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锦清：从后发国家工业化的视角看百年思潮（上）

作者：曹锦清来源：文化纵横 2015-04-01 889

　　✪曹锦清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坦率地说，我并不是很有资格谈这个题目，应该是研究经济史的人来讲工业化的问题。但这个题目具有挑战性。我把我不太成熟的思考先讲一讲，也求教于大家。

　　这个题目实在太大。“后发工业化”，谁是先发?严格地说，先发就是英国。英国是“自发”(或者“原发”)的工业化国家。其他的，比较英国，都可以说是“后发”。英国工业革命即将完成时，法、德、意、美等，要么在革命，要么面临统一的任务。只有完成这些政治任务后，它们的工业化才逐步启动。

　　如果我们笼统地把英、法、德、意、美看作第一波先发工业化国家，那么所有非西方国家，都可以说属于后发工业化国家。后发国家的工业化道路问题，可以说是嵌入到整部世界近代史的大问题。我个人没有这个能力处理这么大的问题。在这里，我主要结合中国工业化的过程，并以印度作为一个参照背景，谈一谈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几个基本特征，更为重要地是要谈一谈如何从后发国家工业化的视角来看中国的近代史与思潮。

　　一、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几个特征

　　（一）“被”而能动　　

　　中国工业化的第一个特征是“被”而能动。首先，中国是“被”工业化的。一句话，中国是被打入了近代。如果不被“打入”的话，按照多数学者的观点，中国还在自己的王朝循环史中运动。它不太可能通过内部的力量、自己一步步地完成向近代化和工业化的转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指的就是中国不能按照原有的轨道和秩序发展，被迫进行了“开放改革”。开放，是指对外开放;改革，是指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都必须适应开放的情形而进行改革。这与1978年之后主动性的“改革开放”正好是相对立的。

　　中国工业化的启动是被动的。当然，“被”，而能动，就不错。“被动”工业化启动的时间大致可以确定为1865年江南制造局在这一年创立,太平天国运动也是在这一年处于溃败。

　　洋务运动的领袖们，如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对于工业化的启动是有共识的：不买西方的产品，而是买机器，买制造产品的机器。中国“被而能动”的工业化之路是从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开始的。我们甚至也可以说，所有非西方国家的工业化，都从引进西方的技术设备起步。

　　（二）以军事工业为先导　　

　　1、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冷兵器遭遇热兵器

　　第二个特征，中国的工业化是从军事工业起步的。

　　在当时，最直观的经验就是武器不如人，战场上一败再败。洋务运动的领袖们深刻意识到冷兵器对抗热兵器的劣势(这些词是后来的词，但认识是洋务派的认识)。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差不多是面对面的战争。箭和弩虽可远距离攻击，但最多也就200米内具有杀伤力。西方洋枪火炮可远程射击，还没等你看见敌人，就已经被致于死地了。长矛大刀怎么去应对坚船利炮? 西方已经进入热兵器时代，而中国仍使用冷兵器作战;而且制造热兵器的整个技术，中国无从知晓。恐惧是从这里开始的。

　　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句话在当时的具体意义就是中国人碰到了此前未曾见过的战争形态。之前的战争，多为北方农耕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对抗。汉族人在长城内外遇到的是骑在马背上的敌人。在那之前，春秋战国的中国人是在战车上作战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始，转变为可以骑在马背上作战。这是中国文化史、军事史以及政治史上的大事。

　　到了清末，更重大的变革出现了——冷兵器遭遇到热兵器。恩格斯说过，火药的发明和炮兵的形成，是整个欧洲封建制度寿终正寝的主要原因。没有炮兵的话，欧洲封建主的城堡足以自卫;有了炮兵，摧毁城堡易如反掌。这时，中国人碰到的正是西方工业化以后的现代军事装备。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面对面的战争从此就变成了远程战争。“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具体指的就是这个内容。这是摆在中国人面前最重要、也是最紧迫的问题。正是因为问题之急迫，决定了中国不能像西方国家一样从轻工业起步，而必须从军事工业开始。

　　2、农-轻-重与重-轻-农

　　西方传统的工业化道路，第一步是轻纺工业，是从容易机械生产的轻纺织业开始。

　　在英国最先突破的就是棉花纺织业。这个突破表现在英国完成了家庭手工业到工厂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的生产过程。随着海外扩张带来的原料与市场的开拓，需要改进棉纺的方式。珍妮纺纱机应运而生，手纺变成机纺，一个人纺一支变成同时纺多支;纺纱技术提高之后，织布的技术也就需要提高。纺纱与织布率先机械化，这是工业化的第一步。而后，大约是在1763年左右，同类的机器组织在一起，工厂就建立起来。马克思把工厂制度的形成看成是工业化的开始。工厂形成之后，首要的问题是动力从何而来?英国优势在于，雨量丰沛、河流短促且数量较多，正好可以利用地势落差形成水力，为机器提供动力。因而，起初英国的工厂只能建在有落差、能产生水能的地方，由水力带动大机器。欧文的棉纺工厂就设在深山老林里。用水作动力的话，工厂就是高度分散的，不可能有城市化。因而，对机器动力的需求推动瓦特发明了蒸汽机。1780年前后，蒸汽机进入纺织厂。蒸汽机作为新动力的代表，特点是方便移动，因而，工厂就可以在港口、尤其是在水陆交通方便的地方选择厂址。此类工厂集聚，就形成了现代工业城市。

　　传统的城市一般来讲是行政中心和军事中心。比如，中国古代的“城”是行政中心，“镇”是军事中心，宋以后“城”、“镇”两词模糊起来，可以合用。“城”里有很多人消费，“市”大规模向城浸入，城、市逐渐合流。从宋代开始，破墙开店成为普遍现象——这就是《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情景。城市的消费，来源于直接的和间接的农业剩余。它通过两个渠道：或者是地主把地租带到城市里去消费，或者国家通过农业税将财富集中在城内消费。这样的城市的规模不可能太大。只有城市自身有生产力的时候，城市的规模才可能扩大。中国纯商业的城市，据我所知是在明中叶以后，尤其是白银资本进入之后。白银大规模的输入到中国，资本的流入促进了商业城市的发展。而现代城市一般是工业城市。工业城市则有工厂的集聚产业工人的集聚、、工业资本的集聚及消费的集聚等。这是现代城市。也可以说，工业化推动了城市化。

　　轻纺工业的突破确实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工厂制度随后扩展到其它生产领域，最终扩展到农业领域。其中的利弊我们先不讨论。轻纺工业在英国的第一次突破确实是人类整个经济史上的奇迹。这个奇迹在马克思的叙述中是必然的。但现在很多人研究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偶然事件。首先，手工业转化为制造业，如果完全依靠国内市场的话，一个制造业发展起来，相应的手工业就被摧毁，这就使得工业化必然依赖于广阔的海外市场。在这个意义上，说工业化即全球化，一点没错。工业化必然伴随全球化，伴随着向外寻找原材料和拓展消费市场。工业化必然依赖本国之外的更大的市场来满足本国制造业的输出需求。其次，工业化对于动力有着极高的要求。要用蒸汽动力，就要消耗木材，所以英国工业化初期的生态破坏是全面的。而英国又遇到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其煤炭埋藏浅，容易开采，煤炭资源很容易开，动力就解决了。在这些条件的综合作用下，英国的工业化从轻纺工业起步，迅速过度到制造纺织机器的重工业，很快进入钢铁时代。重工业也包含了现代军事工业的兴起，推进了海外扩张，攫取海外的原材料、拓展更大的市场。

　　像英国这样的先发工业国家，他们的顺序是农业，到轻工业，然后到重工业。但是非西方国家不是这样的。因为他们面临的是西方的殖民入侵，需要“师夷长技以制夷”。“长技”指的就是军事重工业，优先顺序是重-轻-农。从重工业开始就面临一个问题，大量的资本从哪里来?如果以轻工业为主，农民把棉花卖给企业，企业把布卖给农民，那轻工业的产品回到农村市场中去。当然，在资本介入的情况下，工业品和农产品有剪刀差，对工业有利，对农业有损。但轻纺工业还是可以通过市场在城市和农村构成一个循环的。如果跳过轻工业，直接开始重工业的话，那就只能从农村提取剩余了。

　　洋务运动一展开，就面临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中国的“一五计划”也面临这个问题。能一直从农业去汲取吗?它可持续吗?

　　(三)国家主导

　　后发国家始于重工业的现代化面临一个可否持续的问题。这直接导致了后发国家工业化的第三个特点：国家起着关键的作用。

　　1、日本与印度的经验

　　英、法等先发国家如国的工业化是市场主导的。但这也不是像自由派经济学家讲的，政府越小越好，政府也是参与经济活动的。越后发，政府的参与力度越大。比如，德、日。德、日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国家的作用就很明显。

　　比如日本。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迅速走上了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道路，很快就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日本工业化的资金，最开始也主要来源于农民，提高农民的税收，也就加重了农民负担。有人统计过，从明治维新到甲午战争这些年，日本的农民起义一共有130多次。因而，日本也不能完全依靠搜刮农民来完成工业化。所以，日本从1874年开始入侵琉球，1884年又开始进攻台湾。1895年，通过甲午战争，日本又从中国搞走了两块版图——台湾和朝鲜(朝鲜当时是中国的属国)。日本把它们当作“次国土”来经营，对台湾的开发力度就比较高。然后敲诈了2.3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一年财政收入的3倍，相当于当时日本财政收入的8倍。有了这笔白银后，日本的现代化资金到位了，大量投资军事工业。没有这两场战争，不会有日本的崛起，不会有日本的“脱亚入欧”。

　　这两次冒险战争，对中国的影响反而也是正面的。甲午战争后，中国本来应该掀起反日情绪高涨，但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的愤怒情绪过去之后，紧接着就是向日本学习：小日本是怎么把中国打败的呢?因为日本是向西方学习的。那我们要学习日本成功的经验。从1896年到1915年，尤其是戊戌变法之后的十年，中国掀起了学习日本的狂潮。

　　再看一下印度的情况。印度建国后，重要的战略部门都是国营的，国营的成分很高，国营之外的还有私营部门，在农村建立的合作部，即三种经济形式并存。1948年，《工业政策决议》将印度工业分为四大类：第一类军工、原子能、铁路，国营的。第二类，煤炭、钢铁、飞机、造船，主要是国营的。这两类产业中原有的私营部门仍然保留，与原来的私营业主妥协，但新增的一律国有第三类，国家计划管制的工业，像汽车业、拖拉机、机床、重化能源工业。三类之外，轻纺工业、小工业，可以私营，但有很严格的审批制度。当然这个布局后来也出了很多问题。农村的农业、小手工业，建议走合作化组织道路。这条路根本没有走通。这种经济形态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中期。印度也是国家主导的发展战略，也出现与中国类似的问题，难以持续、经济失调。

　　2、为什么从新民主主义跨越到社会主义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与印度有相似之处。中国原来的设想是走一段新民主主义道路，再进入社会主义。原来预期这个过程大概会有10年到15年。但为什么后来这么短，1953年就结束了?1950-1953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中国急剧的地转向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有几条原因。

　　首先是新富农起来了，农村贫富分化开始。1950-1951年党内有一个辩论，即土改后的重新分化论。共产党最怕的就是分化。在今天，在最怕分化的共产党的治下，三十年来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了最为严重的贫富分化，这也是一个奇迹;而且，中国人大体还是接受了这样的现实，虽然部分左翼非常不满。

　　第二，更重要的是，要通过集中土地集中起来，加大对农业剩余的提取，推动工业化。土改以后，把地主的七亿亩土地分给农民，同时也把附着在土地上的地租也分给了农民。农民的生活是得到了改善。所谓“改善”，就是以前以杂粮为主的、半饥饿的状态，变成了现在稍微吃饱了一点，半个月或一个月可以多吃一次白馍。这多了的“白馍”，就是一部分原来的地主地租。

　　原来地主收取地租，自己消耗一部分，另一部分就作为商品粮提供给城市。现在把地分掉，就是把地租分掉，也是把商品粮分掉了。农民的生活改善了。城里人的商品粮就锐减。当时城市需要多少粮食?大概700亿斤。当时城里粮食主要通过农业税来征收的。把土地分给农民了，农业税就是比较重一点，农民也就接受了。当时大约在12%—15%之间，虽然已经很高了，还是比普遍地交给地主的地租要低。

　　农业税当时主要征实物——粮食。全国86%的土地是种粮食的，农业的主要产出是粮食。即使是1956年粮食生产较高的水平，粮食总产量超过了3000亿斤，但是面对城市700亿斤的需求，粮食税缺口还差300亿斤。有几种方法：第一种，去农村抢。这一方式列宁采纳过，在前苏联以战时共产主义的方式实施过;这个在中国行不通。第二种是用钱买。但是当时就是以农业为主体，没有钱收购。为了保证城市的粮、油、棉等的基本供给，就只有把农民组织起来，在农业税之外，进行统购统销。统购统销是一种隐蔽地将农业剩余向城市、向工业输送的渠道。这就是要搞农业合作化的很重要的因素。

　　第三，1950年的朝鲜战争后，对军事现代化有着急迫的需求。经过这一次战争，共产党痛感没有军事工业。虽然解放东北的时候，留下了一些日本的军工产业和技术人员，但总体上还是严重不足。共产党夺取天下的武器装备基本上是在战场上争夺而来，没有建立自己的军工产业。有一首歌叫做“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句话说的不错。假如共产党的武器军事装备是自己制造的，必然要增加自己统治区的农民负担，共产党就无法在那样的土地下生存。整个昂贵的武器装备不在解放区生产，没有增加解放区的负担，再加上官兵比较一致，就是大家都过得比较清苦。这是共产党在解放区生存下去的基础性条件。而国民党的武器装备，一部分自己生产，一部分用钱买。钱哪里来?当然是搜刮来的。搜刮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直接搜刮，一种变相搜刮。抗战以后，逃到重庆，直接搜刮不到了，就只有变相搜刮。抗战中期以后，大量依赖于印钞，通货膨胀越来越大。国民党的失败原因之一，就是无力装备一个昂贵的现代化军队。

　　中国自洋务运动开始的工业化，首先迫切需要的是军事现代化的成本。现代化的第二个成本就是教育。过去读四书五经，教育成本不高;尽管这样，穷人家读书也要依靠宗族。比如清代大学问家戴震就依赖宗族的帮衬。新式教育起来以后，尤其是1905年废除科举后，建立新的学校以后，教育就昂贵了，教材很昂贵、师资很昂贵、校舍也很昂贵。中小学校舍问题不大，清朝下令把祠堂、庙宇、道观征用来做校舍。但是大学由国家组织，把学生输送到新式学校，成本就很高。这些成本落到地富阶层和工商阶层的身上，这些阶层的子女就优先进入新式学校、优先留学。所以中国的这批现代知识分子的来源与这些阶级有很大关系。这些学生毕业后由于没有足够的现代部门吸纳他们，常常大量进入军队。新军的中低级官员，大多和这些阶层有很大关系了。

　　第四个因素是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和美国直接对阵，中国要发展现代工业，得到了苏联的帮助。1954年-1958年，赫鲁晓夫执政，为了拉拢中国，苏联比较无私地帮助中国建立现代工业。张柏春等写的《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1949-1966)》一书，很详细地介绍了这段历史。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很快结束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提出“一化三改”的口号。“一化”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小农业、改造手工业。这样就废除了私有经济，建立起来全盘的公有经济。公有经济的实现两种，一个是国有经济，一个是集体经济。1953—1956年全国完成“一化三改”。到1956年，全国的分散的小农被组织进各自的合作社(高级社)里。这个变动史无前例。但其实对经济影响不大，粮食产量还是上升的，一直到1958年。1958年8月，毛泽东在山东北园乡实地考察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之后，由于毛泽东的威望，人民公社化在全国掀起狂潮掀起。

　　我们讲，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都是公有制，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叫计划经济。这时的中国工业化彻底由国家主导。在二战后独立的其他许多国家，国家主导的能力有弱有强，但也都是由国家主导来推行工业化建设，包括“亚洲四小龙”里的日本、韩国。

　　3、从“先强后富”到“先富后强”

　　国家主导，而非市场主导，是改革开放以后被批判最多的地方。然而，必须要看到，国家主导是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重工业优先也可以表现为“先强后富”的道路。中国统一建国后的工业化有两条路：如果外部国际环境和平，就走农、轻、重的道路，老百姓日子会好过一点;如果外部环境险恶，老百姓就得勒紧裤腰带，就迫使中国走上重、轻、农道路。建国后，1953年毛泽东和梁漱溟关于这个问题有过一场大争论。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一场农民的革命、一场土地革命。农民把共产党抬到北京，在北京执政，按道理应该让农民休养生息才是，但是紧迫的工业化任务，恰恰是需要把分掉的土地集中起来。土地经过公社机制，实际上就是国有化了。我们是在国有化的土地上展开新一轮的工业化与新一轮的基础建设。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速度与规模全世界独一无二。没有这么大规模这么快速度的基础设施建设，就没有那么大工业化速度全世界资本往这里也是不可能。毛在争论中所表达的观点，本质是让老百姓收紧裤腰带，先有实力反击侵略者，结束近代落后挨打的局面，然后再来解决老百姓的富裕问题。在毛看来，这叫大仁大义。

　　但毛泽东大约在1955年、1956年开始意识到重-轻-农的难以持续性。他写《论十大关系》，就是想改变原来的战略。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尤其是在哲学基础上，完成了从“革命辩证法”到“保守辩证法”的转化，回到了传统儒家的中庸辩证法。革命辩证法讲两点论、重点论和对立转化论：，重点是强弱可以转化，弱的可以变强，所以斗争是绝对的，转化是绝对的，稳定是暂时的，平衡是暂时的。这就是《矛盾论》的基础。对于一个处于被统治地位的革命党，这样讲是有道理。但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表述不是这样的。文中，毛泽东讲以重工业为主并占有绝对地位的，这是重点论;他继续讲：如果要发展重工业，那就要优先考虑农业和轻工业。显然，重点论被悄悄转移了，两者要平衡。这种辩证法，我称之为“保守辩证法”，事实上就是儒家辩证法——两点论、重点论、平衡论。平衡有保守精神，维持事物的原状而不是原事物向对立面转化，就是防止革命。但可惜的是，当时这篇文章并没有发表，代替它的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右以后，毛又回到了革命的辩证法。

　　改革开放的特点是对这个战略的激进调整。它以富裕优先、民生优先的战略改变了“先强后富”的战略，将发展重工业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民生建设为中心。不管怎么说，没有前三十年“重轻农”的积累，也就不会有后来“农轻重”的转型。

　　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始，表现为把土地分到农民手中，然后快速提高农产品价格。当时粮食的收购价格提高了50%—100%，而城市的销售价格却没有变。所以，八十年代初农村里出现了新景象，城市没有什么改变。这样，国家每年要掏出一、二百亿，等于是直接补给农民的，农民的日子当然好过些了。到了八十年代晚期到九十年代初期，随着计划生育的强化、农民负担的增加，才演变为朝野关注的“三农”问题。

　　市场经济改革后，对于前三十年由国家主导而非市场主导，批判最多。前三十年以计划经济与公有制形式完成的国家主导，确实最为极端。在批判的同时，首先要看到，前三十年要同时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实现社会主义平等，本身就有矛盾;第二，国家主导的前三十年工业化为后三十年积累了基础，这个基础包括农业基础、教育基础以及工业化的体系基础。没有前面的基础，后面的“先富后强”的转型不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