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大国企是拯救中国经济的最好出路

作者：杨斌来源：作者博客 2014-06-21 851

核心提示：当前，中国应果断拿出像建国初期一样的决心和魄力，大力发展公有制企业并提高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应建立所有制和分配制度改革试点的“可控科学实验室”，尽快在不同地区试验不同发展公有制经济思路，同解决中国面临的各种紧迫社会经济问题密切联系起来，从引起群众强烈不满和威胁社会稳定的领域入手，如频繁造成大量矿难事故并严重破坏资源的采掘业，导致楼市泡沫投机猖獗和宏观经济失衡的房地产业，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止威胁公众安全的食品、药品行业等等。

2008年美国金融风暴引发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以来，世界舆论热议“中国模式”表现出色的独特制度原因。新加坡著名学者郑永年撰文指出，波及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考验了中国的发展模式。而中国应付这次危机中的出色表现又提高了“中国模式”的影响力。

郑永年认为，“中国模式”具有以下突出的制度特点。“西方国家在拯救经济危机过程中往往只有金融杠杆，而缺少经济杠杆。因为存在着庞大的国有经济体，中国政府具有金融和经济两种杠杆来实施危机拯救计划。结果是显见的。这些举措不仅带动了本身的经济复苏，而且带动了整个亚洲尤其是东北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回暖和复苏。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一些同中国经济体紧密相关的经济体都开始出现增长的势头。”

国有经济是经济调控的有效杠杆

西方爆发危机之后重新审视“中国模式”，中国应该为拥有强大的国有经济感到庆幸，因为，国际舆论都已意识到这是中国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优势。当年泰国、韩国、阿根廷等国爆发金融危机之时，美国操纵国际货币基金逼迫这些国家推行私有化，将涉及经济金融命脉领域的国有企业廉价卖给国际资本。美国却在本国爆发危机后采取的国有化和政府干预做法，与强迫发展中国家推行的私有化和取消政府干预的做法截然相反。这种双重标准表露了美国鼓吹的“华盛顿共识”的虚伪性。

美国强迫发展经济转轨国家推行私有化政策，目的是利用私有化加深经济危机并趁火打劫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金融命脉。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之时，美国操纵国际货币基金提出了苛刻的贷款附加条件，包括推行战略行业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推行金融自由化，向西方资本开放金融市场，废除劳工保护法规，允许自由解雇工人，甚至还规定韩国等国的失业人数必须增加一百万!美国的目的是首先通过私有化政策拆除国有企业形成的阻碍，再通过金融、投资自由化为美国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命脉打开大门，私有化导致大批工人失业必然出现庞大的产业后备军，通过劳动力市场供求压低工资并提高西方垄断财团利润，还可促使经济陷入恶性循环并激化为社会动荡，导致各种资产价格进一步暴跌以利于美国廉价收购。

显然，美国打着“提高效率”的幌子鼓吹科斯产权理论和私有化，其实是为了利用私有化蓄意造成大量失业为垄断资本牟利。俄罗斯推行私有化不仅没有提高经济效率，反而导致劳动力、原料、能源利用等效率指标下降了30%，失业人数、贫困人口和收入差距出现了急剧的扩大。美国曾经宣称大规模私有化造成的痛苦代价是“短期阵痛”，但是，私有化导致西方控制了许多转轨国家的经济金融命脉。这些国家丧失了长久的发展潜力和抵御危机冲击能力，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后也纷纷陷入了深度衰退，背上了数代人也无法偿还的沉重外债包袱。

中国前期改革的经验与教训

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初期，中国推行国有企业的改革，主要是通过责任制创新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不仅没有造成下岗失业还消化了数千万返城待业知青，劳动收入不断提高而基尼系数呈现下降趋势，国民经济在不依赖出口需求情况下保持了高速增长。

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改革的突出特点，是引入市场调节后公有制经济仍保持主体地位，就确保了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1985年反映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仅为0.24，显著低于国际警戒线和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威胁稳定的各种社会群体事件保持在相当低的水平。

但是，后来受到新自由主义的科斯产权理论误导，改革过多强调产权因素而忽视了劳动者的利益，各种变相的私有化导致资本同劳动者利益的对立，出现了社会收入差距和基尼系数不断扩大趋势，大批职工下岗和群体事件频发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劳动收入比重过低限制了国内市场需求的增长，加剧了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公有制经济的比重迅速下降并逐渐丧失主体地位，公有制企业提供的各种社会福利、保障也被当作包袱推向社会，出现了引起社会强烈不满的养老、医疗、教育等“新三座大山”。中国基尼系数已从1985年的0.24上升到2007年的0.48，而根据公认的国际警戒线超过0.4就意味着贫富差距可能引发社会动荡。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究竟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进行没有痛苦代价的国有企业改革，还是依据科斯产权理论推行必然带来种种痛苦代价的国有企业私有化，造成下岗失业、两极分化、腐败泛滥和群体事件频发?这不仅关系到中国能否解决面对的种种问题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且关系到中国能否捍卫社会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以及维护社会稳定大局。

有些经济学家竭力否认保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重要性，否认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基尼系数攀升的危险。但是，1993年到2009年间，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已由每年几千起增加到近十万起，参与人数从数十万扩大到数百万，群体事件数量和参与人数均猛增了十倍之多。上述事实充分说明保持公有制经济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关系重大，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扭转劳动收入比重下降的趋势，关系到能否扩大国内需求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系到能否解决当前各种紧迫社会经济问题并维护稳定。

国有经济占比下降导致对出口依赖

随着我国公有制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私营、外资企业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中国国内市场的消费率也不断下降，反映出劳动者收入比重下降制约了人民消费能力。近十多年来，中国主要依靠扩大对美国市场出口来维持经济增长和消化生产过剩，中国的国内需求增长与外贸增长出现了严重失衡。国内需求的年均增速为8.6%，远远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和投资的增长速度。1980年中国国内消费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71.8%，出口需求的贡献率为2.1%，2006年国内消费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的贡献率下降到38.7%，出口需求的贡献率则上升到19.3%。

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过度依赖国外市场需求，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必然对中国经济产生强烈的冲击。美国网络泡沫破裂引发严重经济衰退之后，美国一直依靠滥发美元挽救市场刺激经济复苏。但是，这种办法治标不治本而且刺激经济效果越来越差，必然引起美元贬值严重威胁到中国外汇储备，一旦中国依靠出口实现的价值因美元贬值变成废纸，就会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的成果化为乌有并引发严重经济危机。

此外，中国依靠对美国出口消化产能过剩和商品过剩，依靠购买大量美国债券来输出中国宝贵的积累和储蓄资源，但美国并不领情反而指责中国储蓄率高导致了全球失衡和金融危机，挥舞着汇率操纵国大棒威胁对中国征收全面进口关税。2009年中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主要依靠刺激投资而非提振国内消费需求，投资率和消费率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和最低水平，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下降到历史最低点。

20世纪80年代国有、集体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较高比重，那时外资企业被迫将工资水平保持略高于国有企业，以弥补福利保障方面的不足并从不敢搞血汗工厂，国有、集体企业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可靠产品选择，当时温州鞋造假激起公愤并遭到全国商场的共同抵制，迫使温州私营企业进行整顿并改善产品质量，从未发生奶粉、药品造假等威胁公共安全的恶性事件。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各种变相私有化削弱了公有制经济，出现了食品、奶粉、药品造假泛滥并屡禁不止的严峻形势。山西煤矿经营的私有化造成了严重腐败和资源浪费，贪婪追求利润忽视安全生产造成了严重矿难频发，政府仅从企业外部加强监管难以根本阻止杜绝这类问题发生。

公有制经济应恢复到60%以上

由此可见，中国重新恢复公有制经济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限制私营经济过度发展必然导致的两极分化，关系到提高劳动收入比重和纠正积累消费失衡，关系到扩大国内需求并摆脱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关系到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关系到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全球经济长期动荡。

解决“中国模式”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关键，是坚持以马克思产权理论指导国有企业改革，摒除新自由主义的科斯产权理论的干扰和误导，捍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维护公有制经济和按劳分配的应有主体地位，这样就能够避免国有企业改革的痛苦代价，控制收入差距并将基尼系数降低到国际警戒线之下，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并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将潜在的各种社会不稳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更好地发挥“中国模式”的潜力并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

当前，中国为了维护国家宪法和社会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恢复和巩固公有制经济和按劳分配的应有主体地位，遏制劳动收入比重下降和基尼系数不断攀升的危险趋势，有效解决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并消除威胁稳定的风险隐患，防止改革走上邓小平同志反复告诫的“两极分化的邪路”，政府部门应该克服一切困难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较快提高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将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公有制经济应该在数量和质量上占有优势的方针落实到实处。对公有制经济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应有明确的数量和质量规定，争取将公有制经济和按劳分配的比重恢复到60%以上。这是体现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和数量、质量优势的最低限度，从有效解决各种社会经济问题来看有必要显著高于最低比重标准，并且根据不同行业的具体特点试验最适宜的比重标准。

国有企业应依据马克思的生产社会化产权理论，探索政府、职工、消费者共同参与监督和经营的机制，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真正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国不必担心提高公有制经济比重会影响经济发展，二战后西方国家和美国战略盟友大力推行国有化政策，迅速克服了战争创伤并且扭转了极为困难的经济形势，迫使私营企业善待工人并改善了社会收入分配状况。不同于导致众多经济转轨国家陷入严重衰退的大规模私有化，二战后世界各国盛行的国有化浪潮大大加速了经济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着严峻的物资匮乏、失业和通货膨胀形势，通过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迅速克服困难并且实现了社会经济稳定。当前，中国应果断拿出像建国初期一样的决心和魄力，大力发展公有制企业并提高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应建立所有制和分配制度改革试点的“可控科学实验室”，尽快在不同地区试验不同发展公有制经济思路，同解决中国面临的各种紧迫社会经济问题密切联系起来，从引起群众强烈不满和威胁社会稳定的领域入手，如频繁造成大量矿难事故并严重破坏资源的采掘业，导致楼市泡沫投机猖獗和宏观经济失衡的房地产业，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止威胁公众安全的食品、药品行业等等。

在新疆、西藏和失业严重、社会不稳定的省份区县，政府也可采用类似办法吸收、安置大量社会闲散人员，让公有制经济重新成为各民族人民就业的主渠道，通过新型国企提供工作机会、生活保障和思想教育，防止私营企业扶植分裂势力并滋生不稳定因素，从改善民生和就业入手消除社会不稳定根源。政府应对困难企业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原则，通过计划调节保证企业生产经营水平高于盈亏平衡点，并激励企业通过市场调节争取更多盈利和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