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需要警惕一些私有化的声音

　　国有企业，无论是竞争性国企还是福利性国企，妨碍最大的，是富人/资本家。最希望私有化这些企业的，是富人/资本家。无论哪一种私有化的方案，平民往往都是这个过程的牺牲品。

　　很多人可能已经记不得90年代国企下岗潮和破产潮中发生过什么事情了。当时的基本论调和现在没什么两样：国企效率低，经营者没产权、天然就经营不好云云。

　　当时的确有很多厂子在全国经济改革和私营企业崛起的过程中被市场淘汰。但是恰恰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一些经营者和资本家故意把厂子经营得一塌糊涂，然后廉价买下，那价格往往把设备卖掉都能额外赚一笔。最后受到损失的是政府，也是平民。

　　有很多人觉得自己从未从国企受到过任何益处。其实我们能买到的火车票就是益处。春运不涨价就是益处。廉价的农业电力也是益处。政府从国企拿到的红利也是益处。也许今天我们并不能从国企获得充分的益处，但是只要国企体系还存在，我们就能逐步推进国企对国企的监督和利用。如果国企不存在了，这些就都变得不可能了。

　　如果中国铁路是一个私企，它会为春运储备车厢么?在春运这种时候难道不是提价的好时机么?利用现有的车厢多跑几趟，并提高票价，那收益岂不是比竭力提高运力而不涨价来得高么?至于什么农民工需要回家过年，抱歉，这不在私营企业的考虑之内。

　　日本福岛核电站本来完全有机会在地震发生后关机。仅仅就是因为关机会严重影响经济效益而导致负责人犹豫了一阵子，就造成如此的灾难。

　　过去几年我们曾经经常就能听到矿难的消息，以至于人们都麻木了。私人老板为了逐利，让工人在危险的条件下继续生产，最后往往酿成大祸。这两年政府整顿小煤窑，把很多煤矿都重新收归国有，于是矿难的消息就变少了。

　　尽管传统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学说认为，人人都逐利的情况下社会资源配置会达到最优，但是现实已经证明了：在一些领域中，只有企业不把盈利作为核心要素时才能对整个社会产生更大贡献。而从这个角度讲国有企业是有必要存在的。

　　但国企的价值其实并不止于此。事实上，在国际竞争中国企一样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国企在国际竞争中的价值

 　　现在的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已经不再是自由市场竞争了。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在今年2月9日有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叫做“我们现在都是国家资本主义了”(We are all state capitalist snow)。其实纯粹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早就已经破产了。无论是中国还是欧美国家，政府都已经越来越深入地涉及在经济发展之中了。

　　从另一个角度说，欧美曾经在国际上提倡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民间资本力量已经发展了上百年，实力非常强大。一般的国家开放后，其国内新生的本土资本力量远远不能与欧美资本力量相比，被欧美资本力量玩弄于股掌之中是常见的结局。所以完全尊崇华盛顿共识进行发展的国家，几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恰恰是韩国、新加坡、日本这种政府涉入经济极深的国家，大多取得了成功。

　　也就是说，以中国的新生本土资本主义力量来直接对抗欧美资本，是几乎不可能取胜的。惟有政府施加足够的影响力、集中国有资本力量在市场中出手，才有可能赢得一席之地。这些行为是完全违反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的，但是却能够带来经济的良好发展。

　　如果没有芜湖政府对奇瑞的鼎力支持，今天我们也不会有如此欣欣向荣的本土汽车生产商。如果没有电信在华为的产品并不算完备的情况下选择了它的产品，华为今天恐怕也到不了这样的规模和水平。如果中国铁路不是一个国家经营的整体而是割裂的私人公司，恐怕也不能在各国高铁制造商中间纵横捭阖，获得如此之多的技术。

　　中国在非洲开矿，往往是整个国家的资本力量的协同工作。由进出口银行向目标国提供贷款，雇用国有企业或私营企业进行建设，换取国有企业开矿权、采油权。如果政府在这种场合不作为，或者因为掌握的资本不够而无法作为，那么中国的竞争能力也就会因为无法获得足够的原料而大打折扣。而如果是用纳税人的钱来为私营企业开路，那未免有些劫贫济富了。

　　所以在今天这个世界，政府的力量，特别是国有资本力量，当运用得当时，是整个国家经济竞争力的有效保障和助推器。因此，即便不考虑社会公平的问题，政府也有必要具备相当的资本力量来促进国家经济发展。

　　那么，作为总结，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国企和国企监管体系呢?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国企和国企经营体系

 　　国企首先需要覆盖基本的公共服务领域。邮电、铁路、一部分基本交通、一部分基本供水，等等。一些天然适合垄断而不适合划分的领域，也需要由国有资本来控制，如电网(加州电网的格局已经宣告了供电系统分割竞争模式的失败)。还有一些具有重大社会收益的、盈利能力与投资规模不成比例的项目。

　　其次需要维持和发展具备市场竞争力的大型国企。

　　再次需要推动建立新兴产业的国企，这类产业是中国产业下一步升级所要涉及的产业，由于技术发展还不完全，需要政府各方面进行长期推动才能形成产业。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商用客机产业。

　　对于这些国企，我们很显然需要更深入地监督，减少和杜绝浪费。同时提升国有资产管理的能力，增强绩效奖励的方式等等。要让市场在竞争性国企的参与下仍然有效运行，这就需要明确市场竞争规则，将竞争性国企的经营机构与政府的市场监管部门严格分离开来，相互独立。

　　有人对我说过，这种保有巨大国有资本的、国有企业甚至直接在市场中与私企竞争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做过，这是违反人性的，不会成功。我对此的言辞是，“当年欧洲贵族还觉得没有贵族的民主制度是违反人性的呢”。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59期，摘自2012年第3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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