支出只有一小部分会表现在美国出口的增加上。在全球危机对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造成很多不良影响的情况下，这些发展中国家会继续增加自己的巨量外汇储备，从而削弱全球需求。
没有消费和出口的强劲复苏，就很难看到投资的恢复，除非等到经济中的过剩产能被消耗或被淘汰折损掉。同时，在未来，由于各州或地方政府的税收可能会由于美国经济的进一步下滑而减少，因此刺激性支出将进一步收缩，州或地方政府的支出也将被削减。
在危机前，支撑美国经济（很大程度上也是全球经济）的是依赖于房地产泡沫的债务融资消费。因为相信房价将会永无止境地上涨，所以人们可以靠透支来生活。现在，没有人还相信这个了。美国经济增长赖以存在的“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但是还没有看到能够替代这一模式的新的增长模式的出现。
总之，很多人都相信经济已经被从2008年秋的万丈悬崖中拉回，但没有人认为它已经恢复健康了。攀升的债务正在将奥巴马的其他计划推向危险边缘。人们对向银行救助的愤怒还会波及其他领域。但是，银行依然紧缩其信贷，它们的雇员正在获得创纪录的奖金（一项2009年的调查表明，一个一般的交易员都会敛到93万美元的意外之财）。33 当股东的股票市值在上涨时，股东欢欣雀跃。奥巴马已经知道他不可能取悦所有人，但是他取悦的对象选对了吗？
曾被认为是低风险的策略（如蒙混过关和避免冲突）已经被证明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高风险的做法：对政府的信任正遭受被削弱的危险，大银行与其他阶层的冲突有愈演愈烈的风险，经济面临复苏乏力的风险，代价巨大的或公开或隐蔽的救助行为正将政府的财政状况推向危险边缘——由于无钱可用，它将那些事关国家前途所必需的政府项目也推向了危险境地。
奥巴马还是能够采取其他措施的，尽管他已有的做法大大限制了这些措施,但仍然有很多可选的方案。在后续的章节中，我将描述政府如何刺激经济(第3章)，它是如何在帮助房主的行动中发挥作用抑或帮了倒忙（第4章），它是如何试图拯救银行系统和重新对其管制（第5章和第6章）。让我担忧的是那些已经采取的措施不仅将会使经济下滑得更深远，而且还会在危机之后带给我们更巨大的债务，更缺乏竞争力、缺乏效率、更易产生新危机的银行系统让我们的经济在面对新世纪的挑战时没有丝毫准备。
自由市场的坠落
第3章 有缺陷的应对之策(1)
2009年1月，正值巴拉克·奥巴马和他的幕僚开始执政之际，美国发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庆幸的是他们意识到，如果不针对实体经济采取一些措施，他们将很难恢复银行系统的正常运营。因此，他们不得不集中精力对待这件事情，并坚决遏制抵押品赎回权流失的势头。在美国，已经大约有75年没有发生过如此严重的危机了，但在其他国家，类似的危机已经变得很寻常。国外有足够的关于如何应对经济危机的历史经验，包括那些因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的危机的经验。奥巴马团队已经拥有足够的理论、经验数据和共识来设计一揽子短期刺激经济和长期强国富民的方针政策，但政治并非总是如此简单、易于分析的。
在处理危机的后果方面，大家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看法就是：危机并没有破坏经济体制中有价值的事物。有些银行可能已经破产，许多企业和家庭也可能已经破产，然而实物资产仍同以前一样——相同的建筑、工厂和工人；相同的人力、实物和自然资本。但是危机却导致自信和信任的丧失，当银行和企业已经或就要破产时，社会的制度架构也在被削弱，目前的市场经济使得产权关系更加混乱，不像在正常的破产程序中所有权是从股东那里转移到债券持有者手里那样清楚，我们现在经常是不知道谁拥有或控制特定资产。在逐渐演变成一场危机的过程中，资源被浪费，资金被投入到房地产而非其他更有用的地方。但这已是既成事实，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现在的关键是：在泡沫破裂之后该如何有效地使用资源？当产生大量损失、资源未能有效和充分使用以及失业剧增时，这个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了。这是真正的市场失灵，但如果当局采取适当的政策予以调控，这本该是可以避免的。然而，最令人担忧的是：恰当的政策往往不能被付诸实施，不光泡沫生成过程有损失，泡沫破灭后还会造成损失。
刺激
萧条时期最大的争论发生在财政保守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者之间，财政保守主义者想要控制财政赤字，而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政府当局应当增加赤字来刺激经济。在2008年和2009年，当每个人突然间都变为虔诚的凯恩斯主义者时，政府对于采取什么恰当的应对危机之策却有着很大的意见分歧。当奥巴马就职时，经济下滑的趋势非常猛烈，奥巴马没有任何措施可以扭转这种势头，不过经济刺激方案的出台及其刺激的力度会决定经济需要多久才能稳定。遗憾的是，奥巴马内阁并没有提出一个关于我们需要什么的明确观点。相反，他在很大程度上把这个问题留给了议会，让他们去制定刺激方案的规模和方式，所以面世的方案完全不是恢复经济所需求的。
一份良好的刺激方案应该考虑以下七大基本原则。
迅速
布什总统的迟疑使得美国付出了更大的代价。经济政策需要若干个月才能充分见效，因此迅速向经济领域注入资金就显得极其紧迫了。
富于效率
富于效率意味着小投入大产出，即所花的每一分钱都要大规模地增加就业和产出。国家增加的国民收入与国家财政投资之比即为乘数，用标准的凯恩斯理论分析就是：政府投资的每一分钱将会带来远高于一分钱的国民收入。如果政府投资建设项目，那么工人就会增加消费，进而会有更多的人增加消费。这样，链条中的每个环节都会增加国民收入，使得国民总收入的增加远多于政府初始投资。
平均来看，美国经济短期乘数大约是15。1 如果政府现在投入10亿美元，今年的GDP将会增加15亿美元。长期乘数会更大一些，今年的一些投资将在明年或后年产生收益。由于当前的衰退可能是长期的，因此政策制定者也应该注意到那些将在两三年以后产生的收益。
其实也并非所有的投资都会产生相同的乘数作用：在伊拉克施工的外国承建商的投资将会有一个较低的乘数，因为他们消费的大部分都没有在美国；同样，向富人减税也不会有太大的乘数，因为他会把大部分减税获得的好处储蓄起来；给失业人员好处却会有一个更大的乘数，因为这些发现自己收入突然减少的人将会消费掉所获得的每一分钱。2
关注国家长远问题
低国民储蓄、巨大的贸易逆差、有关社会保障和老年人项目的长期财政问题、基础设施老化和全球变暖都将影响着国家的长期前景。一个有效的刺激方案应致力于改善这些方面，或者至少不让这些方面恶化。
重视投资
经济刺激计划将会不可避免地增加国家的财政赤字，但一个国家的债务只是其资产负债表的一个方面，资产也同样重要。如果投资在资产上的刺激资金增加了该国的长期生产力，那么作为刺激的结果，国家将在长期内表现得更好，甚至短期也会使产出和就业增加。因为美国在国外有很多外债，所以致力于改善资产负债表的做法将变得尤为重要。如果一个国家通过借债消费来刺激经济，那么一旦偿还债务的时间到来，即使只付利息，未来的生活水平也会变得更低。而如果一个国家通过投资来刺激经济，这些投资就会增加未来产出，据此就足以偿付利息。这种投资不仅能提高当前生活水平，还可以提高下一代人的生活水准。
公平
最近几年，相对于上流阶层，美国中产阶层的境况更加堪忧。任何刺激措施都应考虑这个因素。2001年和2003年布什政府的各种减税政策曾将多数好处给了上流阶层，为了追求公平，这些政策不能再被实施了。
处理由危机引发的短期紧急事务
在衰退阶段，州政府通常会花光所有的钱并开始裁员，失业人员通常没有健康安全保障，如果他们失去工作或者某个家庭成员生病，那么需要努力偿还抵押贷款月供的人群的生活将会变得更加艰难。一份考虑周全的刺激计划应更多地照顾到这些内容。
刺激目标应确定在失业领域
如果失业将会演变成长期失业，那么刺激方案应该直接加强工人技能的再培训，以适应未来工作之需要。
有时这些目标是相互冲突的，有时它们又是互相补充的。大部分应对短期紧急事务所投资金是很有效的，乘数也很大，但它并不创造资产。尽管花钱救助汽车公司能暂时保住他们的工作，但是这只是将钱扔进无底洞的举措；投资于公路建设可能会导致全球变暖，而全球变暖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长期问题；投资挽救银行系统不仅不会带来任何收益，只会把钱送到富人的口袋里，而且不会产生任何乘数效应；4 也许投资建设一个现代高速公共运输系统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自动稳定器（当经济衰退时，消费自动增加）是最有效的刺激形式之一，因为它能够测度出经济所需的消费水平并将更多的钱投入到所需之处，例如因失业率的增加而自动获得的失业救济，如果经济比预期恢复得更快，对于失业救济的投入将会自动地压缩。
所做之事与该做之事
上述原则对刺激的规模和方案的设计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一些国家，尤其是澳大利亚，在设计刺激方案时与这些原则保持一致，所以它们的经济下滑比较轻微，并且是发达国家中经济率先复苏的国家。
然而，奥巴马内阁的刺激方案却与上述原则有很大的不同——刺激方案应该规模更大、更好，而他们的方案的规模太小了，过多地依赖于（大约1/3的内容）减税，很少投入到援助州、地区和那些被社会保障体系遗忘的人群，而且投资项目本可以更加有效率。
第3章 有缺陷的应对之策(2)
规模
起初，一项大约8 000亿美元的刺激组合方案听起来似乎数目庞大，然而它要分两年多对一个14万亿美元的经济体进行刺激，其刺激资金还不及每年GDP的3%。第一年，大概只有1/4的刺激资金投入到经济体中，而这2 000亿美元根本不足以抵消州政府和地方支出的减少。简言之，2009年从联邦刺激组合方案中扣除各州财政支出的减少量之后的余量没有产生任何刺激作用。
其实，来自当局自己公布的数字也反映了刺激规模的不足。布什总统和他的智囊团曾声称刺激方案将会创造360万个新的工作岗位或者避免等量的失业（因为他们意识到，很可能在刺激的这两年期间内不会创造任何净岗位数量）。5 但这360万个工作岗位却只是远在未来的日子里。如果在一个正常年份，大约有150万个新入职者加入到劳动力市场中，而且经济体也会为他们创造工作。从2007年12月经济衰退开始到2009年10月，整个经济减少了800万个工作岗位。6 加上充实到劳动力市场的新入职者，这将意味着：到2009年秋为止，能够将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状态的就业赤字已经超过了1 200万美元。7
在经济学中，经济社会必须趋向稳定状态，当然也更应该明白实现充分就业目标的难度。随着劳动力正常的增加和生产力每年2％~3%的增长，为保证失业率不增加，GDP每年必须增长3%～4%。如果想要降低2009年的高失业率，经济增长的速度要超过349%。而“一致的预测”（代表了既非最乐观也非最保守的经济学家）认为：2009年到2010年积累的经济增长（包括刺激作用）是低于15%的，这可是一个不小的差距。
仔细分析一下当局公布的数字，大家就会对所发生的事情更加担忧。政府和媒体公布的数字是经过季节调整的。他们对此解释说：通常新入职者会在6月和7月加入劳动力市场，正值学生毕业，因此失业规模会在圣诞节前后上升。然而，这种季节调整根本不会在衰退时期发生。他们称这种调整是“正常的”，而衰退却是非常事件。所以当政府报告称：在6～8月之间，大约492万人会失业时，大家舒缓一口长气，认为恶化的就业形势有所缓解。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真正失业的数量有三倍多，共计1622万人，如果想经济恢复正常，就必须先创造这些数量的工作岗位。两个月后，整个经济已经吞噬掉奥巴马计划在两年内期望创造工作岗位数量的一半。这种刺激方案即使真如奥巴马当局声称得那样，会完全成功，也别想让我们相信在2011年年底会接近充分就业。
当然，那些试图调整预期并保持乐观心态的管理当局反驳说就业的增加和经济的增长一般都会有时滞，他们认为就业会慢慢恢复。上面的计算已经证明：即使没有时滞，创造足够的就业究竟会有多困难。如果时滞存在，那么事情就会变得更糟。通常时滞是存在的，因为雇主只有相信经济恢复是真实的时候，他们才会毫不犹豫地雇用更多的员工。
实际上，2009年10月，官方提供的102%失业率掩盖了劳动力市场的疲软。我注意到：在更早的一些时候，这些失业率不包括众多的不参与劳动力市场和不得不接受兼职工作的人群，前者是由于气馁而放弃寻找工作（官方认为如果人们不想找工作就不叫失业，即使此时很明显地他们根本找不到工作），后者是不能得到一份全职工作。如果将这两类人包括到全面的失业统计中，失业率将会从2008年8月危机前的108%猛增到2009年10月的175%。9 被雇用的有工作史的人口比例降到了585%，这是自1947年以来最低的比例了。
当然也有一些“平均”数字的失业率。对某些地方和某些群体，失业率会稍低些，但对其他群体的失业率会更糟糕些。到2009年10月，当密歇根的官方失业率已经达到151%时，全面的失业测量已经达到209%，大约1/5的人不能找到全职工作。加利福尼亚州全面的失业测量大约20%，失业的青少年已经增加到276%，非裔美国人的失业率也猛增到了157%。10
这里还有另一个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低估了失业率事态的严重性。由于伤残救济补助的钱更多，并且补助的时间更长，因此很多失业人员选择投靠伤残救济以减轻萧条的影响。由此导致2009年前8个月，在没有任何疾病散布的美国，申请伤残救济的人数却增加了23%。2008年，伤残补助总额达到创纪录的1 060亿美元，大约相当于政府赤字的4%。美国社会保障部估计，到2011年年末，将会有100多万人由于萧条而申请伤残补助，其中大约50万人将会获得此项申请，并且其中绝大部分人的余生都需要政府支付伤残补助。11
在整个国家经济下滑一年半多的时间里，长期失业人数达到了自大萧条以来前所未有的规模，平均失业持续时间将近半年（249周）。12
有人认为这次情况并不像里根政府（1981~1982年）时期出现的萧条那样严重，因为那时候失业率达到108%，而这次才是102%。此次萧条比起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则低得更多。显然这种比较忽略了国家经济结构的变化。美国的制造业规模已经从1980年的20%减少到如今的115%，实现了制造业向服务业13的转变，直接导致兼职工作的减少。更重要的是，劳动力市场结构也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青年职工的失业率经常占较大比例，这在20世纪80年代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些人口统计的变化将会使得当前的失业率增加1%或者更多。
失业增加了人们的忧虑，即使那些有工作的人也会担心被解雇，而且他们知道一旦失业，要想获得一份新的工作太难了。到2009年中期，招聘录取率达到了6∶1的新纪录，这是以前萧条时期录取率峰值的2倍。14 有工作的人也只能工作更少的时间，大约下降到每周32个小时，这是自1964年以来最低的工时了。15 就业市场的疲软同时也压低了工资水平。
房地产市场的崩溃和劳动力市场的疲软相互影响，加剧了人们的忧虑。美国劳动力市场位于世界上最活跃的市场之列，曾经是国家的比较优势之一。正是劳动力市场的活跃保证了美国员工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工作。但如今这种活跃遇到了严重的抑制。一方面，从传统意义上讲，失业人员愿意移居千里之外去寻找另一份工作。但对于绝大部分美国人来说，他们的房产是最重要的资产，对于那些房产还有一定净资产价值的人而言，虽然他们的房产价值还没有完全低于抵押贷款额，但他们也已经失去了大部分资产，这使得他们无法在其他地区支付20%的首付认购相同大小的房屋，因此有工作的人不能离开原地去寻找更好的工作。失业者可能会在原地维持更长时间的失业状态，四处迁移越来越缺乏吸引力。
另一方面，许多美国老年人面临的退休问题也影响着失业率。在美国，过去的大多数退休计划都是被称为“固定收益”的退休计划，所以退休人员都知道他们退休之后所获得的收入。然而近20年来，很多雇主都转而采用了“灵活收益”的退休计划，他们将退休金投资于市场，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投资于股市。16 股市和房产市场的同时崩溃意味着许多美国人的退休金缩水，17 因为越来越少的人愿意离开劳动力市场，所以除非就业能够扩张，否则为新人提供的就业岗位就会更少。
总之，短短几个月刺激方案的实施，很明显地说明其规模不够大，这一点在当初方案设计的时候就已经很明显了。但同时却彰显了当局的狡辩。18 消费的萎缩和储蓄的增长再加上州和地方投资的削减，这一切都意味着8 000亿美元的刺激方案在两年内根本不会成功。
第3章 有缺陷的应对之策(3)
援助各州
危机时期，如果联邦政府不援助州和地方政府，那么各个州和地方政府将会压缩支出，压缩的部分大约占整个政府投资的1/3。州政府只能在平衡预算框架内执行财政，所以他们必须量入为出。当财产价值和利润降低，税收收入也会减少。在2010～2011新的财政年度里，两年的财政赤字总额估计最少达到 3 500 亿美元。19 2009年，加利福尼亚州自己就不得不削减开支并提高税收到420亿美元。20 为了消除各州财政收入的下降，联邦政府刺激支出必须超过年GDP的1%。
2009年2月通过的刺激方案没有涵盖对各州和地方政府的援助，这样的规模显然是不够的。各州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削减对于工薪阶层打击相当大，因此当联邦政府推行其刺激方案时，许多无辜受害者的困境就频频出现在各大媒体的报道中。联邦政府本应该优先弥补地方财政收入的下滑，联邦政府根本没有明白雇人修建桥梁的经济含义，反而还解雇了一些教师和护士。管理当局也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在2009年10月第一份刺激创造就业的报告中指出，第一轮刺激支出增加了64万个就业岗位，有一半在教育领域，而只有8万个就业岗位来自于公共建设。21 但刺激方案规模仍然不够大，难以遏制教师的失业和临时性失业，同时许多即将开工的公共建设也需要时间来实施。进一步的失业加重了悲观情绪，而且产生失业的速度远高于创造就业岗位的速度。仅2009年9月，政府岗位就减少了4万个。22
本应该公平且迅速地逐个弥补各州财政赤字，这个方法很简单却能创造出更高的乘数并挽救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它应该能像自动稳定器一样运行：如果经济能够奇迹般地恢复，新一轮的救援支出就不会发生。但如果整个经济比预期下滑的还要严重、持续的时间更长，那么我们将需要更多的资金去扭转局面。
修补社会保障体系的漏洞
第二件优先考虑的事情应该是修补社会保障体系的漏洞。已通过的法案虽然也做了一些工作，但还不够。议会批准将三种由联邦政府救助的失业福利最长延伸到73周，23 而许多州提供这种福利的期限仅仅是上述时间的1/3，所以当萧条继续时，这种福利安全就很有限了。已有的健康保险体系是基于雇主来提供的，个人在失去工作就意味着失去他们的健康保险，所以政府现在是第一次真正需要做些事情了。早期的改革坚信如果他们能够负担得起，他们可以购买保险，但持续增加的失业人数不再能够负担此项保险。没有联邦政府的援助，本来就已经很大的未参保规模水平会变得更大。作为延伸的失业救助福利，奥巴马刺激方案中的一项就是为失业人员提供健康保险成本的65%，但只提供给那些在2008年9月之后和2009年年底之前的失业者。
此次危机的核心就是失业者不能进行抵押支付。在涉及这次危机关键的方面，政府救助得也不够。尽管不是失业者本身的缘故，但许多人在他们失业之后很快就失去了房产。在这种情形下，奥巴马内阁本应该为失业者提供一种新型的“抵押贷款保险”，帮助他们偿还抵押贷款，容许他们延期至得到工作后再还款。这不仅仅是公平问题，而且也涉及国家的利益，因为如果越来越多的房产丧失了抵押品赎回权，价格就会下跌，从而恶化下滑趋势。
投资
奥巴马政府本该优先投资于那些能够增强未来生产的领域，尤其是那些在人力资本和技术上高回报的项目。但由于市场崩溃和大量州政府财政收入的萎缩而减少了对私立大学的投资，因此，这部分投资也就无从谈起了。
大部分刺激资金投入到可以马上动工的项目，同时紧跟着一些可以相对快速上马的绿色投资。可明眼人都知道未来两年风险很大，国家经济依然需要更多的刺激。长期的刺激方案不应仅仅包括可以马上动工的项目，而更应该包括更高长期回报的公共投资，这可能是经济低迷带来的很少的好处之一。
国家最重要的短缺投资是在公共领域，当然要想迅速地配置更多的公共领域还是有一定限制的。刺激投资的减税政策可以加速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并产生长期收益。例如一项为房主提供的税收激励将使其保住房产，从而促使其雇用更多的建筑工人，这些工人可能在房地产业跌入50年以来的低谷时失去工作。
在经济下滑的过程中，大部分企业不愿意冒险投资。因此，一项暂时的投资税收信贷能够适当地刺激投资者。实际上，减税使得当前投资更加合算（这会使国家获益颇多），而不是在未来经济恢复正常时投资。就像是资本货物的销售一样，一项暂时增加的投资税收信贷也许更好。即使在经济滑落时期，一些企业也会投资，而对这些无论如何都会投资的企业进行减税奖励却不是什么好办法。所以说，在过去两年里，只给那些超过企业投资总额80%的企业提供信用将会有效地刺激投资者。
无效的减税政策
不仅仅是刺激方案的规模和时机完全不符合市场需求，同时将大约刺激计划的1/3致力于减税，而这些减税很可能不会有什么效果。2008年布什总统的减税政策就没有起效，这是因为大部分的减税收入都被储蓄吸纳的结果。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即使想要鼓励更多的投资，现在进行减税政策也不会有任何不同的结果。
美国人正面临着巨大的债务危机，除此之外还有对就业和未来的忧虑。即使那些愿意负债的人也明白：在信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他们想透支消费是不能指望他们的信用卡的。结果是，他们更愿意将短期内收入的大部分进行储蓄。这种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却抑制了国家刺激经济、增加投资的目的。由此可见，减税政策不仅增加了政府债务，而且在短期和长期内也看不到任何刺激效果。25
刺激计划的另一部分就是向未来借款：“旧车换现金”计划方案能够有效地刺激汽车需求。但如果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非常担忧的话，他们又怎么会提前消费呢？所以说如果经济仅仅滑落6周的话，这项计划可能是有效的，但在经济衰退时间不确定的情形下，则很难奏效。这种忧虑是有根据的：该项计划鼓励在2009年夏季购车，但以牺牲秋季支出为代价。这一计划同时也说明政府选择支出目标时的糟糕表现，其实有很多既可以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又能在长期促进经济增长的经济重构方法。
减税政策和“旧车换现金”计划面临着共同的问题是：美国人并不是在危机前消费太少，相反地，是他们消费了太多。当局对于危机的回应是想通过鼓励居民更多地消费以缓解危机，在消费下滑的情形下这是能够理解的，但关键是在长期中，我们实际需要更多的生产性投资，而不应该鼓励消费性支出。
第3章 有缺陷的应对之策(4)
后果
从2009年春天到夏天，失业继续增加，事态进一步恶化，刺激方案并没有起效。判断刺激方案是否成功的标准并非是实际失业水平，而是在如果没有刺激方案的情况下，失业率水平会是多高。奥巴马内阁总是声称这一方案能够比其他情况多创造300万个就业机会。但问题是金融危机对经济的打击太大了，以至于奥巴马内阁貌似规模巨大的财政刺激仍然是很有限的。
即使大家都期待一项规模更大的刺激方案，但很多经济学家都深信，目前的刺激方案是必要的，而且也正在发挥着作用，但还是会有一些反对者，一些保守主义者曾经试图改写历史以说明政府支出在大萧条中没有发挥作用。26 政府支出的确在大萧条时期未能使国家经济摆脱困境，并且直到“二战”时期美国才从萧条中复苏，但这是因为国会和罗斯福内阁的政策摇摆，刺激作用未能坚定持续的缘故。这次危机中，则是由于各州支出的削减抵消了联邦政府开支的增加，导致刺激方案失效。在很长一段和平时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并没有沉默，相反地，他们依然坚信刺激方案会更加有效。政府战时开支就曾成功并迅速地促使国民经济回到充分就业。在奥巴马刺激方案推行之后，一些批评者再次认为凯恩斯经济学被证明是错误的，现在正在经历考验。27 但事实上，所有的证据也都说明了刺激方案并没有使得情况变得更好。
刺激方案之所以没有发挥作用，是由于三个原因：一是由学院经济学家经常提出的但却与事实相距甚远，另外两个就更加关注实际情况。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政府举债，那么家庭在了解到他们必须在未来通过高税收偿还债务的话，他们就会增加储蓄。这种观点认为政府增加的开支被家庭减少的开支完全抵消。经济学家都熟知的李嘉图等价定理在每一所院校都被讲授，然而这纯粹就是胡说。布什总统在十年前进行减税政策时，储蓄率实际上就是降低的。当然，在经济范畴内，事情永远不会那么简单。李嘉图等价定理的支持者则争辩道：也许储蓄率在没有减税政策时就已经开始降低了。这也就意味着美国的储蓄率在危机之前，就已经是负的百分数了。
对于保守者来说，比起应用李嘉图等价定理来反对减税政策，他们则会更多地应用该定理来驳斥增加居民支出的说法。实际上，该理论认为增税和减税都不会起到明显的作用。如果政府增税，居民却了解到他们将会在未来支付更少的税收，他们就会调整消费计划，这使得消费与增税无关。
这些理论基于一些简单的假设，但这些被学院经济学接受的简单假设却对恶化经济起了重要作用。其中两个假设是很常见却又很明显都是错误的：市场充分竞争和信息完全对称。在这些假设下，每一个人都可以借到他们所需要的款项，如果政府增税，那些想要平衡其消费支出的居民就可以去银行以政府按照违约风险适当调整后的利率直接借款。另外还有两个假设就更奇特了：个体可以永远存活、再分配政策不影响消费。如果个体可以永存，那么他就不能逃避偿还个人债务，但现实中，上一代可以将今天的借款负担转移给下一代，这使得老年人可以比不减税的情形下消费更多。在这种奇特的理论假设下，即使贫困的老年人也可以比富裕的中年人消费他们更大比例的有限收入。由富人转移给穷人的再分配收入政策也不会对整体消费有任何影响。而实际上，无论政府增加赤字与否，家庭的储蓄率都有可能在萧条期间增加，而且储蓄率似乎在很大程度上都不会受到赤字规模的影响。
一个更加备受关注的问题是：如果政府借更多的钱，那么债主就会担心政府能否还债。随着担忧的增加，他们可能会要求一个更高的利率。这种忧虑在发展中国家非常普遍，因为他们处于两难境地：如果他们在减税时不增加支出，国家的经济就会收缩，债主就会要求一个更高的利率；如果他们增加支出，他们的欠债也会增加，债主还会要求一个更高的利率。幸运的是，美国并没有处于这种两难处境。依我看来，当前刺激的收益要远远高于那些长期的风险。
另一个密切相关的顾虑就是投资者越来越担心通货膨胀。借给美国钱的国家已经表达了这份担忧：经济刺激所产生的通货膨胀会减少巨大的债务价值，也就是通过通货膨胀降低其实际价值。更严重的是，有人担心如果投资者看到这些巨大的债务，会认为他们的资金面临风险，即相对于其他币种来说，美元的价值就会降低。这些忧虑无论合理与否，如果它们真的存在，长期利率就会上升，导致投资降低，减少总需求的净增加。
通过货币政策，美联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任何由于政府借款而导致的短期利率增加的趋势。但在货币危机的情况下，前所未有的资产规模及资产品种28已经使得人们担忧美联储是否有能力在合适的时间紧缩货币政策。美联储正在试图说服市场：它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以确保在合适的时间通过适度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正如我在第5章中说明的那样，有很多理由会使我们对美联储的反应失去信心。因此，无论合理与否，如果这些理由被广泛认可，那么它就会束缚住美联储的行为；如果美联储恢复到关注短期利率的“正常”政策中，那么长期利率将会上升，即使它们维持很低的短期利率，也会使经济恢复大打折扣。
相反地，如果刺激政策的资金投向投资领域，那么这些负面影响就很可能不会发生，因为市场能够意识到：这些经济刺激政策能够使得美国实际上处于一种更强大的经济地位，而不是弱势地位。之后，美国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部分就会随着债务一起增加，债权国也就没有理由担心债务损失，利率也就不会增长。29
对财政赤字失控的担忧是导致忧虑的真正原因：美国存在半途而废的政治风险，就像美国大萧条时期和日本20世纪90年代早期泡沫破裂之后那样，他们不能成功地解决财政赤字问题。基于此种顾虑，如果美国经济未能在第一轮经济刺激方案执行之后取得有效的恢复，那么政府是否会继续提供新一轮的刺激方案呢？那些从来都不相信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和国会中的赤字鹰派人物是否会敦促政府削减开支呢？我非常担心他们会这样做，一旦真的这样做，那么国家恢复经济健康增长则又会被拖延。
第3章 有缺陷的应对之策(5)
今后的方向
布什政府和奥巴马内阁都低估了萧条的严重性。他们坚信为银行提供资金支持就会恢复经济健康，激活信用市场，重建房地产市场。奥巴马刺激方案只是达到这些目的的权宜之计。他们的每一设想都是不正确的：恢复银行资产负债平衡表不会将贷款拉回正常状态；当房地产泡沫破裂，美国经济的基本债务消费模式也会受到重创，将难以治愈；即使制止房地产价格下滑，也并不意味着能够将其价格拉回到往常水平。这也就意味着：美国人的主要财富资源——住房净资产，即使不是被彻底摧毁，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贬值。
在当前这轮刺激方案结束之前，我们应该着手准备第二轮刺激方案以减少经济的负增长，一些本应该出现在第一轮刺激方案中的政策应该被包含在第二轮当中。我们需要为2011年准备更多的支出。也许它并不是必需的，但如果我们现在不准备，那么当形势所迫时就来不及了；如果现在准备了，即使事实证明这是不必要的，我们也还可以削减开支。然而不幸的是，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选择使得通过新一轮的刺激方案变得更为困难。奥巴马蒙混过关的危险策略导致的不良后果已经在慢慢显现。
最后，只靠财政赤字融资的支出仍然只是一项权宜之计，尤其是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债务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一些批评者认为：现在的政策仅仅使整个国家从依靠债务融资的私人消费转移到依靠债务融资的公共消费。虽然这种支出有助于刺激经济进行必要的重构以确保经济的长期增长，但事实上用于刺激经济增长的资金确实是太少了，而用于维持现状的资金却实在是太多了。
其他政策也可以支持经济，并且取代债务融资的消费泡沫。要想使美国整体消费恢复到可持续的水平，我们不得不进行更大规模的收入再分配，也就是财富从那些愿意储蓄的高收入阶层转移到那些对每一分钱都精打细算的低收入阶层手中。更大的累进税率制的税收政策（即对高收入阶层征收更高比例的税收，同时削减低收入阶层的税收）不仅能增加整体消费，还有助于稳定经济。如果政府提高高收入阶层的税收从而为政府扩张的支出提供资金，尤其是在投资方面，经济就会扩张，这就是所谓的平衡预算乘数。在里根政府时期盛行的供给学派经济学家批评到：这种税收不利于工作和储蓄，并且会因此而降低GDP。但他们的分析只适用于生产受供给限制的状况，而目前有超额的供给能力，生产是受需求限制的。
如果全球的消费有所增加，那么就不得不有一套全球储备系统，这样发展中国家就能够消费更多、储蓄更少。30 国际社会组织将不得不为贫困国家提供更多的援助，中国也就能够比最近几年实施的降低储蓄率的政策而取得更多的成功。如果全世界都能够给碳排放制定更高的排放成本，那么就会有更大的动力去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也会刺激对节能住宅、工厂和设备进行更多的革新和投资。所有这些建议似乎都不可能立刻出现，甚至到目前为止，大部分议题都还未被列入讨论。
美国和当今世界面临着三大挑战：重振可持续的总需求、充分就业以及全球重建金融体系。重组后的金融体系应该能够发挥其应有的功能，而不是像危机之前那样肆无忌惮地去冒险。重振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经济以应对世界比较优势的转移和科技的演变。在本书撰写之际，我们在这三个方面都还不是很成功。我们在火烧眉毛之时也确实很难有更多的时间讨论这些重大问题。本书最为担心的是那些我们已经采取的为挽救我们从悬崖边缘跌入悬崖深处的政策同时也将抑制我们重返强劲增长之路。正如银行放款时的那般短视一样，我们救援危机的行为也很短视，却将麻烦留给未来。
上述问题在金融方面表现得极其明显，而这也正是这场金融危机的核心。后续三章我们将说明各种救助和重振金融体系的努力，第4章分析抵押信贷市场。奥巴马意识到：只要成千上万的美国人都面临着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威胁，就很难使经济恢复到完全健康状态。而在这一方面，政府几乎无所作为，这使得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威胁继续加剧，毫无减退之意。上述对于所做之事与该做之事的比较分析也许只是挂一漏万。这些刺激方案也许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全部，但还是有部分成功的。人们不可能给政府在抵押贷款上的表现打一个很高的评分，而且当我们在第5章、第6章分析银行问题时，我们将会有更多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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