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强力推动大跃进式的私有化狂潮，可想而知，这些违规牟利行为就会合法化，违规乃至违法的痕迹就会被“销尸灭迹”。

　　国家审计署对15家央企和工商银行、中信集团的审计结果公布了，除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是驻外机构经营情况调查之外，由于这是全面审计，且每家央企接受重点审计的单位占相关央企资产总额50%以上，审计结果应当具备高度的代表性与可靠性。那么，审计问题揭示出来的最大风险是什么?

　　表明央企经营成果账面数据不可靠、央企财务状况面临重大影响?否!就总体而言，审计发现的问题对央企财务状况影响甚微，经营成果不实的问题不大，央企经营成果账面数据总体上是靠得住的。由于此次审计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仅涉及其驻外机构，2010年底相关资产总额不过23.46亿元，与另外14家接受了全面审计的央企资产总额动辄数百亿元乃至数千亿元不可同日而语，因此这家公司的审计结果可以暂时剔除，不纳入分析。我统计了除国投之外的14家非金融央企审计问题对其资产、负债、利润和所有者权益4项指标的影响，受到影响的总共有36个指标，其中对总额影响程度小于1‰者13个，大于1‰小于1%者15个，大于1%小于5%者6个，大于5%小于8%者1个，大于10%者一个(参见下表)。

审计问题对14家非金融央企2010年度财务收支影响

单位：亿元，%

注释：正数为多计，负数为少计。

　　央企执行宏观调控不力、产能盲目扩张?否!毋庸否认，此次审计揭出的未经发改委核准就提前上马、违规扩充产能的问题较多，钢铁产业最为突出：鞍钢自行新增产能两个项目，分别超计划投资81.24亿元、20.37亿元;宝钢下属宁波钢铁在2006—2010年间违规新增炼铁产能442万吨，炼钢产能666万吨;武钢在2005—2010年间违规扩充产能包括炼铁776.70万吨，炼钢938万吨，轧钢910万吨;……由于昔日的“摇钱树”钢铁行业今天已经颇有“苦菜花”味道，在占全球钢铁产量一大半的中国钢铁行业，中钢协77家大中型钢铁企业2010、2011连续两年利润总和竟然赶不上三大铁矿石公司中的任何一家，销售利润率连续4年低于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不少人已经归咎于中国钢铁工业盲目扩充产能。

　　然而，新世纪前十年的初级产品牛市是经济周期运行决定的，并不可能靠中国抑制制造业发展而消除，中国若这么做只能是自废武功，损害本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立足的根基;要根本改变初级产品行业和制造业利益分配格局，只能顺应经济周期运行变动至商品牛市终结，而在那个时候中国制造业要想赢得最有利地位，仍然要靠自己在全球同行业中占据较大份额。

　　同时，投资管理体制不完全适应经济运行需求的问题已经相当突出，广东省发改委主任李春洪在今年3月25日首届岭南论坛上的讲话不是引起了不少关注吗?他主张减少审批，降低门槛，放宽对企业项目的审批，声称他调查了6个项目，严格按流程规定走完所有审批程序，需要310天，如果企业都这样干，黄花菜早就凉了，市场机遇早就没了。因此，他主张下一步改革首先要大大减少审批程序，批评现在的审批过程中障碍太多，如自由裁量权往往是科长和处长说了算，造成了寻租行为，延误企业及时抓住发展机遇。正因为如此，钢铁央企的产能“盲目扩张”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应当归结到投资管理体制中的矛盾。

　　与此类似，中煤集团揭出的金额最大的问题是2008—2010年间没有严格执行电煤销售政策，将本应直接销售的428.53万吨电煤(14.89亿元)以委托结算方式由民企加价后销售。这可以归结为煤炭紧俏时期电煤定价体制内在矛盾所诱发的问题。

　　央企收入超高造成工资侵蚀利润和加剧收入分配失衡?否!不错，审计发现了多家央企集团内部存在违规增加工资性支出的情况，这确实是错误行为，但许多大型国企基层员工收入并不高，劳动强度却相当大，总部员工的较高收入至少目前还没有发展到工资侵蚀利润的地步。至于将收入分配失衡归咎于国企员工超高收入，更是荒谬，因为目前收入分配失衡表现在劳动收入占比过低，而员工收入正属于劳动收入范畴，对国企员工劳动收入开刀，无助于提高过低的劳动收入占比。同时，中国劳动收入占比显著下降的进程恰恰是在1990年代国企改制风潮中起步的。

　　不仅如此，经过1990年代壮士断腕、剜肉剔骨般痛苦的重组整顿，国企已经成为拥有相当高自主权的市场运行主体，他们需要用在市场上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来吸引人才。由于重组后的国有经济集中于技术和资本密集度较高的产业，这些行业的平均薪酬标准本来就高于其它行业。薪酬过低缺乏竞争力造成人才流失的问题在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非常突出，我们不能重蹈覆辙。为此，我们需要解决好两个问题：

　　——在市场化环境下如何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以吸引人才?

　　——在前几年起步的高通货膨胀环境里，在确保股东权益不受侵犯的前提下，如何给央企薪酬管理制度提供足够弹性，使其能够比较机动灵活地保证员工、特别是重点人才实际待遇不下降?须知，由于内部制度约束相对较少，规模不那么大的企业薪酬对劳动力市场供求变动、通货膨胀等因素反应最为敏捷，巨型企业薪酬对此反应则相对迟缓，政府机构薪酬弹性最低。正因为如此，在高通胀时期，公务员系统与退休人员等固定收入群体受损明显。如果说公务员为了较为稳定的前途而可以选择暂时忍受高通胀对其实际收入的侵蚀，那么，置身市场竞争中的企业则需要使薪酬对高通胀尽可能作出及时的反应，以维持员工士气。审计报告中指出，中石化驻港机构2008—2010年间向内派员工发放违规住房补贴、负担房租734.35万元;但在近年香港房价和房租暴涨已成当地严重社会问题的背景下，这项违规举动至少部分动机是为了保证有关员工实际待遇不下降。我们要监督其改正错误，但我们也需要制定更合理可行的制度。

　　国有企业如何更好地为国民、为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服务?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上，我们需要不断地探索，不断发展的社会也在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但盲目顺应一些非理性主张压力，过多地剥夺国企经营各方面自主权，使得我们付出了很大努力和代价方才造就的国企活力又被扑灭，那就是完全破坏了我们这么多年国企改革的成果。

　　国进民退排挤民营经济成分?否!且不提胡鞍钢等人的详实量化研究已经证明所谓“国进民退”之说并不成立，此次审计报告揭出的许多违规行为也是与民企合作时发生的。因此，这次审计发现的问题只能表明国家奉行了各种经济成分共进的原则，国企也在带动民企发展，但某些民企不规范操作的违规冲动过于强烈，造成了一系列问题，片面指责国企排挤民企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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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这些问题相比，央企审计报告揭示出来的最大风险其实是国企私有化狂热的潜在风险。因为此项审计中发现的最突出、危险最大的问题都是部分净资产没有按照规定计入国有资产，或是管理人员违规持有下属企业股份，或是把有利可图的业务外包给高管在外面私人设立的公司，以此进行利益输送。如果强力推动大跃进式的私有化狂潮，可想而知，这些违规牟利行为就会合法化，违规乃至违法的痕迹就会被“销尸灭迹”。在1990年代的国企改制风潮中，此种行为就不少见，此次审计中揭出的一些问题又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如2008—2010年间，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下属三十八研究所等7家单位279名中层及以上领导干部违规持有下属企业股权3641.33万元。在目前体制下，可以发现这些问题，并很快改正;如果推行俄罗斯式私有化改制潮流，所有这类问题涉及的数十亿元净资产就很可能落入少数人私囊。

　　的确，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需要不断因时而进，在一个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变迁的世界上，国有资本要保持相当的流动性，这样才能确保其产业结构不断保持在最优状态，最终确保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但中国宪法规定的基本经济制度原则不能推翻，1990年代俄罗斯东欧私有化狂潮的教训要汲取，国有资本保持流动性不能成为心怀叵测者侵吞国民资产的漏洞和契机，中国经受不起重蹈覆辙的震动。

　　(2012.6.1，修订2012.6.5，仅代表个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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