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市场化将导致中国重蹈西方经济危机覆辙
利率市场化并非什么神秘不可测的东西,其后果完全是可预知的,其实利率市场化在专业人士那里几乎没有一个是看好的,因为只要了解金融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利率市场化根本缓解不了融资难,而且还会在融资难的基础上导致新的问题——融资贵。大企业议价能力强,因此大企业将获得更低的融资成本,而这种利润损失必然通过提高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来对冲,因此利率市场化的结果就是资本市场的马太效应,也就是强者更强,弱者更弱。
利率市场化如何影响企业
过去多年来,在利率市场化与金融脱媒的背景下,中国信用债市场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包括短融、中票、企业债和公司债在内,我国信用债市场规模现已超过8万亿元。从社会融资规模来看,企业债券融资占比已经由十年前不到2%上升到10%以上。而引领这一重大变化的核心是成本。对大部分债券发行人而言,发债成本要低于贷款成本,促使企业纷纷扩大债券融资,降低财务成本。尤其是高评级的央企与地方大型国企,发债利率更是显著低于贷款利率。以中石油集团为例,公开资料显示,2008年—2012年8月末,中石油发行各类债券共计6728亿元,余额3760亿元。在这近5年时间里,与同期银行贷款相比,通过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中石油节约财务费用达342亿元。
但发债本身也有缺陷,那就是程序往往比贷款复杂、对企业的可预期性更差,而且有限制,1993年12月颁布的《公司法》规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债券时,累计债券总额不得超过公司净资产额度的40%;1998年12月出台的《证券法》中,也同样为企业债设立了40%的“天花板”;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已于2012年6月21日规定,“凡是公开市场评级在AA(含)以上的发行人,允许其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发行额度互不占用”,这一规定仅仅扩大了短融单独剥离,扩大了其发行空间,但对中票、公司债和企业债而言,其发行额度仍然互相占用。随着贷款利率下限的取消,发行债券在成本上的优势就大大减弱了,“再加上企业债发行有着40%的上限,资信状况好的企业可能会重返贷款市场。”
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与经济转型的背景下,优质客户无论对于银行或者是债券市场来说都具有稀缺性,贷款利率下限放开使得银行有更多空间争取高评级、质地较优的客户,这反倒挤占了宝贵的贷款额度。
利率市场化如何影响银行
以上主要说的是对企业的影响,其实利率市场化短期对银行影响不大,因为现在存款利率没有放开,就像一条河流,上游不产生洪峰,下游基本上很难出现大的洪水,而且在当前资金面供求关系背景下,相关措施短期内不会对商业银行息差造成显著影响,也不会对市场造成明显冲击,更何况,限制银行贷存比和贷款额度的管制也没有放开,仅放开贷款利率下限影响有限。
利率市场化是指金融机构在货币市场经营融资的利率水平。它是由市场供求来决定,包括利率决定、利率传导、利率结构和利率管理的市场化。实际上,它就是将利率的决策权交给金融机构,由金融机构自己根据资金状况和对金融市场动向的判断来自主调节利率水平,最终形成以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基础,以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利率体系和利率形成机制。
一般来说,放松利率的上限管制一般都会导致利率上升,因此,如果存款利率先于贷款利率放开,则会缩小存款机构的利差,进而导致其经营状况恶化。而贷款利率先于存款利率放开则会加大存款机构的利差,进而改善其经营状况。如果存贷款利率同时放开,则存款利率上升除了会增加存款机构经营成本外,还会加速贷款利率上升,造成金融体系的剧烈动荡。另外,在金融体系还不够发达时,贷款利率市场化对于金融资源的配置作用远大于存款利率市场化对金融资源的配置作用。中国也在这样的经验原则下采取了先放开贷款利率的政策。
利率市场化如何影响中国
世界利率市场化虽然路径不同,曲折程度不同,但结果都是一样的,利率市场化导致利率上升,融资成本升高,企业实体经济衰落,而由于大企业抛弃银行,转投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出现爆炸式发展,银行衰落,而资本市场最后出现泡沫,整个经济最终完蛋。在世界上,利率市场化不过二三十年的时间,美国滞涨危机、日本经济危机、东南亚经济危机以及本次的经济危机基本上根源都在利率市场化上。而且对整个世界来说,利率市场化就是个彻头彻尾失败的经济治理模式,不信就看看下面的案例。
在美国,1933、1935、1966年分别对联储会员银行、非会员投保银行和储蓄金融机构设置存款利率上限。1971年以后货币市场互助基金的发展严重削弱上述机构吸收存款的能力。1970年6月,放松对10万美元以上、90天以内的大额存单的利率管制;1971年11月,准许证券公司引入货币市场互助基金;1973年5月,放松所有大额存单的利率管制;1973年7月,取消1000万美元以上、期限5年以上的定期存款利率上限。结果,存款利率开始升高,存款利率升高导致贷款利率走高,结果企业大量破产,美国制造业倒闭的倒闭,出逃的出逃,这是美国制造业衰落的开始,也是跨国公司兴起的开始。
由于贷款利率并没完全自由,银行赢利能力迅速降低。与此同时,随着货币市场互助基金的发展和利率自由化的进行,储蓄贷款机构在吸收存款中已不再具有优势。美国政府于80年代初放松对它的管制,允许其发放可调节利率的住房抵押贷款,实现资产业务多样化。此时,美国金融体系这一微小的制度性缺陷却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储蓄贷款机构为了增加利润,在新增贷款上介入高利率但具有高风险的领域,结果在房地产价格暴跌的过程中全面破产。
而这并非问题的结束,美国利率自由化后,银行基本上没得干了,这时资本市场开始异常高速地发展,一种叫“投行”的机构迅速崛起,取代了银行的功能,而银行也开始转型,不再做常规的房贷业务,开始从事贷款的批发业务,批发商不必对货物的质量负责,结果次级贷款越来越多,最终在2007年导致了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危机。
在印度尼西亚,70、80年代石油价格大幅涨跌使宏观经济极不稳定,银行呈垄断格局。1983年一次性放开所有存贷款利率限制,实际贷款利率长期高达10%—15%,道德风险导致银行坏账愈积愈重,终于导致了1990—1991年的银行支付危机。
在智利,1973年武装推翻总统“阿连德”政权后的10年里,智利试图从一个半封闭的、受政府干预过多的经济转化为“自由化”世界中的一员,将大多数经济决策权交由市场力量来行使。
1974—1976年,智利国内金融自由化改革几乎全部完成,银行私有(1976年完成)、利率自由决定(1977年6月全部放开)、资本账户开放(1979年6月开始,但对短期资本流人仍加以限制)。由于随后发生银行危机,改革出现了反复。中央银行以公布指导性利率的形式宣布了第一轮自由化改革产生的市场化利率废止,在银行业重组基本完成之后,中央银行于1987年取消了公布指导性利率的做法,转向主要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影响国内利率水平。
在日本,1947年赋予大藏省和日本银行利率决定权。战后到70年代中期,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帮助创造日本奇迹,但由于证券市场的发展,导致存款转移和银行业状况恶化。
1975年,日本废除银行对贷款利率的指导性限制;1978年银行间拆借利率和票据买卖利率自由化;1979年引入CDs(50000万口元以上);1985年引入大额货币市场存单(5000万日元以上)和取消大额定期存款利率管制(10亿日元以上);1989年引入较小额的货币市场存单(300万日元以上)和取消大额定期存款和货币市场存单的利率管制(1000万日元以上);1992年引入自由、浮动率的储蓄存款;1993年取消较小额的定期存款和货币市场存单的利率管制(低于1000万日元);1994年取消除活期存款外的所有存款的利率管制。在日本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宏观经济波动加剧,企业经营困难,而正好赶上日元升值,热钱大量涌入日本,日本企业也趁机转投资本市场,结果助长了“泡沫经济”,最终泡沫破裂,日本经济一败涂地,再也没能复兴。
在泰国,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出现严重的宏观经济困难和金融系统危机,实行了一系列政策以恢复经济和金融稳定。1989年放开了一年期以上定期存款的利率上限;1990年3月放开了所有定期存款的利率上限;1992年1月取消了储蓄存款的利率上限;1992年6月取消所有贷款利率上限。利率走势:波动幅度增大,平均利差增大,而国内利率与国际市场利率的联系日益紧密,结果美国一提高利率,泰国终于在1997年爆发金融危机。
现在全世界都需要对经济治理模式进行一次彻底的反思,而现在这种反思还刚刚开始,在这种状况下,中国动不如静,盲目重走西方国家的道路很容易重蹈西方的覆辙,而白白丧失了中国模式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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