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要坚持为人民服务

　　谁在批评国有企业？

　　近一段时间以来，对国有企业的批评言论在网络、报刊等随处可见。普通老百姓批评一些国有企业的原因可以理解，如成品油价、电话费、各种费用太高，其定价过程老百姓的参与权、话语权有限，他们期望国有企业能够在为人民服务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有一些学者也在批评国有企业。他们大多留过洋，在外企、国际机构工作过，信奉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他们批评的目的是为私人资本，尤其是为外资服务。

　　这些学者反对国企垄断，却不反对跨国公司和私人资本垄断;他们无限夸大市场对于资源的配置能力，却对过去40年新自由主义在世界各地造成的恶果熟视无睹;他们只看到政府权利对人的限制，却无视资本及其权利对人的专制;他们积极追求将国企私有化，让国企从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行业退出，让位给私人资本和跨国公司等外资，完全无视国有企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的巨大支撑作用。

　　某高校著名教授就是这些学者中的一位。此公曾任美林证券亚太高级经济学家、世界银行顾问，极其信奉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市场是万能的，国家不应该干涉市场运行。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该教授不断抨击全球范围内的政府救市方式，批判凯恩斯主义思潮，同时否认中国存在金融危机，他认为中国根本不需要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该教授积极主张国企从垄断行业撤退，让位给私人资本，主张将国企分给13亿民众，恰如俄罗斯当年曾经做过的一样。但是，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俄罗斯当年的做法只是一个悲剧：一些国企被分到了分散的个体民众手中，但是在少数寡头制造的危机中，这些股权又落入私人资本和跨国资本手中。

　　该教授的这些主张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是什么新东西，无非是对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的重复：一是政府必须铲除所有阻碍市场运行的法律法规，实现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二是政府应出售拥有的一切资产，由私人资本企业来经营;三是政府应该缩减开支，减少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福利等领域的投入。

　　新自由主义：美国的战略工具

　　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借助拉美各国军政府寡头之手推行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中断了拉美各国独立富强之路。

　　90年代初苏东剧变，美国借助IMF等机构，在危机中迫使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及东欧各国推行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彻底搞垮了这些国家。美苏争霸的世界格局结束，美国一超独大。

　　90年代末东南亚金融危机，美国又通过IMF等机构，迫使东南亚各国推行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掠夺了东南亚各国几十年的发展成果。

　　21世纪初，美国更是军事占领伊拉克，用枪直接下命令，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

　　近40年来新自由主义已经在世界各地犯下累累罪行：

　　1.破坏拉美的独立富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主义运动和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浪潮兴起。上世纪50～60年代，许多国家为谋求国家独立富强，转变了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出口的经济，追求对内导向的工业化道路，把石油、矿产等重要产业收归国有，将其收入投入国家建设和发展。这是发展中国家的一段黄金时期，拉丁美洲在此期间表现得尤其优秀。

　　美国向来视拉丁美洲为其后院，当然不能容忍一个强大的拉美站在其身后。许多跨国公司在美国有巨大的利益，拉丁美洲各国的国有化道路损害了美国跨国公司的利益。

　　70年代，美国支持智利、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等军事集团发动政变，培植亲美军政府，借助军政府之手推行新自由主义。军政府采取屠杀、暗杀以及中情局亲授的酷刑等暴力恐怖手段镇压群众，同时采用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管理国家经济。自从50年代，中央情报局就资助弗里德曼及芝加哥大学，为拉美国家培养经济学家，这些学生后来被称为“芝加哥男孩”，他们为军政府实施了全套经济政策。

　　1973年，美国支持的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民主选举的智利总统阿连德。飞机轰炸总统府，总统在抵抗中死亡。皮诺切特开始屠杀，超过3200人失踪或处死，至少8万人监禁，20万人逃离智利。

　　随后开始了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尝试。1975年更是大幅推进，开始推行休克疗法等新自由主义政策，削减公共支出至阿连德时代一半，医疗和教育首当其冲;近500家国营公司和银行近乎免费赠送。这一年，智利经济萎缩15%，失业率升到20%(阿连德时代不到3%)。

　　智利企业吃尽了新自由主义的苦头，惟一的受益者是跨国公司、金融投机资本家和军政府寡头。曾经坚定支持政变的智利民族企业家、基层制造商几乎全部破产。

　　在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等国家，同样的事情在发生，同样的屠杀、暗杀、失踪、监禁和中情局亲授的酷刑，同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休克疗法，同样的经济灾难。拉美国家的独立富强道路中断了。

　　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从来也没有批判过军政府的独裁，从来也没有宣扬过民主。在美国眼里，没有什么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有的只是霸权和利益。

　　2.推翻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

　　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苏东各国经济濒临崩溃，急需援助。此时“芝加哥男孩”又带着他们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来到苏东各国。

　　在俄罗斯，叶利钦先是向议会要求了一年的特别行政权，不等议会批准就可以颁布法律。一年之后，民众和议会对叶利钦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愈来愈失望，此时叶利钦将军队开进议会，用暴力手段解散了议会。约500人死亡，1000人受伤，1700人逮捕。美国支持叶利钦的暴力和专制行为。

　　新自由主义主导了前苏联各国的改革。国企被大规模地贱卖和私有化。俄罗斯约有500家大型企业被以72亿美元的低价出售，而这些企业的实际资产要达2000多亿美元。

　　主导激进改革的盖达尔和丘拜斯认定，必须把所有权从国家和官僚手中夺过来。“无论把财产分给谁，哪怕是分给强盗，只要把财产从国家手里夺过来就好。如果强盗变成自己资本的有效主人，他就不会再做强盗了……”

　　七个男人成为了俄罗斯最有权势的人，七个寡头便控制了整个俄罗斯。

　　与1990年相比，20世纪末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2%(1941~1945年战争期间仅下降 22%)，工业生产减少64.5%，农业生产减少60.4%，卢布贬值42000倍，消费价格上涨170万倍。许多人一辈子的积蓄仅仅够买几个面包。

　　1989年休克治疗之前，俄罗斯联邦只有200万人生活在贫穷中，每天所得不到4美元。到90年代中期，据世界银行统计，有7400万俄罗斯人生活在贫穷线以下。1996年，25%的俄罗斯人，近3700万人，生活在被描述为“绝望”的贫穷中。

　　从1992年起俄罗斯人口增长一直呈下降趋势，死亡人口高于出生人数0.5~0.7倍。人均寿命从70岁降到64岁，男性寿命则降到58岁以下。从1992年到2006年，俄罗斯人口萎缩660万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起到了屠杀人口的作用。拥有1700万平方公里的俄罗斯本来就人口不足，现在领土安全问题更为加剧。

　　俄罗斯也曾经将部分国有企业的股权平均分配给民众。1994年6月，叶利钦宣布俄罗斯已有70%的工业企业实行了私有化，俄罗斯社会4000万人成为股票持有者。但是这项政策并没有使得民众成为企业的主人。大多数股票持有者根本不可能参与企业管理，无法分红。另外，通过操纵股票暴跌，民众手中的股票还常常不够换一瓶酒、一公斤香肠，此时寡头和外资又大幅收购股票，从而低价控制国有企业。

　　3.席卷东南亚人民的劳动成果

　　80年代、90年代，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繁荣。但是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东南亚国家备受打击。美国通过新自由主义剥夺东南亚国家数十年的成果，2400万人因此沦为贫民。

　　马来西亚、韩国、泰国等国采取保护主义政策，禁止外国人拥有土地和收购国营公司，国家掌控能源和交通等部门。他们积极培养国内市场，同时也阻止日本、欧洲和北美的产品进口。这样的政策当然使得美国不悦。

　　90年代中期，美国操纵IMF和世界贸易组织对东南亚国家施压。东南亚国家顶住了将主要国营公司私有化的压力，却接受了金融自由化的政策。热钱大量涌入，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泡沫激增。

　　1997年，在美国金融资本的操纵下，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外资热钱出逃。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

　　东南亚国家临近破产。此时新自由主义的鼻祖弗里德曼发表意见，反对任何种类的纾困。他的态度和美国政府、IMF相同。

　　危机爆发几个月后，IMF才决定救援，但是附加了全套的新自由主义条件。他们要铲除这些国家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根据协议，泰国将开放外国人拥有当地银行的大量股份，印度尼西亚将削减粮食补贴，韩国将取消保护工人免于大批裁员的法律。IMF甚至在韩国设定了严格的裁员目标：为了取得贷款，该国的银行业必须裁撤50%的员工(后来降至30%)。IMF甚至企图直接干预韩国内政，要求参选的4位总统候选人必须书面保证IMF的方案。签字日成为韩国的国耻日……

　　但是救援的时机已经太晚了，救援反而标志着危机的深化。大规模的私有化浪潮开始了。短短20个月，跨国公司在印度尼西亚、泰国、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进行186件重大企业并购案。这是过去50年来在和平时期规模最大的将资产转移给外国公司的浪潮。

　　但是弗里德曼宣称，亚洲发生的事根本不是危机。“我相信全球化帮了所有人的忙，在1990年代融解了泰国、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墨西哥、俄罗斯和巴西的经济，因为它揭露了许多腐朽的做法和体制。”

　　4.接管伊拉克的政治与经济

　　在伊拉克战争之前，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都是假借IMF、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各种机构和当地官员之手。但是在伊拉克，却是美国直接派军队进入伊拉克，拿着枪发布新自由主义的命令。

　　200家最大的国有企业被私有化。大量的美国公司进入伊拉克。伊拉克政府的各项职能、伊拉克重建工程，全部都被外包给这些公司，其中的哈里伯顿公司在伊拉克的员工超过5万人。但是伊拉克最大的200家企业却无法在自己国家的重建工程中拿到一份小小的合约。

　　2006年7月，伊拉克战争已经夺走65.5万伊拉克人的生命。

　　无论是战争，还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护美国的霸权和利益。

　　美国实行双重标准

　　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界、金融界有些人士，盲目崇拜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抛弃马列主义，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已经过时、失效了。他们自称在商言商，认为自己只是搞经济的、赚钱的，不谈政治。他们缺少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大局意识，缺乏纵观世界格局的战略眼光。他们盲目崇拜新自由主义的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教条，却无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其他流派。

　　英国的崛起靠的是重商主义，德国的崛起靠的是李斯特经济学，重商主义和李斯特经济学都主张贸易保护和维护民族利益。日本和美国的崛起也是靠贸易保护主义，美国19世纪的经济学借鉴了李斯特经济学的很多理念，只是在美国崛起、强大之后，担心别人沿着自己的梯子爬上来，才开始鼓吹自由贸易。

　　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理论，只对强者有利，对弱者不利。一只狼和一只羊自由竞争，其结果必然是狼把羊吃掉。

　　但是美国作为强者，也不完全遵循自由贸易，美国实际上是实行双重标准，是西方发达国家中保护主义最严重的国家，国际舆论对美国实行保护主义的批评随处可见。前些时候美国国会通过决议，禁止中国国有企业在美国投资。中国拥有庞大的美元外汇储备，却在美国根本买不到重要的产业和技术，这些事实就是美国实行双重标准的明证。

　　为什么国内许多学者不学习西方崛起的成功经验，却偏要学习危害极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

　　如何让国有企业为人民服务

　　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企业，所以其盈利也应该为人民服务。在考虑企业长远战略发展、应对国际挑战的前提下，应该将其大部分盈利都投入到公共事业当中。加大对教育、医疗、住房、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投入。提高对低收入人口的补贴，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照顾，改善民生。

　　国家应该合理安排财政收入和投资比例，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加大投资，避免战略性产业大多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避免城乡差距日趋扩大。改变现在的经济发展模式，让人民群众能够在本地区工作、学习、生活，实现区域均衡发展。

　　同时，应该加大打击腐败力度，充分发扬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以民主监督的方式防止企业高管的腐败。同时，国有企业的收费和定价过程，应该进行充分的听证，邀请人民代表参与，充分发扬社会主义的民主。

　　重庆市在这方面正在努力探索，而且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重庆市在国资增值与地票交易的基础上，提出“十大民生工程”，“以民生为本”。

　　建设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解决50多万户中低收入群众住房困难，改变目前商品房价格过高现象;提前实现全市农村养老保险全覆盖;培养照顾好130万农村留守儿童;医疗资源向基层倾斜;实施万元增收工程，使“两翼”95%有劳动能力的农户三年增收万元以上，建设1500个集中、宽敞、舒适、方便的农民新村，打造100个特色鲜明、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的小城镇，加快31个远郊区县城配套设施建设，易地搬迁38万生存环境恶劣的贫困人口;森林覆盖率达到40%，城区绿化率达到35%，建成国家森林城市;深入开展“三进三同”、“结穷亲”、“大下访”，深化“三项制度”等等。

　　同样是土地公有制，其他地方政府必须依赖土地财政、依赖开发商，而重庆因为做好土地规划和土地储备，所以便做到了不依赖于短期的土地财政。重庆的探索，表明国有企业完全可以在为人民服务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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