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祖尧：“把市场原教旨主义赶下神坛”之三

　　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和实践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经历了漫长曲折的道路，其间不乏智慧的闪光点。

　　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重温毛泽东“价值规律是伟大的学校”的精辟论点，这是对他最好的纪念，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党的18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决定的理解和贯彻。

　　因为毛泽东同志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中犯过错误，从而否定他在社会主义经济学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贡献，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至今阴魂不散。

　　毛泽东同志关于价值规律及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作用，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算帐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后改译为规律一引者注。)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毛泽东文集》第8集。)

　　毛泽东同志上述论断，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它揭示了社会主义经济所具有的商品经济特性，指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商品经济是互相兼容的，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也是作为基本规律发挥作用的。这一论断对我们探索和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改革开放以来，面对经济市场化大潮，经济学界对于是否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经济学是否应当研究经济规律，什么是支配和调节市场运行的规律，等等，经济学界存在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观点。毛泽东首先着重从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角度，端正人们对价值规律应持有的科学态度。与西方流行的市场经济观不同，他不是把“供求论”、“效用论”视为调节交换的内在规律。他强调价值规律的客观性，但他又把它称之为“伟大学校”，一所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继续长期探索的伟大学校。这就是说，价值规律依然是人们尚未完全认识的的必然王国。

　　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共i生物。自原始社会末期以来，它就作为调节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登上了历史舞台，维持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均衡。然而，人们对它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能被动地受它支配，而无法驾驭它。即使到近代资本主义发达的市场经济，古典经济学派把它视为“看不见的手”，推上了神坛，人们依然走不出这个必然王国。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从理论上透彻地解开了这个千年之迷，但资产者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仍然摆脱不了被动地“受物支配”的命运。西方经济学众多学派，乱轰轰，你唱罢了我登场，表面上看是学术繁荣，实际上是表明他们身陷“囚徒困境”，不能自拨。在本轮世界大危机中，面对英国女王责问“经济学家为什么没有预测到”的责难，那些大师们无彦以对。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对价值规律的探索之路，更是艰难、曲折。在社会主义经济学史上，有主张消灭的，有主张限制的，有认为量要发展，质要消亡，有主张趋利避害，有所谓主辅之分，调节与影响之别，有主张全面专政，有誉称之为伟大学校，现在又从“基础性作用”提升为“决定性作用”，等等。总的趋势是，跟随建设的实践，人们对它的认识逐步前进，向真理性认识接近。但实际总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在历史长河的每个时点上，人们的认识都只有相对真理性，只能逐步接近真理，而不可能穷尽真理。这个认识的规律性同样适用于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从唯物主义认识论来看，文件提出的关于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的论断，这是对以往实践经验的初步总结。但这一步只是迈出了认识全过程的第一步，即从实践一一认识。接着，还必须把这个认识付诸于实践，接受实践的检验，由实践证明这个认识是否真理，这是认识一一再实践的过程。回顾近代经济发展史，资本主义实行市场经济己有五、六百年之久，多少代经济学者为认识这个机体倾注了心血，但至今众说纷纭。这不仅是由于人们认识能力的局限性，而且受客观条件的制约。

　　恩格斯在分析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和产生的社会根源时，曾经深刻地指出，不成熟的经济不可能产生成熟的经济理论。这一论点也完全适用于我们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出自人们头脑中的空想，也不是抄自市场教派本本上的教条，而是根据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作出的科学推断和构想。经过30多年实践，现在它的基本框架己经初步建立。距离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0多年的探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市场在激活生产力诸要素所潜藏的活力方面发挥了很大能量，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上是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因而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又出现了新的矛盾：非农产业严重过剩，呈现几乎无限扩张的趋势，而人民群众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相对萎缩。这个矛盾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市场教派把引发这个矛盾的原因归结为“市场化改革不彻底”。但事实恰好相反。正是泛市场化垒成了压在底层民众肩上的“新三座大山”。他们承担了改革和发展的成本和代价，却不能公平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这是我们在价值规律这所“伟大学校”里入学30多年遇到的新课题。解决这个难题的出路，既不能走回头路，也不能完全把希望寄托在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上。

　　重温毛泽东关于价值规律是伟大学校的论点，其现实意义就在于，我们应当以敬畏心态对待那个隐藏在市场背后、主宰市场的客观存在的价值规律，认真地研究它，学会在实践中发挥它搞活经济的激励功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价值规律虽是客观存在，但人们看不见、摸不着、抓不住。它只能通过市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市场和市场机制是价值规律籍以发挥作用的通行形式和方式。二者关系是内在本质和表象形式之间的关系。有主从之别。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派只看现象，不看本质，认定供求关系、物品效用才是市场交易的决定因素。中国的教徒鼓吹“资源稀缺性决定资源配置”，实际上不过是“供求决定论”的：翻版。毛泽东说的“伟大学校”，指的是价值规律，而不是市场、市场机机;而且是学校，而不是教义。其意义在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人们要认识它，学会利用它谋福祉，既不要把它视为异端邪说加以排斥，也不应把它视为教义盲目顶礼膜拜;要善于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认识客观存在的价值规律，学会按它的要求处理各种经济关系。特别是我们现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究竞有何作用、如何调节生产、交换、消费，我们的认识在总体上还是仃留在文献上，还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5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现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毛泽东这个精辟论断，是汲取了五八年那场不成功的大跃进实验的教训得出的。任何一个真理性认识，都要经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从认识论来说，正视和汲取失误与不成功的经历，比汲取成功经验，要更难，因而更需要、更重要。我们讲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要在改革的实践中摸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固有的客观规律，少一点盲目性，多一点自觉性。通过比较条条和实际，优点和缺点，正确和失误，历史和现实，中国和外国，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有鉴别才有可能逐步认识真理。而任何真理性认识都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拒绝反思，不承认失误，不重视反面经验和教训，是极其有害于改革大业的。习近平同志号召广大干部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掌握这一看家本领。这是非常正确的，非常适时的。

　　毛泽东指出，认识和按照价值规律要办事，必须学会算帐。怎样才能算好帐?算哪些帐?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算帐不能只算所谓政治帐，不算经济帐，算帐不能只打企业小算盘。算帐首先必须算好国家的大帐，算好国家长期发展的战略大帐。中国是13亿人口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面临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抓住机遇力争在较短时间赶上并超越发达国家，决不能跟在别人后面爬行，决不能长期充当列强的打工仔。因此，必须算好全局和局部、长期和短期的帐。算帐还要讲究精细，比较投入和产出、成本和收益，更要算自然资源帐、生态环境帐。

　　《决定》提出了一些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比如关于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问题。《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究竟“决定”什么?是竞争性企业日常经营，还是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和规划?还有谁来决定，是企业还是政府，或政府与企业联手?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面临实现新型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紧迫任务。面对西方强国的遏制和挑战，我们必须充分利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用较短时间赶上和超过经济发达国家。苏联实现了这个战略目标，我们完全有可能而且必须比它做得更好。但是，前提是要充分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和道路优势、指导理论优势，有效地把政府、人民群众、企业和市场诸方面力量调动起来、结合起来，形成合力。如果把工业化、现代化事业战略大目标的实现，完全让位给市场自发调节，那将是一个艰难、痛苦、曲折、危机重重、代价巨大的过程，而且是最终目标无法实现的过程。因为在当今世界，超级大国主宰全球经济一体化、主导世界经济秩序的背景下，期望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会宽容身旁卧龙腾飞，那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苏联解体己经20年。这20年可以称之为“俄罗斯失去的20年”。俄罗斯状况是否可以看作是“市场化万能论”的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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