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国有企业低效论： 来自混合经济体的证据

[①] Bailing Out Banks﹐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网站2008年11月20日（http://www.economist.com/opinion/displaystory.cfm?story_id=12636991）﹔

[②] A conversation with Nouriel Roubini，（http://www.charlierose.com/view/interview/9310）

[③] Lapavitsas, Costas (2009). ‘Systemic Failure of Private Banking: A Case for Public Banks’. Discussion Paper No. 13, Research on Money and Finance, August.

[④]. Bortolotti, B., Fantini, M. and Siniscalco, D. (2001), « Privatisation around the world :New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 CESifo Working Paper No. 600, October. (http://papers.ssrn.com/abstract=288530)

[⑤] Megginson, William L. (2014), “The PB Report 2012”, http://www.privatizationbarometer.net/PUB/NL/5/1/PB_AR2012.pdf 值得注意的是其估计有夸大私有化规模之嫌。

[⑥] World Bank (1995) Bureaucrats in Business—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Government Ownership,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⑦] 同上，第45页。

[⑧]刘瑞明、石磊，国有企业的双重效率损失与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10年第1期

[⑨] Stiglitz, Joseph E. 1994. Whither Socialism?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MA.

[⑩] Chang, Ha-Joon and Ajit Singh. 1992. Public enterpris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economic efficiency: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analytical, empirical and policy issues”. UNCTAD Review, No. 3, pp. 45-82

[11] 刘国光，关于分配与所有制关系若干问题的思考，《高校理论战线》，2007.10

[12] 程恩富、鄢杰,评析“国有经济低效论”和“国有企业垄断论”,《学术研究》2012.10

[13] 左大培，《不许再卖——揭穿企业“改制”的神话》,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7

[14]张宇、张晨，如何看待国有企业的效率，《传承》，2012.12

[15] Megginson, W.L. and Netter, J.M. 2001. From state to market: a survey of empirical studies on privat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9 (2), 321-389

[16] Galal, Ahmed, Leroy Jones, Pankaj Tandon, and Ingo Vogelsang. 1994. Welfare Consequences of Selling Public Enterpris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7] .Holger Mühlenkamp，2013，From State to Market Revisited: More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Efficiency of Public (and Privately-owned) Enterprises Vol. 75 of FÖV discussion papers, Deutsches Forschungsinstitut für Öffentliche Verwaltung Speyer

[18] World Bank, 1995, Bureaucrats in Business—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Government Ownership,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19] Kate Bayliss and; Ben Fine，1998, Beyond Bureaucrats in Business: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World Bank approach to privatization and public sector refor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10, Issue 7.

[20]刘元春. 国有企业宏观效率论——理论及其验证[J]. 中国社会科学 , 2001,(05)

[21]杨天宇. “国有企业宏观效率论”辨析——与刘元春先生商榷[J]. 中国社会科学 , 2002,(06)

[22]宗寒,正确认识国有企业的作用和效率——与刘瑞、石磊先生商榷,《当代经济研究》，2011.2

[23]洪功翔,国有企业存在双重效率损失吗——与刘瑞明、石磊教授商榷,《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11

[24]张晨、张宇，国有企业是低效率的吗,《经济学家》，2011.2

[25]陈波、张益锋，我国国有企业高效率论——基于层次分析法(AHP)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5

[26]根据笔者的了解，这是目前为止最全面的一个关于各国国有企业部门的数据库。在本文中我们主要用到了1970年至1996年的数据。此外，该数据库没有涵盖转型经济国家。

[27] Gillis, Malcolm. 1980. The role of state enterpris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Research, Vol. 47.

[28] Aharoni, Y. 1986. The Evolution and Managemen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all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29] Duménil, G. and D. Lévy. 2002. The field of capital mobility and the gravitation of profit rates (USA 1948-2000).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34: 417–436

[30] 在他们的研究中，极度资本密集型产业与他们上面引用的研究当中高度资本密集性产业所涵盖的产业非常相似，主要包括石油和天然气采掘、石油和媒产品、石油管道、铁路运输以及电力、天然气和给排水服务等。

[31] Duménil, G. and D. Lévy. 2004. The real and financial components of profitability ( United States, 1952-2000).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36: 82–110

[32] World Bank. 1995. Bureaucrats in Business—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Government Ownership.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第47页。

[33] Short, R. P. 1984. The Role of Public Enterprises: An 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omparison, in Floyd, Robert H., Clive S. Gray, and R. P. Short (ed.), Public Enterprise in Mixed Economies, Some Macroeconomic Aspect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pp.145-150.

[34] 在我们收集的数据中，只有储蓄－投资差额和投资的数据，这里的运营利润的数据是通过把这两者相加所得。破除国有企业低效论：

来自混合经济体的证据

朱安东

内容提要 随着这次金融危机中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有化浪潮的兴起，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再一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在国内外理论界争论已久，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方面至今都尚未得出一致结论。现有的关于国有企业效率问题的实证分析主要集中于其微观（企业）或者中观（行业）层面，而少有宏观层面的分析。本文通过对全球60多个混合经济国家的国有企业部门的储蓄-投资缺口、盈利、与政府之间的资金往来、在国内外信用市场中角色等的实证分析，说明那种认为国有企业在宏观层面没有效率、增加了政府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压力、在国内市场吸取贷款太多从而挤占了私人借贷以及增加了外债负担等论断是缺乏事实依据。这些数据证伪了国有企业天生缺乏效率的论断。因此，至少从宏观层面上看，私有化不应成为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方向。

关 键 词 国有企业；混合经济国家；效率

作    者 朱安东，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自本轮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抛弃了私有化的教条，根据现实的需要，对若干大型金融机构实施了国有化。为了防止这些金融机构破产对整个金融系统的冲击，美国政府先后国有化了房利美、房贷美、美国国际集团以及花旗银行，成为了这些机构的最大股东。在欧洲，同样的事情也在不断发生，《经济学家》杂志2008年11月预言，随着英国﹑美国和欧洲国家相继大量注资银行，“到2008年底﹐政府将成为大部分发达国家金融业的最大股东，这彻底扭转了过去20年国家退出金融业的趋势。”[①]此后，鲁比尼（Roubini）等学者更是公开鼓吹国有化那些有问题的银行[②]，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拉帕韦查斯（Costas Lapavitsas）更是从经济社会更为健康的角度出发要求国有化私有银行，无论它们是否存在生存压力。[③]事实上，此前俄罗斯和若干拉丁美洲国家已经掀起了一轮国有化浪潮，而近年来许多国家在水务领域出现了再国有化的现象。

这轮国有化浪潮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私有化浪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个浪潮中，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或多或少地进行了私有化。根据一份研究报告，从1977年到1999年，在121个国家里至少有2459个国有企业被私有化了，总价值高达1.1万亿美元。[④]据估计，从2000年到2013年上半年，又有价值1.77万亿美元的国有企业被私有化。[⑤] 世界银行估计，国有企业增加值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1978年为9%，1991年就下降到了6%。[⑥]

这次的国有化浪潮无疑再次引起了人们对国有企业效率问题的关注。此前，在许多国家都流行着这样一种论断，即国有企业天生就是低效率的。由于效率低下，国有企业往往亏损严重，给各国政府财政带来了很大压力，增加了财政赤字并带领通货膨胀压力，这些问题给各国宏观经济稳定带来不利影响，从而影响了经济增长。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曾经这样评价国有企业宏观影响，“单个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在总体上定然拖累经济增长”。[⑦]近年来国内有些学者甚至宣称“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并以此为基础去论证国有企业存在双重效率损失并拖累经济增长。[⑧]

但是，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并非一个不争的事实，相反，争论仍然很激烈。在国外，斯蒂格利茨早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⑨]中就对这一论断的理由进行驳斥，张夏准等人也曾有力地论证过这一论断存在的问题。[⑩]在国内，刘国光[11]、程恩富[12]、左大培[13]和张宇[14]等人也都对这一论断进行过批评。篇幅所限，不再赘述。

同时，关于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之间的效率比较的经验研究也并未得出一致结论。虽然一篇被大量引用的文献综述认为“研究现在支持那种认为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也更能盈利的结论”[15]，但这种说法明显是不公正的，早在1994年，嘎拉尔等人曾经这样评论这些研究成果，“这方面研究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令人忍俊不禁的多种多样的结果。”[16]最近的一篇综述也明确指出现有经验研究并不能支持私有企业一定高于国有企业的论断。[17]

微观层面的研究普遍存在一个方法论上的严重问题，即无论其所有制情况如何，在不同国家、不同行业、处于自身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等不同情况下的企业自然会有不同的表现，而在研究当中几乎不可能把这些因素的影响完全排除在外，因而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可比性就往往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更进一步，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有不一样的经营目标，国有企业往往有着广泛的社会和宏观经济目的。为了实现更加广泛的目的，政府有时可能要求国有企业提供廉价的商品和服务，以支持私人部门的发展，从而影响国有企业的财务业绩。或者，政府可能通过国有企业部门来争取实现一定的就业目标，从而影响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所以，微观水平的证据不能充分、全面地反映国有企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影响。

因此，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国有企业的宏观表现。遗憾的是，这方面的研究相对来说比较少。世界银行曾经发表过一个名为《商业中的官僚：政府所有制的经济学与政治学》的报告，对国有企业的宏观效率作出了非常负面的评价[18]，但遭到了其他学者的尖锐批评，他们指出，其结论是预设的而且是基于一个狭隘的理论框架，其对数据和事实的使用是有选择性的并且是不公正的，其鼓吹的政策是不合适的。[19]在国内，刘元春曾从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后发展理论出发，提出了国有企业在宏观上有效率的论断，并运用实证数据证明了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宏观方面的效率。[20]针对这篇文章，杨天宇则从理论和实证材料方面提出了不同的意见。[21]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虽然刘瑞明和石磊认为我国国有企业天生低效的，但宗寒[22]、洪功翔[23]、张晨[24]、陈波[25]等人用各种数据证明我国国有企业效率比私有企业高或者没有显著差异。

为了研究世界各国国有企业的宏观表现，笔者收集整理了一个包括近60个国家并跨越了近40年的数据库。[26]下面，笔者将以该数据库为基础，对混合经济国家的国有企业的财务相关情况进行分析以考查其宏观表现。

需要指出的是，用财务指标衡量国有企业的效率是不公平的。虽然有些国有企业处于垄断地位或者垄断行业，但它们往往会受到政府严格的价格管制。国有企业往往面临着不利于盈利的因素。如，各国的国有企业都或多或少地承担着一些社会职能，比如说免费或者低价给当地社区提供医疗、教育、交通等服务。更重要的是，和私人企业不同，赢利并非国有企业的唯一或主要目的。除了社会职能之外，国有企业还承担着各种非赢利性的经济职能，比如说稳定宏观经济运行、提供就业保障、促进科技发展以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等等。此外，由于上述的因素，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采矿、交通通信、电力、天然气以及给排水等资本密集但利润率低的行业，这也限制了国有企业部门的利润。本文第一部分将描述国有企业在各国的行业分布以及这种分布对国有企业利润的可能影响，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将具体描述国有企业在宏观上的几个财务指标情况，最后将作简单总结。

一、   国有企业的部门分布及其对利润的影响

国有企业的部门分布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是不同的。在二战结束之后的第一个10年里，国有企业主要存在于一些自然垄断性的行业当中（如公用事业）、小规模的政府限制的消费品行业（白酒、啤酒以及烟草等）、以及基本必需品（盐、火柴等）、非公路交通（铁路和民航）等。在个别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国有企业还存在于银行业当中。[27]在随后的20多年里，国有企业扩展到了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当中。但是，即便在这个时期，各国国有企业仍然主要集中在几个行业中。

首先，我们考查国有企业的行业分布情况。表1展示了部分（发达和不发达）国家国有企业增加值占各行业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它反映了国有企业在不同行业的分布情况。很容易看到，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公用事业（电力、天然气和给排水）、采矿业、交通通信业，在制造业、建筑业以及商业及个人服务业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在农业中比重最低。

国有企业集中于公用事业（电力、天然气和给排水）、采矿业、交通通信业是有着多方面原因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私人投资者不愿意（由于其低回报率）或没有能力（由于这些行业中单个项目的投资额普遍非常大）在这些行业投资，但它们对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又是非常重要的，因而国家不得不直接承担发展这些行业的责任，其主要方式是使用国有企业。

表1 国有企业增加值在各行业的比重

注: < 5% 〇; 5%~25% ⊙; 25%~50%◐; 50%~75% £; >75% ●.

资料来源: UNIDO; World Bank (1983); Peter Short (1984). 转引自 Yair Aharoni (1986, 图 1.2)[28]

这些行业（采矿业、交通通信和公用事业）一般被认为是高度资本密集型产业。这类产业有几个特征。其一是很高的资本－劳动比率。两位法国学者研究了美国1948-2000年期间若干非金融产业的资本－劳动比率。[29]从表2中我们能够看到，在上述高度资本密集型产业中每个工人使用的资本超过了18万美元（在公用事业部门甚至超过80万美元），而在其他产业中则少于6万美元。这组数据至少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在绝大部分国家的国有企业都是资本密集型的。这可能并非如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资本密集型企业是在技术选择过程当中的决策失误，而是反映了这些部门对国有企业的内在要求。

表2 美国各非金融部门资本－劳动比率（K/L）：1948-2000

注:该表中的数据是1948－2000各年数值的几何平均值。由于存货未被包括在资本之中，贸易包含的两个产业的资本－劳动比率偏低

资料来源: Duménil and Lévy (2002, 表 1).

这些产业的第二个特征是，在整个非金融产业中，它们在固定资产总额中的比重高，而在雇员总数和净产值中的比重地。表3报告了美国1948-2000年期间若干不同产业部门在非金融产业净产值、雇员和固定资产中的比重。从该表中我们发现，在这个时期，高度资本密集型产业使用了非金融产业中56.2%的固定资产和11.2%的人员，却只贡献18.5%的净产值。这个特点在公用事业中更为明显，它使用了17.5%的固定资产却只产出了4.0%的净产值。而最为极端的是铁路运输部门，它使用了14.2%的固定资产却只贡献了1.8%的净产值。值得指出的是，在美国，这些行业都是由私人企业控制的。因而，上述的特征恐怕更多的是行业特点而不是所有制的特点。这也在相当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许多国家国有企业在总资产当中的比重总是要远高于它们在净产值（或者国内生产总值）当中的比重。

表 3 美国各产业的净产值(NP)、就业量(L)和固定资产(K)在非金融部门所占比重(1948–2000平均值)

资料来源: Duménil and Lévy (2002, 表 2).

这些行业的第三个特点是其低利润率。根据前面提及的两位法国学者对美国1952-2000年不同产业利润率的研究，美国极度资本密集型产业[30]在这个时期的税后（但在支付利息之前）利润率除了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外总是低于5%，而其余的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利润率则通常会高得多，1958-2000年期间平均达到了8.5%.[31]

诚然，并非在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时期这些产业的回报率都很低。比如说，石油和一些采矿业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利润率都很高。但是，平均而言，这些行业的平均回报率是比较低的，而且往往低于其他行业。

因此，当国有企业主要集中于这些行业时，其利润率往往不会太高。当然，如果有数据来度量在每一个产业当中的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的资本存量和利润的话，我们就能够更好地比较公私企业的利润率情况，并且能比较准确地估量国有企业的行业分布对其利润的影响了。遗憾的是，对绝大多数国家来说，这些数据都很难找到。但是，基于上述材料，我们可以合理地在定性的层面上推论出国有企业主要分布在高度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这个特点对其财务表现有着不利的影响。

二、   国有企业的宏观财务表现

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及的，国有企业的利润率会受到许多因素的不利影响，使用财务指标来衡量其效率是不恰当的和不公平的。在这部分，我们暂时不考虑这些问题，专门考查国有企业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些宏观财务指标。

（一）国有企业的储蓄与投资差额

近年来，国有企业一个为众多经济学家所诟病的问题是其储蓄与投资的差额，即其投资与可支配利润的缺口。世界银行的报告认为国有企业的这个大缺口会给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从一个简单的层面来说，用于支持亏损的国有企业的资金占用了那些本来可用于促进经济增长的社会服务――如教育和卫生――的资源。在一个多少更为复杂的层面来说，国有企业的这个缺口损害了政府财政的稳定性并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从而使得政府更难于提供一个有利于快速的、可持续增长的宏观经济环境。”[32]显然，这个推理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说财政赤字是否毫无例外地增加通货膨胀以及通货膨胀是否毫无例外地损害经济增长等等。在这里，这个论断是基于国有企业投资与可支配利润的“大缺口”。因此，这个缺口究竟有多“大”就变得非常重要。

表4报告了1978年至1996年所有数据可得的国家的国有企业在接受政府转移支付前储蓄与投资（或者叫做净资本支出）的差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国有企业的储蓄为其净运营收入与非运营收入之和。而其净运营收入是指其总的运营利润，等于其运营收入减去中间投入的成本、工资、其他生产要素的租金以及折旧等。所有的转移支付，包括收入栏的政府补贴以及支出栏的红利等均不包含在内。

表 4 国有企业在接受政府转移支付前运营利润与投资差额 (占国内生产总值%), 1978-1996

注: “加权平均”的权重为以现价美元计量的国内生产总值

资料来源: World Bank (1995) and WDI CD 1999.

从表4中我们可以看到，所有数据可得国家的国有企业部门在1978年至1996年期间的这个差额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的加权平均值只有1.1%（即便是其简单平均值，虽然要略高一点，也只有1.25%），这并非一个让人不能接受的数字，更难以把这个数值认为是一个很“大”的值。为了得到一个更为直观和完整的印象，我们把相关数据做成图，从图1当中我们看到，不同的国家和不同时期的国有企业部门的储蓄与投资的差额差异非常大。个别国家的这个差额确实非常大，比如说塞舌尔、尼泊尔和圭亚那（在图1中分别为SYC、NPL、GUY）。这三个国家在此期间储蓄与投资的差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的均值都在5%以上。而塞舌尔在1981-1990期间的均值达到15%以上，个别年份甚至接近25%。但是在同一时期，许多国家的国有企业在这方面的表现相当不错。在总共668个观测值中有三分之一为正值，意味着其储蓄超过了投资。在整个时期，玻利维亚、智利和委内瑞拉的这个比值分别平均为6.27%、6.45%和9.28%。而且，从图1和表4当中都可以看到，在此期间，总体情况在不断好转，国有企业储蓄与投资差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加权平均比重从1978-1980年的 －3.7%上升到了1991-1996年的－0.56%。这种改善主要来自于两个地区，即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和亚洲地区。前者从期初的－3.11%上升到了期末的＋2.93%。在这个地区的主要是中等收入国家，因此，我们发现中等收入国家的这个比值也上升了4.5个百分点以上。而那些主要来自非洲和亚洲的低收入国家在这方面的表现则不如其他国家，一直为负值。

图 1 国有企业在接受政府转移支付前运营利润与投资差额 (占国内生产总值%), 1978-1996

注: 图中每三个字母代表一个国家，如“VEN”代表委内瑞拉，后面各图也是如此；另，中间曲线是各国的简单平均值

资料来源: World Bank (1995) and WDI CD 1999.

但是，国有企业的投资超过其储蓄并不必然代表他们的表现差，完全有可能这只是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出于各方面的考虑，国家和国有企业决定要多投资一些而已。如果这些投资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是应该的，那这个差额也许就可以被认为是社会为了达到特定的目标而不得不承受的成本。正如肖特指出的，“国有企业的这个差额从本质上来说并非是不受欢迎的，甚至可以说，一个低水平的差额并不必然就是一个恰当的目标”[33]。另外，正如我们不能指望私有企业完全靠自己的预留利润来投资一样，我们也不能指望国有企业的投资不超过自己的利润。因此，考察造成这个差额的原因以及通过什么手段来补充这个差额就非常重要了。下面我们先来考查国有企业的运营利润的情况，以分析这个差额是否主要是由于国有企业的亏损造成的，然后我们分析国有企业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增加了政府财政赤字，以及国有企业是否从国内外的信用市场上借贷过多。

（二）国有企业的储蓄

在学界，很多人认为国有企业天生是低效率的，正是它们的低效率导致了它们的亏损，而它们的亏损是导致它们的储蓄－投资差额的主要因素。然而，各国国有企业的统计数据似乎并不支持这种论断。

表5报告了所有数据可得的国家在1978-1996年期间国有企业部门的储蓄（主要是运营利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情况。[34]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所有数据可得的国家的国有企业在此期间的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加权平均为3.88%。在把这些国家分为不同的国家组之后，我们发现没有一组国家的加权平均为负值。也就是说，国有企业部门作为一个整体都是盈利的而不是亏损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国家的国有企业部门都是盈利的。根据国家和年份的不同情况也有较大的差异。从图2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这种差异。在所有的614个观测值当中，有115个是负值，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国有企业部门在这些年份里总体是亏损的。其中最差的是圭亚那（1981-85期间，国有企业部门的亏损平均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7.36%）和多米尼加（1978-80期间，相应的指标为-3.6%）。但是，即便是在这两个国家，国有企业部门的表现也不是一直这么差。圭亚那的国有企业部门在1978-80年期间是盈利的，而且利润额很大，占到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0.87%；而多米尼加的国有企业部门在1985年之后也一直是盈利的。更进一步，我们看到，绝大多数国家在绝大多数年份里，国有企业部门都是盈利的，其中在有些国家盈利还非常多。如，委内瑞拉国有企业部门的盈利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在这整个时期平均达到了18.54%；在毛里坦利亚，这一指标在1978-1985年的平均值也达到了18.5%。虽然由于没有国有企业的总资产的数据，我们无从知道国有企业的资本回报率的情况，但是已有的数据已经完全可以说明，一般而言，那种认为国有企业总是亏损的论断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表 5 国有企业运营利润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 1978-1996

注: * 只包括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两个国家的数据

**“加权平均”的权重为以现价美元计量的国内生产总值

资料来源: World Bank (1995) and WDI CD 1999.

与其储蓄-投资差额的表现相反，低收入国家组整个期间在国有企业的盈利方面比中等收入国家要好。前者的国有企业部门盈利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整个时期的加权平均值为5.28%而后者为3.69%。这主要是由于非洲国家国有企业的盈利情况比较好。1978-1990年期间，非洲国家国企部门的利润平均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6%以上，比亚洲和拉丁美洲都要高。基于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推论，即，非洲国有企业部门的储蓄-投资差额比较大主要是由于它们国有企业的投资水平比较高。这在表6中得到了证实。表6报告了国有企业的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从中可以看到，在这三个地区中，非洲的指标是最高的，1978-1996年期间的平均值超过了7%,而其他两个地区都在4%以下。

图 2 国有企业运营利润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 1978-1996

注: 中间曲线是各国的简单平均值

资料来源: World Bank (1995) and WDI CD 1999.

虽然单个国家的国有企业部门的盈利情况可能会随着时间变化有较大变化，但是，从表5中我们发现，平均而言，每个收入组别或者地区的这个指标是相对稳定的。这意味着国有企业在储蓄­-投资缺口方面表现的好转主要是由于在后期投资的减少带来的。这也在表6当中也得到了验证。所有国家平均而言，国有企业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1980年的3.03%下降到了1991-1996年的1.69%。

表 6 国有企业的投资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 1978-1996

注: “加权平均”的权重为以现价美元计量的国内生产总值

资料来源: World Bank (1995) and WDI CD 1999.

下面我们再来考查填补国有企业的储蓄­-投资缺口的三个资金来源--即政府补贴、国内借贷和国外借贷的情况。

（三）政府转移给国有企业的金融资源净值

前已述及，许多学者认为，为了弥补国有企业的储蓄­-投资差额，政府不得不向国有企业进行各种补贴，从而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并占用了本可以用于其他社会服务的资源，从而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但是，这种说法只看到了政府资助国有企业的一方面，却忽略了国有企业向政府上交各种资金的一方面。诚然，在各国，政府都或多或少地通过各种方式在扶持国有企业。但与此同时，人们往往忽视了国有企业通常也以税收、红利以及利息等方式向政府上交了大量的资金。一个更为客观公正的做法是考察这两者的差额，即政府转移给国有企业的金融资源净值（政府提供的贷款、投资以及补贴减去国有企业上交的红利、税收以及本金利息），表7报告了1978年至1996年这个指标的情况。在该表中，如果从政府流向国有企业部门的资金超过了后者流向前者的资金，则该指标为正值，否则为负值。

表 7 政府转移给国有企业的金融资源净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1978-1996

注: 负值意味着金融资源的净流向是从国有企业到政府而不是相反。 “加权平均”的权重为以现价美元计量的国内生产总值。由于没有包括国有企业上交的税收，不符合我们在文中对于这个“净值”的定义，那些取自Nair and Fillippides (1989)的数据被剔除了

资料来源: World Bank (1995) and WDI CD 1999.

从该表中，我们可以发现，总体而言，金融资源净值是从国有企业流向政府，而不是相反。不仅整个时期的平均值如此，而且在下面的四个子时间段也是如此。所有这些国家中从国有企业流向政府的金融资源净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整个时期的加权平均值为1.05%。

当然，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时期情况也很不同。从图3中我们很容易看到这种变化。但同时我们也发现，在各年中，都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国家的国有企业向政府上交的利、税和本金利息超过了政府投入国有企业的投资、贷款和补贴。在该图中，我们很容易找出那些表现非常好的国家和表现非常差的国家。主要由于其石油公司大部分都是国有的，委内瑞拉政府不断从国有企业当中得到大量的资金，平均而言，每年国有企业部门要向政府净转移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10%的资金。另一个在这方面表现很好的国家是玻利维亚，1981年到1995年期间，平均每年国有企业部门向政府净转移的资金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7.8%。当然，也有一些国家在这方面表现比较差。如，1981-1990年期间，突尼斯政府平均每年要向其国有企业部门净转移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6.9%的资金。

图 3 政府转移给国有企业的金融资源净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1978-1996

注: 中间曲线是各国的简单平均值

资料来源: World Bank (1995) and WDI CD 1999.

从表7中可以发现，在整个时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国有企业平均每年向政府净转移的资金占到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5%。在所有的子四个时段里，这个地区资金净转移的方向都是从国有企业到政府。在亚洲，情况有所不同，平均而言，整个时期的资金净流向是从政府到国有企业，大致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5%。这可以解释主要由拉丁美洲国家组成的中等收入国家组在这方面的表现为什么要好于主要由亚洲和非洲国家组成的低收入国家组。

无论是从表7还是图3中都很容易发现情况随时间的变化。对非洲和亚洲来说，在第一个子时段，资金的净流向是从政府到国有企业，而到最后一个子时段，情况正好相反。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资金的净流向一直是从国有企业到政府，但其规模从第一个时期到最后一个时期大致翻了一番。

我们看到，已有的数据并不支持那种认为国有企业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压力的论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论断在任何国家都不适用。但是，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期，这种说法对绝大部分国家来说是不成立的。

诚然，有人可能会说，如果国有企业被私有化之后，向政府转移的资金有可能会更多。但这需要几个条件。首先，私有化后的企业必须运转得更有效率同时赢利更多。第二，这些企业必须同国有企业一样有足够大的动力上交税收。现实生活中，即便第一个条件得到了满足，第二个条件也很难成立。私营企业往往会有更多的动力去逃避税收，无论是通过合法还是非法手段。因此，我们至少可以说，私有化对政府财政赤字的长期影响是不确定的。

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国有企业的储蓄-投资缺口主要不是靠来自政府的资源补充的，而是必须要靠借贷。下面我们来考查这方面的情况，我们首先来研究国有企业在国内信贷市场中所占份额的情况。

（四）国有企业在国内信贷市场中所占的份额

既然国有企业普遍而言对政府财政作出了正面的贡献，而不是要依靠政府补贴来弥补其利润与投资的差额，他们弥补这个差额的资金只能更多地来源于国内外的信贷市场。

对国有企业的另外一个指责是他们从国内信用市场上获取了过多的资金从而挤出了私人借贷。虽然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我无法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个彻底的考查。但是已有的国有企业在国内信用市场中所占份额的数据至少能部分回答这个问题。

表8列出了这个指标在不同国家组别和不同时期的情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总体而言，国有企业在国内信用市场中的比重是非常低的，在整个时期所有国家的加权平均值仅为3.85%，即便在四个子时段中，这个指标也从未超过6%。该指标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与它们在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国内投资当中的比重相比都是非常低的。表9和表10分别汇报了后两个指标的情况。国有企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在整个时期的加权平均值为4.46%,而在投资中的比重为9%。在一些高收入国家，特别是美国，其国内生产总值非常高而国有企业在其中的比重非常低。这极大地扭曲了所有国家的加权平均值。因此，我们应该主要关注简单平均值。从这两个表中可以看到，简单平均值比加权平均值的要高得多，往往是其两倍左右。同时我们发现这三个指标几乎是在同一水平上变动，表明我们的结论在定性的层面上是合理的。也就是说，总体而言，国有企业在国内信用市场当中的比重（8.3%）要低于其在国内生产总值（10.6%）以及国内总投资（18.9%）当中的比重，并不算高。

表 8 国有企业在国内信贷总额中所占比重 (%), 1970-1996

注: “加权平均”的权重为以现价美元计量的国内生产总值

资料来源: World Bank (1995) and WDI CD 1999.

表 9 国有企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 (%), 1961-1996

注: “加权平均”的权重为以现价美元计量的国内生产总值

资料来源: World Bank (1995) and WDI CD 1999.

表 10 国有企业投资额占国内总投资的比重 (%), 1961-1996

注: “加权平均”的权重为以现价美元计量的国内生产总值

资料来源: World Bank (1995) and WDI CD 1999.

当然，正如图4所反映的，这个指标在不同国家、不同年份之间的差异很大。甚至有一些非常极端的情况，例如，1989年尼加拉瓜国有企业在国内信用市场中的比重占到了71%，在阿尔及利亚和不丹，这一指标在1991-1996年的平均值在40%左右。但是，在另一个方向上有更多的极端情况。比如说，在西班牙和毛里塔尼亚，这个指标平均只有0.1%左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图 4 国有企业在国内信贷总额中所占比重 (%), 1970-1996

注: 中间曲线是各国的简单平均值

资料来源: World Bank (1995) and WDI CD 1999.

在不同的国家组别当中，高收入国家的国有企业从其国内信用市场中借贷最少，在整个时期的简单平均值只有3.8%。非洲国家的这个指标最高，整个时期的简单平均值达到了9.8%(加权平均值为13.7%)。相应的，低收入国家的这个指标相对比较高，无论是其加权平均值还是简单平均值在整个时期以及前三个子时段都超过了10%。然而，这种情况是与国有企业在国内生产总值和投资当中的比重的情况相符的。从表8和图4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指标的总体变化趋势是从1970年到1985年一直上升，之后开始下降。

基于以上情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那种认为国有企业从国内市场借贷过多从而挤压了私人企业借贷的说法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五）国有企业在外债总额当中所占的份额

另一个针对国有企业的指责是它们从国际信贷市场借贷过多从而恶化了国家的外债水平。表11报告了1978年至1991年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在其外债总额当中的份额。在整个时期，所有数据可得的国家的这个指标加权平均值为15%。与国有企业在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内总投资当中的比重相比，这个数字并不高。在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在国内生产总值和投资总额当中的比重分别在10%和20%左右。

表 11 国有企业在外债总额中所占比重(%), 1978-1991

注： “加权平均”的权重为以现价美元计量的国内生产总值

＊：由于阿尔及利亚的这个指标非常高，非洲国家的加权平均值也非常高。

资料来源： World Bank (1995).

当然，正如在图5当中可以看到的，有些国家的国有企业在其外债当中所占的份额确实比较高。例如，我们从表11和图5中很容易发现，在这些年里，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国有企业平均占到了其外债总额的60%左右，而在阿尔及利亚，这个指标也高达50%左右。但是，在同一时期，许多国家的国有企业在其外债总额当中的份额是微不足道的。比如说，孟加拉国和布隆迪的国有企业在整个时期分别占其外债总额的0.4%和0.7%。

图 5 国有企业在外债总额中所占比重(%), 1978-1991

注: 中间曲线是各国的简单平均值

资料来源: World Bank (1995) and WDI CD 1999.

在这三个地区中，如果只看简单平均值，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国有企业在其外债当中的份额最高。相应地，中等收入国家的这个指标比低收入国家要高。其主要原因是，一般而言，拉丁美洲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更容易从国际市场上借贷。

从表11和图5当中我们还很容易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在不断好转。到1991年，所有发展中国家加权平均的这个指标只有12%，而在1978年到1980年的平均值则高达19%。这个趋势对每个的国家组别来说都是成立的。

国有企业在外债当中的份额要高于其在国内信用市场的份额是有原因的。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有政府的支持从而风险较小，外国银行往往更愿意贷款给国有企业而不是私营企业。在20世纪70年代，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向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提供了大量的贷款，以使这些国家政府的决策能力分散化。在其他国家，如印度，有些大型项目是由前社会主义国家资助的，而这些国家往往更愿意贷款给国有企业。即便如此，总体而言，国有企业在外债当中的份额的加权平均值虽然达到近15%，但仍低于国有企业在总投资中所占比重（20%）。

三、   结语

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发现，总体而言，那种认为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运行有不利影响的说法是没有得到数据支持的。相反，这些数据表明，国有企业部门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盈利的，对政府的财政平衡和经济稳定是有正面作用的。因为国有企业总体来说是盈利的，他们不需要从国内信用市场当中进行过多的借贷。与他们在国内投资作当中的份额相比，他们在外债总额当中的比重也并不算高。

总之，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即便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当中，国有企业的财务表现也并不差，普遍而言，那种认为国有企业天生就是没有效率，从而总是亏损，总是增加政府财政负担并导致通货膨胀的说法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各国的国有企业现在的情况都已经令人满意了，相反，各国国有企业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有些问题甚至非常严重。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对待这些国有企业应该怎么办？是进行私有化还是在保留其国有性质并在这个性质所规定的社会经济目标的前提下对它们进行改革？关于这个问题，私有化给许多国家带来的不利局面，特别是苏东国家私有化的悲剧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参考文献：

[1]刘国光，关于分配与所有制关系若干问题的思考，《高校理论战线》，2007.10 

[2]程恩富、鄢杰,评析“国有经济低效论”和“国有企业垄断论”,《学术研究》2012.10

[3]左大培，《不许再卖——揭穿企业“改制”的神话》,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7

[4]刘元春. 国有企业宏观效率论——理论及其验证[J]. 中国社会科学 , 2001,(05)

[5]张晨、张宇，国有企业是低效率的吗,《经济学家》，2011.2

[6]陈波、张益锋，我国国有企业高效率论——基于层次分析法(AHP)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5

[7]Holger Mühlenkamp，2013，From State to Market Revisited: More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Efficiency of Public (and Privately-owned) Enterprises Vol. 75 of FÖV discussion papers, Deutsches Forschungsinstitut für Öffentliche Verwaltung Speyer

[8]Gillis, Malcolm. 1980. The role of state enterpris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Research, Vol. 47.

[9]Duménil, G. and D. Lévy. 2002. The field of capital mobility and the gravitation of profit rates (USA 1948-2000).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34: 417–436

[10]World Bank, 1995, Bureaucrats in Business—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Government Ownership,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11]Short, R. P. 1984. The Role of Public Enterprises: An 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omparison, in Floyd, Robert H., Clive S. Gray, and R. P. Short (ed.), Public Enterprise in Mixed Economies, Some Macroeconomic Aspect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Break the Myth of Inefficiency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Evidences from Mixed Economy

Zhu Andong

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the nationalization wave during and after the 2008 international crisis, the efficiency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SOE) attracted a lot of attention. In fact, economists debated over it for quite a long time, but haven’t reached an agreement. Most of the existing studies on this issue focus on either firm or industry level.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macro level empirical studies. This paper is designed to fill the gap. Based on a database covering more than 60 countries and 20 years on SOE, it analyzes the  saving-investment deficit and operational profit of SOE, net financial flows from government to SOEs, the share of SOEs in gross domestic credit and total external debt. The data shows that though in some countries, the performance of SOEs is not good, however, in many other countries, they perform quite well. And generally speaking, it is lack to enough empirical support to conclude that SOEs are inherently inefficient and making losses, increasing fiscal deficit and inflation pressure, crowding out private borrower from the domestic credit market and caused external debt problems. Therefore, privatization should not be the major solution to the problems of SOE.

Key words: State-owned Enterprise；Mixed Economy; Efficiency

Author(s): Zhu Andong,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chool of Marxism,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