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不可能成为中国主流经济学

    新古典方法论所包含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观乃至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值得深入探究，而这对于中国自身经济学发展方向及其方法论的形成、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因此，我们从社会科学方法论角度出发，运用交叉科学方法和整体主义方法论，对新古典方法论的问题进行中国化延伸和扩展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实证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从经济学方法论形成问题的共性和特性出发，证明中国的经济研究和经济学方法论的形成与发展不能也不应以新古典为蓝本。这不仅是方法论研究的宗旨使然，也是中国发展真正具有自身特色的经济理论的任务使然。

　　一、基于交叉科学方法和整体主义方法论的新古典方法论主要问题

　　(一)方法论上的双重标准和社会达尔文主义

　　经济学方法论领域一直围绕着归纳无法产生终极真理，因而无法保证演绎的可靠性而争论不休。其实，社会科学无需某种终极真理作为社会现象、行为、关系、规律的研究基础。对此，不仅马克思主义有所阐述，而且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相对主义也不乏分析。无论是西方人类学相对主义(主要从方法论出发)还是哲学相对主义(主要从思想观出发)，无论是二者基础上产生的实证性相对主义还是规范性相对主义，无论是后现代主义的相对论还是后结构主义的相对论，都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指出社会科学及其方法论的相对主义本质(即不能把经济学作为封闭系统中的纯粹经济学来研究)。然而，新古典认为，约定主义之下的假设演绎模型，由于有了在理性主义规范下产生的经验型知识作为有条件的演绎证明的基础，所以是最为可靠的。但恰恰这里表现了新古典方法论的双重标准问题。当新古典提出有条件的演绎证明时，它在使用相对论，即有条件相对无条件，用假设假定进行条件限制，可在这种相对条件下的研究结论、构建的理论、使用的方法却被认为具有绝对性和普适性。实际上，这种简单、狭隘、纯粹、封闭、孤立、割裂的约定主义，正是通过宣称为了避免无限回归而成功地把制度主义、马克思主义、德国历史学派和其他一切不以方法论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理论都排除在外了。科学的怀疑主义是当今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属性之一。实际上，新古典者自己认为用约定主义代替归纳主义是最好的解决方法无可厚非，认为假定演绎模型(加上新古典计量方法)是一种经济学研究模式也未尝不可。但如果因此就对其他经济学流派加以否定和排斥，就使其带有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所以，约定主义看似是对归纳主义问题的一个解决，实际上是在对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进行终极裁定。

　　(二)对宏观经济研究的不合理认识

　　新古典根据约定主义，一方面把宏观经济领域看成周而复始的机械循环，或作为经济学研究(即新古典限定的微观研究)恒定、不变的前提条件，又把它处理成被动的、仅是微观领域功能、作用、关系、行为、现象和规律的结果或附属品，正如长期以来新古典把宏观经济研究看成对微观研究领域中个量的简单聚集总量研究。尽管希克斯和萨缪尔森等人后来试图把宏观研究纳入新古典微观领域，并提出了新古典综合，但总体来说，新古典实际上依然在把一个社会经济制度下的宏观理论、宏观政策、国家相关职能、政府相关功能等排除在现代经济学之外。因为既然宏观领域只是经济学的前提、结果或附属品，其研究也就没有意义了。这样，新古典实际上用约定主义方法论概括了经济学研究，用微观领域研究代替了宏观领域研究，因而对经济社会制度以及所依附的价值观和因此产生的关于经济结构、冲突、矛盾的研究、作用、差异性及其对微观领域行为、现象、关系的作用研究加以省略，或最多只是做新古典微观框架下的延伸。其原因主要在于，相对微观领域，宏观经济学与社会制度、社会结构、政治体制、价值观体系以及诸多上层建筑领域等变量密切相关。这些关系绝不是凯恩斯主义认为的仅仅限于财政的扩张或收缩，也不是货币主义认为的仅仅限于货币的扩张或收缩，更不是新古典理性预期学派所能预测的。尤其是，新古典的理性主义、最大化、最优选择以及个人主义这些支持其微观研究的假设前提在宏观研究中更难成立，即便依靠约定主义也解决不了。

　　(三)认为非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是经济学研究范畴

　　新古典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视为微观领域研究的必要条件，即把所谓自由经济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唯一对象，从而把经济学限定在恒定、不变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微观领域。这样，不仅宏观领域没有单独存在、值得研究的意义，而且一切非资本主义制度下微观经济领域的行为、现象、关系、规律也没有经济学意义了，而后者的宏观领域就更无从谈起。于是，新古典经济学也就成为唯一的经济学。而这种约定主义方法论支配下的经济学，由于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研究范畴，使其成为“一个满载价值观的经济学理论”。尽管新古典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问题上也有其独到之处，但在新古典看来，其并非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因为在新古典看来，社会主义经济根本谈不上经济规律，而且其制度已经随冷战结束而告终并被证实是失败的。如果说新古典从前对马克思主义和德国历史学派的排斥是由于方法论、意识形态、社会科学目的及定义等的争论和分歧，那么现在其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最多只是作为证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古典微观研究正确性的论据，用来说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性、科学性、先进性和优越性。不管是科尔奈的短缺理论，哈耶克的奴役之路理论，还是弗里德曼的自由理论，都是如此。尽管诺斯曾从经济学方法论角度指出，用新古典来分析、解释苏联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兴衰史是不合适的。

　　(四)坚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价值观、行为准则的普适性

　　新古典提出，只有“接受了关于‘事实’的‘真理性’约定，才能达到最好结果”。根据这一逻辑，新古典对其研究对象做出理性主义、最大化、最优选择和个人主义的前提假设，并在此价值观、行为准则基础上研究微观领域。对于新古典极端推行者来说，既然从一般方法论看，科学是在相同条件下寻求个性、特性中的普遍性，既然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而其研究又以资本主义为前提条件，把宏观领域排除在外，又把这一制度下的企业和个人定义为统一、相同的经济人，那么这些由新古典选定、认定、规定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价值观、行为准则的前提假设，当然也就名正言顺地具有科学性、普适价值和意识形态中性的属性了，并因此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函数关系具有最高限度的合理性了。这样，新古典的理性主义、最大化、最优选择和个人主义就因此成为人类的普适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博兰德指出，约定主义方法论者明显关注相互竞争的理论或模型间的选择问题，但其大多数方法论文章和争论都是关于理论选择所使用的标准问题，却没有讨论为什么要选择某一种理论。对理论选择动机不做讨论的理由是，约定问题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在这种情况下，仅有的方法论问题就是如何揭示用来证明理论选择合理性的标准。显然，新古典用逻辑一致性问题来掩盖动机和目的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偏向性问题。新古典试图要表示自己是一个不依附于任何价值观的科学而故意使价值观问题模糊化。

　　(五)认为新古典理性主义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石

　　尽管理性主义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属性之一，但其内涵具有相对性本质，其产生的基础具有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等差异性，并因此决定了其价值观基础具有差异性本质。这也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方法论上的差异之一。首先，约定主义方法论所产生的理性主义带有绝对性、普适性、无差异性，而正是在这里，新古典的理性主义与韦伯的理性主义理论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其次，理性代表抽象思维基础上的决定，这个决定必须以有选择为前提，如果只有一种选择而且不得不做这个选择，就根本不是什么理性主义选择。而在新古典的理性主义链条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的失业是一种正常、理性的市场行为和现象;企业作为经济人会理性地为利润最大化而解雇劳动力;而作为雇佣劳动力的消费者不仅接受、理解企业的理性选择，而且自己也理性地降低消费，其面临的必要生活成本也会理性地降价甚至暂时免费。不仅如此，在这个理性主义链条里，被解雇的个人还会理性地去理解经济萧条终究会过去，自己会再被理性地雇佣，而且还可以最优化地选择工作、工资等等。如此这般，一个新的理性支配下的经济发展周期又开始了，一个企业和个人在理性支配下的最大化、最优选择周期又开始了。

　　新古典在这里假设、描绘了一个美好、理性、和谐、大家庭式的甚至神话般的经济社会图案，建造了一个永动的理性经济循环。于是，经济学剩下的任务就是研究怎样由私人企业最好地配置资源、发展技术、增加投资、提高资本效益、保持一般均衡了。尽管在这个理性主义过程中，真正主动、理性地实现利益最大化、行为和决策最优选择的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企业主，解雇又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劳动力又是可以呼之则来挥之即去的实现利润最大化、降低成本的生产要素，而作为雇佣劳动者的经济人只不过是这个要素的载体，生产资料所有者(指经济结构中的整体)在利润最大化过程中不用对问题承担任何责任(甚至在危机中反而需要政府的扶持和保护)。这样，生产资料所有者从一开始就理性地购买了人类历史上利益保障最大化的社会保险、经济保险、资本保险、私有财产及其所负载的全部经济、政治、社会支配权力的保险，以及对另一大人群掌握、使用的天赋人权的双重神圣不可侵犯的保险。这就回到之前的问题：谁约定?谁接受约定?谁在理性地选择而谁又在理性地但也同时不得不接受这个选择?尽管后者对经济萧条、危机、技术代替劳动力、劳动力过剩或任何导致不均衡的问题不负任何责任，却要为不均衡本身负责。当然，新古典也不得不面对现代社会的结构和功能问题，于是认为在它所描绘的理性周期里，政府干预、工会罢工、媒体披露甚至有违其理念的教育、文化、法律等都是非理性的，都是有碍于最大化、最优选择的，都是对经济发展不利的，因而被定义为社会的非理性经济成分。

　　(六)唯计量方法才是经济学数量研究

　　新古典在其微观经济领域研究中根据目的、对象、领域、范畴创造了一套不断复杂化的计量方法。本来这只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定量分析方法体系中的一种，只是对经济研究作为手段而非目的的一个发展，只是现代社会科学中经济学微观领域研究中的一种方法，只是在条件、时空因素限制下就函数关系是否反映某种理论价值、实践意义的规律性进行探索的一种模式。本来，就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而言，其方法是根据其研究目的、对象、领域、范畴以及相应规范的需要而不断发展创新的，而对不同国家、社会、民族与不同发展阶段来说，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经济的科学，其方法的发展、形成又具有自身的特点，而且这些方法特点恰恰与其他因素相关。如，一个国家发展的历史路径、方向性质、社会制度、经济结构、意识形态、文化、宗教、教育以及因此形成的信仰、价值观体系紧密相关，与生产力水平、人口、资源、技术条件、生活或消费方式以及因此形成的经济行为特征紧密相关。但当新古典极端推行者以计量方法的运用与否判别他人研究是否是经济学数量研究，甚至当新古典计量方法被视为判断经济学研究与否的标准时，它们就与上述几大问题结合起来推出了新问题：既然经济学研究领域、对象、范畴和模式非新古典莫属，那经济学领域的数量研究方法当然也就非新古典计量莫属了。

　　当经济学研究的定量分析都是在给定制度下的计量经济学研究时，当计量经济学研究所得出的所有定量关系都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种特殊关系，而这种特殊关系又带上了科学外衣时，这就使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价值观及其支配下的个人和企业行为、现象、关系、规律绝对化、普遍化，把经济学研究新古典化，把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理论、政策及其意识形态普适化，也就把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微观经济领域中的行为、方式、结构、功能、关系当作具有普适真理的经济学理论来宣扬，再用一套数学的静态和动态的优化工具、计量工具来掩盖其市场经济特征以及价值观的意识形态特征。

　　二、中国经济学方法论建构的国家与社会特性

　　从西方社会经济科学方法论的建设与发展看，围绕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共性和特性，存在大量争论，这无疑有利于其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改进。尽管在诸多领域还有待进一步改进，但西方这种经济学方法论建设的科学理念、实践值得中国学习。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方法与目的的关系共性看，既然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方法的使用、改进和创新是根据其研究目的、对象、领域、范畴、关系、规律、现象、行为的需要而不断发展创新，具有并形成了自身的特点，那么这和木匠工艺的目的与手段发展之间的关系便没有本质区别。但如果本末倒置，把工具当作目的或以某种工具的使用与否来断定是否是木匠活，那就不再是科学了。因此，如果今天要让中国经济学者必须首先学习和研究新古典的市场经济理论，再用新古典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指导中国经济发展，那就是有问题的。而新古典是否适合中国经济，是否可以作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评价标准?答案只要看看其研究模式、特点、对象、方法是怎样形成发展起来就知道了。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角度看，一个特定国家经济制度、结构、模式和经济行为、关系、规律的研究方法、手段、范畴、对象、领域以及所产生的理论和实践指导都有其特性，是受到这个经济制度发展、演变、形成的过程、经历以及因此产生的特性制约的。因此，问题的回答既取决于这个相关性的程度，又取决于各个国家、社会的经济制度发展、演变和形成的差异性。研究显示，新古典经济学作为具有极端市场化、商业化、利润化和私有化特征的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流派，其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的中国经济学在理论上不可能完全一样。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模式、方法论以及领域、范畴、方向等方面也会有差异。

　　改革开放伊始，中国老一代留美经济学家就指出西方经济理论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强调对西方经济学只能借鉴，不能照搬。而且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已经开始从方法论角度系统地对新古典加以反思。研究表明，新古典不是纯粹的经济学，世界上也没有纯粹的经济学，没有纯粹的普适的经济学方法论。如果中国经济学研究陷入新古典陷阱，被新古典隐蔽纲领所支配，那将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封闭系统，不利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对新古典的系统批判只是中国建立自身经济学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这一批判证明，如果脱离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脱离整体主义和交叉科学方法论，如果还是持有那种“西方经济发达，经济学必然就是科学真理”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心态，中国经济学及其方法论就将误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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