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要学会驾驭国际资本——也谈“亚投行”的时代意义和中国面临的风险与机遇

作者：张文木来源：国防参考 2015-08-05 589

亚投行及其对世界瞬间产生的巨大影响，让我们觉得有些突如其来。命运之神如此眷顾中国，以至国内有文惊喜：“亚投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欣喜之余，我们还要冷静，应该对它的利弊风险做一个战略高度上的评估。

世界权力体系正在发生转移

总体来说，亚投行的设立对中国是一次机遇，同时，这也标志着世界经济政治重心及与此相应的权力体系正在发生转移。至于转移的方向，有可能是以中国为重心的亚洲，也有可能是以英国为牵引的欧洲。

美国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的衰落步入世界霸权的行列，就在战争即将结束的1944年12月，45个国家或政府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后称世界银行）。1945年12月，参加会议的29个国家代表签署了《布雷顿森林协议》，标志着美元在国际货币中核心地位的正式确立——美元作为唯一法定货币与黄金挂钩，其他成员货币与美元保持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关系。与此同时，美国作为重要的顺差国，为基金组织提供最大份额的资金，相应地也获得了一票独大的决策权，世界建立起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涨潮之时，静漂自可登陆；退潮之际，越游离岸越远”。半个世纪后，历史大潮的涨点移至中国。

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截至 2015年4月15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确定为57个，其中域内国家37个，域外国家20个。涵盖了除美国、加拿大、日本之外的主要经济发达国家，以及亚欧区域的大部分国家，成员遍及五大洲。根据现有章程，亚投行投票权实际上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亚洲区域内国家和地区占有的75%，另一部分是区域外非亚洲国家和地区占有的25%。亚洲区域内国家和地区的投票权将通过GDP、人口等一系列指标来决定。这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根据出资占股比例决定投票权截然不同。这些原则将中国置于亚投行中的关键地位。

当年国际权力向美国转移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从林肯统一美国至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中国今天面临的形势是欧洲起来了，美国将慢慢倒下去了；美国倒下去不是受到别国的打压，而是被自己发动的一系列战争拖垮的。与美国相比，中国崛起的历史条件要顺利得多。从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到今天亚投行建立，中国几乎没有遭遇战争，更不用说一战、二战这样级别的世界大战。从未来的形势看，今天的中国正处“涨潮之时”。

随着美国的衰落，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华尔街正在将依附在美元上的资产价值向其他币种转移，有可能是由几种货币最终过渡——经过亚投行的“暗度陈仓” ——到一种货币，从政治上考虑，这个最终货币可能就是英镑。亚投行瞬间火爆，近60个国家加入，没有华尔街的参与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这个过程完成，届时国际力量重心也就完成了脱离美国的转移。至于这个重心是欧洲还是亚洲，那要看他们驾驭资本的能力。目前欧洲正在为此做准备，而中国对这突如其来的好运似乎有些措手不及，而美国则真的着急上火了。

为什么是英镑？因为英国的政治条件有利于商业资本的生长。目前英国是全球重要的经济体，在美国崛起之前一直是近代国际金融中心，拥有丰富的金融管理经验，英镑仍是全球重要的储备货币。然而，自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英国为首的欧洲衰落，导致其世界霸权被美国和美元取代,为此英国一直痛心疾首。从丘吉尔开始，英国一直在为恢复大英帝国昔日地位而默默准备。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在回忆录《旅程：我的政治生涯》的序言中这样写道：“我想改革英国，使它保留20世纪初时身披世界最强大帝国斗篷的骄傲，同时，面对21世纪的到来，不会由于那件斗篷不再合身而自觉衰落和衰退。”这就非常明确地昭示了英国的目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中号召欧洲人痛定思痛，用50年到100年的时间，推动欧洲“内部的一次大革命”，最终使欧洲得以“恢复原状”。当时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大概是20世纪50～70年代，他要用100年时间恢复英国的地位，到现在才过去50年。

英国的政治家和学者们并没有忘记二战中被罗斯福出卖的耻辱，他们一直在用捧杀的方式削弱美国，并借美国之手为欧洲收复在雅尔塔体系中失去的战略利益。这个策略很有效，进入21世纪后，美英开始角色置换，今天的英国人正在扮演当年美国人的角色——在消耗美国的同时还要利用美国与世界的冲突大发横财。

不要忘了英国人是西方世界中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为什么这么说？1950年1月26日印度建国，4月1日即承认中国的外交地位。印度过去是英国殖民地，尽管印度1947年就实现独立，但当时它在政治上仍然受制于英国，英国不首肯，它不可能有承认新中国的魄力和胆识。1954年英国跟中国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这一年朝鲜战争刚刚结束，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美国当然不高兴。此后，英国又将美国忽悠到越南、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最终导致美国在本世纪初的衰落。现在，英国根本不顾美国的感受，第一个申请加入亚投行。这是20世纪50年代英国在西方国家中第一个向新中国伸出橄榄枝并两面获利的老调重弹。美国如果没有应对能力的话，实际上就意味着美国真的衰落了。

对美国打击最深的还不是欧洲人对美国的抛弃，而是与美利坚民族曾并肩战斗反对欧洲压迫的华尔街财团对美元和美国的抛弃。美国对中东的失控意味着世界石油天然交易将脱离美元体系，在国内没有实体经济的有力支撑，军事上又无力挽回中亚败局的情况下，石油交易脱离美元体系是难以避免的，美元面临大幅缩水危局。“山雨欲来风满楼”，华尔街为了自身利益必须考虑资产转移的问题。目前欧元自身难保，不敢说华尔街会把它所有的资产全部转移到英镑上来，但英镑无疑是它最重要的选择。

那么，依附于美元的华尔街资产有没有可能向人民币转移呢？暂时性的共融是可能的，这是因为它需要保值——这是他们选择亚投行的动因。但长期“结盟” 是不可能的，因为政治上不许可。资本没有祖国，更不用说社会主义国家。华尔街资产需要它所依附的国家有足够的力量，只是为了它的资产保值；同时它又不需要这个国家过于有力，因为它还要吸吮这个国家的“血液”。

因此，一向以冷酷著称的英国政客在西方世界中率先申请加入亚投行的举动决不会是一时心血来潮，它很可能是配合依附于美元之上的华尔街资产转移所作的“暗度陈仓”式的准备。

春江水暖鸭先知。2015年4月1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年会在华盛顿召开，20国集团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也在此举行会晤。《纽约时报》发文感叹“美国的盟友都被亚投行诱惑”，称“在全球经济盛会上，美国领导地位日显衰落”。文章认为，由于美国两党长时间的内耗、奥巴马的有心无力、团结政府的机能失效、国家缺乏充足的资源在全球部署经济力量……“美国正在从国际舞台的中心撤退”，让位给新崛起的经济体。

今天的美国真的衰落了，在它面前，已经站起两大新兴力量：一个是以中国为重心的亚洲，另一个是初步整合起来的欧洲。这两大力量对世界金融资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沉痛教训：丧失国家金融监管权导致美国陷入不可逆的结构性衰落

如果说丧失对教权的管控是中世纪欧洲在破碎化中衰落的重要因素，那么丧失国家对金融的监管权，则是导致当前美国衰落的重要原因。明察其中的经验教训，对当代中国是有意义的。

1939年初，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会议上告诉资本大佬们他要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理由——实际就是告诉这些资本家美国参战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当时德国正在统一欧洲，然而欧洲的分裂才符合美国的外交利益，也符合美国军工资本家的利益——遭受德国袭击的英、法等国会向美国军工厂购买武器。因此，当时依附于美元的华尔街财团和美利坚民族的利益是一致的，都是要打倒欧洲霸权，掌控世界财富。在这样的大前提下，美国资本家很容易接受罗斯福参战的提议。

二战结束后，美国取得了全面胜利，这时又出现了谁掌握国家权力的问题。有着深痛教训的美国金融财团卯足了劲，一定要把国家权力掌握在手中。他们从自身的长项即金融入手，制造并利用危机，造成国家资金短缺形势，迫使美国政府向他们借钱。借钱可以，但条件是国家要改革金融垄断体制，理由是政府“监管不力”才造成“危机”。金融管理经验远不及老牌欧洲的美国政治家，远不是被欧洲人赶到美洲的金融家的对手。开始有些美国政治家比如林肯、麦金莱、肯尼迪等也试图通过提高国家对金融的监管能力将金融监管权力收到国家手中，但最后他们的努力均不敌美国金融集团。一次次“金融危机”迫使政府一次次借款（或曰“融资”）和放权，最终华尔街将原来由国家掌握的银行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华尔街反客为主，政府成了它最大的“银行客户”。结果，巴黎公社放弃银行监管权所造成的亡国恶果，一百年后又不幸在美国上演，美国民族资本最终成为金融资本的牺牲品。

我们知道，实体经济和银行是一对国家必须依赖的互为补充的两个支柱：银行好比是一个人的血液，实体经济是肾，有血可以强肾，有肾也可以生血。华尔街利用危机搞垮了美国国家银行后，立即向实体经济发难，利用手中的金融权力慢慢将美国的实体经济击垮。20世纪50年代，美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的比重高达 40%左右，从60年代开始，美欧开始了“去工业化”浪潮，进入80年代，生产外包成为趋势，2009年美国在全球制造业产值中的份额跌破 20%，2010年继续跌至19.4%（当年中国为19.8%）。2008年美国制造业增长率1.7%，2009年猛跌至-18.7%。2010年美国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重达70%左右，狭义上的制造业在美国GDP中所占比重由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17%强降至目前的12%左右，其中与国民生活无关而华尔街石油集团需要的军工产业还占有相当的比例。这使得美国由以往以实体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结构不自觉地滑入一个以消费为主业的寄生性的社会结构。

在尼克松上任之前，美国货币以黄金为基础，并且有实体经济的支撑。但是，以1971年12月《史密森协定》为标志，美元对黄金贬值，同时美国拒绝向外国中央银行出售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金本位制名存实亡。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宣布放弃美元金本位而将美元与国际石油挂钩，美国与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沙特阿拉伯达成一项“不可动摇”的协议，双方确定把美元作为石油的唯一定价货币，并得到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其他成员国的同意。从此，美元的强弱始终影响着国际油价的走势。作为石油的定价货币，石油成为支撑美元的价值要素。之后开始炒作石油价格，利用各种方法让世界大量使用石油，并用美元结算。比如，美国向世界宣扬近乎极端的环保主义，其核心目的是加大石油消费（实则石油美元消费），让石油替代煤炭，这样美元便与海外石油挂钩，由此必然的逻辑就是美国华尔街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从而实体经济相分离。美元不再依赖实体经济，从劳动形态上来说，美元背后的支撑也不再是民族劳动产品，与古罗马出现的情形一样，整个国民不再需要劳动，只要控制了石油生产国，就能保证美元坚挺。美国对石油控制的关键是确保石油标价和结算只能使用美元，尼克松之后的美国外交重点日益向中东集中，其目的就是用一切手段保证石油以美元结算。此后，美国国民成了华尔街控制中东的炮灰，而美国政府也不得不在华尔街设置的一次次“财政悬崖”中乖乖就范。

2013年12月3日，底特律这座曾经风光无限的汽车城正式宣告破产，同时它也宣告美国工业资本惨败并屈从于商业资本的历史的开始。自从美元脱离黄金转为石油美元后，美国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开始分离，现在更是沦为金融资本的奴仆。

但是欧元出现了，现在人民币也日益有了国际货币的趋势。有些中东国家尝试以欧元或人民币为石油结算货币，这对石油美元是一个致命性的打击。美国图穷匕见，对于那些不愿意用美元结算的国家，不惜发动战争。持续不断的对外战争透支且伤害了美国的国力，但对华尔街来说却是双重利好。军事战争既拉动了军工利润又保证了国际石油结算以美元为主，进而确保了美元的坚挺。但是随着美国战争失败，华尔街利益开始与美国买办集团的利益分道扬镳。今天华尔街资本已有了 “出走他乡”的意图，这对美国统治集团（实际是买办集团）是痛苦的，但对美国人民和美利坚民族却是有利的。

现在，奥巴马看到了美国的问题所在，宣布再工业化，要实行医疗改革，推动控枪法案，这是为国为民的思路。谁知，他话音刚落，底特律就破产了，医改、枪禁也都面临重重阻力。为什么？华尔街资本家不答应。军火商们为了保证基本的枪械市场，不惜放任国民自相残杀。天下哪有恶医希望病人速愈的事情。

美元成为国际货币后，与美国崛起之初工业产品进入欧洲导致的结果一样，第三世界的轻工业产品涌进美国，使美国工业成为多余，这不符合美利坚民族的利益却符合华尔街利益。华尔街在美国成了一个怪物：美国国家财政依赖华尔街金融，华尔街金融依赖军工和石油扩张；军工石油扩张又必须以对外战争拉动，战争胜利再反哺华尔街，进而进入美国财政。而成本越来越高的战争又进一步透支了国家财政，使政府对华尔街的依赖日益加深。如此恶性循环，致使美国发生了迄今尚不见尽头的危机，再加上完全被欧洲忽悠起来的世界老大的地位迫使美国还要扛起全世界事务，肾虚活重，美国迅速衰落。

现在打仗这活美国实在扛不住了，战争的失败使美元与国际石油的“不可动摇”的绝对挂钩关系发生动摇，这迫使华尔街必须考虑依附于美元之上的资产保值问题。美元如果持续疲软，华尔街利益就会受损，至于美国衰落，这不关华尔街的事，他们需要的只是其资产保值升值。这也就是目前亚投行吸引那么多西方国家注资的原因。可以试想，如果没有华尔街的参与和允许，这些西方资金是不会来的。资本没有祖国。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是不愿意看到西方资金注入亚投行的，因为这意味着美元的老大地位真正动摇和美国的真正衰落。美元是跟美国绑在一起的，但美元里面的价值可是跟华尔街绑在一起的。“像产业资本家会欺诈劳动者一样,商人也会欺诈资本家”，华尔街不会让自己的资产随美元这艘曾经的“泰坦尼克”双双沉没。在美国出现结构性衰落的情况下，为其资产改选其他有实力的币种是可行的方案。现在看来，欧元不行，欧元现在危机重重；德国马克较有实力，但二战前后的德国政治让这些金融大佬至今仍心有余悸。比较而言，英镑是比较好的选择。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要学会驾驭国际资本

世界在变化，唯有渴望不曾改。欧洲人正在抛弃美国——不然，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就不会在2015年2月召开的明斯克会议上抛开美国和英国直接与普京讨论并决定乌克兰前途。华尔街也在抛弃美国——不然也不会“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一个多月内有那么多的西方资本不约而同地蜂拥进入亚投行。美国的国家信用正在全世界衰落，与此相应，关于世界未来道路思考的基本面正在向社会主义方向汇聚。可以看出，亚投行并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背后不仅是大国之间的政治较量，更是世界各种力量从不同方向——或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考虑着新的选择。

但是，如果认为目前西方向中国靠近是对中国政治道路的承认，那就大错特错了。商业在英国人手中历来都是政治斗争的武器。1949年8月19日，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英国在与美国讨论中国形势时认为，“现阶段任何阻止共产党人获得中国全国政权的外部企图，不仅注定要失败，而且会使具有传统的恐外情绪的中国人聚集到他们新的统治者的旗帜之下”，对此，英国为美国提出从内部以“商业关系”和平瓦解新中国红色政权的战略。基于这样的战略，1954年 6月17日，英国与中国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对此毛泽东看得明白，1957年1月27日，他在一次会议上说：“英国资产阶级历来老奸巨滑，是最善于在适当的时候作出妥协的一个阶级。”

英国在近代世界史中建立起世界霸权，除了其工业领先外，伦敦商人从威尼斯商人那里学习到的金融管理本领更使英国霸权如虎添翼。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认识到消灭资本的前提是要先学会驾驭资本，列宁告诉苏维埃各级干部：“不要以为在国营托拉斯和合营公司中，到处都有负责的优秀党员，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有了这些党员也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因为他们不会经营，在这一点上他们还不如那些经过大工厂大商号锻炼的普通的资本主义店员”，列宁棒喝这些品质优秀却不会也不愿“言利”的官员，“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至于要消灭所有的狼（在一个合理的人类社会里理应如此），那我们就要照俄国一句精辟的俗话去做：‘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中国改革开放后，我们也认识到并基本掌握了驾驭国内资本的本领。现在国际资本主动找上门来，我们不得不学会驾驭国际资本的本领。中国治理古代世界的经验非常有效，但对于未来的世界治理，则是新手。在这方面，英国的成功经验和美国的教训都需要今天中国人认真加以研究和总结。英国比欧洲其他国家较早较成熟地学到了威尼斯商人的金融管理经验，这使它成为近代文明的引导力量，今天我们如果能够批判地学到英国治理世界,特别是其中驾驭国际资本的经验，中国必将成为建设未来新文明的重要力量。

亚投行是历史赋予中国的机遇，更是挑战。机遇是我们有了学习管理国际金融本领的机会，挑战是我们不得不接受可能产生的国际资本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产生更大的伤害。避免伤害的办法不是躲避而是向它学习并掌握战胜它的本领。

以史为鉴，可知得失。金融在历史上是一柄双刃剑，它可推动国家的崛起，也可诱使国家衰亡。20世纪初世界金融危机逼使俄罗斯人选择了社会主义；同样也是国际金融力量诱使失去金融监管能力的苏联瞬间灭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在于抵御国际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的伤害，这一点已在苏联初期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得到证明；但社会主义国家甚至资本主义国家若没有管理和驾驭金融资本的经验——这只有在列宁所说“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的过程中学习和积累——也会亡国，这一点已从苏联后期乃至今天美国衰落的教训中得到证明。《法兰西内战》是马克思为总结巴黎公社经验和教训的著作。1891年，恩格斯对巴黎公社领导人忽视金融监管造成的恶果非常痛心,他在为这部著作写的导言中说：“最令人费解的，自然是公社把法兰西银行视为神圣，而在其大门以外毕恭毕敬地伫立不前。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更有价值。”

恩格斯为一百多年前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巴黎公社总结出的这条教训，对于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而言更具警示意义。

近代以来，我们从国际金融的受害者、拒绝者、被动适应者，到现在转为积极参与者。今天我们在国际金融管理领域还是新手，与当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中的美国一样，新手刚上路就被推向“第一把交椅”，与此相应，人民币还要走向世界货币。但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这个“欲使吾居炉上耶”的第一把交椅意味着在世界事务中我们要担第一责任，如果体力不济的话，这个责任就是扛不起并要将我们压垮的高危重活。殷鉴不远，美国就是被这金融“第一把交椅”压垮的，翻车路上无先后，对此教训我们要认真汲取。

目前的世界基本矛盾仍是资本主义尤其是金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当代帝国主义已从工业托拉斯进入金融资本垄断阶段。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远没有解决。华尔街给美国政府的时间不会太多了，要想保住美元，美国（买办）政府就得留住华尔街财团；要留住这些人，先要保住他们依附在美元上的资产。在独控中东无望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唯一的出路就是再现苏联解体后释放出的浮财并由此使美元升值。从美国战略东移的指向看,他们的目标是中国。

美国的衰落对中国不仅是机遇，更多的还是挑战。未来几年将来势汹汹，从这个意义上看，它是真老虎；但本质上它色厉内荏，因为时间不在美国手里，从这个意义上看，它又是纸老虎，对付这样的美式“老虎”，不需要特别的方法，只需用春秋时曹刿论战中的方式，让其在“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中陷入“彼竭我盈”的境地。1941年7月15日、17日，毛泽东分别复电周恩来、刘少奇，提出“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的方针，而不采孤注一掷的方针”，指出：“七七宣言上已提积极进攻口号，将来可用带战略性的反攻口号”，“但八路军、新四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在今天“熬时间”仍可视为中国西太平洋斗争的基本策略。2010年天安舰事件后，希拉里就是“一鼓作气”而来，“再而衰” 而去，下一次再来，时间在我方一边，除了“三而竭”，美国反华势力不会有其他结局。

当然摆在美国面前的还有尼克松式的出路，即在华尔街离开后，美国“而今迈步从头越”，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休生养息，恢复国力。从目前情势看，美国统治阶层不敢这么做，而美国人民的力量也不足以造成有效的革命形势。从长期发展看，革命可能是目前美国得以自救而华尔街也明白的趋势。革命来临之前，他们得 “狡兔三窟”，先转移财产。

1917年苏联社会主义给世界人民提供了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当代社会主义者要像列宁那样具备为社会主义自身发展利用进而驾驭国际资本的能力，在21 世纪的今天，社会主义国家更要学会用社会主义的原则塑造进而团结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共同治理这个世界的能力。2017年，中国将给世界人民提供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经验告诉我们,世界未来还是会回到1969年毛主席的判断：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不管哪种可能，社会主义新文明取代资本主义旧文明的前途都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转折中，中国应当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