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干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改革理论中的指导地位

　　关键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改革理论中的指导地位

　　何干强

　　最近，中央领导同志强调，必须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看家本领。这极为重要，必须落到实处。意识形态领域涉及范围很广。就目前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问题来看，笔者以为，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关键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改革理论中的指导地位。

　　经济改革理论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经济学是研究人们的物质利益关系的，这决定了它具有阶级性，即具有意识形态性。尽管现实经济关系本身不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但是经济理论必定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经济理论是现实经济关系在人脑中加工的产物，是思想的结果，不是客观现实本身;而在阶级社会，经济学家总是置身于一定物质利益关系或阶级关系中的人，其思想不可避免地打上阶级的烙印。因此，经济学科不同于自然学科，后者是自然物质关系在人脑中加工的产物，只有科学与非科学之分，没有阶级对立性;而前者不仅有科学与非科学之分，而且具有阶级对立性。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往往否认经济学具有意识形态性，其实这不过是他们虚伪性和欺骗性的表现。西方微观经济学以利己的“理性经济人”为前提研究经济效率，西方宏观经济学以“企业家”维持利润为前提研究总供给与总需求实现均衡，所谓的“理性经济人”和“企业家”，都不过是资本家的代称而已，这说明，这些经济学都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加上了“现代”的时间定语，并未改变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本性。

　　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正因为没有私心，又坚持唯物史观这个人类有史以来最先进的科学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所以，她才能最客观地从现象与本质的结合上揭示现实经济关系的本来面目，成为惟一科学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改革理论是运用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反映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规律的科学理论，它以维护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为前提，反映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她毫不隐晦自己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

　　当前经济改革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所处的关键地位。改革这个动词一般具有褒义，它往往被不同的阶级所利用。由此会产生多种经济改革理论。在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不断推进时期，经济改革理论已成为网络、新闻、电视、报刊等舆论的中心。更重要的是，经济改革理论是经济改革实践的思想指导，用于实践的经济改革理论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它所起的作用是巩固还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改革理论，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客观要求，必然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而不科学的、反社会主义的改革理论，反映私有制主要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基础的客观要求，必然破坏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如果社会主义经济经济基础巩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有了支撑，就会带动整个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领域向历史进步的方向发展;反之，如果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被削弱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失去支撑，整个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领域就会出现混乱，最终导致经济基础从而根本经济制度的颠覆。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的喧嚣声中改旗易帜，亡党亡国，从反面充分证明，经济改革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处于十分关键的地位。在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中，千万不可忽视经济改革理论领域存在的公开的、隐蔽的意识形态性质的阶级斗争。

　　经济改革理论领域的意识形态斗争客观存在，形势严峻。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事实，这表现为目前在经济改革领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不断被淡化、边缘化，而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则公然在“主流”媒体畅通无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起到引领改革实践的作用。近期有一本《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的著作[①]，影响颇大，是上述态势的集中表现。

　　该书对改革前的新中国根本否定，认为那是“苦难年代”(1)，“民不聊生”(141)，“并不是一个平等的社会”(289)，是“毛泽东的‘全面专政’体制”(231)。该书认为改革不能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做指导，而需要用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和现代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做指导，因为“马克思关于整个社会将演变为一个‘社会大工厂’的预言也没有实现”(22)，“马克思没有预见到，西方国家会采取反垄断措施和社会进步政策”(22);“为了克服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理想化观念”，伯恩斯坦“开启社会民主主义先河”，“现代社会民主主义主张按照人的自由发展、共同富裕和社会公正的原则改进社会” (26);“欧美模式则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所共有”，“现代经济学”(即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就是“反映这种经济类型运动规律的”(243)。该书认为，原苏联东欧20世纪60～80年代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到80年代不再风光，就转而寻求“真正的市场”(5)，就是说，原苏联东欧并没有改旗易帜，而是转向了真正的私有制市场经济;该书引用背离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原东欧“改革理论家”话，说出了自己的改革目标，“布鲁斯认为，完全的市场机制必然要求放弃任何形式的所有制教条，未来市场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看来只能是一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混合经济”(64)。该书在改革实践上，明确主张“国退民进”即私有化，说“事实表明，民营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最活跃的部分，推动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更有意义的是，民营经济有利于培育庞大的中等阶级，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力量，也是技术创新的源泉”(165);“改革还有很多‘大关’没有过”，“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政府和国有企业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支配作用”(241)，这也就是说，作者的“深化改革”，就是要彻底摧毁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该书提出要反对“权贵资本主义”，这迷惑了一些读者，其实，该书只是主张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早期的、没有国家干预的自由资本主义，来反对所谓当前中国的所谓“权贵资本主义”，这不过是“乌托邦”现代资本主义。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十分浓烈的理论著作，却被评为我国国家图书馆第八届文津图书奖，第一作者竟受到中央级报刊采访宣传。[②] 这难道还不能说明意识形态领域中问题的严重性吗?

　　用科学的改革理论原则指导改革实践。当前，党的各级领导和宣传部门都在贯彻党中央关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重要指示精神。上述严重情况说明，要把这项重要工作抓到位，就必须遵照抓主要矛盾的辩证工作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改革理论中的指导地位，并付诸实践，坚决扭转目前经济理论界的反常态势。这关系到党、国家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前途和命运。

　　不可忘记，中共中央从1984年做出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以来，发表了一系列论述改革的重要文件，提出了我们党的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原则，它们可以概括为：改革的根据是，我国处在人类社会不可逾越的商品经济阶段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的对象是高度集中管理的计划产品经济体制(注：这里用“计划产品经济”替代了“计划经济”,后者在本质上是必须坚持的，并不是改革的对象);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的方向或体制目标是，建立和完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要达到的效果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科学发展和共同富裕。这些理论原则贯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为改革指明了方向。问题是，这些重要原则需要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具体化和现实化。

　　然而实际情况是，党的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原则在改革实践中被淡化和被边缘化了。从舆论披露的情况看，有些领导干部和政府一些高层改革智囊机构的成员，对党中央制定的上述马克思主义的改革理论原则并不感兴趣，他们的改革话语和主张，实际上一直在照搬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还美其名曰“理论创新”。这不能不引起党中央的重视。中央领导同志强调，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看家本领。看来，当前尤其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改革理论原则当作深化改革的看家本领，否则，让“西化”即资本主义化、私有化的改革理论占据经济改革指导地位，无异于引狼入室，社会主义之“家”又如何能“看”住?现实表明，为了落实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不但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各级领导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展开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反击，还必须采取人民民主专政的组织措施，把那些拜倒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门下、搞“西化”改革的某些思想变味的“领导干部”、“智囊”们，清除出党和政府的干部队伍。

　　2013。10。8

　　(作者： 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

　　[①]吴敬琏、马国川著：《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以下简称《议程》，本文对该书的引述页码，出自2013年1月第3次印刷，均直接在引文后用括号注明，不再加页下注。记者采访见：庄建：《吴敬琏：重启改革 正当其时》，光明日报2013年1月22日第13版;图书获奖见：《国家图书馆发布第八届文津图书奖获奖图书》，中国文化报2013年04月24日第5版。

　　[②]记者采访见：庄建：《吴敬琏：重启改革 正当其时》，光明日报2013年1月22日第13版;图书获奖见：《国家图书馆发布第八届文津图书奖获奖图书》，中国文化报2013年04月24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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