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民企干不好何必怪罪国企

　　笔者的一位老同学负笈海外多年，学习电子工程，颇有成就，曾在一家美国知名公司中任高级技术人员，前两年归国创办了一家软件科技公司。作为一家小型的民营企业，创业之初可谓步履维艰。所幸的是他不久就找到了内地一家大型国有高压开关厂做合作伙伴，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共同开发可用于国家电网的软件产品，迅速打开了局面。

　　虽然这不过是一项普通的商业合作案例，但却反映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国企和民企之间，绝不像一些媒体和经济学家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种此长彼消、你进我退的“零和”关系，而是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国企的巨大需求为民企的发展预留了广阔的空间，而民企也凭借自己在技术、经营方面的长处，协助国企解决了不少问题。

　　国企和民企：井水不犯河

　　2009年以来，中国主流经济学界指责“国进民退”的声浪日渐高涨，某大型门户网站曾以“国企民企能否共赢”为主题举办了一次研讨会，与会经济学家发言的题目就让人触目惊心：

　　“单忠东：国进民退不是伪命题，国企正挤压民企发展空间”;

　　“张文魁：国进民退重点在于民企没有公平竞争环境”;

　　“保育钧：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一直都没有实现过共赢”;

　　“王子恢：国企依靠行政支持挤压民企生存空间”;

　　“毛寿龙：国企定位模糊 变成国家供养的利益集团”;

　　“保育钧：国进民退是国企害怕民企竞争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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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讨会变成了国企的批判会。这些年来，诸如此类的观点充斥着各个经济论坛、财经类媒体，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甚至把它作为一种“常识”、“共识”来接受了。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从总体上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结构经历了一个国有企业大规模退出，民营企业大踏步前进的历程，截至目前，我国原有国有企业的3/4以上已经退出或破产清盘，很多改制成为民营企业。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到2008年，全部第二、第三产业中，按总资产算，国有经济仅占30.5%，全部公有制(国有和集体)经济占35%;而各类民营企业(股份制加私营)占54.7%，三资(港澳台加外资)占到了10.4%。

　　至于GDP总量的构成，有经济学家根据2010年的统计数据测算，公有制比重占21.7%，私有制经济占到了78.3%。在工业总产值中，公有、各类民营、三资企业所占比重，大体是29：44：27的关系。而从动态比较的角度看，从1998年以来，工业各项指标中国有企业的增速是最低，在全部产值中的比重逐年降低。民营企业增长迅猛，12年内产值增长100倍，三资企业增长10倍，均远远高于国企的增速。

　　从企业的规模看，1995年，中国只有4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其中大陆只有2家，均为国有企业。但进入新世纪后，中国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数量就迅猛增加，到2011年，已经达到了69家，超过了日本，居世界第二。其中，大陆为61家，不仅有一大批中央国有企业，而且有河北钢铁集团、冀中能源集团和浙江物产集团等地方国有企业以及华为集团、沙钢集团等民营企业。

　　从就业人数看，2000年，全国有170多万户民营企业，吸纳了2000多万人就业;现在已经有近1000万户，吸纳了2亿多人就业。中国的民营企业，无论是发展速度还是发展规模，都远远超过了美国、日本、德国经济起飞阶段的纪录。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经济学家胡鞍钢认为，晚近30年，中国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超大规模，经历了世界历史上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黄金发展”时期。

　　还有一个必须指出的事实是，至2008年以后，国企经过大规模布局调整，已经主要集中在烟草、石化、水电热生产供应、交通设备制造等行业，在一般竞争行业中比重已经很低，建筑、房地产等主要是民企和外企，第三产业中除了金融、邮电和铁路、航运外主要也是外企和民企。也就是说，大部分竞争性行业中只有两个竞争者：外企和民企。国企与民企不在一个行业中，井水不犯河水。不同行业面对不同的市场，需要不同的资源，国企怎么会与民企形成竞争并“挤压民企发展空间”呢？

　　合作共赢才是国企民企关系的基本面

　　在习惯上，人们往往把国企称为“共和国长子”，按照这一命名的逻辑，我们也可以把民企称为“共和国次子”。在市场实践中，长子、次子更多是一种互利共赢、携手共进的关系。

　　先举几个例子。

　　2012年5月，由中国自主设计建造、代表了世界最高水平的第六代3000米深水半潜式石油钻井平台“海洋石油981”号和同样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首艘3000米深水铺管起重船“海洋石油201”号，肩并肩地在中国首个深海油气田南海“荔湾3-1”开钻、作业。开发南海油气田对中国能源保障和国防安全的意义，这已是尽人皆知。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海洋石油981”是由国企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制造的，而“海洋石油201”的建造者则是江苏如皋的民企熔盛重工有限公司。外高桥船厂和熔盛重工目前分别是中国第一、第二大造船企业。更富有戏剧性的是，现任熔盛重工的总裁陈强之前竟是外高桥船厂的总经理。

　　这是一幅非常富有象征性的画面——国企和民企，共同支撑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且水乳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006年，南京有家叫金浦集团的民营企业，打算在石化领域发展，但在资源、资金方面遇到了问题。经过南京市政府与中石化商谈，由扬子石化与其合作，共同投资6亿多元成立合资公司，扬子与金浦各占60%和40%，利用扬子的丁二烯资源，年产10万吨丁苯橡胶。这一项目开了国内大型国企与民营企业共谋发展的先河。扬子石化依托这一项目实现在产业链上向下游延伸，金浦集团则也显著增强了自己的竞争力。目前，金浦集团已发展成以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为核心的集研发、生产、销售、商贸为一体的大型国际化现代民营企业集团。

　　不独沿海发达地区，在内地，国企、民企的合作同样结出丰硕果实。比如在山西神木县，成立于2003年5月的北元化工公司是一家民营股份制企业，10个民营企业家勒紧裤带投资建成了一套年产10万吨聚氯乙烯的化工装置，但他们很快就遇到了融资难、管理经验缺乏等困难。2007年12月，国企陕煤化集团伸出援手，以40.48%的股权比例与北元化工合作组建了陕西北元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为北元化工的发展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从此，该公司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2008年4月，双方投资83.8亿元的100万吨/年聚氯乙烯项目在北元化工开工，2011年12月建成投产，成为目前全国最大的聚氯乙烯生产基地。更重要的是，该项目不仅产能巨大，而且技术先进，循环经济特色鲜明，整个生产过程没有废弃物排出，资源在生产全过程得到高效利用，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在和民企合作，向民企提供技术、资金、市场方面，中央企业更是无愧“长子”的称号。比如中建材是位列世界500强的大型国企，年营业收入已过千亿元。这些年来，中建材和民企的合作是多方面的：一是将民企作为主要的客户或采购方。中建材商贸公司的建材供应商，主要是民企，进出口公司的钢材、铁矿客户亦主要是民企，有关的服务合作企业，如物流服务，也以民企为主，生产销售子公司的合作者也多为民企;二是向民企提供技术服务。中建材有13家中国建材行业一流的科研、设计、检测等技术机构，在建材领域技术竞争力很强，他们向众多民营企业提供技术、信息、市场开发等多种技术服务，很受民企欢迎;三是资本层面的合作。中建材集团下6家上市公司，很多投资者都是民企和个人投资者。中建材还和许多民营企业及个人在业务公司层面进行资本合作，如用合并、合资等方式共同发展。中建材投资浙江民营水泥企业，而后以此为基础收购整合，仅几年时间就发展起产量1亿吨的南方水泥，仅此合作就使中国水泥产业企业集中度提高6%。为发展碳纤维、高端玻璃等新材料产业，中建材还和掌握技术的民企合资，同心合力较快推进了新材料产业的发展。

　　诸如此类的实例还有很多，我们不必一一例举。现在要问的是：为什么国企和民企合作共赢能够成为相互关系的基本面?

　　在笔者看来，这主要是中国国民经济所有制结构使然。如前所述，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已基本到位。国企民企分处不同领域，互为上下游的比较多，在这种情况下，国企与民企之间，自然合作成为主流，“争利”则成为次要方面。目前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虽然只有30%左右，但多数在行业内居领先地位，或有较强的技术实力。此外大国企尤其是央企的融资能力强，有吸引民企与之合作的引力。民企的优势则是机制更加市场化、成本较低，少数还有较强的技术实力。在这种情况下，国企和民企合作，有利于双方的长远发展，不仅有一般的产供销合作意义，而且有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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