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思义：美国反华派为何在中国股市震荡时使新招？

　   美国新保守派影响的媒体虽无经济逻辑，但实质暗藏损害中国的政治目标的原因。鉴于新的地缘政治形势，经济领域将会是新保守派下个阶段攻击中国的主攻方向。

　　西方媒体受美国新保守派的影响，围绕中国近来的股市事件，竞相对中国展开密集的攻击。这些攻击不外乎两个方面：首先，中国股市暴跌证明中国经济正深陷危机，这将威胁世界经济稳定;其次，中国政府出手干预股市是错误的，应任股市自由发展。

　　显然，这些说法自相矛盾。按照他们的说法，既然“中国股市暴跌证明中国经济正深陷危机，这将威胁世界经济稳定”，那么中国政府出手稳定股市而非袖手旁观应是对的，因为这对稳定中国乃至世界经济至关重要。但这些西方媒体缺乏逻辑的说法之下，隐藏着他们的政治目标。这不过是他们根据新的地缘政治形势，配合新保守派，发动对中国的新一轮攻击而已。

　　我发表在《观察者网》的另一篇文章《彭博社、华尔街日报，黑中国经济也该讲点技术含量》，曾对中国因为其股市事件正深陷经济危机属错误说法作过分析，这里将不再赘述，因此，本文将仅会分析新保守派变换新招攻击中国的原因。

　　美国保守派开出会令中国股市问题恶化的药方 

　　首先分析西方媒体所宣称的“中国政府干预中国股市是错误做法”，这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最著名的“中国崩溃论”作者之一帕特里克·霍瓦内茨(Patrick Chovanec)，他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的撰文指出：“上周，中国摧毁了其股市……中国政府制造了股市泡沫，又在股价大跌时，无情而鲁莽地进行了干预。”

　　同样，美国前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在《金融时报》撰文强烈批评中国政府的干预行动，并呼吁：

　　• 中国政府应放弃限制IPO(首次公开募股)的权利。就公开发行股票而言，中国应该放弃依赖中央政府审批的审核制。

　　• 中国应允许外国企业不受限制地进入其资本市场，中国还需要允许最著名的金融机构和专业人士(无论国别)为中国投资者服务……合资企业不适合全球金融机构。

　　• 中国维持对资本帐户的管制是错误的，北京应该允许中国公众将更多资产用于投资外国证券产品。

　　保尔森所提的最后一条建议令人吃惊。如果中国放弃限制IPO、取消对资本帐户的管制以及允许外国企业在其金融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那么中国的股市问题必定变得更糟糕。

　　中国股市事件并非新保守派媒体近来密集攻击中国的唯一例子。此外，他们还步调一致地吹捧印度，宣称“未来的亚洲老大是印度而非中国”。

　　因此，有必要分析为何这种攻击中国的经济话题现在频频出现。鉴于这些抹黑中国的行动步调一致，任何对美国情报机构控制媒体、并在冷战中娴熟运用媒体武器有所研究的人，很容易发现这些协调活动的脉络，即，新保守派智库在这些协同活动中发挥着作用。

　　美国保守派寻找中国戈尔巴乔夫的企图失败 

　　多年来，美国新保守派屡屡以政治为中心攻击中国，它们可以概括为寻找“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的出现——美国曾借戈尔巴乔夫之手成功摧毁了苏联。俄罗斯恢复了资本主义，导致其遭受人类有史以来和平时期最大的经济灾难。苏联解体，俄罗斯人口下降，俄罗斯男性预期寿命下降6年，24年后前苏联领土再次发生战争。对美国新保守派来说，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就;对俄罗斯来说，这则是一个历史性的灾难。

　　俄罗斯发生这种地缘政治灾难的政治前提是，戈尔巴乔夫逐渐削弱了苏共。他允许苏共党内多种流派发展，放任叶利钦领导的势力恢复资本主义。苏共党纪废弛，这让叶利钦在1990年7月正式脱离苏共前就敢对抗政府政策。戈尔巴乔夫还一手促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完成《苏联经济研究报告》(A Study of the Soviet Economy )，即俄罗斯经济私有化的模板。戈尔巴乔夫开启了俄罗斯“国家自杀”之路，虽然主持葬礼的是叶利钦，但戈尔巴乔夫一手导演了俄罗斯的死亡。

　　这一经验自然增强了美国新保守派寻找“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以使中国遭受类似灾难的信心。他们无数次期盼中共领导人发挥类似戈尔巴乔夫的作用，但最后只看到他们期盼的人选被撤职。

　　正如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马特·斯基亚文扎(Matt Schiavenza)在谈到美国新保守派寻找“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时指出：“美国政治家的这种痛苦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每一次中国领导层换届。”尽管美国新保守派寻找“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的过程屡遭挫折，但他们仍心存希望：“也许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目前还不会出现，但重大的政治变革可能会在人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发生，正如戈尔巴乔夫自己发现的情况一样。”

　　美国专家们积极鉴别和扶持他们心目中的“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显然，“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是指将中国带入混乱和解体的人。正如《彭博商业周刊》2013年的报道，中国最高领导人很清楚西方正迫切寻找“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他曾明确指出：“有些势力希望‘我们也出个戈尔巴乔夫’”

　　但新保守派的这种战略在习近平提出“四个全面”后彻底破产了，很明显，“四个全面”将阻止中国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因此，“四个全面”问世不久，美国最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新保守派的重要平台——《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冗长的分析文章，气急败坏地宣布：“习近平先生截然不同于戈尔巴乔夫先生。”

　　美国新保守派再借经济议题攻击中国 

　　美国新保守派意识到“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这条道行不通后，转而调整了攻击中国的策略。俄罗斯发生决定性的政治变化的前提是经济政策摧毁了俄罗斯。但现在政治先行对付中国的道路被挡道了。因此，新保守派攻击中国的顺序要有所调整：首先破坏中国经济，然后期望社会不满情绪不断上升，进而推动决定性的政治变革，终断中国共产党对政府的统治，阻止中国实现国家复兴的道路。　　

　　对新保守派来说，这样的政策比寻找“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制造政治混乱的难度更大。它依赖于说服中国在重要问题上实施错误的政策，引发严重的经济问题，才能取得成功。尽管最极端的新保守派现在在中国南海推动中国周边国家与中国发生军事对抗，引发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但其还是在政治领域遭受了严重的挫折，这导致新保守派转而主要在经济问题上攻击中国。

　　这种攻击形式反过来会被经济现实影响。美国经济放缓已超过半个世纪。正如图1所示，去掉短期商业周期的影响，按照2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美国GDP年均增长率先从1970年的3.9%跌至1980年的3.7%，后从1990年的3.3%跌至2014年的2.4%。

　　尽管美国经济未能加速增长，但其在减缓竞争对手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说服或迫使竞争对手采纳大幅减缓经济发展速度的政策。在20世纪50、60年代，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速明显远快于美国，导致美国在GDP方面的领先优势渐失。但在20世纪70、80年代，美国说服德国和日本采纳前者所推销的高估汇率以及削减投资水平的政策后，导致两者经济大幅放缓，也让美国再次增加了对这些竞争对手的领先优势。

　　20世纪90年代，面对经济快速增长的“亚洲四小龙”，美国说服他们取消对其资本账户的控制，然后利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迫使他们大幅削减投资水平，这导致其经济大幅放缓。

　　美国削弱俄罗斯的决定性作用，首先是采用政治手段，然后才说服俄罗斯采纳《苏联经济报研究告》里的经济方案，这对其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

　　鉴于这些经验，美国新保守派确信，他们同样可用经济手段攻击中国达到他们的目的。

　　新保守派的攻击范围涵盖国外和国内。就外部而言，其目的是切断助力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因此，美国不是寻求达成包括中国在内的互惠互利的全球贸易协议，而是试图达成将中国排除在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谈判。

　　TPP谈判是新保守派直接攻击中国的一种手段，正如美国国防部长阿什·卡特(Ash Carter)承认：“你们可能不希望从国防部长嘴里听到这个，但就我们重返亚洲的角度看，通过TPP对我而言如拥有另一艘航空母舰同样重要。”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最近发布的《修正美国对华大战略》(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报告，也呼吁对中国实施更严格的控制技术出口。美国炒作印度增长速度的关键目的，是试图驱使外国企业去印度而非中国投资。

　　对中国的影响有限 

　　但美国新保守派的外部经济攻击手段，对中国的影响有限。比如，在对美国经济没有重大负面影响的情况下，美国无法引入过多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美国新保守派也无法直接控制中国国内的经济机构。将国有企业直接私有化是摧毁俄罗斯经济的决定性措施，但将中国国有企业直接私有化在中国行不通了，因为2013年11月发布的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重申：“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

　　尽管如此，美国新保守派还有其他手段。美国已通过美国智库活动在中国亲资本主义、亲新自由主义，以及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观念的人身上花费了数十亿美元，试图影响中国的大学，以及在社交媒体上传播“中国经济深陷危机”的错误说法。

　　这些错误的经济观念所到之处都带来了灾难：拉美上世纪80年代滑入“失去的十年”，非洲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陷入经济灾难，前苏联在上世纪90年代经历了有史以来和平时期最严重的经济崩溃。不过，俄罗斯“寡头”的例子说明，某些阶层可在国家陷入经济混乱和衰落时变得富有——这样的具有危害性的经济观念为反爱国力量提供了一个潜在的社会基础。

　　鉴于意识形态对立的原因，美国新保守派不太相信他们能让中国充分采纳这些错误的经济观念。但他们有两个相互关联的目标。

　　首先，他们试图说服中国采纳部分亲资本主义的政策。如果成功的话，这将削弱中国经济并会衍生一些经济问题，然后新保守派阵营会将这些问题归咎于中国政府，而非亲资本主义的政策。

　　其次，虽然中国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其在过去三十多年里的发展过程中，也遗留下许多亟待解决的客观问题。然后，美国新保守派会就这些问题提出错误的解决方案，让情况变得更糟，正如保尔森所提的应对中国股市的解决方案。

　　对新保守派来说，用经济手段攻击中国的优势与困难并存，因为经济规律是客观的——相较其他任何国家，中国也并不具备更多违背经济规律的能力。如果任何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观念被采纳，那么新保守派将会成功地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损害。但这也是新保守派要面对的最大问题，因为这种政策所带来的影响将会使中国经济陷入困难和危机。因此，这会逼迫中国政府纠正和抛弃这些错误的经济观念。此外，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宏观经济结构，也能应对这种问题。

　　雪上加霜的是，新保守派在政治领域又遭受一记重棍，因为中国围绕“四个全面”所制定的政策，堵死了新保守派试图找到“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对中国实施政治攻击的幻想。因此，美国新保守派不得不将他们的攻击手段转移至经济领域。这就是诸如保尔森们为何会提出让中国股市形势变得更糟的建议、中国政府干预股市被反对、新保守派控制的媒体步调一致地反对中国加入TPP等协议的原因。

　　这说明了为何受新保守派影响的媒体虽无经济逻辑，但实质暗藏损害中国的政治目标的原因。鉴于新的地缘政治形势，经济领域将会是新保守派下个阶段攻击中国的主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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